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萨#183;德#183;克罗斯笔下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下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克罗斯论文,埃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1-0065-10
埃萨·德·克罗斯(E
a de Queiróz，1845-1900)是葡萄牙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他被视为葡萄牙历史上最卓越的小说家，其地位相当于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在法国的地位。事实上，这位以批判和嘲讽葡萄牙资产阶级生活见长的作家深受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其代表作《巴济里奥表兄》(O Primo Bras
lio)几乎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葡萄牙式的翻版。
作为葡萄牙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埃萨是一位目光犀利的观察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入地描写了葡萄牙社会的某些典型人物，成为讽刺社会的芒刺和批评社会的投枪。在他的笔下，政治沦为政客们勾心斗角的舞台，他们浅薄无知，内心世界平庸；家庭受到道德沦丧的侵害，妇女被禁闭在家中，与社会脱节，沉湎于浪漫小说而想入非非，结果成为婚外情感游戏的牺牲品；教会腐败、堕落、虚伪，是进行丑恶勾当的隐蔽温床；上流社会的沙龙则是一群白痴聚会的场所，只为了满足享乐和怪异的念头。他刻画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代表着葡萄牙19世纪城市生活的典型形象，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赞同福楼拜的文学主张，因此他在作品中十分注重道德问题以及社会因素对人性的影响。
埃萨生前共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前期作品以现实主义叙述方式，侧重揭露教会的虚伪和对人性的窒息，讽刺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和空虚。在创作的后期，他有些厌倦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了避免落入一种僵死的、机械照相式的写实主义模式，他尝试在作品中引入虚幻成分，《达官》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作品讽刺的虽然是渴望改变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故事却在现实的里斯本和虚幻的中国之间展开，从中不难看出东方主义话语的表述，也提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的可能性。《达官》写于1880年，曾在报纸上连载，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正是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眼中暗淡无光的时期。
葡文书名“mandarim”（达官）一词是葡萄牙人用来称谓锡兰、交趾支那和中国等地的高级政府官员，在19世纪特别指满清官员；它的词源是动词“mandar”，意思是命令、指挥、派遣等。《达官》讲述的是一位叫特奥多罗(Teodoro)的政府部门抄写员，野心勃勃却无法实现，但中国却给了他实现野心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家中发现一本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旧书，书上说中国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清朝官员，只要他摇动书边的一个铃铛，就可杀死那个官员，获得他的万贯家财。正当特奥多罗想入非非之际，一个魔鬼出现了，劝说他摇动铃铛。他这样做了，获得了财产。这个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即刻吃喝玩乐，挥金如土，所有的人都拜倒在他的脚下。然而，死者的影子总是缠住他不放，使他的良心不得安宁，于是他决心去中国寻找这位官员的后代，拿出一部分财产分给他们。在中国他经历了冒险，体验了中国人的仇恨，不得不重新回到里斯本。但是他依旧无法摆脱死者的影子，甚至他想重返以前平静的生活也为魔鬼所不容。最后他写下遗嘱，把财产留给魔鬼，并写下这样一句话：“只有靠我们的双手挣来的面包吃起来才舒服；你绝不要杀死满清官员。”这句话表明，这是一部道德训诫小说，旨在告诫人们莫取不义之财。
埃萨放弃了以往现实主义细腻的景物描写和心理刻画，不再把人物设置在自然的场景之中，而是让主人公更多地依赖作者的主观命令来表现所预设的主题思想。在东方和西方时空中漫游的特奥多罗，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心态：总是幻想发一笔横财，而东方是这种幻想的起点和终点，东方象征着财富和获得财富的可能性。特奥多罗听从魔鬼的号召，杀死了满清官员狄金福(Ti Chin-Fu)，以恶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梦想；他纵情声色，成为拜金主义世界的偶像。然而，他这样做的后果会不会“恶有恶报”呢？作者从两条线索来铺展故事情节，一是从道德层面，作者告诫读者，特奥多罗杀人取财是要受到惩罚的，首先是他良心上不得安宁，其次是那个狄金福的幽灵死死缠住他不放，使他无法摆脱，除非他放弃荣华富贵，重新回到粗茶淡饭的生活；二是在艺术层面，埃萨利用中国形象，为特奥多罗安排了一次奇特惊险的中国之旅。
1892年，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提出过一个关于“满清官员”的道德命题[1:474]：如果你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即杀死一位中国的满清官员就会继承一笔财产，你会不会去实现这个愿望。19世纪的许多作家都涉及了这个命题，埃萨是其中之一；他从这个命题出发，引发出关于道德和欲望的思考与批判。埃萨并不只是在《达官》中描写过东方，他在另一本小说《圣遗物》(A Relquia)中也描写过埃及。他去过埃及，对那个国家有直接的观察，因此对当地环境和氛围的描写十分真切。而《达官》则建立在社会集体想象和虚构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物，作者显示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相当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欧洲描述中国时所惯用的话语符号。就这部作品而言，特奥多罗的中国之旅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它构成了19世纪葡萄牙文学中有关东方的最有趣的篇章。在《达官》中，作者是通过魔鬼的形象来引诱特奥多罗走向罪恶的。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魔鬼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形象，他代表着世俗的诱惑。如果说《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对浮士德的胁迫、压榨，最后迫使其爆发并在爆发中转换了能量，那么在《达官》中，魔鬼导演的是如何让人的欲望成为从起点到起点的零的循环。被非分之想控制的特奥多罗为了财富而向魔鬼出卖良心和灵魂，但结果没有给他带来平静，他经历了眼花缭乱的生活并遭受了惩罚之后，又回到他生活的本源。这种道德说教的题材显得陈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埃萨尝试为故事注入一些新奇的元素：他把笔下的主人公从里斯本带到了中国，使这部书充满了异国情调，异国情调成为他“烹饪”的材料，以弥补题材的俗套和平庸。可以看出，异国情调不是作者的目的，而是文本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他关心的不是中国，而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埃萨从未到过中国，但为什么选择中国呢？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依旧是西方想象的对象，依旧是一个话题，依旧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但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话题已不再是丝绸或者瓷器，而是战争、贫困、饥饿、苦难、疾病、混乱、愚昧、膨胀的人口、肆虐的暴政等；这是人间的地狱，充满了另类的异国情调。特奥多罗犯下了罪恶，难道还有比用人间地狱来折磨和惩罚他更好的方式吗？
在19世纪，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去过东方的人增多，描写东方的作者也不再仅仅是冒险家、外交官或传教士，但对多数人来说，东方依旧是个神秘的国家，所以埃萨在《达官》的卷首语中说道：“让我们去幻想吧！”不过，这个幻想的底色是社会共有的经验和想象，是一次在集体绘制的异国地图上进行的旅行。埃萨承认，他对中国等东方民族的认识是表面化的，“这些远东的民族，我们只是通过外在的方面和浓厚的异国情调来认识他们。我们通过版画看到他们奇怪的形象和服装，通过报纸（不同类型的）知道了他们的风俗礼仪，特别是通过他们被漫画化和神秘化的艺术形成对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粗浅的最后印象。”[2:32]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形象并不是来自直接的经验，而是把经过塑造的形象当作自己“粗浅的最后印象”。谁都可以是他者形象的塑造者，但是一个形象是否具有影响与塑造者的身份和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人塑造中国形象的时代，那么英国人的中国形象是否可以代表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的中国形象？强势话语塑造出的他者形象，最有可能变成普及化的形象，成为社会的集体想象物。这种集体想象物影响并制约着其他个体的想象。一个缺少独立思考和发现的人，即使亲身体验了中国，他的体验也不见得独特；而那些没有到过中国、或者对中国谈不上了解的人，如歌德、狄更斯、马克·吐温、马克思等关于中国的看法却因他们的身份而产生影响。因此，在强势话语的影响下，某一种文本会被看作一个文化体系中塑造异国形象的模式，使得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本表现出很大的互文性或者被程序化。巴柔指出，“形象学（或典型形象）的文本是在某种程度上被程序化了的文本，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一个特定文化中，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异国是不能任意写和任意说的。”[3:215]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的创新对作家是一个考验。有人认为埃萨的《达官》是对法国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的抄袭，因为两者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对北京的描写上[1:475]。
埃萨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并不具有独特性，它是对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元素进行组装而成的，其中不难看到一些已经程序化的形象，比如中国官员。他们的形象即使在早期葡萄牙人颂扬中国的时候，就已经隐含许多消极的方面：他们是懒惰的阶级，富有，喜欢吃喝，身肥体胖，不喜欢锻炼；耀武扬威，威风凛凛，令人生畏；有的还贪赃枉法，残暴冷酷。中国官员的形象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具体刻画，至19世纪已经被漫画化，被类型化：他们愚蠢丑陋，大腹便便，妻妾成群，讲究繁文缛节，对皇帝奴颜婢膝，对奴才颐指气使；他们的官服、顶戴花翎和辫子也已成为独有的特征。埃萨笔下的狄金福就是这样的形象：特奥多罗摇动铃铛，把狄金福杀死在他的床上：“一个猝死的达官大腹便便的身体横躺在床上。他身上穿的黄丝绸，长长的辫子散着，在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个死气沉沉的风筝。”[4:52]
象征化的两大原则，即隐喻和换喻，都是用来构建形象的[5:212]。风筝作为一个象征化的形象，在小说中一共出现过四次，第一次出现在狄金福的胳膊下，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次出现在紫禁城的上空：“只要你抬眼望一下天空，总是看到放飞的风筝，有龙状的，鲤鱼状的，神鸟状的——高空好像布满了一个透明漂浮的怪物军团”[4:92]；第三次是特奥多罗来到蒙古寻找狄金福的家人时，在客栈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放风筝；第四次是在他没能找到狄金福之后，感觉到“狄金福和他的风筝是不可见的，的确是高高位于中国祖先的天空中”[4:259]。作者手中牵着一根线，在适宜的时候就亮出风筝；这个异国情调的符号，并不是中国文化语境中所象征的美好愿望，而是作者的寓意的投射。在埃萨看来，中国的风筝是不可理喻的，是怪异的形象；它在天空飞翔，就像停滞的中国，只能在原地飞翔；如果断了线，它就会死气沉沉地飘落，完全没有了生命。
小说一开场狄金福就被杀死了，而杀人的特奥多罗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不知道他的面容，不知道他穿的是丝绸。为什么要杀死他？魔鬼在引诱特奥多罗时这样说道：
那个中国内地的满清官员，他衰老了，已经病入膏肓：作为男人，作为天朝的官员，在北京，在人类社会中，他比叼在饿狗嘴中的一粒小石子还无用。然而物质是可以转变的：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我知道事物的秘密……因为地球就是如此，在这里收下一个腐烂的人，在别处又把他变成茂盛的植物。很可能他在中央帝国作为一个官员无用了，在其他地方作为芬芳的玫瑰或是美味的圆白菜又有用了。我的孩子，灭杀几乎总是在平衡世界的需要[4:33-34]。
垂死的满清官员，不过是中华帝国的象征：衰老、腐朽、落后、停滞，什么都没有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它的财富。就像葡萄牙一句谚语所说，中国是一株“árvore de patacas”（摇钱树）。为了平衡世界，为了适者的生存，灭杀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这些话虽然借魔鬼之口说出，也许并不代表作者的立场，但折射出强者面对弱势中国的一种社会心态。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流行一时，它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依据。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要灭亡，进化的过程就是灭杀的过程，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或民族，都在经受残酷的生存竞争的考验，不是发展就是被灭绝。在社会进化论的背景下，“只要用进化取代进步，帝国主义扩张的一切劣迹，都被合理化了”[5:106]。
形象是在共时的时间和空间中塑造的，有些形象具有很长的时效性，但有些形象在成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后，很快会在时间的流变中削弱，被新的形象所代替。特奥多罗得到了狄金福的财产后，良心受到谴责，决定去北京娶一个狄金福的妻妾，使财产合法化。特奥多罗看到的北京，这座曾使许多葡萄牙人赞叹不已的城市，已面目皆非，变成一幅黯淡的陈旧照片，它的异国情调令人“晕眩”。如果说比门特尔笔下的北京已令人难以忍受的话，那么特奥多罗所置身的北京就是地狱：
路两旁——时而看见空地，那儿有一群群饥饿的狗在叫，时而是一排排褐色的小破房子，时而是用根铁棍挑着五颜六色细长招牌的寒酸商店。远处是得胜拱门，紫红色的托梁，高处有闪闪发亮蓝色琉璃瓦的椭圆形顶连接着。大多是穿灰色和浅蓝色衣服的嘈杂拥挤的人群川流不息；尘土使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微黄色；黑黑的污水沟里发出一种酸臭味；时不时有一些由穿着羊皮忧郁的蒙古人赶着长长的驼队缓缓穿过人群。
…………
突然，响起一阵喊叫声！我跑过去看：是一群犯人，一个戴着大眼镜的士兵正在用阳伞驱赶着他们，他们的鞭子是互相捆在一起的！就在这儿，在这条街上，我看到了喧闹的清朝官员出殡的队伍，打着各种旗子，送葬的人手提火盘烧着纸，披麻戴孝的女人倒在毯子上悲痛地哭嚎；后来，她们起来，又笑了起来，一个穿着白孝服的苦力马上拿一把鸟状的大茶壶为他们倒茶。
路过天坛时，我看见一个广场上聚集着一群乞丐；腰上用绳子吊块砖权当遮羞；女人们头发上插着各种旧纸花，在那儿安静地啃着骨头；他们身旁是腐烂的儿童尸体，上面牛蝇飞舞；再往前，我们碰到一个牢笼，里面一个犯人从笼子里伸出枯瘦的双手在乞讨……后来，萨托恭敬地指给我看一个窄窄的广场：在那儿，石柱上放着小笼子，里面是砍下的人头：从上面一滴滴地往下滴着浓黑的血……[4:34]
埃萨没有亲历过中国，《达官》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一样，充斥着描写中国时应该具有的场景：如蚁的人群、蜂拥的乞丐、肮脏的街道、愚蠢的迷信、凶恶的官吏、残酷的执法等。理想化的乌托邦已经被现实的地狱所代替，这是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世界，是西方的“异己”和对立面，它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特奥多罗最后宁可放弃财产，也“要尽快离开中国，这个未开化的帝国”[4:187]。
在《达官》出版14年之后，埃萨在一家报纸撰写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专栏文章，后来以《中国人与日本人》(Chineses e Japoneses)为标题出版成书。在这些文章中，埃萨以中日朝鲜战争为主题，论及一系列问题，比如中日战争的政治原因和两国的历史恩怨、中国人的特性、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中国的苦力输出、欧洲对中国的态度等，其中不乏对中国的赞美和同情。作者虽然以中日战争为议论对象，但也借题发挥，用很大的篇幅对西方文明和历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如他所说，“我们欧洲人，甚至你们美国人，当务之急要做的是考虑战争的后果，特别是中国战败的后果。”[2:24]埃萨一直关注中国，在1872年至1874年担任葡萄牙驻哈瓦那领事期间，与中国人有过接触，他同情被贩卖到古巴的中国苦力。此后，他一直关注中国苦力的问题，《中国人与日本人》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涉及这个问题。
萨义德指出：“……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那么，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更重要的是，意识到属于地球上的某个特殊区域，这一区域自荷马时代以来一直与东方有着明确的联系。”[6:15]尽管埃萨长期住在国外，自称是一个“外国化的葡萄牙人”，但他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依然是一个葡萄牙人，这种身份决定着他对待中国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他无法脱离欧洲的文化大背景来注视中国，表述受到权力话语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会从一个葡萄牙人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利用中国，批判西方的某些行为。
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令人不愉快的。改朝换代没有改变中国，一样的政治体制，一样的风俗习惯，一样的审判和酷刑，只是中国人的头上多了一条遭人嘲笑的辫子。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美德，与以前欧洲人笔下的形象判若两人。中国人粗鲁、肮脏、残酷、奸诈、虚伪，他们沉迷于吸食鸦片，讲究吃喝，没有同情心，缺少人格和良心，发明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等等。西方把他们“当作一个密集的、不可数的、模糊的整体，或是‘中国人群’，常常用贬义的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中国的人口密集。而且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外表特征和服饰没有特色。西方人通常用动物模拟中国人；‘蚂蚁’是常见的比喻”[7:251]。埃萨在引述西方对中国人的看法时也写道：
对欧洲人而言，中国人还像是黄色的硕鼠，斜视着眼睛，拖着长辫子，留着三英寸的指甲，迂腐守旧，幼稚天真，满脑子的奇怪念头，浑身散发着檀香和鸦片的味道，他们用两支筷子吞嚼着如山的米饭，在纸糊的灯笼间顶礼膜拜[2:35]。
但埃萨批评了西方由于工业进步而产生的优越感，他认为西方虽然认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品德和蕴含的力量，但并没有对这些民族产生任何敬意，“当一种文明完全沉迷于物质主义，并从中得到所有的享受和荣耀，总是倾向于根据物质的、工业的和生活享受上的优劣来判断其他文明。北京的商店里没有电灯，因此被认为是落后的。”[1:38]埃萨对工业文明是排斥的，认为城市中的许多社会问题是人们对物质无法抑制的欲望所造成的。他认为回归乡村生活是消除人类罪恶的有效方式，这一观点在他的一本随笔集《城与山》中得到过充分的体现。
在欧洲普遍蔑视和嘲笑中国人的目光中，埃萨却发出不和谐的音符，钦佩并赞美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人人都极为聪明，像蚂蚁那样勤劳，坚持不懈，像牛一样吃苦耐劳，他们生活俭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具有巨大的忍受苦难的能力。”[2:38]埃萨也使用了蚂蚁的形象，不过是用来比喻中国人的勤劳。罪恶的苦力贸易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来到了拉丁美洲，成为外国铁路工程、种植园和各种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西方的资本世界从他们身上榨取了巨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他们引起了西方的恐慌，这些“怪异、低劣、狡诈、个性模糊的黄色人群”，从不计较苦难的代价，前赴后继地涌入西方社会，成为西方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美国人巴亚德·泰勒说：“中国人是地球上道德质量恶劣的民族。要想公平对待我们自己的民族，就应要求不让他们安居在我们的土地上。”[8:215]因此，西方文字和图片对中国人进行各种贬抑的描述，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埃萨却认为欧洲不应该害怕中国人，他们的到来将对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作出贡献。中国人只拿欧洲人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工资，却是“机器上精巧的配件”。埃萨在哈瓦那任职期间对中国劳工有直接的观察，他赞扬中国人身上的品质：
他们绝顶聪明，令人难以置信地吃苦耐劳。在加利福尼亚，在内华达山区，那些平整土地的工作只有不知劳累的、坚韧的中国人可以胜任。没有他们，太平洋铁路无法这么迅速、这么有效地建好。在哈瓦那，在烟草、甘蔗、烟叶、棉花的种植园中，所有的种族、包括黑人都无法坚持下来，只有中国人越干越有力气，面色有了光泽，身体也长胖了。烈日骄阳、狂风暴雨、蛮荒的土地、细菌和毒药都打不垮这个外表看起来像是胶皮捏的民族[2:62]。
漫画、小说、儿歌、传说、报纸、图片，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和描述中，中国人几乎是人类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那些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却补充说中国人除了那些品质外，还非常虚伪，非常不诚实，非常怯懦，偷盗而且肮脏。”[2:38]针对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丑化，埃萨站出来为中国人辩护，认为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过于片面，那些丑化中国人的西方人只是去过中国沿海对外开放港口，在这些地方他们接触的又是下层粗陋的人群，因此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中国人，一无是处也好，品德高尚也好，埃萨认为“确切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文明，这种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从亚利安民族的智慧所创造的所有文明形式中幸存下来，这是十分优雅的文明，从哲学家的精妙的著作到抒情的词赋，中国文学经久不变的主题都是在赞颂做一个中国人是无比幸福的。”[2:42]
在19世纪中国形象失去光辉之际，埃萨却“不合时宜”地赞扬中国，为中国重新戴上灿烂的光环；他把中国的失败归于“中国没有采用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方式，这些方式如此奏效，即使邪恶的‘地球渣滓’日本人采用后也打败了强大的中央帝国。”[2:57]许多西方人敬佩日本，因为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政治体制，成功地进行了宪政改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跃成为强大的国家。他们常常把日本与中国比较，埃萨也不例外，但是他更同情中国，他所说的“欧洲的方式”是指政体改革，一个远在欧洲边陲、从未到过中国的“佛郎机人”，倒是比那些洋务派大臣显得更有洞见。在人们普遍蔑视中国时，他却对中国充满了信心：“中国肯定会像日本在这15年所做的那样，但规模更大，因为中国有四亿人口，有无数的金钱，还有才智、毅力以及讲究实际和方式的精神。用不了20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2:57]。在他看来，中国对贪婪、虚伪、粗暴和傲慢的白种人是充满蔑视的，只不过是对他们的“机械”感兴趣。他用讽刺的笔调写道，中国人轻视那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是因为他们外形粗俗，行为野蛮；他批评英国人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轰开了长城的一角，运来了鸦片；他抨击欧洲人洗劫并焚烧了圆明园；他讽刺欧洲人的贪婪、粗暴，到中国只想挣钱发财，对知识和精神的事物毫无兴趣；来华的传教士也是傲慢无礼，蔑视中华法律，不尊重华夏礼仪，围剿佛教僧侣。总之，这些原因导致了中国人排斥欧洲。除了欧洲的技术，中国人坚信在知识、道德和社会方面中国都优胜于欧洲，欧洲应以中国为师[2:544-548]。难得埃萨一片苦心，处处为中国开脱和辩护。埃萨赞美中国，是想从中国的角度来批评欧洲的虚伪和贪婪，就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来信》，假借波斯人之口来批评法国社会一样，所以埃萨一开始就说，在欧洲人的足迹遍及世界之时，也可以做一个中国人了，意思是他可以效仿孟德斯鸠，去做一个“中国人”来批判欧洲。一个人看待异国的态度，无法脱离与他自身相关联的社会因素。19世纪末的葡萄牙，在欧洲的处境有些类似中国。没落的葡萄牙与欧洲几个强国在非洲的利益问题上发生争执，由于葡萄牙在非洲控制的地区并非有效的军事占领，所以这些国家提出，对非洲的权利要按照军事占领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历史文件。葡萄牙虽然损失巨大，还是接受了地图上的新布局，但是英国认为葡萄牙占领地区包括了对英国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并在1890年1月11日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离该地区，而且派出军舰，停泊在里斯本港口。弱小的葡萄牙只好让步了。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尊严，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出现了反英运动的浪潮。埃萨当时在驻巴黎的领事馆任职，他写道：“我相信，当代的葡萄牙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觉醒和认真的时刻。”[9:337]1892年他在为一位诗人的诗集写的序言中说：“在世界的眼中，葡萄牙已经不复存在……欧洲认为葡萄牙已经死了，留下一份分割的遗产，留下一席美味的大菜。只是贪吃者的胃口不适才救了我们。待有一天他们胃口大开，就会把我们一口吞掉。”[2:18]
面对共同的欧洲，葡萄牙和中国有些同病相怜，都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埃萨在中国残破的镜子里，看到了葡萄牙苍白的面影；他顾影自怜，举起中国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