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学科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0-0081-09
一 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定位。世界史学科的定位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对世界历史概念内涵的界定。因此，“世界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人们一直在认真地从理论上辨析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可是在实践中又常引出一些错乱。比如，人们十分清楚世界历史不同于“外国史”，但绝大多数中国的世界史学人搞的就是“外国史”。人们还知道，世界历史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但实际写出来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却总是给人以国别史相加的感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的确，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历史概念是通过否定的即归谬的方式而形成的，我们知道什么不是世界历史，但很难说清楚什么是世界历史。这就难怪我们总是不满意已经写出来的、被称为“世界历史”或“世界通史”的世界史。
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取得较大的进步。进步之一就是人们对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开始从以往的否定式界定转变为肯定式界定，从什么“不是”、“不等于”世界历史，变成什么“是”世界历史。比如，吴于廑先生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①也有人说：“世界历史是世界整体的历史。”②什么叫“世界整体的历史”？有人又说，习惯上所说的世界历史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过程，把“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前史”都包括在内，而且只强调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即包括全球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它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只是其必要条件，它的本质和最根本的特征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形成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统一的整体。这种“严格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全球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联为一个统一体的发展进程，即整体世界的历史”③。这样，世界历史就被界定为世界成为整体以后的历史，即从16世纪才开始的历史。而16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根据“整体世界史观”，就不属于世界历史范畴了。最近，刘家和先生认为，“存在过没有世界史的历史时期”，在“真正的世界史”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还不具有全世界的性质，“真正的世界史”是从15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④
从否定性回答什么“不是”世界历史，到试图从正面回答并具体地阐述世界历史，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步。
持“整体世界史观”的学者们对世界历史概念内涵的界定，在理论上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以下几句话为主要依据的。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上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⑤；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上的论述，他们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⑥马克思、恩格斯还说过，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⑦。
根据经典作家的以上话语，他们断定世界历史大概也就是5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世界近现代史”；而把此前的人类历史，也就是习惯上称为“古代史”（包括上古和中古历史）的人类历史定为世界历史的“前史”。当然，持“整体世界史观”的学者并没有割裂世界历史与其“前史”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世界历史是作为其“前史”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结果。如此一来，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几百万年的历史，就成了最近5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准备期⑧，并因此而使这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光荣地获得了“作为世界史的资格”⑨。
“整体世界史观”对世界历史的界定及对世界史学科的限定，现在获得了近乎“霸权”的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世界历史”条目是这样写的；由吴于廑先生、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⑩和齐世荣先生新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史》(11)都贯彻了这一历史观；像刘家和先生这样的前辈史学家也要设法去证明古代史如何沾世界历史的边，更不用说众多的后学了。胡素萍有一篇文章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整体世界史观”在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世界历史是“世界整体的历史”，“这一点恐怕已经没有人会反对了”(12)。
但是，胡素萍错了，因为本文作者正是反对派。
本文作者不是要反对“整体世界史观”持有者提出的要从全局、整体上看待人类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要否定人类的横向发展的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思想，也不是要反对对世界史学科做必要的限定，而是要反对在历史学意义上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世界历史不恰当地压缩为最多5个世纪的历史，把此前漫长的古代史当成世界史的“前史”，并把世界历史的内容“压扁”为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那种史学思想。因为，第一，他们并没有合理地理解作为界定世界历史的理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把主要体现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直接照搬到现实的历史上来了；第二，世界历史这一术语中的“世界”一词，不应首先和主要地被理解为一个空间或地理上的概念，世界历史所体现的是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的主体地位不能因为人类曾长期处于地理上的分散、孤立的发展状态而丧失或降低其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第三，把世界历史的内容挤压为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既不能完整地体现人类历史的主要进程，也有悖于吴于廑先生提出要加强对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的研究的初衷。世界历史虽然不应“包罗无遗”，但也还是要坚持“纵（向发展）”“横（向发展）”交错的观点。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界定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以及给世界史专业定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概念及相关的理论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来的，他们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含义也只有根据文本的总体思想来把握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单独提取某一句话或某一段文字，则容易使人望文生义，造成误读。因此，是否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我们界定历史学上的世界历史的依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
本文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的基础上，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一种哲学性思考，他们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阐述，这一历史进程是作为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世界性伟大事业创造现实条件的过程而开始出现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主要不是一个历史学科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哲学概念，不适合作为界定世界历史学科的依据。
必须承认，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阐述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础，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认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性联系开始发生并趋向紧密，一种超越地域界限（包括地理上的分割和国家、民族的划分）的世界性市场正在形成，世界的整体性越来越显现。这个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直接有关，而资产阶级则是创造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角。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3)因此，15、16世纪以后，人类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在同一个地球的不同部分生活着的人群不再互相孤立，世界逐渐成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整体。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没有在历史层面上停下来，历史的阐述只是其理论的经验事实基础，他们的全部目的在于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现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说，他们讲世界历史是与他们所论述的核心内容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相联系的。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现实条件是在上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因为如此，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阶段的世界历史便具有非凡的意义。
那么，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现实条件是如何在资产阶级引领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呢？
共产主义作为一项世界性事业，是超越地域范围的革命，“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4)。因为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5)。这个“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在当时就是指由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有时，他们也说是大工业建立的或创造的世界市场。(16)由于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的世界市场，过去的那种各地之间互不往来、闭关自守的状态不复存在，并使一切国家的人民互相依赖，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17)。
这样，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造成了“人们的普遍交往”；由于普遍的交往，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8)接着，他们又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此外，有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这种状况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9)无产阶级是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相互往来，更主要的是指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和交往的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20)，后来这些术语都被“生产关系”概念所代替。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因为“交往”而打破各地的闭塞状态，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全世界的历史时，我们主要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方面去理解“交往”的内涵。
从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注意到几个关键的和有关联意义的词：资产阶级、大工业、世界市场、普遍交往、无产阶级、世界历史性的、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等等。它们最终都联系到一个词：共产主义。从15、16世纪以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活动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创造条件。
的确，世界历史进程是必然要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21)为什么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社会呢？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创造出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需的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2)。他们还认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3)但是，当“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时，革命就要发生了(24)，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控制和驾驭这些异己的力量。(25)在马克思、恩格斯作上述论述时，有这样一句话应该引起注意：“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6)
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如果说，15、16世纪以后，世界市场开始建立，整体的世界开始形成，世界历史开始了最初的进程，那么，这个进程的终点指向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共产主义事业这一人类历史至高点上，把握15、16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赋予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和现实——比如工业化大生产、世界市场、世界无产阶级等等——以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而资产阶级则在这一进程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7)
根据以上背景，重温持有“整体世界史观”的人们引以为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话，我们就会有全新的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语境下所使用的“世界历史”这个词，具有独特的含义，尽管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包含了历史学的意义，而且可以说，历史学层面上的含义是该词的基本含义之一；但是，他们主要是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是一个有历史依据的哲学用语。把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语用方式和语境意义的概念直接移植到世界史专业中来，并且还要以此为依据去建设世界史学科，肯定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马克思在别的地方也在人类历史意义上使用过“世界历史”这一术语，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8)这里所用的世界历史概念更接近于通常所理解的世界史，即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但是，人们还是愿意认最近500年的历史为世界历史，而把此前漫长的人类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前史”，这个结果多少与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别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有关。
三 从国别史的总和到整体世界史
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世界史这个学科却十分年轻。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萌芽是从中国先进分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的。(29)为了了解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形势及其发展经验，就需要学习和研究外国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指自己所处的范围之外的那些地方，在近代民族和国家意识显著增强的情况下，“外国”就是对中国而言的“世界”。所以，在那时，把“外国的”历史简单地等同于“世界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到1949年还基本如此。在1949年前的一些大学里，世界史课程基本上就是“外国史”或“西洋史”的课程。(30)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世界史学科还处在萌芽状态，“外国史”虽然不等于世界史，但世界史的基础在于“外国史”。在对“外国史”有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再发展世界史，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恐怕至今还基本上处在这个过程之中。
把“外国史”当成世界史，虽可以理解，但还是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要构建世界史体系、编纂具有通史性质的世界史著作时，没有中国史的内容如何能称为世界史！抽掉了中国史，就不能全面地认识世界历史。(31)世界史应包括中国史，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可是，做起来却有难度，因为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何兹全先生还在呼喊“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32)。世界史必须包括中国史，这个问题如今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没有人会再否认中国历史的内容是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上，人们也设法在世界史体系中体现中国历史的内容。(33)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还有更难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必须避免以“国别史总和”代替世界史的结果。一部成体系的世界史教材并不是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写进去就算完事，而是要从全局的高度把握人类历史的进程，把以氏族、部落、民族、国家或帝国等形式存在的，处在分散、孤立状态下发展的人类历史，统一在一定的思想和体系内。这个体系当然是以这些分散的族群、国别的历史为基础的，但又不能成为这些历史的简单相加，成体系的世界史要超越这些历史简单相加而得到的总和。
有远见的历史学者从很早开始就注意到世界史与“国别史总和”的区别。周谷城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49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先生的《世界通史》(34)，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的观点，“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应该说，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在写世界史通史著作方面的学术境界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高的。周谷城先生写世界通史时，国内还没有人写过世界史，他说“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是冲着有人仍以“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的情况去的，但他所说的情况存在于外国人身上。从19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苏联的十卷本《世界通史》，这部著作的“总编辑部的话”指出：“‘世界通史’各卷，只就复杂万端的大批历史事实中，阐述一些最重要的史实，借以对各个时代范围内的世界史过程给予一个完整的图景，同时也照顾到这个过程在各国各地所表现的特征。”(35)1962年，根据苏联的世界通史体系，周一良先生、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周谷城先生、周一良先生、吴于廑先生都认识到世界史与国别史的区别与联系。
尽管如此，但在实践上，一直到1970年代末，还未真正处理好国别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在陈翰笙先生看来，到那时为止的各类世界通史著作（无论是学术性著作，还是通俗性著作），包括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和周、吴主编的《世界通史》在内，“表面上看来，好像都是全面的世界通史，其实这些著作仅仅是国别史的拼凑”(36)。吴于廑先生自己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像过去那样，不管是由外国引进的，还是由国内学者编写的，按一种历史分期的架构，把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汇成或大或小的总集，那还不算是世界史，至少不是一部好的世界史。”(37)可见写一部不是由国别史集成的世界史的难度之大。
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吴于廑先生率先对世界历史的概念和世界历史学科的定位进行了新的思考。
早在1960年代中期，吴于廑先生就专门探讨了世界历史观的问题(38)，针对以往的历史观中存在的地区的或种族的偏见，提出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到1970年代晚期，他进一步提出要“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提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这样一个新的名词设想，即超越国别史或地区史，用“宏观历史”的视野去提炼、综合和比较国别史、地区史和专史的内容，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和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39)到1980年代中期，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思想初步形成。(40)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依然是要解决世界史包罗一切国家的历史的这个老问题。他说，世界史的概念不能庞杂，不应含混不清，“它并不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它不是这样一口大麻袋”(41)。他“想把世界史从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这样一个包罗无遗的高大地位上请下来，想让它成为一个有限定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的分支”(42)。把这个想法说出来需要智慧和勇气，明确提出要清理世界史概念、要对世界史学科进行限定，吴于廑先生是国内世界史学界第一人。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合理界定世界历史，并据此对世界史学科进行限定。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吴于廑先生开始走偏。首先是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那几句话去考虑“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和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提出来的，不应把这些语录直接用来作为界定世界历史的概念并确定世界史学科的依据。然而，吴于廑先生和持“整体世界史观”的人却根据经典作家的前述语录，坚持要去弄清历史是怎样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其次，思维一旦定势，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意味着越走越偏。结果，由吴于廑先生提出、由很多学者支持和追捧的世界历史变得又“短”又“扁”；而世界史学科从以前的“高大地位”下来以后被“矮化”了，在“整体世界史观”下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史。
我们主要根据系统地反映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观的作品、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写的“世界历史”条目，来考察“整体世界吏观”下的世界历史及世界史学科。
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这一表述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对世界历史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即世界历史本身的界定，就是“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第二是对作为学科的世界历史的限定。对世界历史学科的限定是以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即世界历史的限定为基础的。
世界历史虽然是指人类的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但在吴于廑先生看来，真正的世界历史，即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的历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在“世界历史”条目中经常这样表述：“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等等。这种表述使他的世界历史概念首先在时间上被限定，世界历史不再是人类从其自身诞生以来的发展过程，而主要成为人类历史经历漫长的演进以后的某个时期才开始的历史，确切地说，“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吴于廑先生心目中的世界历史不过就是我们习惯上称为“世界近现代史”的那段历史，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而此前漫长的人类历史内容虽然还被保留在新的世界史体系之中，但这些内容更像是为世界历史的登场做铺垫，而它们本身，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为世界历史。就这样，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的“整体世界史观”的信奉者们把世界历史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
世界历史被说成是或主要是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尤其强调15、16世纪以后的历史，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吴于廑先生的本意。他当年之所以提出世界史研究要重视横向发展的意见，为的是弥补以往的世界历史的内容侧重经济的社会形态纵向演变而忽略不同的社会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所造成的不足。他认为，我们以前在阐明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而在横向发展的研究方面重视不够，因此要“改变世界史几乎无异列国志这样一种陈旧的面貌”，以说明各民族、各地区怎样由闭塞到突破闭塞，人类历史怎样由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43)他是在不否定世界历史中的纵向发展的内容，和不否认人们对纵向发展的历史内容已往有深入的研究的前提下，提出要重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可以说，重视横向联系的研究本来是为了完善世界史体系的结构，充实世界史内容。我们理解吴于廑先生在阐述他的世界史观时，大量讲到横向发展方面的内容，也理解他对横向发展的重视，但不能认同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开宗明义的表述。当然，他在“世界历史”条目中也专门讲述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并对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相互关系做了辩证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已被着重强调从分散走向整体，以及反复强调“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论述所淡化了，以致很多人顺口地将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说成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变为“横向发展”的历史，这样做的结果是从原先只重视人类历史的纵向演进这一个极端，走向了过于强调横向联系的另一个极端。本文作者说世界历史的内容被“压扁”，指的就是这一个意思。
世界历史的时段被缩短、内容被“压扁”以后，“整体世界史观”下的世界历史学科好像从“包罗无遗”的“高大”地位上下来了，但事实上却又被“矮化”了。持“整体世界史观”的人们一心想从宏观的、全局的高度超越世界史成为国别史的总和的格局，以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向，并且提出了要加强横向发展史的研究的思想，起点很高，心意很好。但是，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误读，导致他们的世界史观走偏。他们力图走出把世界史变成国别史拼盘的怪圈，却不小心“矮化”了世界历史。
四 作为人类历史的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就其本义而言，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历史。这个判断有助于我们避免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解。(44)
在中国，世界历史这个词中的“世界”往往具有空间意义，而事实上，人类创造历史也离不开作为活动场所的地理世界。关于这一含义，其实不难理解，比如在以前，人们所说的“世界”与“天下”同义，“天下”这个概念给人以直观的空间形态，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天下，还是指某一权力统治下的天下，均具有空间的意义。但与“天下”相比，“世界”一词显然更具有时代感，“世界”一词也就逐渐取代“天下”，成为指称某个广大空间的用语而被广泛使用了。所以，从“天下”过渡到“世界”不是什么难事。今天，在说世界历史时，人们首先会从空间或地理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历史。恰好与世界历史相类似的说法还有“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国别史、地区史等等语词，这些说法无不意味着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的历史。在中国，“世界历史”的英文译名通常就是WORLD HISTORY，有时也称“全球历史”，即用GLOBAL HISRTORY来表达，强调的是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界限。
从空间或地理意义上来理解世界历史中的“世界”一词，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空间存在；但主要从地理意义上来理解“世界”，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一定的空间或地理范围主要表现为人类创造自身的历史的场所，而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本身。也就是说，是人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最重要和本质的主题就是人类的活动。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这个世界上活动，世界历史也就从此开端。人类的历史与分不分国别无关，与不同人群之间是否发生互相交往无关，也与地理的世界有没有联系成一紧密的整体无关。从来的世界历史都是从人类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今天。也因为如此，完整的世界历史总是用通史的方式来表达。关于世界历史或世界通史的英文表述，还有两个词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UNIVERSAL HISTORY和GENERAL HISTORY。这两个词的含义比前两个英文词的含义更加丰富，因为它们不仅包括空间和地理的意义，而且已大大地超越了这种意义，具有“普遍的”、“一般的”含义。
无论如何，我们所说的世界历史应该具有空间和地理的意义，但不应局限于这种意义，而且就实质而言，世界历史首先应该是指人类的历史，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使我们避免先入为主地主要从空间上去理解世界历史中的“世界”，进而可以避免感性地、经验直观地将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的人类历史当成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作为人类历史的同等表述，它的整体性和宏观性体现在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把握上，不管自古以来的人类处在分散、孤立的状态下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也不管这些分散、孤立的人群是生活在族群、部族、种族、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他们作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这一个大的类别，必定有其共性的，这个共性不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或国界内而丧失。比如，就生产和生产关系来说，全人类一定有普遍性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45)为了能够进行生产，人们必须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从人类要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寻找到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作为以人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历史首先和主要应探求的正是这种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东西，并从中抽象出规律性的历史认识。
同时，世界史研究也应注意到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还是以生产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46)这句话或许表明生活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类的文明多样性和特殊性。人们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要结成生产关系，到处都是如此。但生产的方式，则因人们所具备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吴于廑先生在阐述世界史与国别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47)。本文作者以为，这里的“一”，起初应该是指从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中提炼和综合出来的人类共性（或称普遍性、统一性）；而这里的“多”，起初应该是指基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特点的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但令人意外的是，他本人，以及后来持“整体世界史观”的学者，最终都把“世界”当成“一”，把“国别”当成“多”了。比如，刘家和先生说：“世界历史不能被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的历史简单相加所得的总和。如果从逻辑上说，那么世界史作为一个概念，它必须是壹；而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作为概念，它们也必须各自是一。不过，前者是大壹，后者是小一。诸（譬如N个）小一相加之和，只能是多(N)个一，不能是一个大壹。”(48)那么，如何从“多”变为“一”（“大壹”）呢？刘家和先生说，就得不断地融合。从个人到家庭、到氏族、到部落、到邦国、到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由多而一发展的趋势”(49)。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1500年以后，世界形成为一个整体，真正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了。
持“整体世界史观”的人们把作为人类历史的世界历史简化和“矮化”了，对世界历史学科来说，这并不是值得欢呼的结果。世界历史应该回归到人类历史的本义上去，把全部的、完整的人类历史当做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让处在分散和相互孤立的状态下发展的人类古代的历史与15、16世纪以后的人类历史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从总体和全局的高度进行把握，首先要阐明的是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原始状态进化到当代的文明和发达状态的，历史的“纵向发展”始终是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也是世界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构建世界史体系的主要线索。同时，也应看到，“纵向发展”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在“纵向发展”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往，即历史的“横向发展”，以及它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之一，世界历史学科当然要予以重视。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内容，辩证地对待纵横关系，是从全局的、整体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的基础。吴于廑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的“世界历史”条目有关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富于智慧和哲理，值得持“整体世界史观”的学者注意。就此而言，“整体世界史观”应该退回到吴于廑当初提出为什么要重视历史的“横向发展”的本意上去，真正的整体世界历史必定包容纵横激荡的全都人类活动。
收稿日期 2009-01-16
注释：
①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胡素萍：《世界历史学科定位浅议》，《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第89～91页。
③夏诚：《近代世界整体观》，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78～80页。
④⑨刘家和：《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第287～292、291页。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114页。
⑧刘家和先生说：“世界古代史作为世界史还是可以的，只不过那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史出现以前的准备阶段，或许也可以说，那是正在怀孕中的世界史。”刘家和：《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第289页。
⑩该套教材分古代（上、下册）、近代（上、下册）和现代（上、下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和1994年先后出齐。
(11)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6年到2007年间出版该套教材。
(12)胡素萍：《世界历史学科定位浅议》，《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第8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76页。
(14)(17)(18)(19)(22)(23)(24)(25)(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86、114～115、86、87、85、89、86、89～90、89页。
(1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41页。
(16)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41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4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版，第790～791页注释56。
(2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5页。
(27)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7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9)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30年(1978～2008)》，《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第5页。
(30)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齐世荣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348页。
(31)吴廷缪：《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1961年4月9日《光明日报》。
(32)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1984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33)如吴于廑先生、齐世荣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和齐世荣主编的四卷本《世界史》中均包括了中国历史的内容，“以显示世界发展的完整性”。
(34)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中选择并出版了该书，2000年出版，上、下共两册。
(35)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59年第1版，第25页。
(36)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第17页。
(37)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第38页。
(38)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原载《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39)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第38页。
(40)(41)(42)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吴于廑文选》，第24～39、33、39页。
(43)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载1984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
(44)本文作者曾就什么是世界历史这个问题做过探讨。可参见俞金尧：《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8～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67页。
(47)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第39页。
(48)(49)刘家和：《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世界历史》2008年增刊，第289、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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