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是党史学者的光荣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三十年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光荣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以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这个决策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决策。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里，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决策。苏联共产党的决策是：1979年出兵阿富汗，实施与美国争霸的全球战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是：从1979年1月1日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两个决策的结果是：苏联由阿富汗战争失败而进入快速的衰退期，最终解体，以致影响到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更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使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后徘徊的困境，进入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以较快的速度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四，各方面成就举世瞩目。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也是最有情的。无情，就是它所告诉我们的事实是不容改变的；有情，就是历史总会对人类的决策给以回报，给人带来幸福或灾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带来的是一个大国的崛起。所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决策。
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对这30年作一个很好的总结。这个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尤其是中共党史学者的光荣使命。要深入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需要注意把握以下四个问题。
一、要有一个宏观的、客观的历史评价尺度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这30年，是个大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度中进行的，是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又是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生剧烈变动的环境下推进的。这样的空间、这样的时间，势必会给改革开放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这30年间，有成就，也有问题；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于是就发生了怎样评判改革开放30年的问题。在研究改革开放30年历史时，第一个需要注意把握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毫无疑问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括把这30年实践与更广大的实践联系起来作比较。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改革开放这30年放到“两个100年”、“两个30年”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
什么是“两个100年”？研究党史的同志都熟悉：一个是1840年至1949年这100多年；一个是1949年至2050年这100年。为什么要放到这“两个100年”中去考察呢？这不是主观的设想，而是应该进行这样的考察。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历史向我们这个民族、向我们民族的所有人，包括所有的阶级、所有的政党及其领袖们，提出了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要救亡，一要发展。这不是任何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历史向我们这个民族，向我们民族的所有人、所有阶级、所有的政党及其领袖们，出的两道大考题。谁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谁就有资格在这个国度里担当起领导责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代表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来解答“救亡”与“发展”这两大考题，结果没有成功。农民领袖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发动金田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最终也没有成功。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试图通过政治体制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来解决中国的“救亡”与“发展”问题，百日维新，100天就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有关救亡的问题、发展的问题，虽然他有很深刻的思考，有大战略、有大思考，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不彻底性，仍然不能实现理想。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担负起这个使命。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找到了救亡的革命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从而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性课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它获得的优秀成绩，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领导核心的。这就是第一个“100年”。这个“100年”为我们发展中国，解决第二个历史性课题，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所以，这“100年”和今天的改革开放是有联系的，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条件和基础。
究竟怎样解决第二个历史性课题，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强烈意识到要发展中国，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他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如果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将会被开除球籍！这样的话，还不振聋发聩吗？这样的话，还不能激励我们为工业化、现代化奋斗吗？毫无疑问，这是最集中体现民族忧患意识的一句话。可惜后来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犯了错误。但这一段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说过，民主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才找到中国革命的规律。搞社会主义，搞建设，原来我们希望少走些弯路，但事实还是走了弯路，当然这个弯路对后面走正路来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气馁、而灰心。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教训中站起来了，这就是1978年后发生的事情。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我非常赞成把它作为标志，因为1978年的事情有很多，3月的科学大会、4月的教育工作会议、5月的真理标准讨论、10月的工会九大、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但这一连串的变动，是以12月的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也正由于这一连串的变动、一连串的大事件和与之联系的决策，才有三中全会，才有这个历史的转变。这个转变以后，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同时以新的实践为基础进行新的探索，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我们走出这条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探索和开辟这条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华民族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没有100年时间不行。当然，这个目标预计实现的时间有过调整，原来计划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邓小平仔细研究后感到，20世纪末我们充其量只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要实现像世界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要到2050年才能实现，而且中间不能出问题。
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提出的课题，要经过“两个100年”，到2050年才能完成。放到“两个100年”的背景下来看这30年，我们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改变我们民族悲惨命运，推动我们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一员，让我们民族不仅能够抬起头来、而且能够大踏步走进世界与各大民族齐头并进的一个壮举。这样，我们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好理解了，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因为在改革发展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走回头路、走错路，从而错失机会，那么，我们民族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可能不是“两个100年”，而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将是民族的不幸。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尤其要清醒，我们选对的道路不能改变；我们作出的正确决策要坚持下去。对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问题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起来破解，千万不要改变我们的方向和道路。我们这个民族走到今天不容易。一个民族如果错过一个机会，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补偿。如果今天我们错过发展机会，子孙后代会怎么说？子孙后代会说，本来好好发展，后来改变方向，使我们又吃很多亏。所以，在思考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历史时，如果把这30年放到“两个100年”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头脑可以清醒些。
与之相联系，还要放到“两个30年”中去考察。为什么要讲“两个30年”呢？因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明确了，尤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个题目。但是，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好不容易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走上正确道路。我们是要走回去呢，还是要走偏呢？恐怕都不行！正如龚育之所说：走回去是死路，走偏是邪路，死路、邪路都走不通！我们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才是正路，才有活路。所以，在研究改革开放30年历史时，首先要有一个宏观的、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尺度，那就是把这30年放到“两个100年”、“两个30年”背景下去考察、去评价。
二、要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演进的历史阶段
上面阐述要把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放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那是研究它的由来。现在要深入研究这3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因此要有一个阶段划分的尺度。史学界对此是很重视的。怎么划分这30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大体有四种划分法：
第一种是把改革开放30年分为四大段：1978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为一段；1982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一段；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一段；2002年以来为一段。
第二种也是分为四大段：1978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为一段；1982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一段；1992年到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为一段；2000年以来为一段。
第三种是分成三大段：1978年到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为一段；1989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一段；2002年到现在为一段。
第四种划分法比较少见，也是分三段：1978年到199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一段；1990年到2000年总体达到小康为一段；2000年到现在为一段。
这四种划分法，各自都有依据。第一、第二种划分法综合考虑了改革、发展，包括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无非是第三段是以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还是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下限的标志不同而已。第三种划分法，主要着眼于理论创新和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第四种划分法是以发展为主线，即以三步走战略为主线。
关于怎样为这30年分期，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有一条必须明确，即以什么为阶段划分的尺度。研究历史总是要划分阶段的，划分的尺度不一样，阶段的划分就不一样。不能都笼统地讲，否则好多问题就说不清楚。
另一个问题，是需要在我们党史界研究的。即我们有些划分、阶段性的表述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这种共识，对我们历史研究来说，又带来一些问题。例如，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这是我们现在通用的说法。1992年进入新阶段是历史形成的，但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叫新阶段，现阶段也叫新阶段，以后还有新阶段，究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开始的阶段应叫做什么阶段，这个题目需要研究。改革开放这30年，客观上讲是有一个逐步深化、逐步推进的过程。
总之，阶段的划分，一要明确以什么为尺度来划分，二要思考这个阶段的特点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
三、要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
中共十七大对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即胡锦涛总书记概括的“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开始，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结束，全面反映了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以来的情况和经验。对这“十个结合”，理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2008年年初在新进中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对这“十个结合”的展开论述，得到了党内外绝大多数同志的高度评价，认为总结得好，不仅准确，而且全面，避免了这样那样的片面性。所以，研究改革开放历史、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所作的这个概括。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再作一些思考。这“十个结合”，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或者说一条红线，即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回顾过去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确实得益于30年前我们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实得益于30年前我们党从工作重点转移开始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个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因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政治路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动摇的原则。所以，贯穿于改革开放30年，并指导这30年破浪前进的，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简而言之，这样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要求我们的就是“两个解放”：一个是解放思想，一个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把改革开放30年中积累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30年间，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每走出一步，都会遇到一系列障碍。这个障碍直接表现的是体制上的障碍，体制背后的是利益上的障碍，进一步反映出来的，是反映这样利益或那样利益的不同思想观点的干扰。有“左”的有右的，主要是“左”，同时也有右。所以，改革开放每推进一步，都需要甚至迫使我们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排除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不解放思想，就不能破除由种种利益羁绊而形成的障碍；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推进制度创新，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我们都知道，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决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矛盾的。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矛盾的解决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实践，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新情况，得出了新结论，使主观符合客观，认识符合实践，那就不需要解放思想。最简单的例子，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亲口吃一吃。梨子是甜的还是酸的，我不知道，吃一吃就清楚了，并不需要解放思想。另一种情况是，客观事物发生了深刻变动，但一些过时的知识、过时的观念还存在，面对新情况固执己见或者故步自封，即思想僵化了。这个时候，认识与实践就处于对抗状态，那就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在认识与实践对立中、非常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革命性的步骤。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是有联系的，但不等于什么时候都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发生如此大的社会变动，每一个步骤，都要冲破体制、利益和维护这些利益的观念的束缚，不解放思想，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们有一个判断：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或者说得完整一点，解放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这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就要破除一系列体制的障碍、利益的束缚和观念的干扰，这就需要解放思想。与之相联系，解放思想必须体现在并落实到解放生产力上来。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方向、目标偏离了，中华民族就要遭遇挫折。我们的老祖宗错过了机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如果我们也错过机会，我们的子孙也要骂我们的。所以，要非常清醒，解放思想必须落实到并体现在解放生产力上。当年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讲过，从现在开始，我们扭着一股劲儿，横下一条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当时，还有一句话，他说，我要用两吨棉花把我的耳朵塞起来，不听别的话。他就认定一条，中国要发展，中国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于中国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堆大道理，但是这道理那道理，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就取决于此。所以，把握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
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又简明扼要，能让人明白、管用。邓小平带领我们这个国家从“文化大革命”后的徘徊中走出来，走上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始终把握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途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30年前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本来是个哲学问题，这个哲学问题从古希腊、古罗马就有争论，中国先哲、诸子百家也各抒己见。邓小平一介入这个问题，马上敏锐地指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当年有些人还想把这个问题往学术方向引，提出实践是标准，还是实践是基础？邓小平认为要害是思想路线，是政治原则。所以他参与真理标准讨论，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或者说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不是我们第一次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的全部意义呢，或者说是不是邓小平的全部目的呢？显然不是，他要恢复或重新确立这条思想路线，是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解决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个考试题。如果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同时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中国是没希望的；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而否定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中国也是要陷入混乱的。因此，这是个需要高智商的人才能破解的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解了这道题。破解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来区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非常高明的，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这就解决了真高举假高举的问题，解决了所谓“非毛化”问题。那么，这是不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全部目的呢？不是。邓小平之所以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他的最终目的、根本目的，是要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现代化。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追求，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出现意识形态争论，包括理论问题争论、历史问题争论时，他都采取一个态度：宜粗不宜细。引导大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对这个问题，史学研究者总是不理解，研究历史怎么能宜粗不宜细呢？是的，研究历史当然不能宜粗不宜细。但是，如果当时注意力集中到把细节都搞清楚，那么工作重点就转不过来，民族振兴的大业就要被耽误掉了。邓小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过来搞现代化建设，所以，理论问题、历史问题，他很从容地等到重点转移过来以后再去解决，而不是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再去转移。从对问题处理的轻重缓急的把握上可以看出，他领导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完成历史赋予这个民族的使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大考虑。如果邓小平也像有些人那样，拘泥于毛泽东的错误到底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倒三七、倒四六？“文化大革命”究竟错在哪里？争论到现在都不一定能弄清楚。他是快刀斩乱麻，重点转过来以后，再组织专家研究“文化大革命”，搞历史问题决议。而且，他很担心这种大规模的思想解放、历史性的大转折，会引起社会的分裂，所以他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团结一致向前看。
改革开放30年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家公认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确实是思想大解放，直接的是解决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但是，邓小平不是为市场而市场，他关注的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说，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讲，发展机遇不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就不得了了。南方谈话前，他还说过一句话，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我们过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都成问题。过去我们在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比较时，说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工业革命，是老马，我们社会主义是新生的，是小马驹，所以，小马驹不如老马，情有可原，但小马驹更有前途。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邓小平说，现在你看看周边那些地区，亚洲四小龙，有的当年都不如我们的，现在上来了，即“比下都成问题了”。好多人就因此而信念动摇了。而邓小平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务实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这不是我们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他领导解放思想，始终有一个根本的着眼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且解放思想必须体现在并落实到解放生产力上。当然，在这中间，我们对解放生产力，要有正确的解读。在很多人心目中，解放生产力，就是指增加物质财富。如果这样理解解放生产力，那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其中劳动资料、劳动工具是生产力的尺度，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劳动者这一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不是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是见物又见人，而以人为最重要因素的。解放生产力，就是把生产力中诸多要素解放出来，把土地、资本、技术、设备等物质因素解放出来，同时把人的因素解放出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把土地解放出来了，二是把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解放出来了。物的因素、人的因素解放出来了，才有生产力大发展。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也在于它把土地、资本、技术、设备等物质因素解放了出来，同时把具有创业能力的经营者、管理者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等人的因素解放出来了。因此，解放生产力不是仅指物的解放，而且也指人的解放。有些人说：你讲的生产力解放和人的解放，和我讲的人的解放是两回事。生产中的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我们讲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这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但他们在生产关系中不是主人翁。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就是，把劳动者这一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的主体解放出来，成为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讲的解放生产力，是要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解放，使生产力的人更具有创造性、积极性。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研究，到最后就是强调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求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过程中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能发挥出来；其次要求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能够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第三要求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教育科学发展和先进文化建设，使人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提高，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第四要求我们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化解社会矛盾，使人们能够和谐相处，并能发展自己。这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在人和物的统一上，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建设和四个方面改革。而且，作这样的思考，无论是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都最终会体现在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惠，最终会体现在使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民族复兴上。那种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地空谈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就会陷入某种历史空想。十三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发展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今天同样有这个风险。我们讲民主政治建设，讲先进文化建设，讲和谐社会建设，都是美妙无比的前景。如果你离开了生产力，抽象地谈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也会陷入某种空想。只有像邓小平那样，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放生产力上，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中，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通盘加以考虑，善于化解矛盾，达到新的目标，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因此，我们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整体战略的研究，着重思考邓小平是怎样领导我们走上这条路的？他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以后始终不渝坚持的究竟应是什么？作为党史学者，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四、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
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作为党史学者，作为理论工作者，毫无疑问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要作全面的总结。在总结中，势必会注意到，长期以来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有的还没有解决，而且进入新时期，我们又遇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在总结30年经验的时候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要慎重，要有科学态度。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讲实事求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掌握这个方法论，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30年里，不断地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而我们党自身也能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思想理论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就在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回避问题，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分析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党代会的文件，每一次都对问题作分析。不掩盖问题，不回避问题，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另一方面，不能以所谓“反思改革”为由，否定或反对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当然，这里不是反对“反思改革”。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是矛盾论的原理。但是，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明白，这问题是什么层次的问题。以“反思改革”为由头，来否定和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中华民族就要遭遇挫折。
在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有两条重要原则应坚持：一是从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问题；二是，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到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上去。现在有人提出：要对改革开放一分为二，说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改革开放不能一分为二？这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改革开放是否可以一分为二？类似的就是对邓小平理论是否可以一分为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否一分为二？对科学发展观能否一分为二？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一分为二是普遍适用的，这几年哲学界有人提出一分为三，一分为多，观点很多，但事物的一分为二还是基本的。改革开放从起步到现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是突破一些重大难点往前走，这就是一分为二。对一分为二不能简单化，说改革开放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改革开放本身作为一个专用词语，有它的质的规定性。改革就是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开放，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大胆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这种质的规定性本身就体现了一分为二，而不能说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有对有错。当然，改革开放这个质的规定性，本身有完善的过程，这也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因为它是在一个复杂的时空中发生的，在那么复杂的背景下领导改革开放，在国际上那么剧烈变动的背景下推进改革开放，势必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改革开放质的规定性里面固有的呢，还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而带来的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开放，邓小平一开始就说：打开窗户，苍蝇、蚊子会进来，而且必然会进来。那么，这个进来是开放内在的，还是开放过程中会发生的？如果是开放内在的，那么开放政策要研究。如果是开放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它能不能归结为开放本身呢？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它涉及我们评价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在研究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时候，我们应始终牢记中华民族的使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对问题的研究要有科学态度，既不回避问题，同时也不放大问题。如果这几个环节把握好了，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思考和研究问题，甚至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也就能够更好地维护大局，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
总结起来讲就是，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党史学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