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童蒙之时，他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追求资产阶级新学和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反清反帝的爱国学生运动。1914年，他东渡日本，先学医，后从事文学活动。在1924年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回国投身革命，参加“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随起义军南下广东的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于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专心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抛雏别妻，回到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文化力量投入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成为国统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全身心地从事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工作和国际交往的社会活动。1978年6月12日辞世。终年86岁。
郭沫若生活在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变革的伟大时代。他是这个时代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更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尤为难得的是，郭沫若将革命家的敏锐、思想家的深刻、文学家的浪漫和社会活动家的热情等常人难及的优秀品质融于历史研究之中，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天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位贡献卓著的历史学家。
（一）
郭沫若真正开始历史研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得来的革命胜利成果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殆尽，中国再一次地陷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法西斯统治之下。这时，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还要不要革命？在1928年7 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暂时的革命低潮看作是革命的终结，而是明确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看法遭到了各种反动势力的非议。为了取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国民党右派、托陈取消派等都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他们中的一些人纷纷寻找历史根据，叫嚷中国国情的“特殊”，污蔑中国人民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严酷的政治压迫和令人窒息的文化围剿并没有冲垮共产党人的意志。蛰居于日本重川的郭沫若告诫自己：“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1 〕“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2 〕他激奋地写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贤贞。”〔3〕在这种情况下， 郭沫若决定把对革命的追求和期待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以对中国历史的清算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在他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和善于应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办法，就是以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4〕于是， 从这年春天开始，他便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在前后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完成并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1）、《甲骨文字研究》（31.5）、《卜辞通纂》（33.5）、《金文丛考》（32.8）、《殷契粹编》（37.5）、《两周金文辞大系》（32.1）、《古代铭刻汇考》（34）、《石鼓文研究》（39.7）等十余部巍峨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解剖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著作。以往的封建史家大多以王朝的兴亡隆替作为历史研究的主线，“以一朝为一史”，把一部中国的历史变为“二十四史”的堆积。近代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是以进化论来诠释历史，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之前，没有一部史书是从生产方式的发展来阐明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性。郭沫若用唯物史观来整理中国古代的《诗》、《书》、《易》等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等地下出土资料，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描绘了一幅由低向高有规律递进的鲜明图画，从而向人们揭示出人类社会俱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来的。在具体的研究上，他从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入手，第一次将中国古代的历史条缕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有规律递替的历史。书中写道：“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封建时代。”他认为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皇祖先诞生的传说，都是“感天而生，行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殷代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西周的“庶人”或人民与臣仆器物都用以赏赐，所以也是奴隶；这种奴隶又用以买卖和抵债，所以周代的奴隶是一种主要财产。铁的发现在农业上起了一个很大的革命，而农业的发达就是奴隶制度的完成，周室东迁前后社会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奴隶制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中国的社会由奴隶制而进入到真正的封建制。从那时候一直到最近百年，中国尽管在改朝换代，但生产方式没有发生过变革，社会的组织亦旧态依然，封建制度在中国差不多沉滞了二千年的光景。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论述有诸多欠妥之处，作者自己在后来也不断予以修正，但它的问世，标志着一种迥异于旧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登上了中国的史坛。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天地。作者告诉人们，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也与世界各国一样，走过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观点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人和托陈取消派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挑战，也使国内人民，特别是追求进步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困难的时候看到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郭沫若对古代社会历史进程的新见解以及新理论和新史料相结合的治史方法，无疑是向当时仍很盛行的繁琐考据治学氛围投掷了一枚炸弹，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革命，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其后不久，在郭沫若身后，崛起了一支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正如吕振羽所说：“当时在这个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5〕
（二）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代表了郭沫若史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的话，那么抗战时期出版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则是郭沫若第二个史学研究高峰的主要成果。在这一时期，郭沫若除继续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还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古代思想史、历史人物、农民战争史等诸多新领域。
从大的方面来说，郭沫若此期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对先秦古史研究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在1945年发表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郭沫若修正了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提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新观点。他指出：殷代不是金石并用的时代，而是青铜时代；殷代的主要生产部门不是畜牧业，而是农业；殷代农业中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殷代不是原始社会而是奴隶社会。在这篇论文中，郭沫若重申并进一步论证了西周社会的奴隶制性质，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大体上确立了自己的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此外，郭沫若还把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改定在秦汉之交，并从铁器的使用、井田制的破坏、民众身份的改变以及意识形态的变革诸方面，论述了西周末年以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且把秦末农民起义作为变革最后完成的标志。
其次，这一时期，郭沫若对先秦思想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仅仅研究古代社会的机构及其转变还不足以认清古代社会的全貌，只有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全部整理出来，才能得出古代社会完整的轮廓。通过《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面考证和评论了先秦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的学说和思想，并对各家内部的派别进行了探讨。他对儒家八派的追踪，对道家中的宋钘、尹文一派的考述，对子夏之儒与前期法家渊源的论证，对墨家辩者“盈坚白，别同异”与“离坚白，合同异”两派的发现等等，都是前无古人的。除了对先秦诸子史料的大量考证之外，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创立了研究先秦诸子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批评古人……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便是以人民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思想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6〕也就是说， 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法，首先是把先秦诸子思想放入先秦诸子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寻求对诸家思想的把握。在他看来，游离于社会背景之外的所谓“纯学说”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怎样的诡辩，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辩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辩的价值才能判断。不然，我们只好受着古人的愚弄，得不出真象的。正是有了一套新方法和新思想，郭沫若对先秦诸子中最难名莫测的名家思想亦能从容不迫地加以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新旧社会的巨大变革，旧有的称谓已不能适应新的内容，才有了“名实之相怨”的种种诡辩，待秦一统六国之后，封建社会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消滞了。在条缕了诸家思想的源泫之后，郭沫若以“人民本位”为立场对诸家作出评价。他认为，当今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一切应以人民为本位，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亦应作如是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对新文化运动以来饱受鞭笞的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孔子及其门徒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7〕； 他对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韩非评价甚低，原因是韩非奉行的是“君王本位”的法术思想；对老、庄，他也有微词，因为老、庄们“以个人为本位”。总之，郭沫若的这两部既有一定学术价值，又有强烈时代感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郭著发表后的六七年间，国内有关中国思想史的专著不下六十种，论文数百篇〔8〕。应该说， 中国思想史的这一研究大潮是由郭沫若引发并推动的。
第三，这一时期，郭沫若以相当大的精力对屈原进行了研究。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诗人，两千多年来，其诗作中透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以身殉国的悲壮结局，一直受到民众的传扬和怀念。可是到了近现代，却出现了否定屈原存在的种种怪论。这种看法肇始于《考信录》的作者崔述，他首先对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提出了怀疑。本世纪初，四川学者廖平撰文指出：“屈原没有这个人”，明确地否定了屈原的存在， 同时认定《离骚》是秦始皇时方士拟写的“仙真人诗”。 1922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胡适写成《读楚辞》一文，认为《史记·屈原传》有某些文句疏漏，因而断定《屈原传》不可靠，“屈原的事迹是个神话故事”〔9〕。之后，何天行著《楚辞新考》 、卫聚贤著《离骚底作者——屈原与刘安》，也否定了屈原的存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国内的学者乘机以此大作文章，掀起了一股“屈原否定论”狂潮，企图以此来淡化和抹杀由屈原及其作品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爱国传统。早在1935年，郭沫若就撰写出版了《屈原》一书，对屈原的生平、作品及艺术形象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研究，逐条批驳了胡适等人的观点。抗战时期，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文化侵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郭沫若恢复了对屈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屈原研究》等十余万言的研究文字，几乎涉及了与屈原有关的一切方面。郭沫若对历史人物著述最多的是屈原，一生都在研究屈原，但抗战时期是他对屈原用功最勤、成果最丰的时期。尤其是这一时期他对屈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作了精辟的阐述：“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10〕
第四，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断地开拓、创新，是郭沫若治史的一大特色。抗战时期，他在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开拓就是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然而，在我国以往的史籍中，对农民战争都持否定态度，并污蔑为贼、盗、匪、寇。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御用学者别出心裁地把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同明朝末年的历史进行比附，以起于陕北的李自成起义来影射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编造出明末“内忧”给“外患”造成机会等种种邪说。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和高度的评价。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提出用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农民战争的任务。1944年，正值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郭沫若应《新华日报》社之邀，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明末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大量考证，完整地勾画了明末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并以极大的热情，称扬明末这场“规模宏大而又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作出了科学、公正的评价，同时他在颂扬明末农民战争的时候，也没有袒护起义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并深刻地总结了这一起义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一经刊出，便如巨石击水，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次日就抛出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接着，《商务日报》等国民党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发出社论和文章，竭尽全力攻击此文，胡说此文是“散布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散布，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11〕而中国共产党则对此文予以高度赞扬，因为郭沫若对明末农民战争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于正在进行着的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延安的《解放日报》迅速地转载此文，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对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党内同志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称赞郭文大有益于中国人民〔12〕。后来，中共中央还将此文列为整党整风文件，教育全党要以李闯王进京失败为教训，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甲申三百年祭》虽然是一篇历史论文，但其读者之多，对人民革命的正义事业影响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空前的。可以说，此文是我国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农民战争的开拓之作。当然，由于所处的艰苦环境及研究条件的限制，此文在某些史料的运用方面存在着错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八十年代初，个别学者借此而贬斥此文“不严肃，不谨严”。这是极不公正的。笔者曾作过粗略统计，郭文所用史料共四十九条，用错的只有三条。因此，《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明末农民战争真实历史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为中国农民战争史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直到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这是大多数农战史学者所公认的。
（三）
建国以后，作为文化界的领导人和带头人，郭沫若以更大的热情，继续对历史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在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兼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杂志编委会的召集人，先后发表了《奴隶制时代》（52.6）、《管子集校》（56.3）、《〈盐铁论〉读本》（57.6）、《李白和杜甫》（71.10 ）等著作，还领导编写了《甲骨文合集》和《中国史稿》，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作出了新贡献。
1950年以后的两年，郭沫若先后发表了《蜥蜴的残梦》、《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等论文。后来，他将这些论文汇集出版，题名《奴隶制时代》。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通过与不同的历史分期观点的讨论，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在1952年发表的《奴隶制时代》一文中，他指出：由原始公社制转变为奴隶制，这在中国是在唐虞时代以后出现的，“夏民族的统治是存在过的，但它的文明程度不会太高，当时的生产情形，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级阶段。”〔12〕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交，春秋为奴隶制的末期，战国为封建制的初期。曾有人认为郭沫若在史学研究上“多变”，进而对此有所非议。笔者认为，“多变”是事实，但非议大可不必。学术研究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总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他对中国古史分期尤其是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前后有两次变动，但是每一次变动，都是因为有新的史料发现或因旧史料得到了澄清。对此，郭沫若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所以，郭沫若这种变动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变动，是郭沫若开拓、创新的治史特色之外的又一特色，即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断追求的精神。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且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又一新成果便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对典籍，郭沫若是充满感情的。他说：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文化典籍之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们不仅应该加以尽心的爱护，而且应该加以很好的整理。”〔13〕为此，他写成了《屈原赋今译》、《管子集校》、《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读〈随园诗话〉札记》、《序重印〈崖州志〉》等等，其中最值得称叹的是《管子集校》。
《管子》一书是研究古史的重要著作，然经历年代久远，古写本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夺误，触目皆是，故自明以来，此书号为难读。近人许维遹、闻一多曾着手纂写《管子集校》，却因工程浩繁，仅做了一个草案就停止了。郭沫若自然知道整理《管子》的难度，他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此书“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于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14〕于是，郭沫若组织人力，广泛收集各种版本，四处调阅诸种稿本以及散见于辞书中历代研究《管子》的资料，把当时全国有关《管子》研究的材料统统汇集在一起。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他核对原文，纠正错谬，耗时两年，最终完成了一百七十余万字的煌煌巨著，“为《管子》的校释提供了一部总结性的著作。”〔15〕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攻克和凿通了许多疑难之处，如《侈靡篇》，一直被视为不可读，不可晓。可郭沫若将它读通了。不仅乙定了错简，改正了错字错句，令全篇文字恢复了原状，且对其中的诸种思想作了深入的剖析。经过郭沫若的整理，昔日浑沌难解的《管子》变得基本可读了。《管子》一书只是托名管仲，实非管仲所著。书中道、儒、法、名、农、阴阳、轻重诸家学说杂糅交错，各篇的写作时代也先后不齐。所以在集校中，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章制作时代和作者的考索。除以长篇《叙录》加以介绍外，还于诸篇集校中，详细考释。在解放后的郭沫若史著中，此书最受称扬。张舜徽先生充分肯定此书“取材丰富，考订多精”，我们“今天阅读《管子》，自以此本为最善。”〔16〕当今学者研究《管子》，亦无不以此集校本为主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说，《管子集校》已成为几十年来学术界公认的一种最完善的《管子》校释本。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并不多见的史学大师之一。他的治史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如唇齿般紧密相连。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史学遗产，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长河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值得后世学人景仰和效仿。
注释：
〔1〕〔4〕《海涛集·跨越东海》，见《沫若文集》第6卷。
〔2〕《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
〔3〕《金文丛考》题词，见文求堂1932年版。
〔5〕《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 《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6〕〔7〕《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 卷。
〔8〕参见刘茂林《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的苦心经营》，载《郭沫若研究》第3辑。
〔9〕《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39页，上海亚东图书局1924 年出版。
〔10〕《沫若文集》第12卷，第20页。
〔11〕《论赫尔的名言》，《商务日报》民国33年4月1日社论。
〔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15、17页。
〔1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39页。
〔14〕《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 第18页。
〔15〕赵守正《（管子集校）撰写说明》。
〔16〕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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