论清儒古音研究中考古与审音二者的相互推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论清儒论文,审音二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清代古音研究诸家中，以其主要方法之不同而论，可以分为考古派和审音派。考古派以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为代表，审音派以江永、戴震、黄侃为代表。考古派比较注重材料的归纳，“因乎古人用韵之自然，而不容以后说私意参乎其间”；[1]审音派比较侧重从今音和等韵中推求古音系统，“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为断”，“以正转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徙恃古人用韵为证。”[2]两派分歧之焦点在于如何对待入声韵的地位。两派之异同，前人论述甚多；而两派之间、两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推动——这是清代古音研究深入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却少有人论及。研究古音学史，不能不注意这一重要事实；材料的归纳与理性的推演，分别属于归纳法与演绎法，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尤其可供现代借鉴。因而有必要对考古与审音两派、两种方法的相互推动、触发作用做一番考索。
考古与审音二者之异同，焦点是对入声的性质和入声韵地位的处理，由此产生了对一些平声韵分合的不同意见；二者之相推动，亦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兹分说如下。
一、平上去入：从轻重缓急之分到阴阳入三声相配
1.0古韵阴阳入三分法，现已为多数人所赞同和遵守，并且人们也认为这是戴震和黄侃等人的主张。但是，阴阳入三分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考古派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阴阳二分法的一些主张，启发了审音派并促进了三分法理论的完善。而二派之间的分歧和相互启发推动，可以说是从讨论平上去入四声的关系或者说是平上去与入的关系开始的。从顾氏的以“轻重缓急”说四声，到江永的“入声与去声最近”，发展到戴震的“有入之入与无入之去近”，是从讨论四声开始而以解决平入相配结束的。
顾炎武根据古人用韵四声相押的材料，提出“古人四声一贯”，认为平上去入之间只是迟疾轻重的不同。他说：“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3]
从四声是迟疾轻重之异出发，生发出三个问题来：一、平上去三声孰与入声最近；二、入声配哪些平声韵；三、入声主要是声调问题还是收声问题。这三个问题是通过考古派和审音派一起辩论而获得目前所知的结论的。
1.1顾炎武从古韵文实际出发，认为入声与去声最近。他说：“凡入声之字并可转为去声，亦可转为平声、上声。”[4]从表述的层次来看，他认为入声转为去声的最合理、最多。《唐韵正》入声字中，注明转去声的最多，转平上的也不少，但在每一类离析的入声韵后都说“以上字转去声则当入某韵”，可见他在实践中认为入与去最近。
而且，顾氏已隐约指出平上去入相转的递进关系。他说：“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诎然而止，无余音矣。”又说：“上如其平，去如其上，入如其去，而又还如其平。”[3]
而且《古音表》中平上去入四声相承也体现四声之间的远近关系，如“齐荠霁屑”、“微尾未物”，后来，江永称此为“直转”。
江永说：“平上去入，声之转也，一转为上，再转为去，三转为入。”[5]这是把顾氏隐约感到的递进相转关系进一步表述清楚了。四声递进关系清楚了，那么入声与谁最近也就清楚了。他说：“入声与去声最近，《诗》多通用为韵；与上声韵者间有之，与平声韵者少，以其不谐也。韵虽通，而入声自如其本音。顾氏以入声皆转为平、为上，大谬。”[6]实际上顾氏于入转为去与转为平上，也还不是等量齐观的。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顾氏论四声相转是从歌者的抑扬高下来观察，江氏则是从语言本来的性质入手。
江永的“入声与去声最近”，到了戴震就发展为“有入之入与无入之去近”，用《广韵》韵目表示即如：
真——轸——震——质——至……
真轸震旧为有入之韵，质为“有入之入”；脂旨至旧为无入之韵，“至”是“无入之去”。这就是，入声质韵与阳声之去震韵相近，亦与阴声之去至韵近。这就牵涉到入声与平声相配问题。
1.2顾氏认为入声与平上去之间只是声音迟疾轻重的问题，以此解释古人用韵入声与阴声相押以及《广韵》中一字数读现象。短促的入声舒而为阴声，所以他以入承阴(合口韵除外)。如《古音表》“支纸寘质”、“脂旨至术”、“之止志栉”、“微尾未物”相承。又如，他说，“屋之平声为乌”，“沃之平声为夭”，“术转去而音遂”，“曷转去而音害”。[7]又如，“速”字“去声则音数”，“叔”字“去声则式诏反。”[4]
江永吸收了顾氏以入承阴的合理意见，又兼顾《切韵》以入承阳的事实，为之折中，以入兼配阴、阳二声。《切韵指掌图》已以入声兼配阴声和阳声，江永不会对此没有继承，但重要的是他是在顾氏提出以入配阴的基础上，面对《诗》韵实际和《切韵》中古今语音条理，以及《说文》谐声的情况，提出“数韵同一入”的主张。而“数韵同一入”的道理，是用平上去入相互递转来解释的。
顾炎武的四声递相转，只是单向的，即：平——上——去——入，江永称之为“直转”，所以一入只承一平。江永的四声递相转，是双向的，即平——上——去——入——去——上——平，入声是双向相转中的枢纽，即所谓“入声有转纽”。江永说，顾氏“不知入声有转纽，不必皆直转也”，“平上去入，声之转也：一转为上，再转为去，三转为入，几于穷，仅得三十四部，当三声之过半耳。穷则变，故入声多不直转；变则通，故入声又可同用……数韵同一入，犹之江汉共一流也，何嫌于二本乎?”[5]穷则变，变则通，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这就把顾氏用来解释古人用韵四声相押的“转”，提高到用来解释语音系统性的“转”。“数韵同一入”的道理，即在平上去入递转之中。
戴震综合了江永的“入声与去声最近”和“入声有转纽”的意见，发展为较完整的理论。他说：“仆审其音：有入者如气之阳，如物之雄，如衣之表；无入者如气之阴，如物之雌，如衣之里。又，平上去三声近乎气之阳、物之雄、衣之表；入声近乎气之阴、物之雌、衣之里。故有入之入与无入之去近。从此得其阴阳、雌雄、表里之相配。”[2]这是综合两个标准来安排平入相配关系及相转的次第：一个标准是陆韵的平入相配关系(即“有入者”、“无入者”之别)，一个标准是平上去与入声的关系。两个标准参互错综。得出如下的相配韵部的远近关系：
(阳声)平——上——去——入——去——上——平(阴声)
这就是“有入之入与无入之去(即阴去)近”，“从此得其阴阳……之相配”。戴氏说：“其前无入者，今皆得其入声。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也是这个道理。这种相配关系，以韵目表示即如：
真——轸——震——质——至——旨——脂
这样，就把顾炎武开始讨论的诗歌中四声相谐的问题，发展到讨论语音音质问题。以“有入”者为阳声，“无入”者为阴声，“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构成语音系统中阴阳入三声相配的模式。戴震在逝世之年(1777年)作的《声类表》，就体现了语音系统中阴阳入三声相配的模式。
1.3这个相配理论有四方面意义：一、揭示、描绘了语音的系统性。三声相配是整齐的；相配的各个韵部，古今音流转，所转之音也是相配的。(“联贯递转：蒸登转东，之咍转尤，职德转屋；东冬转江，尤幽转萧，屋烛转觉；阳唐转庚，药转锡；……”[2])这样，依相配、相邻关系，构建一个系统。二、依三声相配关系推定某些韵部的分合，“以正转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转惑之；以正转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徒恃古人用韵为证。(请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三、提出声音古今变化的一个规律：阴阳对转。戴震说：“正转之法有三：……一为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齐灰，换转泰，咍海转登等，侯转东，厚转讲，模转歌是也。”[2]四、把入声作为音质问题而不仅仅是声调问题。他说：“真以下十四韵皆收舌齿音，脂微齐皆灰亦收舌齿音，入声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鎋屑薛为一类；……”以收声分七类二十部(后作九类二十五部)，阴阳入同收声，这样，入声和它所配的阳声(及阴声)一样，是有收声的。用现在的话说，入声与阳声之异是收-p、-t、-k与收-m、-n、-
不同。这就把入声性质由声调问题深入到音质问题。
黄侃就说过：“韵有阴阳对转，异平同入，古今所同也。对转之理，发明之者，为戴氏，而孔氏遵用之。”[8]
二、平入相配：不同的意见共同推动韵部分析加密
2.0对古韵分部，从顾炎武十部、江永十三部、段玉裁十七部、戴震九类二十五部、王念孙二十一部、江有诰二十一部，到章炳麟二十三部、黄侃二十八部，基本趋势是逐渐加密。从十部到二十八部，除了入声韵的独立多出数部之外，最主要的是平声韵部愈分愈细。此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原因，王力先生指出有二：一是对《诗经》的韵例有不同的了解；二是对合韵有不同的看法。[9]但是，某处是否换韵，是否合韵，都是在已经怀疑或发现二韵之间有区别以后才会产生的疑问和讨论，如果不能怀疑或发现二韵有所不同，是不会提出是否换韵、是否合韵之类的问题的。比如，《葛覃》三章，顾炎武《诗本音》认为氏、归、私、衣、否、母为韵，以否为房以反，母为满以反，因为他认为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是一部；至段玉裁才认为否、母是换韵，因为他认为支佳、脂微齐皆灰之咍各为一部，“顾氏、江氏均未之知也”。所以，韵例的看法，实际上并不是决定古韵部分合之前的既定认识，可能往往是分部既定之后才用来证明结论的根据。古韵分部的“后出转精”，主要应是诸家相互切磋、争辩，吸收他人正确、合理因素的结果，特别是持考古与审音两种基本方法的双方相互启发、相互推动，遂磨合出精审之论。在两派的相互推动中，对入声地位即入声与平声的关系的不同意见对各方启发作用最大。
2.1入声韵部的独立，是审音派的主张和做法；但审音派把入声韵部独立，却是受了考古派的启发。
一般论及入声独立，都从戴震说起，而对江永的主张则未予应有重视。我们认为，江永是最先将入声独立的。《四声切韵表》是兼考古音系统的，其中入声兼配阴、阳，可见他认为入声既不专隶阳声，也不专隶阴声，从音理音质看它与阴、阳都有关系，却是独立的。《古
韵标准》中，平上去“三声分十三部，入声分八部”，入声既不隶阳，也不隶阴，是独立的。
而江永的入声独立是受顾炎武启发。顾炎武根据古代韵文材料，一反《广韵》以入声配阳声之旧贯，以入声配阴声(缉以下九韵仍旧；歌部无入声)，这对精于审音的江永是一个启发：根据《广韵》音系，入声应配阳声；根据上古韵例，入声应配阴声，二说不可偏废、不可偏执，“为之折衷，归于一说”，遂谓“数韵同一入”。[5]
江永说：“依韵书次第，屋至觉四部配东冬钟江，质至薛十三部配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调之声音而谐，按之等列而协，当时编韵书者其意实出于此。以此定入声，天下古今之公论，不可易也。然执是说也，则此三十四韵之外皆无入矣，胡为古人用入声韵与三声协者多出于无入声之韵?……顾宁人于是反其说，惟侵覃以下九韵之入及歌戈麻三韵之无人与旧说同，其余悉反之：旧无者有，旧有者无。此又固滞之说也……曷不即侵覃九韵思之乎?……余别为之说曰：平上去入，声之转也，一转为上，再转为去，三转为入，几于穷，仅得三十四部，当三声之过半耳；穷则变，故入声多不直转；变则通，故入声又可同用。……诸家各持一说，此有彼无、彼有此无者，皆非也，……数韵同一入，犹之江、汉共一流也，何嫌于二本乎?”[5]
江永《古韵标准》中，平上去十三部和入声八部，除去侵、覃与缉、盍四部，就是平上去十一部和入声六部，从他入声六部的划分来看，显然是要与阴声、阳声构成对立的：
阳 东(东、冬) 耕 真(真 文) 蒸 阳元
入 屋(屋、觉) 锡 质(质 物) 职 铎(铎、药)月
阴 侯(侯、幽) 支(支 脂
之)鱼
宵 歌
虽然支、脂、之没有分立来与耕、真、蒸、锡、质、职分别对应，但在《四声切韵表》中，所涉各韵的对应是整齐不乱的。
因此，应该认为，江永的入声是独立的。顾炎武《古音表》中入声主要隶阴声，立古音十部；江永《古韵标准》特立入声八部，明明白白将入声从顾炎武的阴声韵中独立出来，实际上应该是立古音二十一部。将入声独立，江永之于顾炎武，正犹后来的审音派黄侃之于考古派章炳麟。
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已将声音系统条分缕析，平入相配关系基本安排妥当，所以，后人只要平声分析加密，相应的入声韵部也就可以相应予以分析。
2.2.平声韵部愈分愈细，有一部分是考古与审音二派在平入相配问题上相互启发的结果。如，段玉裁支、脂、之三分正受启发于江永锡、质、职分立，受启发于阴阳入三声相配；江永则受启发于顾氏耕、真、蒸分立。
2.2.1从顾炎武的古韵第二部的入声中，江永独立出锡、质(质、物)、职部。江永首先是受顾炎武耕部、真部、蒸部分立的影响。顾氏以入隶阴，并且也不注意入声与阳声的关系，所以他虽然阳声以耕、真、蒸分立，却不能发现锡、质、职的区别。江永《四声切韵表》中，陌(半)麦(半)昔(半)锡(半)配庚(半)耕清青，质术栉物迄没配真谆臻文殷魂先，职德配蒸登，既然顾氏古韵已将耕、真、蒸分立，那么，江永势必将相应的入声锡、质、职分立。
2.2.2江永《四声切韵表》中，陌(半)麦(半)昔(半)锡(半)亦配支(半)佳，质术栉物迄没屑亦配脂微齐皆灰，职德亦配之咍，同时，江永古韵于入声锡、质、职分立，阳声耕、真、蒸分立，而平声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却仍沿顾氏为一部，是很可惜的。他在《古韵标准》入声第二部(质、物)[别收二十四职]“即”字下注云：“顾氏曰：‘即，后入职韵，职与质术栉转去声并是一韵。’按职韵亦支脂之共用之入声，故即字可与此部字通。”江氏是说，虽然职韵与质韵古不同部，但其相配的平上去之止志与脂旨至等韵同部，故可相通。就这一点来看，江氏的阴阳入三声相配，似乎还不能一以贯之。
但段玉裁却受江永的启发，将支、脂、之分立。顾炎武的古韵第二部，江永于平上去无异议，而于入声独立出锡部、质(质、物)部、职部；段玉裁以入附阴，相应从中独立出支(附锡)、之(附职)以及质(附于真)，剩余者为第十五部(脂)，其平声的分立与江永的入声分立相应。
段玉裁说：“职德为弟一部之入声，术物迄月没曷末黠鎋薛为弟十五部之入声，陌麦昔锡为弟十六部之入声，顾氏于三部平声既合为一，故入声亦合为一。古分用甚严，即唐初功令陌麦昔同用，锡独用，职德同用，亦未若平韵之合五支六脂七之为一矣。”[10]又说：“……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九韵，自来言古者合为一韵，及细绎之，则支佳为一韵，脂微齐皆灰为一韵，之咍为一韵，而顾氏、江氏均未之知也。又细绎其平入之分配，正二家之踳驳……”[11]可以看出，段氏从相配入声韵的区别中看出其相配平声有区别。戴震即说“……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又说：“今书内举入声论三部之分，实发昔人所未发。”[2]可见，段玉裁在证明支、脂、之三分时，其理由之一是古韵锡、质、职的分用。
段玉裁不但以入声锡、质、职之分证支、脂、之当分，还用阳声耕、真、蒸之分证其当分。戴震说：“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12]又说：“若夫五支异于六脂，犹清异于真也；七之又异于支脂，犹蒸又异于清真也……”[13]段玉裁说：“三部自唐以前分别最严，盖如真文之与庚青与侵……”[10]盖段玉裁在与戴震书中有举耕、真、蒸之别以证支、脂、之之别者。
这说明支、脂、之三分，其理有阳声、入声分而相配的阴声则分的意思——这正是审音派的方法和主张。
2.2.3戴震说：“(顾氏)其第二部虽溷淆不分，从而分之，以五质六术七栉八物九迄为脂微齐灰之入；十月十一没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鎋十六屑十七薛为皆祭泰夬废之入；二十一麦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十三锡之半为支佳之入；二十四职二十五德一屋之半为之咍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昔人淆溷不分，而入声有分，顾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声亦合之。然顾氏列真至仙为第四部，庚之半及耕清青为第八部，蒸登为第九部。苟知相配之说，昔人以入声隶于四部者非无见，则知入声当分为四；知入声可隶于彼又可隶于此，必无平上去分而入不分、入分而平上去不分，则彼分为四，此亦当分为四。”[2]这种根据平上去与入声相互关系推证古韵分部的方法和主张，是江永、段玉裁在实践中实行而戴震最后总结的。
三、分析语音条理：从审音派的侈敛之异到考古派的韵部之分
3.0江永、戴震根据音呼等列、支派脉络，对《切韵》音系条分缕析。应用到古韵分部上，他们虽然从音理上看到某些同收声的音类之间有差异，却往往归诸同部中的侈敛之异；而考古派却将此验诸古人用韵实际，确定其为不同韵部之别。
3.1江永以真以下十四韵为真、元二部，萧宵肴豪为宵、幽二部，侵以下九韵为侵、谈二部(闭口韵入声随之)，皆根据同收声中语音的侈敛之异，即所谓“口开而声大”与“口弇而声细”之异。[6]经后来戴震的具体阐释就是：“以呼等考之，真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真以下十四韵、侵以下九韵各为二……[2]这首先是分析音理对古韵分部的积极作用。
但是，审音派也往往以侈敛之异为由，没有或反对将某些有差异的音类分部。江永《四声切韵表》、戴震《声类表》，对古音支派脉络分析甚密，但二人对于真与文、侯与幽(入声屋与觉)，都没有再分。戴震甚至在与江永“商定《古韵标准》”，将真与元、侵与谈分立之后，还有一个阶段回过头去不同意这样分立。他说：“……以真至仙皆收舌齿音，侵至凡皆收唇音，其各分为二也，不过在侈敛之间，遂主陆氏‘古人韵缓’为断。”后来才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后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数过多，推之等韵，他部皆止于四等，此独得四等者二，故增安、霭、遏及醃、
五部。至若殷、乙及讴，更析之则呼等不全。”[2]语音条理既已分析，审音则从音理出发认为“音之侈敛有无庸苛求者”，考古则却可以参诸先秦韵文以定分合。
3.2段玉裁真、文之分，侯、幽之分，当有受启发于江永的《古韵标准》与《四声切韵表》的成分。
3.2.1段玉裁分立真、文，我们只见他说“读《诗经韵表》而后见古韵分部之严”的话，无从发现他形成这个结论的思想过程。但他的真部一改其他各部以入隶阴的做法(闭口韵除外)，以质配真(第十二部)，这是从戴震开始许多人大不理解的。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寻到段氏当时真文分立的一些思路。
他说：“五质七栉十六屑，法言以配真臻先韵，与《毛诗》古韵合。”[14]但我们读他的《诗经韵分十七部表》，其中第十二部平声真韵与入声质分用画然。可见以质隶真，并非考古的结果。
江永《四声切韵表》中，质韵所配阳声为真韵；江氏又分先韵之一支(开口、合口)与质韵相配，注曰“此韵古通真轸震”。段氏平入相配与此大体相合，而且也认为“真者音之正也，先者音之变也”，[15]与江永分析先韵合。此其一。真谆文欣四韵，江永分析三等开口者二、合口者三，同呼而同等的韵类出现对立，而且江氏又认为先韵的“坚牵颠田年”等字古通真(而非通真文欣)，无形中也显示了真与文的对立。此其二。综此二者观察，段氏的真文分立有可能从这里得到启发。江永已将质(质、物)独立，相应的阳声韵是真(真、文)；段氏将真、文分立，则质、物相应当分。将物隶脂(十五部)，质势不得隶脂，就只有隶真了。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对段氏的以质隶真的这种反常做法，就可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3.2.2段玉裁侯、幽分立，却以屋觉专为幽之入(既谓“弟四部与弟三部同入”，又谓“一屋二沃三烛四觉……为尤幽之入声”，实际上是侯部无入声)，应当也是受了江永的影响。
段氏说：“顾氏误合侯于鱼为一部，江氏又误合侯于尤为一部，皆考之未精。……侯古音近尤而别于尤；近尤故入音同尤，别于尤故合诸尤者亦非也。”[16]按《四声切韵表》萧韵别出一类其入声配以屋锡者，江氏注曰：“此类古同尤有宥韵中之通侯厚候者。”(尤韵有一类古通之部。)不直接说通侯者，而非要说通尤韵之通侯者，当是认为此类与尤更近，亦即古音尤、侯有别(萧四等、尤三等，而侯一等，所谓“侈敛之间”)。段氏的“侯古音近尤而别于尤”，当与此有关。
段氏说：“……弟三部之字多转入于萧宵肴豪韵中，弟四部之字多转入于虞韵中。”[16]按《四声切韵表》豪晧号沃分出一类“古通侯厚候”，虞麌遇烛分出一类“古通侯厚候尤有宥”，就其所指韵类，段氏说与此同。又，《四声切韵表》尤侯幽三韵及萧豪二韵古通尤侯者中，开口一等、开口四等各具二类，亦构成对立；但与之相配的入声并不构成对立，且以屋之一等隶侯，屋之三等隶尤，这就容易成为尤与侯分而入声屋不分的理由。
屋与侯都是一等，而尤是三等，为什么屋不隶侯而隶尤呢?段玉裁说：“尤侯者音之正也，屋者音之变也。”自注：“入声沃烛为正音，屋韵过侈为音变。”[15]段氏说十七部音变，皆逐部论说(如“之者音之正也，咍者音之变也”)，只有尤与侯合在一起；其它各部的正音与变音，都举平声，独尤、侯音变举入声(即屋)。他认为“古音多敛，今音多侈”，[15]既然尤(三等)、侯(一等)为正音(侯为正音之说虽与“古音多敛”意见矛盾，但他的侯部只与陆韵侯韵对应，本无敛音)，屋(一、三等)为音变，那么屋古音当敛，应是三等，当配尤了。江永别出豪晧号沃一类古通侯厚候者中，平声古为尤部字，入声古为觉部字，尤、觉平入相配；段氏认为“入声沃为正音”，正可以配尤(第三部)。
顾炎武(古音表)以屋承鱼，江永《古韵标准》以侯幽不分故屋觉不分，段玉裁《诗经韵分十七部表》第三部入声中屋与觉分用画然，但段玉裁仍未能分析，可见仅从先秦韵文中客观归纳而没有音理先作假设目标，也是不易精密的。
3.3戴震对段玉裁真、文分为二部而相应的阴声、入声不分，侯、尤分而屋、觉不分，甚至与其他平入分配迥异的以质承真的做法都提出了批评。
先看戴震关于收“舌齿音”韵部分合的意见。他说：“昔人以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鎋薛隶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今独质栉屑仍其旧，余以隶脂微齐皆灰，而谓谆文至山仙同入，是谆文至山仙与脂微齐皆灰相配，亦得矣；特彼分二部，此仅一部，分合未当。”又说：“今又分真以下为三，分尤幽与侯为二，而脂微齐皆灰不分为三，东冬钟不分为二，谆文至山仙虽分而同入不分，尤幽侯虽分而同入不分。”按照他分析的语音条理和平入相配的方法，他为段玉裁分部设想了平入相配方案：“六术韵字不足配脂，合质栉与术始足相配，其平声亦合真臻谆始足相配。屑，配齐者也，其平声则先、齐相配。今不能别出六脂韵字配真臻、质栉者合齐，配先、屑为一部；且别出脂韵字配谆、术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没为一部；废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配删、黠，夬配山、鎋，祭配仙、薛为一部；……”[2]其分部及各部阴入阳相配关系如下：
第十五部
齐(脂部) 
微灰(微部) 废 泰皆 夬 祭(祭部)
质 栉 屑(质部) 术
物 迄 没(物部) 月 曷 末 黠 鎋 薛(月部)
真 臻 先(真部) 谆
文 殷 魂痕 (文部) 元 寒 桓 删 山 仙(元部)
第十二部 第十三部第十四部
五部分为脂、微、物、祭、月五部，第十二部分为真、质二部。脂、质、真相配，微、物、文相配，祭、元、月相配。
再来看他批评段玉裁的“分尤幽与侯为二，而……东冬钟不分为二……尤幽侯虽分而同入不分”，按照他的《声类表》，若尤幽与侯分为二，当形成如下分配关系：
阳 
钟 江(东部) 冬 (冬部)
入 
烛 觉(屋部) 沃 (觉部)
阴
侯尤幽 虞 虞(侯部)
豪 (幽部)
(少量东韵三等字及相应的屋韵、尤韵字也归冬部；幽、觉二部亦含有后人归入宵沃部的字，此处从略)
东、冬分立，屋、觉分立，侯、幽分立；东、屋、侯相配，冬、觉、幽相配。
可见，脂与微、质与物、真与文以及东与冬、屋与觉、侯与幽各类的区别，戴震是辨析清楚的，只不过他认为各类的差别就跟今音同摄中四等各类侈敛洪细之别一样，没有跨越“声之大限”，遂主“古人韵缓”之说不予分立。但他的这种分析相配对别人却无疑有启发。
段玉裁晚年《答江晋三论韵》中，表示接受江有诰关于侯部有入声的意见。但我们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到，屋承侯而不承幽，戴震已经认识到了。
3.4王念孙优于段玉裁之处在于，独立出去入声韵至部和祭部，以及侯部有入声。王氏不主张阴阳入三分，却多用平入相配之理证明古韵分合。如，他根据《切韵》平入相配关系，认为文、元分立则物、月亦当分；用物月隶阴声之是论以质隶真之非；以《切韵》祭泰枲废无平上而论其当与月曷末黠涘薛同部。《与李方伯论韵书》说：“《切韵》以质承真，以术承谆，以月承元，《音均表》以术、月二部为脂部之入声，则谆、元二部无入声矣；而又以质为真之入声，是自乱其例也。”又说：“《切韵》平声自十二齐至十五鼒 (按当作“十六鼒”)凡五部，上声亦然；若去声，则自十二霁至二十废共有九部，较平上多祭泰枲废四部，此非无所据而为之也。考三百篇及群经、《楚辞》，此四部之字，皆与入声之月曷末黠涘薛同用，而不与至未霁怪队及入声之术物迄没同用，且此四部有去入而无平上。”王念孙对段玉裁的上述批评，其中运用了参照《切韵》平上去入相配关系以定古韵分合的办法，跟戴震对段玉裁在这方面的批评是一种思路。同时，他独立至部、祭部，显然也与这种思路有关系。
结语
清代古音研究中，考古与审音两种方法、两派学者的相互推动作用，除上述内容之外，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关于古韵部次第排列等，都还可探讨。
考古派，除了主要持归纳的方法，同时也运用审音的方法；反之，审音派亦然。所以，考古与审音二者之相推动，既有两派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同一学者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而得出结果。此前，人们研究古音学史，多看到考古与审音二者的对立，而较少注意二者的相互推动作用，上面的论述说明，我们应该全面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
这同时也给我们启示，在某一研究领域，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学派，各有其长，但各自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好所在领域的问题。多种方法的运用、不同学派的辩驳讨论，才能使学术发展更快，并接近真理。而不同方法、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借鉴、吸纳对方的长处，往往是在相互讨论辩驳的过程中完成的。古音研究中考古与审音二者的关系，可以纳入归纳与演绎二者的关系(所谓“汉宋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盖亦可纳于此)，辩证地看待归纳与演绎的关系，兼综二者之长，特别是在传统研究多崇尚归纳的情况下，更多地重视演绎法，应该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