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梁漱溟论文,毛泽东论文,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便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和众多农民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从东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并试图从振兴农村着手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从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并闪烁着特有的光彩！
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
毛泽东出生于中国中部农业发达的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畸型发展、矛盾异常尖锐的大动荡时期。19世纪中后期，中国现代化艰难地启动。但它一开始就在帝国主义强制和封建主义抗拒下呈畸型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是少数城市的病态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日益衰败，社会陷入极度不平等中。从农村到城市求学的毛泽东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与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的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极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与许多青年学生不同的是，毛泽东一方面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另一方面主张读“无字之书”，向平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际学习。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方式，到农村考察、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具体感受到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
“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1〕。毛泽东不仅关注农民，而且鼓励农民联合起来， 同地主豪绅作斗争，摆脱贫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影响，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设想。这种以农村为基础的“新社会”，可求平均分配，可求人格独立，并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营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以及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它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2〕。 毛泽东关于“新村”的构想，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化造成的城乡差距和乡村被遗弃的弊病，而建立以农村为基础，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人人平等的“新村”则是消除这一弊病的出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乡土重建的设想。
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使中国强盛，赶上西方列强，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换言之，只有进行制度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这一主张的先驱者和最坚决的实行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亦是如此。而毛泽东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革命是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革命只有依靠农民才能成功，农民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压迫和贫困，走向新生。其理论无论对于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某些学说都具有突破性。其基本思想如下：
1.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甚的阶级。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3〕。 只有解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2.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认识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4〕在中共创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地位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毛泽东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革命者的标志。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5〕。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一员。由此将被视之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3.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4.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以获得“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6〕。 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有突出的差别。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入透彻的认识，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是，制度革命只是现代化的前提，只是为乡土重建开辟了道路。革命胜利后，现代化大规模展开，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才真正置于已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显然是全新问题，毛泽东继续进行新的探索。
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和关注农村与农民问题。革命胜利前夕，当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时，毛泽东就告诫：“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7 〕现代化建设大规模启动之时，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再次强调注重农轻重比例关系和重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及时提出了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以集体化、合作化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过快过急的问题〔8〕。 特别是集体化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人民公社体制阻滞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而这与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及其思维惯性密切相关。
首先，人民公社是融工、农、商、学、兵为一体，政权组织、经济单位和社会生活地域相融合的共产主义基本单位，其基本特点是财产公有、分配平均、人人平等。人民公社不仅仅是乡土重建的理想社会模式，而且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其意义和应用范围已远远超出乡村范围。而这一理想模式可以说是毛泽东早年“新村”构想的延伸与扩展。
其次，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特别是乡村落后。如何迅速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毛泽东过分看重制度革命的力量，力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崇尚制度革命力量的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积极支持和保护农民的热情，即使合作化步伐过快过急需要调整政策，也不能伤害农民的热情。在这里，毛泽东显然忽视了农民社会主义热情的深层动因之一是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渴求。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极大地激发起了农民的热情，但残酷的战争不可能使农民的物质利益需求得到及时的满足。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会显现出来，从而存在着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个人通过劳动满足其利益要求的积极性。而在这两个积极性中，后一个积极性更为持久和顽强。由于毛泽东崇尚制度革命中特有的思想动员和理想追求的精神力量，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问题，使乡土重建缺乏持久的动力。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使人民公社体制面临严峻的挑战，发掘并承载个体农民积极性的包产到户应运而生，并得到部分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出于对社会平等理想的维护，毛泽东坚持反对包产到户，并将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为“不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导火线。
再次，现代化和工业化必然会造成城乡、工农的差别。特别是乡土重建步伐滞后，这一差别愈益明显。毛泽东对此非常忧虑和不满，但他对从经济上重建和复兴乡村，以此缩小城乡、工农差别重视不够，而是力图采取种种行政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并将落后的乡村视为革命理想的源泉。如让文艺工作者到乡下去，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去锻炼革命意志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问题的思考，更多偏重于政治革命，使乡土重建承载了过多的政治理想色彩。由此使乡土重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革命后的中国实际，脱离了现代化的大背景，其后果不仅使乡土重建难以实现，现代化也受到严重影响。邓小平为此尖锐地指出：“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9 〕只是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乡土重建本身具有的经济社会意义得以突出，并使其纳入到现代化轨道，才为乡村的复兴和重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革命后毛泽东对乡土重建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主要是受制度革命时期的思维惯性的影响，将乡土重建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毛泽东革命前后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却有其独特的价值。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自农村开始的。正是先行一步的农村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村的振兴，才推动了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发展。农村改革作为制度创新，核心是给予农民自主权，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这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实现乡土重建的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历史延续性。
梁漱溟：知识精英的文化改良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年出生，同样深切关注农村问题，梁和毛私交也曾甚笃，但对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的探索却迥然不同。
与毛泽东不同，梁漱溟出身于作为传统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一个“书香人家”。梁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和执著的固守，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梁漱溟早年参与涉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东西文化之争，在上层知识界异常活跃，并在文化论战中思考着中国的出路。1927年，富有强烈使命感的梁离开沉闷的北京，出游于活跃的南方。他在广东期间极力宣扬思考良久的“乡治”理论，“即从乡村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10〕，以为中国开出一条新路，由此形成他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
作为一个城市知识精英，梁漱溟将注意力转向下层农村，由抽象的文化论争发展到具体的乡村建设，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与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梁一开始也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上层政治变革，他本人更是倾向于英国式宪政。但这一理想屡屡被现实粉碎，国家宪政只是一纸空文，处处是军阀争权夺利。其次，连年的军阀混战、兵祸匪患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农民苦不堪言，暴动反抗接连不断，农村和农民问题一时间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口号此起彼伏。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以振兴农村经济。转入乡村的中国共产党则力图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与此同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以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改良农村，复兴农村，一度掀起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热潮，各种乡村建设团体异常活跃，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从事农村技术改良实验，华洋义赈会在河北等地推广农业合作试验，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主张博士下乡，在河北定县进行“四大教育”改革试验，河南村治学院从事农村组织训练等。而梁漱溟则以其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独树一帜。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其深厚的哲学文化基础。梁认为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变革运动，领导这些运动的知识分子相信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这些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一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根本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国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的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的文明无济于事，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淫较少且受西化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所以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11〕梁漱溟不仅希望通过乡村建设使农村摆脱困境，而且将其作为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就知识精英关注乡村，从乡村寻找中国出路而言，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人是一致的。但是梁坚决不同意以制度革命的方式实现乡土重建和复兴。在梁看来，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中国社会以注重人伦关系的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没有革命的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经济政治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实行制度革命。而中国固有的伦理本位的优良文化已在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在乡村尚较完备，解决中国特别是乡村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即依靠“乡村自治”组织，建立“乡村文明”。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以文化复兴为目标，推动乡村经济政治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
为了推动乡村建设，梁漱溟非常重视知识精英与农民的结合，他认为只有当城市知识精英与下层乡间人没有分别了，中国的问题才有望解决。梁注意到农民的能动性，但他认为农民对其痛苦有切身感受，但不能作出理性的解释、表述和分析，提出系统解决的办法。而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肩负领导教化之责。梁为此大声疾呼广大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去，为众人之师。为此，他和他的同仁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因此，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精英主义倾向不仅表现于乡村建设的发起者是少数知识精英，而且体现在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根据梁的文化理论，传统中国的主要弱点，是缺乏团体和科学精神。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的团体组织，并借助它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推广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等各项事业，这种新的团体组织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于柔性的习惯之上”。美国研究梁漱溟的学者艾恺认为：“梁希望通过村学乡学来根除农民苦难的根源：官僚主义统治，而代之以与农民发生联系的政府，这种联系是以一种学校的组织形式和乡建干部作教师充当媒介的。”〔12 〕政校合一的乡农学校无疑在整个乡村建设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而乡农学校的领导人选则至关重要。只有通过这些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领导人的引导和教化，才能促使农民参与公共事业，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由此消除传统农民对政府和公共事业的猜忌，形成团体精神。
梁漱溟力图通过“乡农学校”将传统的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民的参与，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集体社会，实现乡土重建。“乡村建设运动”为此开展了以下一些活动：1.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对乡民进行武装训练和指导，农民在武装自卫、维护乡村治安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集体意识。2.建立“合作社”，既克服分散的农民弱小的问题，增加生产，又能使分配社会化、平等化。3.建立增进道德的地方协会，通过相互劝戒和监督的“乡约”，清除“有害而落后的习俗”，改善民众的道德风尚。
由于梁漱溟等人的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精神，山东邹平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首先，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都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但是，离开世界的共同性，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乡村建设运动趋于瓦解，梁漱溟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作了多次彻夜长谈〔13〕。梁向毛介绍了其乡村建设理论。毛虽也认为中国有其特点，但指出梁太重特殊而忽视一般，强调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解决的途径只能是革命而不是改良，只有在此基础上乡村才有复兴的可能。
其次，梁漱溟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的结合。但是，梁与传统的儒家一样，始终是将知识精英置于导师的地位，没有认识到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经济根源。所以，知识精英并没有也不可能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从而解除农民的疾苦。梁自己也承认支撑他整个运动的基础——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并未实现过。“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14〕。尽管乡村建设运动得到地方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却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希望造就新的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建运动终于流于空想。由于传统乡绅未遭打击，从而成为“乡校”的实际把持者，致使乡建运动的结果是新瓶装旧酒。而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虽然也强调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但他始终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认为知识分子只能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通过向群众学习，才能了解农民的疾苦并加以解决，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而通过革命，打击传统乡绅，农民翻身为主人，由此激发起主动创造性，形成真正的群众运动。在总结了乡建运动失败的教训和共产党成功的经验后，梁漱溟断言：“群众运动的入门决窍，似要在变自己为群众。”〔15〕由少数知识精英设计并推动的乡村建设，作为以精英为主导的文化改良运动，最终结果只能是运动群众，群众不动。乡土重建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力，必然会遭到失败。
尽管梁漱溟的历史局限性使其乡土重建的尝试未能取得实质上的成效，但他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将乡土重建作为中国文明复兴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身体力行的试验更具人格魅力。1953年，正当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启动之时，梁提醒共产党人不能忘掉农村，要注意解决业已存在并正在扩大的城乡差距问题。梁的“不合时宜”的见解和特立独行的风格虽然遭到毛泽东的批评〔16〕，但历史证明，梁的建言不无超前的理论价值。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便强调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费孝通：草根工业的乡村再造
在以工业化、都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乡土重建的出路何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以城市工业文明为中心，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走西方道路；一是排斥和贬低城市工业文明，以农立国，进行乡村的自我改造，走东方中国的道路，如梁漱溟等人。而费孝通则认为，中国农村要走向复兴，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以工促农，但这种工业带有强烈的“草根”色彩，即生长于农村社会内部。通过草根工业，将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改造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农村，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土重建。费孝通巧妙地将先进的工业文明与传统的乡村社会内部的生命力结合起来，使其思想自成一体。
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中国工商业较发达且富庶的江苏省吴江。与毛泽东、梁漱溟这一代人有所不同，费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变革的整体设计和改造考虑较少，关注更多的是以科学、教育救国立国。出于这一目的，费由学医改为学习社会科学，而引起费对农村的关注并取得独立见解的是他在家乡的调查。
1936年暑假，26岁的费孝通因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负伤回到家乡休养，并利用出国留学前的一段时间，在吴江开弓弦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后以此为基础写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博士论文。该论文以英文出版后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这篇文章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弓弦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7〕。从这一意义上，费氏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18〕，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
费孝通关于以工业重建乡土的思想无疑具有独到的创造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循着这一思路反复强调并不断发展完善他的思想。在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留学期间，费氏亲身感受和体验到工业文明的力量，但他没有“食洋不化”，而是从中国历史和国情出发思考中国农村的出路，即将先进的工业文明植根于乡村，以此改造和重建乡土。回国后，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乡土重建的文章，呼吁“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发展一村或几村联合的乡土工业。由于当时民族救亡和制度革命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他的思想未能引起广泛重视。
1949年制度革命成功后，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成为首要任务，费孝通的乡土工业思想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但他仍然认为乡村工业很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为此于1957年重访江村。在为期20天的调查中，费氏发现农业合作社虽然使农业增产，但农民的收入并未显著增加，其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工业收入减少。村里原有的一个小工厂在战争期间被拆平，1949年后，丝厂建在城市，从农村招去工人，但是农村并没有享受到好处。为此费氏认为国内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都要集中于少数都市，有些工厂放到原料生产地，不仅成本低，而且可以促进农业技术的改造，从而实现工农相互促进〔19〕。费孝通独具慧眼地发现农业增产而农民不增收的奥秘在于乡村工业不发达，这在生产关系急剧变革的50年代中期是极其难得的。遗憾的是由于费氏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他的思想同他本人一样被“尘封”。90年代，个别活跃的海外学者将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的思想之源归之于50年代融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构想，这是不甚妥当的。因为人民公社构想只是将各个职业门类融为一体，以消除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差别。而费孝通则认识到乡土工业对乡土重建的独特价值，强调以工促农，以工建农，这才是当今乡镇企业发展的真正思想源头。
当“尘封”20多年的费孝通重新活跃在政治和学术舞台时，正值中国因深刻的农业危机而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农村改革之际。当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土地制度的创新。而费孝通则再一次敏锐地注意到乡村工业化的特殊意义。1981年他三访江村，通过对1958年以来的江村经济发展的考察，费氏了解到尽管江村的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人口也出现了激增，1981年比1956年增加了60%的人口，这一结果造成了人均农产品占有仍然较低〔20〕。不断增加的农产品为迅速增长的农村人口所消费，致使农村难以走出贫困的境地。这显然是中国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出路何在？如果按照西方模式，出路是大批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这在中国不现实也不理想，一则在于中国城市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众多乡村人口；二则在于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出，势必造成乡村衰退乃至遗弃。在费孝通看来，发展乡村工业是最有效的出路。他指出：“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从而“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21〕。
历史证明费孝通的见解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在解除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的旧体制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使农民迅速走上富裕之路。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为之惊叹：“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22〕。紧密关注乡村工业化的费孝通多次到农村实地考察，并通过总结经验，对乡村工业化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1985年，费孝通在《九访江村》一文中提出了“草根工业”的概念。在他看来，“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西欧工业的发生，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动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23〕经过50多年的不懈探索，费孝通已将草根工业视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土重建的基本手段。他在《九访江村》中总结性地指出：“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我以为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而“在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变农村的面貌”〔24〕。通过草根工业，促使农业向现代规模经济发展，工农并举，作为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小城镇应运而生，传统的农民将转变为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农民，传统的农业社区将变为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的现代社区，中国的农村因此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走向现代化，实现乡土的再造和重建。
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关于现代化中乡土重建的探索和思路尽管有所不同，甚至存在某些根本性分歧，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1.都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还应以乡土重建为基点；2.都强调中国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和仿效西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乡土重建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发和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复兴和发展的道路；3.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很容易为人忽视的农村，注重与农民打成一片，身体力行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从中挖掘和寻求解决乡土重建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三个方面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关于乡土重建的思想有不少差别，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和梁漱溟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待乡土重建。毛泽东主张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为乡土重建启开了大门。但是，乡土重建毕竟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毛、梁由于将乡土重建视为中国发展的基础，赋予乡土重建以过多的政治文化意义，从而将具有浓厚传统农业文明色彩的乡土作为社会理想的源泉和典范，以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现代化倾向。费孝通主要是从乡村经济社会转型角度认识乡土重建问题，得以将先进的工业文明与传统农村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潜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乡土重建不仅未脱离现代化轨道，而且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乡土重建提供了一条理想而又现实的道路。
通过对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有关思想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当今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提供以下启示：1.在乡土重建中，制度革命和制度创新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一定方式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开发其自身潜力，可以为乡土重建提供持久的动力；以工业文明改造传统农村，以工建农，以工助农，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出路。2.乡土重建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乡村的传统资源，但不能因此脱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不能将乡土重建与工业化、城市化简单对立起来。3.将现代文明与传统资源有效地衔接起来，实现乡土的创造性转换，有可能避免重复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从而以更小的代价过渡到后工业文明社会。
注释：
〔1〕见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版。
〔2〕见欧阳斌、唐春元：《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卷299页。
〔5〕《毛泽东选集》第21页。
〔6〕同上书，第125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427页。
〔8〕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9〕《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1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人物》1986年。
〔11〕梁漱溟：《乡村建设大纲》，1937年山东邹平。
〔12〕[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13〕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人物》1986年。
〔14〕[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第286页。
〔15〕梁漱溟：《两年来我们有了那些转变》，1951年10月5日。
〔16〕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107～1 15页。
〔1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18〕同上书，第202页。
〔19〕见费孝通：《重访江村》（1957年），《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见费孝通：《三访江村》（1981年），同上书，第223页。
〔21〕同上书，第23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376页。
〔23〕费孝通：《九访江村》（1985年），《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24〕同上书，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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