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对程瑶田学术的承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王国维论文,程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王国维一生旨在建构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那末其中的一块基石便是从程瑶田的学术中融铸而来。对于这位乾嘉时代的著名徽州学者、皖派之学的大儒,王国维作出过极深入的研究。其于论著中时有评述,而且又卓越地批判继承,将程氏学说之精蕴在新的学术时代下开拓光大,取得了超迈前哲的成就。这是值得加以探索的,不仅是对王国维的研究,而且对近代学术史的流变、学术研究方法论等探讨,均有其价值。然而鲜见专文阐论,兹为梳理,请读者批评。
一,王氏睿识程氏的学术地位。程瑶田(1725-1814),一字易畴,清安徽歙县人,乾隆庚寅举人,任太仓州校官,曾与戴震、金榜同学于江永,笃志学问,尤长于名物考证,而于礼制、训诂、象数、水地、声律、谷实之学皆精,著有《通艺录》四十二卷。王国维以整个清代学术史为广阔背景,高度评价了程瑶田的独特的学术地位。在《国学丛刊序》里,王氏称道:学术“天道剥复,钟美本朝,顾阎浚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学之奥启于金坛,名物之赜理于通艺。”他又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里热情洋溢地颂扬:“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棲霞郝氏之于训故,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近世学者中很少有象王国维这样极高评判程氏的学术成就与地位的,王国维则推崇备至。一是,在王氏看来,程氏应属清代最卓越的若干位大学者之一,即可以和顾炎武、阎若璩、江永、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等比肩而立,在《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前尺跋》中王氏就直称程易畴、阮文达等为“国朝诸大家”。海宁王氏视程氏为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其学不亚于段王之学,然而即使在今天学者们的有关著作中鲜见象王氏这样去评价程氏的。二是,在王氏看来,程瑶田的学术功绩在于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区域;《说文》研究的拓新是段玉裁,训诂研究的拓新是王念孙,名物研究的拓新则是程瑶田。王国维始终重视为学术开拓新区域者,就象他评论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样,“其所释之字虽多误,考证亦不尽然。然大路椎轮此为其始”,“以其为此学开山更特别重之。”①王国维同样于程氏之学多有驳正,但深赏其开发奥窔的业绩。三是,王氏极重程瑶田的《通艺录》,赞扬“名物之赜理于通艺”,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群书中之名物,所在皆是,由于岁月递更,言语流变,名物异称,制度变迁,名物考证是相当复杂而棘手的,但是程瑶田探赜索隐,对众多的名物确证,读一读四十二卷的《通艺录》即知不仅是博大亦是精深。王国维曾屡屡赞叹“易畴之聪明”、“妙悟”,不为虚美。王国维正是看到了《通艺录》中跃动着一位大师的聪明妙悟的心灵,凝聚着他的杰出的才智。然而王国维对于程氏学术的研究,不仅驻足于这一层面上,而是踵武前修,大畅厥旨,推进到一波澜壮阔的学术境界中去。王氏不仅于程氏之学,余如于清顾炎武之学、段王之学、吴大■、孙诒让之学等等,都经历了一个由继承批判乃至宏扬光大的逻辑进程。这也正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极其卓绝的地方。
二,王氏将程氏博考名物的区域向更广更宽的新字拓展。《通艺录》显示了程氏涉及了广泛的区域,其中考名物、典章制度,如《释宫小记》、《考工创物小记》、《宗法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磬折古义》、《沟洫疆理小记》、《禹贡三江考》、《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数度小记》、《释虫小记》、《乐器三事能言》、《果蠃转语记》、《仪礼经注疑直》等等,内容相当丰富。王国维承其遗绪,广为拓展。从古代建筑言,王氏撰有《明堂庙寝通考》;从古代礼乐言,王氏撰有《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等;从古代水地言,王氏撰有《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钞本水经注跋》、《鬼方昆夷狁考》、《西胡考》、《西域井渠考》等;从古代政治制度言,王氏撰有《殷周制度论》等;从古代度量衡言,王氏撰有《晋前尺跋》、《六唐尺跋》、《宋三司布帛尺跋》、《记现存历代尺度》、《新莽铜西权跋》、《新莽嘉量跋》、《莽量考》等;从古代衣服及绢帛言,王氏撰有《释币》、《胡服考》等;从古代文书言,王氏撰有《简牍检署考》等;从古代金石言,王氏撰有《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释觯卮觯》、《魏石经考》等;从古代植、动物言,王氏撰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等。如此者再,不能悉举,但既可以看到王氏与程瑶田之间的联系,又可以看到王氏将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流转到更广阔的领域。王氏比程瑶田看到了更多的文物,这当然是时代使然,如甲骨、新出的铜器碑碣、西北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等。但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在研究程氏之学中强化了名物考证的意识,练就了对于名物考证的敏锐性,深蓄了名物考证的素养;因此一旦接触到这一“新发现时代,自古以来,未有能比者”(王氏语),便全力研究之,意气风发,成果累累。
三,王氏将程氏阐论精确的方法向更邃密的方向发展。程瑶田持论之精,向为学者所赞赏。王念孙在程氏《果赢转语》跋语中称道:“(与程瑶田)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先生立物之醇,为学之勤,持论之精,所见之卓,一时罕有其匹。”王念孙治学尤以精密著称,他论程瑶田“持论之精”,确为行家之评。如程氏《释宫小记》博考群书,求诸文字声韵之原,确定栋梁本义。栋杗之半在上者,楣杗之半在下者,梁其楣之廇者。以是知今之所谓栋,极之横材。今之所谓梁,拼之正材。以今释古,极有见地。其它如《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皆阐论精警,其《果赢转语》王念孙更推为“实为训诂家未尝有之书,亦不可无之书也。”②程瑶田曾说过:“双声迭韵之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物不相类也而名或不得不类,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声形之,变遂靡或弗似也。”③斯论诚为卓识。程氏名物探求,能综合形、声关系,观其变与不变关系,睹其会通,穷其变化,一声之转,触类旁通,则王国维继承发挥在他的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之中。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即与此旨契合。“雅俗古今之名,凡同类之异名,与异类之同名,往往于其音义相关”,从而多发前哲之未发,被许多学者亟称赞之,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说:“海宁王国维撰《草木虫鱼释例》,于声义相通之故,摘发无遗,又其至精者也。”同时王国维不仅继承程氏考证中博贯群籍求其精密的方法,而且进一步发展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不仅用群籍而且用出土文物加以交互验证,其许多名篇均是这一方面的运用结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简牍检署考》等等。不仅于此,王国维自觉地融汇西方学术方法,更趋邃密。在《毛公鼎铭考释自序》中,他就论方法有:“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文化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反复推求,从而织成一严密的逻辑推理的网络,这可见王氏邃密考证之情状。因此,王氏《观堂集林》出版“六十年来”,“凡读通《集林》的,莫不交口称赞他的学精识绝。”④
四,王氏治学象程氏一样注重“妙悟”,得其理。《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治学历来推重焐解。王国维天禀极聪明,罗振玉在《松翁自叙》中赞云:“忠悫资禀敏异,所学恒兼人。”而聪明人尤识聪明人,王国维亟称程瑶田之“聪明”、“妙悟”。如在《古磬跋》、《汉南吕编磬跋》以及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王国维数次说到:“余谓程君磬折之说,诚妙焐绝人,磬氏、车人之制至是始得确解”;“程君磬折节之解,诚妙悟绝人。”程氏著《磬折古义》云:“磬折之,义明于天下也久矣。磬折之不明由倨句之义不明也。”《周礼》中:车人为耒,曰倨句磬折;人为皋鼓,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参伍;而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郑玄所注未能解决“磬折”古义,程瑶田则反复寻绎,反复推算,从而妙悟通达,磬折者即为一矩有半。程氏发现不是从长度去考察之,而是从“矩”去审谛(用今天几何原理去看,则所谓一矩有半,即是角度为 90°+45°=135°,当然程氏没有用角度去说明,而是从矩去推算),从而解决自郑玄几千年未决之疑迷。程氏批评郑玄:“总之,郑君于车人一记,囫囵看去,未能分别其起例有二道:起例于半矩者,为凡造物发敛不同形,是为倨句之例;起例于半柯者,为凡造物修短无定数,是为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数之,尺寸之例则必纪之以数,故曰柯长三尺,以为半柯一柯三柯之定限。呜呼!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更何论凿枘方圆之不相入耶?尝试论之,古人文章密緻,节次分明,而脉络连属,如‘车人’全经,须划开作三段看……。”⑤王国维之所以连连称其“妙悟绝人”,是因东汉儒学大师未悟而程氏悟之,千年来学者未能悟而程氏悟之,因此此“悟”,乃为“妙”,乃为“绝人”。而程氏之“妙语”又从何处而来?王念孙跋衙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其所著《丧服文足征记》、《考工创物小记》、《沟洫疆理小记》及《磬折古义》、《九谷考》、《乐器三事能言》皆足正汉以来相承之误,其它说经诸条载在《通艺录》者,皆熟读古书而得之,一字一句不肯漏略,故每立一说辄与原文若合符节,不爽毫厘,说之精皆出于心之细也。”⑥(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可以说王国维于此道是于程氏有过之无不及,其心细如发,熟读古书典籍而能目光透过纸背,且勤加思考,每每妙悟,别出手眼。他的许多名篇,往往是从别人习而不察的地方,从读书寻间中辟出新天地出业来,《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如此,《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如此,《胡服考》如此,不胜枚举。治学中的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节,我们可以从程瑶田、王国维处多多借鉴之。熟读深思──悟通──妙悟,只要方向对头,坚持不渝,虽愚也必能历此三阶,进入“妙语”的境界的
五,王氏发扬程氏治学中的“目验”方法,注重调查研究。程瑶田治学能持论精确的又一途径是特重目验、实验。其撰《释草小记》,重实验、目验则“为近世注疏家不及”(胡朴安语),其中十余篇,皆取证于目验,如黎取证山西农人之说等等。其撰《释虫小记》,就说过“陈言相因,不如目验。物类感化,诚亦有然”。程瑶田因螟蛉蜾赢之义和陶弘景、范处义研究的结果以及汉魏诸儒之说完全不同,为一个螟蛉长期反复多次观察,不厌烦难,有见必录。其撰《九谷考》也常询问农民,调查研究。这一方法亦为王国维继承发扬。王国维发现程瑶田“磬折之说,诚妙悟绝人”,但“由人之磬折以推磬之直悬,则恐不然”,为证实自己的观点,王氏“用磬氏股二鼓三之比补之(指“汉南吕编磬”,引者注),试作一木磬悬之,则其鼓向外,不能直悬”。关于这一试验,王氏记载在1918年10月12日致罗振玉的信中,同时又写入《古磬跋》与《汉南吕编磬跋》中。又如王国维早存考证《散氏盘》之愿望,但也非常谨慎、久未下笔,因为他认为“非知此器出土之地,则其中土地名无从臆说也”,然此盘“出世已逾百年,世绝无知其渊源者。”但王氏发现《克鼎》与《散氏盘》中地名彼此有关,若能知《克鼎》出土地,亦可推知《散氏盘》。为调查《克鼎》出土地点,王国维前后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自况道:“《克鼎》出较后,器较钜,世当有知之者,访之十余年,莫能答。庚申冬日,华阳王君文涛言,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⑦从而王氏成功地考证了《散氏盘》,而这正有赖其十余年的访问调查。又如王国维撰《肃霜涤场说》,认为“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因考得《诗》之“涤场”则为肃清之义,“九月肃霜”,谓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至十月则万物摇落无余矣,与蹙发、栗烈由风寒而进于气寒者,遣词正同。王国维又以亲身体验证明之:“癸亥之岁,余再来京师,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塏。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涤场二语之妙,因为之说云。”这又是一种实际验证。又如王国维撰《说环玦》,既考证环非一玉所成,玦则环缺其一,又目验罗振玉所藏古玉,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古盖以物系之。王氏认为正合古之环之情况。诸如此类,王国维的目的正为了学术研究的正确与实事求是,这是值得学者效法的。
六,王氏发扬程氏治学中敢于批判权威的精神,有胆有识。程瑶田是位颇具胆识的学者,不为经传注疏所束缚,而旁搜曲证,多方确考。程氏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纠正东汉郑玄注《礼》之失;撰《磬折古文》批评郑氏读书囫囵未明;撰《禹贡三江考》谓《禹贡》扬州的三江实只一江,以订正郦道元《水经注》,如此等等。在《通艺录》中闪烁着程瑶田的批判精神,而程氏是在卓识的基础上去批判,因此以其真知灼见显示其价值。王国维则站在一新的历史高度,正如顾颉刚早在1928年就说的,“静安先生虽然比我们这辈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头脑很清楚,他从少年时就看外国文书籍,对于世界潮流哪会不知道”。因此“静安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他都不以为然,说他太胆大了,难道研究学问不该胆大吗?”顾颉刚甚至这样说:“他(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绩,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这和一班遗老们迷信古代,将‘圣道、王功’常挂在嘴边的,会相同吗?”⑧顾先生很深刻地透视到王国维的胆识与功绩。确实,王国维始终是以一种批判审视的态度去审察前贤的学术,在《观堂集林》中对于许慎、郑康成、戴震、段玉裁等等学术大师都是批判地加以继承。被清学者视为无上权威的《说文》,王国维屡屡揭示其形体的错误、声类的错误、展转的错误、全书的错误、古文本字被误分误合的错误。⑨对于一代朴学宗师戴震,王国维既颂赞其“学问才气;固自横绝一世”,又深刻批评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以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⑩同样,王氏于程瑶田之学术亦是批判地继承。如王国维撰《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前尺跋》中指出,晋尺未有传者,世所谓晋前尺,拓本皆出于《王复斋钟鼎款识》。程瑶田谓以莽布校之,毫发不爽,遂定为真晋前尺,而实际上是宋高若讷所造;而正因用莽布所造,则自无不合之理,国朝诸大家如程瑶田、沈果堂、阮文达都定为真晋尺,王国维始驳正之。王氏叹曰:“以易畴之聪明而尚为所欺,殊不可解!”又如程瑶田认为古磬应直悬,并反复审述阐论,撰作《磬鼓六证记》、《磬鼓直悬证七记》、《磬鼓直悬证八记》等。程氏认为,《曲礼》上有“立则磬折垂佩”,以磬折状立容,若今悬磬如覆矩则是葡匐之容,非辞矣。并云:“瑶田既考是所悬之孔,乃悬之以磬其鼓,而其值中绳焉,然后叹圣人制作之精妙,无有伦比,而股之命名乃如人足之有股屈,而横出于膝之上矣。”王国维于程氏之说多次驳正:“钟既侧悬,磬亦可知。永(即王国维,引者注)谓其末向外者,即受击之处也。尊藏(指罗振玉,引者注)殷虚石磬,其完者三,观其孔之位置,知其悬时其锐耑必侧向外也。因此知易畴先生磬折之解固为旷古妙悟,而古磬直悬之说,则未免推人磬折之容以拟钟在悬之状矣(人之磬折,但倨句同于磬耳)。”(12)“钟磬之鼓外向,于击者为便,此商周古代之磬无不然,然则程君之说,固不尽可据也。”(13)有目验,又有模型试验,又加理性分析,王国维推翻了程瑶田屡次申述但却不能成立的“磬鼓直悬”说。有时王国维又指出程瑶田所说虽精确,但前人已有论析,如在《宋代之金石学》中王氏就说:“古戈戟之援皆横刃,非直刃,近世程氏瑶田始于《通艺录》中译论之,然宋黄作《铜戈辨》已为此说。”类如此等,王国维虽极赞程氏之《通艺录》,又时时处处以批判的目光审察,真可谓爱其书其人,但更爱真理,这正是大学者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七,余论。罗振玉曾在《观堂集林·序》中如此评述王国维:“余谓征君(王国维,引者注)之学,于国朝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欲,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罗氏之评相当精辟,殊中肯綮,发现了王氏之学与清代程瑶田、吴大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在罗氏之后研究王国维的学者中尚未予以充分的重视;当然罗氏之论未加周详论析,更未能以新的时代意识加以观照。王国维从程遥田、吴大等清代学术大家而来,又超越了他们,是站在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高度从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去创造发明。他有极聪颖的天资,极勤劬的劳作,然而有更强烈的创造意识,更瑰伟的学术理想。他能充分利用时代给予的优惠,又能广博地继承学术遗产。他既站在前代学术大师的肩膀上,又置于新时代的历史高度上,惟其如此,王国维的成功是光辉的。今天学术研究的条件更优于王氏,前哲的学术遗产更富裕,我们更应该超越以往。本文所论,或许能从王国维于程氏之学研究中看到值得效法的一榜样,从中或许可以汲取诸多智慧、力量与启迪!
①《王国维书信集》第159页、第167页。
②⑥王念孙《〈果赢转语记〉跋语》。
③程瑶田《果赢转语记》。
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⑤程瑶田《磬折古义》。
⑦王国维《散氏盘跋》。
⑧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1928年5卷。
⑨参见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同上《文学周报》。
⑩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11)程氏之图见《通艺录》,王氏之图见《王国维书信集》。
(12)《王国维书信集》第277页。
(13)王国维《古磬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