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新组拼理论溯源、主要内容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主要内容论文,理论论文,未来论文,新组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当代主流创业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基于柯兹纳(Kirzner，1997)的市场过程和企业家发现理论，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等学者建立了机会—创业者耦合分析框架，形成了创业过程研究的理论内核。创业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问题，学科合法性渐渐得到承认。在这样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下，如果将创业研究领域比喻为一个大舞台，那么，舞台的探照灯始终聚焦于主角创业机会和创业者，资源只不过是笼罩这两个主角阴影下的一个配角而已。但事实上，机会—创业者耦合只能表征创业理念和可能性，没有资源的助推，创业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活动。
创业行为嵌入在一定的资源环境中，机会之窗开启的时间十分短暂。因此，创业行为总是受到资源、时间等的约束。创业潮流，大浪淘沙，失败者从，成功者寡。只有那些能够把握住天时、地利、人和的创业者才能突破各种资源约束，用行动和成就来讲述自己动人的创业传奇故事。这类创业者利用资源做到“无中生有”（Baker和Nelson,2005）的能动策略行为同样也构成了创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站在这样的立场看问题，创业机会、资源、创业者(团队)是创业实践中同等重要的三个要素。资源是创业活动的载体，是创业企业生存时空的基础和展开形式，也是创业者立身的基础和生成的必要条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创业者的独特行为本质上是约束条件下的创业者资源禀赋和资源利用能动行动的外在化表征，创业者的资源禀赋是其具有的客观因素，而创业者对资源的策略性利用则是其主观能动因素。目前，主流创业理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地阐释创业者策略性地利用资源这种独特的创业行为。近年来，法国结构人类学大师、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研究中提出的“修补”(bricolage)概念引起了许多创业学者的兴趣，为解释创业者独特的资源利用行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工具。Fisher(2012)不无欣喜地认为，一种异于资源基础观的创业行为研究的新理论正在兴起，并且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创业新组拼理论溯源
作为一个不断演进和日渐成熟的学术领域，创业研究受益于从许多传统理论和方法论引进的思想，正如Gartner等(1992)所说的那样：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引入的方法帮助培育了创业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创业理论，创业新组拼理论借鉴了结构人类学中的“修补”概念。这个概念由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66)率先提出，用以揭示一种神话的思维过程。
(一)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学术关怀
列维—斯特劳斯是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1973年当选象征法国学术最高荣誉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长期站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学术顶峰。晚年的列维—斯特劳斯更是成了法兰西的国宝级思想大师。2008年11月28日，他百岁生日当天，至少有25个国家为其祝寿，法国总统萨科齐亲自登门贺寿，向他表达了“最诚挚的敬意和全国人民的感谢”。
列维—斯特劳斯生长在一个艺术世家，从小就浸染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他本人喜爱绘画、摄影，善写诗，会作曲，具有鲜明的艺术家和诗人气质，因此被称为“实验室里的诗人”(Wilcken，2012)。少年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喜欢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能够倒背如流。到了晚年，他甚至说谁想了解他，堂吉诃德就是一把钥匙。1930年代，偶然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了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和生活的磨练造就了他那丰富的个性。他把艺术与观念、审美与科学、理性与神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高度感性但又富有想象力，既是理论家又是诗人，相信文字的力量不只来自于逻辑严谨性，还来自诗性创意和伦理关怀。这些特质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渗透在他丰富的学术成就之中。
“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的列维—斯特劳斯被迫流亡美国，结识了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从此开始接触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并深受其影响。结构语言学认为，语言由简单的音素构成，但决定词语意义的并不是单个音素，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的音素组合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从研究单个对象转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结构主义的核心。列维—斯特劳斯受此启发，在人类学研究中，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人类单个元素(如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上，而是独树一帜地研究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逻辑结构及其意义。在理论基础上，主要表现为对“无意识结构”的建构，而在方法上则主要表现为以“共时性研究”为主。神话研究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之一。在研究原住民神话的过程中，他发现原住民最大的冲动在于认识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神话思维(野性思维)具有一种野心，追求完美的解释，认为如果神话解释不了全部，那么就什么都解释不了。然而，外部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总是存在一些既有神话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物，因此要对既有神话进行“修补”。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中表达了他主要的学术关怀——用人类思维的“修补术”(bricolage)来表征新神话的创造。在他看来，原住民的神话思维(野性思维)通过大量仔细的观察，凭借直观感官感知对事物进行分类(如植物和动物)，把整个世界转化成大量碎片化事物的集合体。不同的碎片化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示对世界的特定认知，特定认知的汇总形成总体的神话。如若出现新的问题，无法用现存知识(神话)来解释，那么就可能引发对现存知识的修补。修补过程往往基于现存的知识碎片，不拘泥于事物之间的特定联系，而是通过发挥想象力，对知识碎片进行重新整理、分类、排列、组合，以便创造新的知识碎片(神话)。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修补过程，这样才能收到丰富认知手段和认识世界的效果。
列维—斯特劳斯将修补分为两个层面(Hatton，1989；Baker，2007)：一是思维层面的修补，意在认识世界，关注知识和思想创新，用以指导行动；二是技术或操作层面的修补，重在对现有物质资源的整合运用，是对新知识和新手段的实践，通过行动获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效果。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野性思维和我们所熟习的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效思维方式，两者之间互为补充、相互渗透，而且并行不悖。野性思维不像理性思维那样讲究效率、因果关系和逻辑演绎，但具有全局观，以漫游、粗犷和即兴为特色：一种炉火纯青的“修补术”。
(二)从修补到新组拼
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修补”概念，在过去的20年里深深渗透到法理学(Hull，1991)、心理学(Weick，1993)、遗传学(Duboule和Wilkins，1998)、哲学(Derrida，2004)、社会学(Rao等，2005)、金融学(Engelen等，2010)、文学(Wilcken，2012)等诸多学科。近年来，一些创业学者(如Baker和Aldrich，2000；Baker和Nelson，2002和2005；Baker等，2003；Cunha，2005)也借鉴结构人类学的修补观——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即刻采取行动，并将其拓展应用到创业研究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概念原本是用来突破认知约束，对神话进行修补的，赋予神话元素新的意义(Senyard等，2012)。创业者面临的是资源(Senyard等，2011)、制度(Desa，2012)和决策时间约束(Cunha，2005；Di Domenico等，2010)，于是一些学者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概念来解释创业者突破约束、创造新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资源组合，开发利用新机会的创业行为，并赋予“修补”以新的内涵。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推敲，笔者认为在创业情境下最好把“bricolage”译为“新组拼”①。
三、创业新组拼理论所涉及的关键构念
(一)企业成长理论和资源基础观
Penrose是当代企业成长理论的奠基者，她关于企业资源环境②性质的经典论断，为理解创业者如何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创造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Penrose(1959)在研究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企业虽然物质和人力资源极为相似，但绩效却大相径庭。于是，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区分了资源与资源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区别。她认为，资源可被看作潜在的服务集合；资源是客观的，但对资源的组织和使用是主观的。由于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禀赋和经验差异，因此，他们对资源以及资源间关系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组合利用资源的能力也各不相同。通过耦合客观的资源与主观的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就能把资源可提供的潜在服务转化为现实的异质性服务。从理论和逻辑上看，这些异质性服务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完全感知特定资源可提供的全部服务。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暗含了资源与资源利用所体现的主、客观关系的三个特征。首先，每家企业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都是唯一的。其次，资源约束相似的企业有可能具备完全不同的生存和成长能力，并且从相似的客观资源中发现和享受不同的服务或服务组合。最后，某家企业认为毫无价值的资源对于其他企业也许很有价值，尤其是当后者能把这种资源与自身已有的独特资源整合在一起时。这三个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创业者的“无中生有”行为。不过，Penrose重点关注的是既有的成功制造企业，而不是新创企业或创业者的行为，她也没有深入研究哪种具体的行为和过程有助于企业营造独特的异质性资源环境(Steffens等，2010)。
资源基础观拓展了Penrose的观点，并且催生了重要的战略管理学派(Peteraf，1993；Barney，2001)。资源基础观主要关注资源对于企业构建和维系战略优势的重要作用(Wernerfelt，1984；Barney，1991)，并且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高绩效来源于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不可替代的独有的异质性资源组合(Barney，1991)。资源基础观是从企业内部资源的视角探讨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对异质性资源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却语焉不详，对于企业构建优势资源的行为和过程也未能给出明确的解释。这也为资源基础观留下了拓展的空间，虽然现在已经形成了诸多观点，但仍未达成共识。Barney等(2007)回顾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进展，认为异质性资源创造过程仍是后续相关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创业过程可能是解答这个问题理想的切入点，特别是创业新组拼理论有可能为回答异质性资源来源问题提供一种潜在的经济逻辑。
(二)建构主义的资源环境构念
Baker和Nelson(2005)的论文被公认是创业新组拼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他们以29家创业企业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样本企业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整合资源开发机会的过程。在分析实地调查数据和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他们俩(2005)把创业新组拼定义为旨在解决新问题、开发新机会而组合手头现有资源的即刻行动。与Penrose和Barney等学者不同，Baker和Nelson(2005)把注意力从异质性资源转向了资源环境，认为资源环境是社会建构的，并且把建构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引入创业新组拼研究，旨在考察创业新组拼对于资源环境建构的重要意义，进而探讨资源环境对创业行动和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可以指导我们从创业者、机会和资源环境间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创业新组拼行为，理解创业者如何通过创业新组拼来建构资源环境，实现创业机会的价值和创业行动的意义。建构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阐释如何确定资源环境和采取创业行动的实在理论。从建构主义视角看，创业新组拼是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的超越，对于建构创业行动的资源环境具有以下四方面的本质意涵：第一，以建构主义认识论取代主、客二分法。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没有不依附于资源环境的创业者，创业行动和资源环境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交织、作用和影响。一切关于资源环境的知识和认知图式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且是开放型实践共同体内部关系型利益相关者行动、交往、对话的结果，是在创业者开发机会的人际社会交往过程中建构的。第二，资源环境是社会建构的。建构主义资源观认为，资源环境的生成既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又是一个不断被社会建构的过程(Weick，1979；Giddens，1984)。资源环境和创业者对资源环境的认识和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既不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某个人建构的，而是开放型实践共同体内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建构”的，是社会在创业实践过程中以话语体系为媒介实现的建构。第三，建构主义本体论认为，资源环境是一种关系存在。在主、客二分法中，资源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并且独立于创业者，创业者只是资源环境外在的旁观者；而在建构主义看来，资源环境是在创业实践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创业者、机会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主要是由创业者通过想象、观念、语言和创业行动建构的，而不完全是客观决定的。只有把创业行为放在历史、时间、空间、制度和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创业行为。资源环境既为创业者提供机会，也决定创业者的行动范围，创业者的身份和利益是由开放型实践共同体的规范和观念建构的，是在历时、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和生成的，而不是客观给定的(Down和Reveley，2004)。创业者的行为是由其社会身份及相应的资源环境和对象关系所决定的。创业者在特定的资源环境下以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往，在此过程中有可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在建构资源环境的过程中，创业者与创业机会和新企业一起同时也被建构。创业者在建构资源环境的过程中不断赋予资源环境新的意义和价值，在建构资源环境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历练，并且不断深化对资源环境的认识。第四，建构主义秉承批判主义的传统，从关系动态变化的视角来审视资源环境，对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持批判的立场(Shenkar和Li，1999)。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任何一种已被确认、比较令人满意的既有资源组合利用方式都是一定情境下社会建构的产物，一旦现实中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行动目的有所改变，就必须对既有的经验和结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形成新的资源组拼方案。
建构主义与起源于结构人类学的修补观的融合，便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总体的资源环境观。总体的资源环境是由多种类别的资源碎片构成的，资源碎片之间的不同组合对于创业者而言，具有不同的资源结构、使用价值和意义，并且决定创业机会的意义以及创业者的行为方式、方向和范围。因此，创业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客观给定的资源环境，而是一种可以采取能动行为动态组拼资源碎片，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建构型资源环境。Baker和Nelson(2005)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了理解创业新组拼行为建构资源环境的三个关键构念：即刻行动(making do)、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的目的(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new purposes)、手头资源(resource at hand)。
这里的“即刻行动”是指创业者要想能动地面对问题和机会，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观望等待。Baker和Nelson解释了即刻行动所隐含的建构主义思想。首先，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资源约束之下，创业者有意识地不理会当下关于物质资源投入、惯例、标准等方面的限制，即他们对现有的知识持怀疑、批判的建构主义立场。为了突破约束、抓住机会，创业者会尝试各种行动方案，进行试错，就像Weick(1979)在文化演进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创业者在试错的过程中，通过有选择地关注不同的资源组拼方案，在资源环境演变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持续地试探资源环境约束新组拼行动的边界，并且把有意义的信息、知识和组拼方案保留下来。其次，在创业者通过即刻采取新组拼行动来建构资源环境的同时，新的资源环境反过来也会对机会生成和创业者行动的边界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的目的”是指根据新的目的，以不同的既有意图和使用方式来重新组织和利用资源。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这一构念中的“新目的”并不是具体的目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历史、制度或技术变革通常遵循创造性逻辑(Amabile，1983)。创业者达到了既有目的，必然会确定新的目的。在目的—资源组合框架下，既有目的要靠相应的资源组合来实现，而新目的则要通过资源新组拼来达到。因此，“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的目的”中的目的—资源新组拼框架始终是在复杂的变化过程中来建构的，这说明资源环境绝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
“手头资源”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思维层面每个人都有一些独特的策略思想和技能；二是新组拼者总能发现在别人看来没有使用价值或达不到使用标准的资源的潜在价值，并以低成本甚至不花任何成本来获得它们。建构主义认为，创业者在设法理解资源环境时首先会关注其手头或身边的资源，会根据“总归有用”的原则不断积累资源存量，深化对资源和资源间关系的认识，并且对资源利用建构自己的主观意义(Duymedjian和Ruling，2010)。这同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提倡的“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创业者赋予身边资源的主观意义是多重的，是变动不居的。正是凭借自己对不同情境下身边资源使用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的理解，创业者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境和需要，不断对身边的资源进行重新组拼，从而实现资源的“无中生有”。
Di Domenico等(2010)对现有的新组拼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有关创业新组拼的另外两个关键构念：不屈从于约束(a refusal to enact limitations)和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他们沿用了Baker和Nelson(2005)提出的“即刻行动”构念，并且把即刻行动定义为新组拼者为了解决问题和响应机会而立即采取行动，以新颖的方式组合利用可获取的相关资源的过程，并且认为这个过程涉及三个主要的资源获取和建构途径：一是“无中生有”，如创造新市场，提供新服务；二是根据新的目的组合利用他人不需要或者闲置甚至废弃的资源；三是开发利用他人未能充分识别、评价和利用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资源。他们把“不屈从于约束”界定为创业者通过不断试错来探索其打破制度、政治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即创业)行动的边界，保留或制定并实施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资源组拼方案。这个定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地通过不断试错来发现新组拼行动受到约束的边界；二是颠覆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创造新的资源环境。Weick(1998)把即兴创作定义为未经约定和事先仔细规划的行动。Vera等(2005)认为，即兴创作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特征。在Weick(1998)和Vera(2005)等的基础上，Di Domenico等(2010)把创业情境下的即兴创作定义为创业者面对非常事件即刻采取适应性和创造性行动。Di Domenico等(2010)认为，创业情境下的即刻行动应该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原意，涵括Baker和Nelson提出的三个构念的大部分内容；把“不屈从于约束”作为一个独立构念与“即刻行动”分开提出，能够凸显创业者对既有惯例、标准等所秉持的批判建构主义立场；把“即兴创作”作为一个关键构念单独提出，是为了强调创业行为和创业机会的特点。现实中，机会之窗开启的时间很短，转瞬即逝，创业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理性思考并从外部获取最合适的资源(Miner等，2001)，因此，感性的即兴创作是创业者经常采取的行为方式(Baker等，2003)。
Baker和Nelson(2005)以及Di Domenico等(2010)在如何划分关键构念构成维度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原因在于他们对创业强调的重点不同。Di Domenico等(2010)比较注重创业过程中的决策时间约束和创业者所持的批判立场，对既有规则和资源利用方式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主张通过新组拼来重新建构资源环境。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通过提出一组关键构念来理解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如何通过新组拼来建构资源环境，创造新的价值。在现实中，通过新组拼来建构资源环境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些现象与有关新组拼的不同构念相互对应，某些现象可能只含单个构念(如手头资源)，也可能是两两组合(如手头资源和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目的)，或者是三个构念共同出现。不同的构念组合对于创业过程中具体事件形成的价值链具有不同的意义。三个构念同时出现的组合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常常有利于创业者建构异质性资源环境，通过对普通资源的新组拼来创造新的价值链。为了便于别人理解他们的理论思想，Baker和Nelson举例进行了说明。他们介绍了Grayson采用新组拼方式开发农场的事例。Grayson所开发的农场地下是纵横交错的废弃(煤)矿道，里面充满了有毒瓦斯和塌陷形成的污水坑。在他人看来，这样的废矿区充满了危险，开发难度大、价值低。Grayson和他的合伙人却发现了这个废矿区蕴含的巨大商机。他们架设了一根连接废弃矿道的通风管，把矿道里的瓦斯储存起来；然后在当地买了一台二手柴油机，把它改装成燃气动力机，用它来带动发电机发电。他们利用一个经过翻新的旧变压器把多余的电能卖给当地电网。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生产的电能，他们建造了无土栽培番茄的温室，在非用电高峰时段用自己发的电来提高温室的温度。他们还利用温室的余热和充满营养物质的培养池养殖罗非鱼，一方面使这些闲置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又把罗非鱼的排泄物用作无土栽培番茄的肥料，从而减少了对标准培养液的依赖。最后，他们还把剩余的瓦斯卖给当地一家天然气公司。如果Grayson等人不是利用身边的瓦斯资源，而是购买天然气或其他能源，那么，他们的农场和别人的农场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不是对身边的资源进行重新组拼，把它们用到新的用途上，在番茄培养液中养殖罗非鱼，那么，他们的养鱼场与一般养鱼场也没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受思维定势的影响，认为“废弃的煤矿很危险，没有什么利用价值”，那么就不会有后续的新组拼行为，也不会从一般的废弃资源中生成独特的服务。Grayson等人的创业新组拼过程通过组合利用创业新组拼的三个关键构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创造机制。他们从利用身边废弃矿道里的瓦斯出发，突破了“培养液只能用于栽培植物而不能养鱼”这种思维定势的约束，积极探索和发现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组拼方案，通过组合多阶段新组拼活动，创造出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新的价值链。
四、新组拼创业过程分析框架
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创业新组拼和资源环境的关系，就能发现创业过程研究的一些新特点。Baker和Nelson(2005)进行了归纳，并且构建了一个新组拼研究范式下的创业过程初步分析框架(参见图1)。
注：图中，单向虚线箭头所指方框表示该分析框架未详细展开或者只是部分得到案例数据支持的内容；实线箭头所指方框表示创业过程分析的主要内容。双向虚线箭头表示这些行为和能力与新组拼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他们俩没有交待具体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本文参考文献[5]。
图1 新组拼与企业成长过程分析框架
Baker和Nelson(2005)构建的这个框架由六个相互关联的模块构成。这个过程框架的逻辑起点是“资源匮乏型创业环境”，而创业行动就嵌入在这样的环境中。
第二个模块表示创业企业通常采用三种行动方式来应对资源约束的挑战：一是新组拼，以积极的态度即刻行动，通过组拼身边的资源来应对新问题，开发新机会；二是资源搜寻(resource-seeking)(如借款、招股)，通过筹措标准化的外部资源来克服资源约束；三是屈从于资源约束，放弃新的机会，维持现状，也可能缩小企业规模甚至解散创业团队。
第三个模块表示创业者(团队)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采取新组拼方式来突破约束，以达到“无中生有”的效果。该模块的上半部分间接表示能产生“无中生有”效果的五个资源领域(参见表1)，包括三种投入要素(物质资源、劳动和技能)、消费者/市场以及制度和规制环境。创业者(团队)采用新组拼方式，不屈从于制度约束和一般人眼里的资源约束，有意识地不断探索约束边界并突破约束，利用手头资源来提供新的服务，最终实现“无中生有”。具体而言，赋予他人认为无用而遗弃的物质资源以新的使用价值；组织顾客或客户等参加项目，转换其原本的角色，以增加劳动投入；利用业余专长和自学的技能来弥补专业技能之不足，以创造有用的服务；向被传统市场忽视的消费者群体提供产品或服务，开拓新市场；从制度和规制环境空隙中寻找原本不可能的解决方法。在该模块的下半部分，Baker和Nelson(2005)简单罗列了一些行为和能力，如创造力、即兴创作、人际关系处理技巧。
第四个模块中的“相互强化”发生在并行新组拼模式之下。所谓的“并行新组拼”是指通过新组拼方式同时开发或推进几个项目，其主要特点或策略性行为是：重视收集和储存零散的工具、材料；重视拓展员工的非专业技能；灵活对待工艺标准、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不满足于在社会网络中扮演传统角色，构建宽松的多元化网络关系。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策略性行为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并且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个体间相互交织的关系演变为开放的实践共同体。在开放的实践共同体中，约束较少，边界不明确，不同主体进出自由，角色多样化，交易也灵活多变；二是不同主体之间会产生身份认同，也就是他们在开放的实践共同体中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这两种结果常常会导致并行新组拼模式僵化，进而制约新创企业的成长。原因就在于：首先，同时推进多个项目，而且兴趣经常在不同项目之间转移，但精力和时间有限，资源也不充足，难以集中资源来发现和开发可持续成长的机会；二是创业者过分依赖自己所属的实践共同体，经常受制于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
第五个模块“有选择地制造限制”，也就是所谓的“选择性新组拼”(selective bricolage)。企业的成长过程往往嵌入在资源约束的情境之中，因此，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总是根据自己的战略方向来决定资源投入，也就是说要“有所选择，有所放弃”。从第三模块的“投入”到第五模块的“常规化”表示在不同时期做出的资源新组拼策略选择。创业初期资源匮乏，创业者积极采用新组拼方式，赋予身边看似无用的物质资源以新的使用价值，尽可能利用各种关系把供应商、顾客或客户群体和辅助人员等组合进项目，增加劳动投入，通过发挥未被利用的业余专长和自学掌握的技能来创造有用的服务。企业进入成长期后，资源积累增加、规模扩大，目标也有所变化，因此，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开始有选择地规定投入约束，搜寻标准化物质资源、雇用专业人员和使用专业技能，形成制度化惯例，对一些投入要素逐步放弃新组拼方式，甚至全面停止新组拼行为，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成长上。从“制度和规制环境”到“常规化”表示企业在两个不同时期针对制度和规制环境做出的新组拼策略选择。在初创、生存阶段，企业不屈从于既有制度、标准和规制的约束，勇于尝试，打破常规，利用制度漏洞来创造新的有价值的服务。在成长阶段，企业获得合法性认可，按照制度化惯例来开展日常业务活动，并且尽可能规避并行新组拼方式下过于灵活、人治化的业务活动实践。从“制度和规制环境”到“扩大和丰富市场需求”的含义十分丰富，Baker和Nelson(2005)举例进行了说明：某地很多煤矿因达不到环保标准而被迫关闭，与此相关的运输市场和矿井设备市场也因此而萎缩，大量的二手卡车和矿井设备被廉价甩卖甚至废弃。Dig是一位有眼光的创业者，发现了这些廉价资源的潜在价值，于是就成立了一家清洁矿井企业。他意识到改变现有资源的既有用途、组合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新目的的关键在于采用新的技术。于是，他立即行动，利用身边的廉价资源进行试验，终于取得了技术突破，开发出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新型清洁矿井技术，并且成功地利用新技术来开发身边廉价的资源。由于成本低廉，产品顺利进入市场。Dig开发的新技术处理洗矿废水的效果非常好，他用经过处理的废水养殖对水质非常敏感的鲑鱼，因此又开辟了新的鲑鱼市场。这个新组拼项目获得了国家环境大奖。而且，由于对新技术申请了专利，生产模式容易复制，因此，市场迅速扩大。从第三模块中的“消费者/市场”到第五模块中的“扩大和丰富市场需求”表示企业在相关阶段针对消费者群体做出的新组拼策略选择。在创业初期，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非标准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低端市场。进入成长期以后，企业重新规划发展目标，进行产品和服务升级，提供标准化产品和服务，重新筛选有价值的消费者群体。总之，创业者通过选择性新组拼方式有选择地确定投入领域，形成制度化惯例，确定目标消费群体，抓住行动时机，使得新创企业能够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新组拼策略来建构有利于自己成长的资源环境。
第六个模块是第四和第五模块的结果，表示不同资源建构路径下的创业绩效。
Baker和Nelson(2005)构建的这个新组拼与企业成长过程分析框架重点突出了创业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社会建构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新组拼的过程中，创业者(团队)通过不断试错来探测各种约束的边界，不断反思身边资源的价值，并且不断建构有利于企业成长的资源环境。
五、结语与展望
资源是创业实践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修补观的启发，创业研究者们提出了“创业新组拼”这个概念。现有的相关研究超越了主客二分思维，从建构主义视角把当代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异质性资源研究推进到创业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建构研究。本文阐释了创业新组拼行为建构资源环境的过程机理，介绍了创业新组拼理论的主要内容，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阐述了创业新组拼理论对于改变经济学和管理学资源研究范式的重大意义——开辟了从资源环境建构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创业者特殊行为的广阔研究领域。创业新组拼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有很多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下面从七个方面提出有待深入探讨的与创业新组拼有关的问题。
首先，创业新组拼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近期相关研究文献增加较快。但现有研究大多阐释创业新组拼策略行为的正面效果、有利之处，很少关注这种特殊创业行为的不利之处，更没有考虑这种行为的风险、成本等因素。未来显然有必要进行收益—风险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第二，修补分析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体系中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思维层面的修补，二是技术或操作层面的修补。在创业情境中，新组拼可能发生在创业者个体、企业(组织)和产业三个层面。在不同的创业阶段，不同层面的新组拼行为具有不同的目标、风险和成本，并且受到不同的约束，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绩效。现有相关研究仅仅讨论了创业者个体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新组拼问题。一般而言，在创业初期，由于资源贫乏，创业者个人层面的新组拼有较大的自由度；而在新企业进入成长阶段以后，由于受到组织制度、组织文化等因素的约束，企业层面的新组拼自由度有所减小。在产业层面，新组拼行为还会受到国家、地区战略目标以及行业规范等的约束，自由度更小。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不同层面、不同时期制度、规范刚性和创业新组拼行为灵活性之间的平衡问题。
第三，创业者、机会和资源是三个最重要的创业要素，三者的动态耦合形塑创业过程。从建构主义立场出发，资源环境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的建构过程之中。现有相关研究正是从资源环境变迁出发去探讨创业新组拼行为对资源环境的建构，但基本上都忽视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角色变化可能引发的潜在资源环境变迁。技术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新组拼中常常扮演着不同于其他资源的角色。现实中，新技术的出现会驱使创业者或企业通过采取创业新组拼策略来建构资源环境的例子不胜枚举。现有相关研究虽然也有介绍这类实例的，但很少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正是新技术的问世导致创业者、机会和资源之间原有的对应耦合关系解构，创业者才可能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组拼来“激活”价值被低估甚至被废弃的其他资源，从而建构有利于创业的新的资源环境。因此，后续的创业新组拼研究应该关注在创业新组拼行为建构资源环境的过程中技术特别是新技术激活其他资源的作用及其机理。
第四，Shane等(2000)运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强调了对客观机会警觉的重要性，但忽视了对资源警觉的重要意义。创业新组拼理论认为，即使在机会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对资源的警觉与对机会的警觉同等重要，但目前对资源警觉问题的探讨几乎是空白。在现有的创业新组拼研究中，只有个别学者进行了有关资源警觉的案例分析，但还没有学者从理论上阐述资源警觉问题。在Dig的案例中，面对身边的廉价资源，Dig警觉地发现了它们的潜在价值，通过开发新型清洁技术，依靠新技术来提升身边廉价资源的使用价值，从而成功地推出了新产品，开辟了新市场，构建了一条全新的价值链。因此，可以说Dig是在警觉到了资源的潜在价值以后，才警觉到了所存在的机会。由此可见，后续的创业新组拼研究应该在关注创业者机会警觉性的同时，着力探讨创业者的资源警觉性问题。
第五，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新组拼是一种克服资源约束的机制(Baker和Nelson，2005)或者战略性创新路径(Senyard等，2011)。创业新组拼理论把资源约束看作创造力和创新的驱动因素，是建构异质性资源环境的“发动机”(Fisher，2012)。在Fisher(2012)看来，创业者制定新的目标或者环境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新的资源约束。一般而言，目标越高，资源约束就越严重。在既有资源组织方式和手段无法实现新目标的情况下，创业者必须突破资源约束，必须有所创新，通过实施创业新组拼策略来建构有利于新目标实现的资源环境，最终实现新的目标。可见，新组拼与创新有着一定的关系，虽然已有学者(Senyard，2011)注意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考察这种关系的作用机理。因此，后续研究应该深入考察新组拼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作用机理。
第六，资源基础观的基本观点就是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异质性资源，学者们为探明异质性资源的来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现有的相关研究表明，新组拼是构建异质性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一种开发资源优势的重要机制(Barney等2007；Steffens等，2009；Steffens等，2010)。从现有文献看，对既有资源进行新组拼是异质性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为新创企业构建资源优势，进而构建竞争优势：一是增加顺应企业战略方向的资源配置；二是对其他企业的模仿设置障碍。第一条途径所指的“增加”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随着市场和商业环境的变化，企业的战略方向可能发生改变，新组拼者将有限的资源从非战略性方向调整到新的战略方向；二是新组拼者在战略变化的过程中不采用既有的“行业配方”③(Spender，1989)，而是通过试错学习，实施新组拼策略，利用身边资源来形成新的战略性资源组合，其中一部分是用原有的非战略性资源转化或者部分转化为战略性资源，另一部分属于“无中生有”的战略资源，最终增加战略性资源的总供给。至于第二条途径，有学者(如Steffens等，2010)认为，新组拼是一个不断试错、反复修补的过程，结果常常具有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和路径依赖性等特点(Ciborra和Lanzara，1990)，因此，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但现有研究并没有清晰阐明企业如何通过新组拼建构资源环境进而构建竞争优势这个问题。前一个途径已得到部分实证研究数据的支持，而后一个途径还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组拼如何创造异质性资源将会成为未来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从宏观上看，现代经济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合而成，没有虚拟经济的配套发展，实体经济会失去发展的杠杆，从而放慢发展速度。但如果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则会产生泡沫，带来风险；一旦泡沫破灭，经济体系将付出惨痛的代价。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其负面影响迄今仍未完全消失。新组拼理论为理解和解释次贷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次贷危机的起点是次级债的组合打包出售，金融创新产品的初次上市，受到市场各方的追捧，给相关各方带来了利益。于是，产品再打包形成二阶组合产品，风险累积。价值链和风险链同时生成并延伸。根据新组拼理论，这一过程是一个从一阶组拼到N阶组拼的过程。这种新金融中介产品只是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理性推演的产物，人性的弱点使其在防范风险方面具有本质上的缺陷。目前已有经济学家提出重新定义金融创新，将具有即兴创作特点的“bricolage”作为主要因素纳入新的金融创新定义(Engelen等，2010)。预计未来“bricolage”在金融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前景都非常广阔。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思想也会拓展创新和创业新组拼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推动创业新组拼行为从实物资源组拼扩展到符号资源组拼。
①国内有学者将“bricolage”译成“拼凑”，虽然也体现了“bricolage”利用手头资源行动的特点，但不能完全涵盖其时间约束、面向未来的资源创新特点。笔者把它译为“新组拼”，既考虑了利用手头资源组合和拼凑的行为，同时也突出了行为过程中使用和组织资源方式的创新以及对资源认识的深化等特点。
②资源环境是指资源分布的真实生态状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中资源的稀缺程度；二是行动主体的能动行为与资源分布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资源环境是客观的，长期给定不变。但建构主义认为，资源环境可以通过行动主体的能动行为来改变，是建构和生成的，而不是客观给定的。
③“行业配方”(industrial recipe)是指为业内所熟悉并被不加批判地作为业内规范的做法，这里特指创建新企业所需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组合资源的方式，具有指导业内资源配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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