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态势——在辽宁省“转变教育思想观念”研讨班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宁省论文,研讨班论文,世纪之交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态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在三个层面上全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体制改革，这是关键；第二个层面是教育教学改革，这是核心；第三个层面是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这是先导。这三个层面的改革是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
处于关键层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大约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缴费、就业制度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从当前到本世纪末要着重推进的，是体制改革的重点。
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原国家教委和现在的教育部都是一直把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体制改革的重点，着力加以推进的。从1994年以来，每年都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和推进这项改革。大家知道，1994年6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一次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研究、部署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这次会议刚结束，根据李岚清同志的建议，原国家教委党组决定于该年年底在上海召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确定，到本世纪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重点，是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南昌召开了以“共建”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1996年，在北戴河又召开了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李鹏同志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97年在江苏扬州召开了以“合并”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李岚清同志亲自参加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为什么这样重视管理体制改革？是什么力量把它推到改革的最前列？改革的动力
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是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的高度综合；二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急剧变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日益加快，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据计算，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和实际经济效益，在18世纪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7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微型计算机等领域仅隔6个月就有一代产品问世。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引发了新的经济革命，出现了知识经济。所谓知识经济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产物。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以信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人才素质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从而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又提出什么要求呢？下面列举几件事例说明这个问题。
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厦门大学召开直属高等学校咨询工作会议。一位副主任在综合大学一组讨论时，就目前培养人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情况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情况时，中央领导同志向她提出一个问题，高等学校科研力量强，成果也多，但为什么我们连打砖头的机器、打豆腐的机器也都要进口呢？这反映出我们培养的人才知识面太窄，缺乏集成性（或叫系统式）人才，没有人能把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都集成到一台机器上来，使之性能好，可靠性强，又经济、耐用、美观。这说明：“依靠一门学科设计机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培养的人才为什么会知识面过窄呢？这是由于我国原来的条块分割、封闭发展、自成体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造成的。建国之初的院系调整适应了当时我国经济建设急需专业人才的需要，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有缺陷，一是把综合大学都拆散了，实行“文理分家”、“理工分家”，二是专业口径一般都太窄，许多学校按产品，甚至按产品的零部件和工艺方法设置专业。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的高等学校，大多是单科性的，不少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办一所学校。但一所学校总不能只有一个专业，于是就要增加专业，但增加的专业又不能超出我这个行业的范围，于是就按一个产品，按一种工艺来设置专业。这样设置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当然是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了。对此，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同志曾就他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说：“我是搞经济学的，而且我主要搞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没有说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懂得政治经济学，不懂哲学，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对政治经济学搞得很好。反过来说，搞哲学的并不懂经济学，也必然影响他对哲学的深刻理解。包括我们的一些教师，像我们搞经济学的很长时间都在教书，但我也知道教经济学的教师可以是只教资本主义部分，或只教社会主义部分，专业就这一块。《资本论》讲过，分工过于发展以后变为分工的痴呆症。我想我们出现了一种分工的痴呆症，就是把知识割裂得非常厉害，然后一个人学的专业局限于他自己的那一门学科领域中间，某一部分中间，包括我们的自然科学都有这个情况。周远清同志曾举过一个例子，导弹发射架专业，学四年就学导弹发射架怎么造。这样学出来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因为他的知识面太偏了，太窄了。”其实，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难于成为一个科学家，就是对日常的业务工作也难于应付。有一位名叫王建华的，在华中理工大学读了将近十年书，获博士学位，又教过书。他到美国后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有一次，老板交给他一个项目，并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我的专业主要是搞热加工的，这个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三个专业方面的知识，您能不能给我配上这几个方面的人士？”老板只问他一个问题：“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机械”。“那你怎么能不懂这几个方面的知识？如果你需要专家意见，我可以为你提供。但这个项目却只能由你一个人完成。”老板毫不通融。
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什么样的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呢？我国工程院在1996年前后，曾对工程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进行过专题调研。他们研究的结论是：一名现代合格的工程师，必须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科学基础，又要有一定的本专业知识，以及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必须对于所属的经济环境（市场）、社会环境、公共政策、人际关系、道德规范以及自然环境有一定的了解与适应能力。他们以机械设计工程师为例，例举出所需的知识能力结构：数学和自然科学（分析能力、独立获取知识能力），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独立获取知识能力），工程实践（操作能力、合作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交流表达能力），工程造型（市场意识、审美能力），外语（应用表达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法律、专利、环境等意识、交流表达能力），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信息处理能力），经济与企业管理（市场竞争意识），工程材料（分析能力、独立获取知识能力），技术科学（分析能力、独立获取知识能力），各种知识、能力占多大比例，用示意图加以表达。
不独有偶。十年以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做过一次类似的调研。他们进行这次调研和改革的大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罗斯福总统科学顾问布什的报告《科学是无疆界的开拓》而建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是鼓励大学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研究型的人才，不是面向工业界的，于是出现美国获诺贝尔奖者增多，但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则下降的情况；加上80年代中期以来，冷战结束，政府财政开支规模的结构性转变，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界在录用人员的专业和面向的变化，使工程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在研究生工程教育中，重视科学研究但开发能力比较差，知识的领域比较窄，毕业生适于当教授和研究人员等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由16位不同背景的著名教授组成一个委员会，选择8个行业和产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调研美国这些行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研究美国工程教育所需要作出的改革。在现阶段，工业界对人才的要求是：在保持较宽的科学基础的前提下，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训练，具有开发和创造市场的能力，掌握设计和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的集成知识和系统方法，包括设计、管理、环境、伦理学等。这次改革的特点是：在不削弱原有的基本科学、数学和工程科学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大加强大概念下的工程实践（包括设计、制造、工程管理、环境、市场等），即所谓回归工程实践。这种“回归”，不是回到战前那种内涵和方式的工程实践，而是把教学的更多方面引导到大规模复杂系统的分析管理上，即所谓工程集成教学。
我国工程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培养出具有“集成知识”和“系统方法”的专门人才。
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必须对我们的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包括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专业设置的改革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里主要讲管理体制的改革。
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和业务部门办学带来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我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不是单科院校就是多科院校，“理工分家”，特别是“文工分家”的情况比较普遍。象这样的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院校，是很难培养出具有“集成知识”、“系统方法”的人才的，是非改革不可了。正如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总结清华几十年发展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加强综合性，才能实现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才能促进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互补，才能形成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综合发展，这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学科的日益综合化，近二、三十年来，高等学校自身及其与科学院所和大型企业之间走向综合与集成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德国自70年代后期以来，工学院改为工业大学，进而改为综合大学的趋势十分突出。放眼世界，第一流大学都是综合大学，有的是由原来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而来，如牛津、剑桥等等，有的是由工科院校发展而来，如麻省理工学院，它们可谓是殊途同归。而促进它们殊途同归的根本动力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把每一所高等学校都办成文、理、工、管、农、医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财力。面对历史已经形成的事实，我们只能走改革之路，即：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学校之间合作办学，学科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几所学校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之上进行合并，这是一步到位的办法。
总之，关键是要营造一种理、工、文多学科融合的“教育环境”、“学术氛围”。
其二，提高办学效益是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国际上通用的评价高等教育投资的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标是：生均成本指数（生均成本／人均GNP），校均规模和生师比等。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是比较低的。
关于生均成本指数。据一些学者的粗略统计，从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指数是呈下降趋势的，但与外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比较高的。从1981年到1989年九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指数分别为：3.78,3.87,3.98,3.42,3.12,2.88,2.26,2.04,1.80。而同期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原联邦德国、加拿大和泰国，都在1.0以下，不少国家为0.5左右。
关于校均规模。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整个80年代，其校均规模都在2000人以下。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在当时的办学条件下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的平均规模能够达到4000人，则可带来20%～25%的成本节约。由此推算，整个80年代由高等学校规模适度所产生的效益估计可达120亿人民币。1997年校均规模已增至3000人，但距离比较理想的4000到5000人的校均规模还较大。
关于生师比。有位学者在80年代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学校在校生为4000人时，若生师比为3:1,5:1,8:1,10:1，其生均成本分别为2157元，1939元，1612元，1394元。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若将各类学生全部折算为本、专科生，其生师比已由1990年的6.3:1提高到1997年的10:1，进步很大，但仍有较大的潜力可挖。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效益较低的一个特殊原因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的办学和管理体制，使得在同一地区低水平的重复设置学校和专业，以及单科学校过多、专业服务面过窄，等等。例如，198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所增加的新校大多是各部委和各省、市、区所属的中专“升格”而成的，许多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在低水平上重复设置，校均规模不大，教育成本增加，总体效益下降。
在教育经费不能满足学校发展需要的情况下，提高办学效益的问题就更为迫切了。这是从学校内部迫使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
从政府宏观管理方面讲，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效益，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布局，因而必须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同结构布局结合起来。从学校方面讲，就是要正确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其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政府机构的改革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直接推动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1998年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一夜之间改变了将近一百所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就是一个最生动的说明。
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展的需要，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以朱镕基同志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国务院机构精减工作，国务院部委级机构减少三分之一，工作人员精减一半。其中有9个业务部门改成国家局并入经贸委，这些局和经贸委都不设置专管高等学校的机构。这样一来，这9个部门所属的92所普通高等学校在一夜之间便没有了“婆婆”，管理体制非改不可了。于是国务院决定，将这92所院校全部由教育部和所在省、区、市共建，其中10所（其中8所为进入“211工程”的学校）以教育部管理为主；另外82所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涉及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最多的省河南共8所，其次北京和辽宁各7所，江苏6所，黑龙江、湖北、山东、陕西、吉林各5所，安徽、浙江、天津、河北、湖南各3所，甘肃、四川、重庆、江西各2所，山西、上海、内蒙、广西、云南各1所。这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这次改革涉及的92所高等学校，全部是中央业务部门举办和管理的，占全部中央业务部门所属院校的将近三分之一。这一块的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全国主要的大型企业都由中央政府各业务部委直接管理。与这种体制相适应，各中央业务部门相继创办并管理主要为本行业、本部门培养专门人才的单科性高等学校。这种管理体制，对于调动各部门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促进我国经济和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许多业务部门是工业加工部门管理的院校，其办学条件越来越困难。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各部委的经营性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业务部门的非经营性投资（高等学校的基建投资都列为部门的非经营性投资）大幅度缩减，政企分开，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等原因，使许多学校的经费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在这种情况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及时指示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就中央业务部门所属院校的管理体制问题进行研究。从1991年到1993年我们曾进行过两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1991年对37个部委的统计，1990年对所属院校的投资额与1986年相比，平均下降26.6%，有三分之一的部委下降30%。1993年10月，我们又对36个部门（共有直属高校281所）的教育投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有18个部门（共有直属高校127所）对所属的院校的基建费连年大幅度下降，不少部门无力拨付教育补助费，而那时物价又涨得厉害，这一减一涨，使学校实在难以维继；另外11个部门（共有直属高校90所）拨给院校的基建费减少幅度较少些，勉强能维持。只有7个部门（如邮电、交通、铁道和石化等）所属的64所院校日子好过一点。
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上半期不断改革的深入发展的一次集中表现，而这种改革还要继续下去。这就是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已迫使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非改不可了。
改革的目标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逐步建立学校自主办学、政府宏观管理、社会积极参与的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权，加强社会参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第一，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改变学校的隶属关系，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权限，建立起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上面。过去，我国高等学校曾经历过几度“下放”与“上收”的反复，使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只解决学校的领导关系问题，学校的“下放”和“上收”都不过是换了个“婆婆”，而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依然如旧。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坚持政府转变职能，扩大学校面向社会办学自主权的原则，使学校真正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和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在改变领导管理体制之后获得健康的发展。
应该充分认识，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因为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调节，是把学校看作生产者，而生产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其生产过程享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正因为如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上海四所著名大学校长、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求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意见。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它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由此，把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实施。为此，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按照生产功能的学说，高等学校是有别于经济生产实体的一种非盈利组织，它的决策和活动是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追求获取最大利润。维持这种生存和发展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的产品包括毕业生，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规格质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求；二是需方在人、财、物力等方面的支出能力，包括学生所交的学费、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团体及个人的资助，以及学生的录取和教职员工的录用等。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一个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效率，取决于生产者的决策和活动本身。为此，要提高高等学校“生产过程”的效率就必须使高等学校对生产过程拥有自主决策权。但是，这种自主决策权限又不同于企业。因为作为一种非盈利组织，高等学校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综合效益，这种综合效益并非用利润来衡量，而是表现为学校能否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方面需求，所以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又是有限度的，需要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全面需要。而且随着高等学校职能的扩大和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宏观调控也必然不断加强。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的过程和经验来看，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大小是与下列因素相关的：国家的政治需求程度；学校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程度；学校之间的竞争程度和文凭的等价程度；政府（国家）间接调控手段的完善程度；学校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等等。这些因素又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正确的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1988年6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题研讨。与会的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做这样的归纳，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主要是指高等学校在教学、学术上应有充分的自主权，使自己培养的人才和研究的成果及提供的服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波伊尔博士认为，现在需要这样的平衡，即在给大学以充分自主权，使其保持自身学术风格的同时，还要使大学向国家和人员负责。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可否这样说：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就是国家赋予高等学校的能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自我调节的权限，而不是具有在封闭的系统里自我完善的能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高等学校有了办学自主权后，就要认真研究主客观条件，正确定位，办出特色。
第二，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
加强省级政府对设在本地区的高等学校的统筹决策权，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条块分割”的教育体制主要是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克服弊端的途径之一是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其主要原因是：
①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和深化，必然促进以开发优势资源为特点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因而需要发展相应的高等教育，以培养适应区域发展需要的人才。
②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中央经济业务部门很难在经费上支撑所属的高等学校。将其转由地方管理，或与地方共建共管，或由企业（集团）参与办学和管理，或学校之间合作办学，或学校之间合并等便成为几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
③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要面向社会办学，市场机制要对其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就必须讲求办学效益。加强省级政府对设在本地区所有的高等学校的统筹决策权，是避免低效益、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战略选择。
地方政府怎样促进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加州发展的经验；华盛顿大区发展的经验；犹他州发展的经验；硅谷和128号公路两个科学园区一兴一衰的经验教训，等等。
加强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权，是同世界上高等教育地方化趋势相一致的。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的权限逐步下移的趋势，即由中央——省——地方下移的趋势。美国高等教育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莫利尔法令颁布之后，是由州政府管理为主的，但近年来又进一步强调要与地方社区相结合。以波伊尔博士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提出要“创建新型美国学院”就是体现了这种要求。他们所提倡的这种新型学院的基本特征是与地方社区发展相结合。波伊尔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一新型美国学院将围绕紧迫的社会问题组织跨学科的研究所。这种学院的本科大学生将参加实地项目，把想法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课堂与实验室的范围将拓宽，卫生所、青年中心、中小学和政府办公室都是学生的课堂和实验室的一部分。教学人员将与第一线的实践者结成合作伙伴，而这些实践者则可到校园任教并担任学生的顾问。”
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而论，应强调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但随着21世纪中叶的到来，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那时可能就要强调省属的中心城市的参与办学和管理了。近年来，台湾当局也很强调教育的地方化问题，他们明确提出要求：今后台湾各大专学府应与各地的产业相结合，以促进地方的繁荣发展。台湾的《中央日报》于1995年3月13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作《大学教育应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社论从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在于进行“全人格”教育的角度，论述大学与地方社区结合的重要性，指出：大学教育“既然是‘全人格教育’，就必须将大学及其所在的地区做有机的结合，使师生与当地民众融合于一，形成‘大学城’，并促进大学所在地区的整体发展。同时亦可解决高等人力的就业问题。”社论还指出这也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本于此一原则，在先进民主国家的大学城，往往会与社区相结合，形成知识、教育、文化与科技的重心。”
第三，加强社会参与。
我国确定到2000年教育发展的战略是：“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这是中央正式决定把加强社会参与作为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战略组成部分。《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会参与的许多措施。如上所述，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把企业参与办学和管理作为一种重要模式，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企业参与是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社会参与，也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纵观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加强高等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这是因为：从学校方面讲，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企业方面讲，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立足之地，为了在就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学生和家长也越来越关心教育；社会的全面进步也越来越依靠教育。这些因素都推动着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多种形式在各种程度上参与高等教育的办学和管理，社会的呼声和要求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也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逐步加强“社会参与”管理学校的体制，使之成为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中十分庞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教育与外部的联系，增强了教育和学校的适应性。1989年11-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圆桌会议报告》也强调指出：“要想形成适应21世纪要求的学习，教育体制应不同于目前的模式。可能其最重要的面将是社会更多地参与学校和学校更多地参与社会。”1994年3月3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经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而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其中规定：“在各地方教育当局、高等教育机构、家长、地方劳动协会、企业组织和专业协会之间，只要有可能都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为教育工作者在专业发展方面提供支持。”“每家美国大型企业都将参与强化教育与工作相联系的活动。”
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
第四，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
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作为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必然要加强对它的宏观调控，其目的是为了使它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法国一位军事家曾说过：战争太重要了，所以战争不能由军人来决定。美国一位科学家引申这句话说：科学太重要了，所以科学工作不能完全由科学家来决定。我们也可以引申这句话说：教育太重要了，所以教育工作不能完全由教育工作者来决定。
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仍然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到下世纪初将建立起科学的分级分工管理制度。要继续坚持在保证全国大政方针统一的前提下，对教育事业实行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原则。这一点对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我国来讲，显得更为必要。要转变政府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确保学校面向社会主义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要加强教育决策咨询系统、信息系统、督导评估系统以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功能。
改革的模式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中央业务部门所属的300多所高等学校。
对于中央业务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的改革，《纲要》和《〈纲要〉的实施意见》都明确提出，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由中央部门继续办、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转由地方政府办、由企业（集团）参与投资和管理、学校之间合作或合并等多种形式，进行改革。经过总结改革的初步经验，人们对如何根据不同情况，实施上述改革的模式的认识又深化了一些。
其一，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建设部门所属院校。这种共建模式，是在90年代着重推进的一种改革模式。起初它的特点是：学校原有的隶属关系和投资渠道基本不变，由地方政府以多种形式给学校增加投入（如直接拨款、减价出售或无偿惠赠土地、与地方所属院校一样享受本地出台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等等），学校则为本地培养所需人才和按照协议提供科技和咨询服务，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则参与并逐步加强对学校的统筹和管理。这种改革发展下去，是自然地转由以地方管理为主，最后慢慢形成以学校为主，建立自主办学、自我约束机制，政府只是依据政策、法规进行宏观管理。当然，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渐进的，是水到渠成，事随人愿，而非“奉命”行事。实行这种共建模式的基础是学校为地方做贡献，即要以面向全国服务为主，转向以面向地区服务为主。在90年代，最具体、最现实的贡献和服务就是要更多地招收本地生源，一般应在50%以上，理想的是达到2/3。当然，这个比例应因地因校而异，如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就很难达到这个比例。例如，广东省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竭尽所能，率先行动，于1997年前，已经同相关部委签订协议，把在广东的全部十几所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统统进行共同建设。这种共建的结果是，学校既增加了投入，又扩大了服务面向，有利于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拓宽专业口径，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李岚清同志讲，共建不是简单的“下放”，而是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将部委与地方条、块各自办学变为共同办学，以地方为主，学生主要来源于当地，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主要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截止1997年底，已实行共建的高等学校计有100所，其中原国家教委所属高校31所，其他中央部委所属高校54所，地方所属高校15所。
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有154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加入了“共建”的行列。如果说，过去的“共建”都是普通高等学校单个（或双个）进行的话，那么，这次是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成批进行的。这一批的规模就比过去几年累加的还要大。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不久将有第二批、第三批。到2000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基本调整完毕，实现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以地方为主的改革目标，基本理顺我国高教管理体制。
其二，两所或两所以上的学校进行合并的模式。这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发挥学科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而因地制宜地对某些院校进行合并。这是一种理想的改革模式。各个省、区、市都在规划，逐步实施。中央和教育部也正在积极推进。由李岚清同志直接出面推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已决定合并，召开了筹建大会，成立了筹备领导小组，进展比较顺利。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讲到，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一流大学。新浙江大学的组建就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步，这是一所真正的综合大学，文、理、工、农、医都有。最近，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也都提出要由原来的合作办学进到实质性的合并，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都有医学院，世界上10所最好的医学院都在综合大学里头。这种模式又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隶属关系的学校进行合并，然后由地方或以地方为主进行管理，如原国教委直属的广东外国语学院与对外经贸部直属的广东经贸学院合并后归广东省政府管理。有的是同一隶属关系的学校进行合并，合并后的隶属关系仍不变，如原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成四川联合大学。有的是不同隶属关系的学校合并后由原中央部门与地方共建共管，如上海同济大学与上海城建学院等的合并。这种改革模式的优点在于，不仅能直接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也有利于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教育质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改革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必须在各方面的思想认识都比较一致的前提下实施，急于求成往往会事倍功半。但是从已有经验来看，一经决定合并，就必须一步到位，“从松散到紧密”是不成功的，“磨合”实际是“磨擦”，不但不能促进真正的合并，而且还会增加离心力。所谓一步到位，主要是领导班子和学校领导机构一步到位，至于学科的调整，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南昌大学（1993年5月4日，由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成）的经验是：在领导班子和学校领导机构一步调整到位后，接着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原则，将两校一些重复设置的系、专业和学科合并组建；同时，为了主动适应在此基础上又适时将全校的专业进一步优化组合为9个学科群。在学科群的基础上，连同相关的研究所（室）和科技开发产业，组建相应的学院，并辅以行政职能，使其成为“文理工渗透，学研产结合”的办学实体，使办学实体产生了"1+1>2"的效应，大大发挥了并校后的综合优势，人财物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师资力量得到优化组合，科研攻关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重点学科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996年1月在全国地方院校中第一个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通过“211工程”立项审核，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其三，中央部门所属院校转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模式。它的特点是学校的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全部由中央部门划转给地方政府。例如，原国家教委直属的广东外国语学院，对外经贸部直属的广东经贸学院和上海经贸学院，都已于1994年分别转由广东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管理。使部门所属院校中的相当大部分逐步转由地方政府管理，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之一。但这项改革的难度较大，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许多实际的困难。例如，有的部委的领导同志存有顾虑，觉得“过去的领导同志勒紧裤带把学校办起来，今天在我的手里把学校交出去，前人、后人会如何评说？”地方的同志也有疑虑：“今天你没有钱了把学校放下来，明天有钱了又可以收上去，与其办‘飞鸽牌’，不如办‘永久牌’”；有许多地方则是因为经济支撑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校的同志则担心下放到地方后，学校的地位下降，办学自主权得不到保障，等等。这种种不正确的思想，都源于对这次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足。由于存在诸多的思想障碍和实际困难，这种改革模式虽已有了一个开端，但仍举步维艰。作为一种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不能动摇，但在实施过程中，步子一定要稳妥，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做到“水到渠成”，不可操之过急。
截止1997年底，全国已有8所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划转地方管理，8所省属高校由省内业务厅局划转省教委管理。
其四，两所或两所以上学校之间的合作办学模式。这是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一种改革模式。如北京市东北片的几所学校（对外经贸大学、中医药大学、化工大学等等），广州市石牌片的几所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大、师大等等）的合作办学。它的特点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学校各自以独立法人身份，通过协议，就教学、科研、后勤服务等若干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方面进行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这种模式既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又不涉及隶属关系、投资渠道等外部关系，简易可行，是当前大力推进的改革模式。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搞实质性的合作，应从最能使合作各方均可受益的方面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讲求实效，逐步加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这种改革模式的最高形式，是规模较小、学科专业性质差异较大的学校之间进行合并。这当然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当然也并非今天进行合作办学的学校今后都会合并成为一所学校。
截止1997年底，全国计有228所高等学校开展了校际间的合作办学，形成了162个合作办学体。
其五，由企业（集团）参与投资和管理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分两种形式。对于那些行业性强、地方接纳不了的专科学校和规模较小、学科专业比较单一的本科院校，由部门和本行业的企业（集团）共同建设，分工管理。它的特点是调动全行业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主要为本行业服务。如电力部所属的全部高等专科学校，都由部和所在地的电网局共同投资建设，三所规模较小的本科院校，也于1995年初开始，由部同所在地的地区网局共同投资建设。对这些学校，事业费投资渠道不变，基建费由部和企业按协议分担，学校教师、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按企业的标准，超出国家拨发的事业费部分由企业负担；学校主要为网局培养人才，同时也按协议兼顾行业的需要。另一种形式是以重庆大学为代表，它的特点是在原有的隶属关系和投资渠道不变的前提下，由跨行业、跨地区的若干企业（集团）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投资和管理。这是一种“吃百家饭”的模式。
截止1997年底，已有217所高等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协作办学，涉及企事业单位近5000家。
加强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校为了更快更好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要求，是学校为了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要求，是学校为了补充办学经费不足的要求。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80年代发表的一个报告中，是这样分析大学与社会外部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学—宗教团体的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大学—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减少；展望未来，将产生最激动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总趋势做过专题调查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宗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密切，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强大；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则是民族国家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强大；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企业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强有力。美国工程研究中心在一份题为《工程研究中心：为竞争而结成的合作伙伴》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政府介入工业以及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英国《泰晤士报》1994年12月1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应面向工业界》的报道，介绍拥有9500名学生的赫里奥特—瓦特大学与英国石油工业领域的企业合作的实验。这所大学在与生产威士忌酒的工业企业合作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上，最近又打入石油领域，为英国拟开发的一个大油田进行确定井位、钻井和提炼石油等的研究工作。这家报纸认为，这是英国首例准备使自己成为一家商号的大学，并且它可能预示着21世纪高等教育的模式。这所大学的改革实验震动了英国学术界，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一方面，学者们佩服麦克法兰校长的眼光和胆略；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做法给大学传统所具有的学术特点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安。该校校长麦克法兰教授对此表示理解，但他认为教育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他说：“人们可以感到不舒服，或者讨厌这种做法。但教育必须变得更加灵活。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大，经费问题势必越来越难解决。”这位校长还认为，大学应该找到它们擅长的领域，然后象那些成功的公司一样发挥它们的能力。现在，这所大学实验室所需经费，80%以上来自一个财团的57家公司。这位校长还希望在工业领域发挥另一作用：培训人才，即为公司的经理人员和职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教育。
1996年元月，海峡两岸大学校长在台湾举行《高等教育现状研讨会》，校长们提出，学校与企业紧密连结的产学合作制度，是达到双向参与、共同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学新路子。怎样促进这种合作呢？与会的远东机械公司董事长庄园钦先生认为，若国立大学经费由学校自筹，可能会促进大学必须更积极与企业建立产学合作关系。也有人提出这个自筹部分约占学校经费的20%为宜。最近，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强调，我国决定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它的实质就是政府支持，推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这是英国学者费里曼于1987年提出的，是基于对英、美、德、日等国经济发展进程所做的比较分析。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保持强劲的势头，不仅源于技术创新，而且是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晶。所谓国家创新体系指的是，由政府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以及技术支撑服务系统相互依存组成的一个有序的网络结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道德规范，开展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造，扩散和使用的活动，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从1992年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162所普通高等学校经合并调整为74所，净减88所。另有19所成人高等学校并入普通高等学校。
当然，上述这些模式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可能还有其他模式。而这些模式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应该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可同时采取两种或更多的模式进行改革。
从1997年开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向深度和广度展开，把成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与普通高等学校的发展和调整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成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的基本原则是：要主动适应成人教育形势变化的要求，既要办好一批基础条件较好、教育质量高、有长期社会需要的成人高等学校，也要打破条块分割、条条分割，促进部分规模小、重复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的调整和合并，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市（地）级教育学院与当地师范院校的合并；管理干部学院有条件的也要与普通学校合并。
同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普通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目标，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概括为“三个三”：
第一个目标，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全国性（面向全国招生）、区域性（面向大区或数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区招生，个别特殊专业也可面向数省招生）三类不同的服务覆盖面来规划学校布局。前两类学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与省级政府共建、共管；后一类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
第二个目标，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差异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少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教学科研型学校，这类学校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同时承担研究生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
第三个目标，逐步形成综合性院校（指文、理、工、农、医等各大门类学科较为齐全的学校）、多科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较为合理的布局。
预计到2002年，大致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再用3至5年左右的时间巩固和完善，使新体制基本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