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和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宏观经济论文,进展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形势变化的实际需要，宏观经济分析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 题，为了使读者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10年来的宏观经济理论讨论作一个简单的评述。
一、一个简要的回顾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范式的转换方面。在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学的范式中，宏观经济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理论讨论的，很多重要的宏 观经济现象，如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等，都不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开始了市场取向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经济处于战略转型、体制转轨和结构转换之中。1984 年第4季度，中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宏观失控，再一次把总量关系和宏观问题尖锐地 提到人们的面前。由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抽象层次和本质关系，无法对总量关系和 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的说明，而综合平衡理论仅仅是一种计划理论，解决不了转轨条件下 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于是，从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开始，立足于从农轻重关系分析到 国民经济结构研究的转变（其代表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些文章（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经济研究》1985年 第7期。）），一部分中青年 经济学家开始了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1986年，第一部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 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专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注：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问世。1987年，《经济研究 》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座谈会（注：见《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第二年又与《中 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注：见《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形成了宏观经济理论讨论的 第一个高潮，推动了理论的探索和创造，一批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专著相继问世。其中， 樊纲、张曙光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注：樊纲（主笔）、张曙光（副主笔）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版。）(1990)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理论范式转 换的完成。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转换的过程和机理，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 度有了很大提高，经济运行的环境和态势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基本上告别了长期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相对过剩，90年代初曾经发生过经济过热和严 重的通货膨胀，而在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以后，90年代末又跌入了通货紧缩之中。在这 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走势分析和政策选择不仅是政府关注的中心，也是企业关注的焦点； 不仅是国内人士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外人士重视的对象。于是，围绕着宏观经济的形势 分析和对策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小组和论坛，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举其要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及其《经济蓝皮 书》（注：《经济蓝皮书》由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教授主持，从199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召开一次（后改为春秋两次）发布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宏观中 国论坛”及其系列分析报告（注：该项合作研究由张曙光教授主持，从1997年开始发表季度宏观分析报告，次年开办“宏 观中国论坛”（一年4次），并逐渐形成系列，有宏观周评、月度分析、季度分析和理论分析 。1997—1998年的报告集成《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及其论文（注：该课题组1998年开始活动，由易纲教授主持，其论文收入《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 向》和《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0年版。），中国经济改 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及其召开的宏观经济讨论会（注：由樊纲教授主持，讨论会多与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体制改革研究会合作。），国家 信息中心举办的“50人论坛”等。2001年8月，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与《财经时报》 联合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次网上讨论。所有这些研究报告和论坛讨论，除个别比较重 视理论分析以外，大都是形势讨论，理论上的进展散见于这些讨论之中。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陈学彬教授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注：陈学彬，《宏观金融博弈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许是有较大学术价值的一 部。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进展
在近10年中，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围绕着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我 们只能列举争论较大和有进展的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关于总量态势和周期特征问题
如何看待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态势，是各个时期宏观经济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20世纪9 0 年代初及其以前，讨论最热烈的是短缺问题，面对《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提出的“短 缺 的需求决定论”（注：樊纲（主笔）、张曙光（副主笔）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版。），胡汝银提出了“短缺的供给决定论”（注：胡汝银：《再论短缺的供给方面原因》，《经济研究》1991年第7期。），张军认为二论均缺乏制度 分析，进而提出消费品短缺是投资紧张的代价，是个供给问题，与消费需求无关（注：张军：《寻求短缺的制度原因》，《经济研究》1991年第12期。）。其实 ，这里的分歧不是有没有制度分析，而是分析逻辑的差异，关键是张军的制度分析缺乏行 为过程。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发生了变化，经济总量态势 也 与以前不同，开始扭转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长期短缺局面，出现了生产过剩。刘国光用 从“卖方市场”和“供给导向型”经济来概括和分析这一变化（注：刘国光：《中国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则认为，改革所导致的资源技术条件和组织制度因素的变化，一方面提高 了经济生产力和潜在总供给，缩小了其与实际总供给的差距，另一方面改变了总需求决定的 基础，使总供求关系和经济周期的性质与计划周期不同，而是具有了市场商业周期的某些特 征（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经 济研究》1998年第3期。）。笔者以为，后一分析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规范，也更有说服力。
（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高潮，对应着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两次严重的通货膨 胀，讨论的问题也相当广泛。包括通货膨胀的定义、类型、测度、成因、机理、效应和通货 膨胀预期等。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李晓西的分析既遵循了现代经济学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本 假说，即鲍莫尔模型和奥里维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关于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 长率和一致的工资增长率，又突现了中国的特点，即由于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向非国 有企业的收入攀比，造成了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和工资增长率趋近，构成了体制 转 轨时期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注：李晓西：《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这一分析不仅说明了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性结 构特征，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说明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样才有知识 的积累和进步。
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研究。自从理论预期假说出现以后，很快就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卢 卡斯（注：R.E.Lucas（卢卡斯）：《预期与货币的中性》，1972年版。）将其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建立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理性预期的分析方 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在引进、介绍、学习和研究现代经 济学中，预期理论一直无人注意。1988年发生的提款、挤兑、抢购风潮和高通货膨胀，一下 子把预期问题提到了经济学家的面前。1991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注：李拉亚：《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提出了一种粘性预期理论，建立一种双粘模型，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薛万祥(1995)（注：薛万祥：《预期、博弈和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认为，目前中国公众的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Aa)和理性预期(E)之间 的准理性预期(Pa)。其表达式为：Pa=qAa+(1-q)E。理性预期理论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 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当二者都存在时，其博弈就会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府要建立信誉。这样， 就在信息非对称和相互博弈的基础上，推进了预期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与1990年代在发达国 家出现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思路上是相契合的。贺力平著文（注：贺力平：《货币政策新方向：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98 年第2期。）介绍和分析了这一新 的理论发展，说明国内研究对国际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视。
三是关于通货膨胀效应。1980年代末的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争论的焦点 是要 不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90年代的讨论则集中于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和菲利普斯曲线的真实 性问题。左大培一方面系统回顾和分析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替换作用的争论，从菲 利普斯的发现（注：菲利普斯：《1861—1957年联合王国的失业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经 济学》，1958年第25卷。
）（名义工资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到萨谬尔森和索洛的改造（注：萨谬尔森、索洛：《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方面》，《美国经济评论》1960年第3期。）（把货币 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改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再到借助 于“奥肯法则”，变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替换关系，最后是弗里德曼（注：M.Friedman（弗里德曼）：“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 view，March 1968，58(1)，pp.1—17.）和卢卡斯 （注：R.E.Lucas（卢卡斯）：Studies in Business-Cycle，The MIF Press，1981.）依据“自然率假说”和概率论方法以及预期的作用，否定了在长期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线 表示的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地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与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中国，物价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 .4 2个百分点，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0.57个百分点（注：左大培：《围绕着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的论争》，《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与此不同，陈学彬利用改革以 来GDP增长率和GDP缩减指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改革以来我国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十分显 著（注：陈学彬：《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完全信息博弈》，《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以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为前提，并利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模型 ，对中国的综合性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理论解释，认为中国1993-1994年的高通胀是需求拉 动 和供给推动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从总体趋势来看，供给推动成为主要因素（注：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菲利普斯模型与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研究》1996年 第2期。）。笔 者认为，运用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前提假定和存在条件，切不可随手拿 来，随意使用。在这一点上，左大培的态度值得学习。而认真地进行经验检验，更是应当大 力提倡和努力推进的。至于在实证分析上出现的差异，应从其前提和数据等方面检查，看问 题出在什么地方。
（三）关于通货紧缩问题
1996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紧接着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又陷入 了通货紧缩。于是，理论界展开了对通货紧缩的讨论和研究，从需求方面到供给方面，从微 观 机理分析到宏观政策调整，乃至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和外部冲击，都有所涉及。大致形 成如下的分野。
樊纲教授（注：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1998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1999年展望》 ，《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对通货紧缩的分析角度是从需求出发，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有效需求 不足，因而价格水平持续下跌，增长速度不断下滑，主张实行宏观扩张政策，刺激和扩大总 需求。由于他是涤总量态势来观察问题，未能发现增长结构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障碍。不 仅如此，他还认为，体制问题是个长期性因素和紧缩性因素，不仅远水难解近渴，对作为短 期分析的宏观运行不起作用，而且其作用还是非扩张的，从而给人一个强烈印象，即只要坚 持宏观扩张政策就能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
余永定教授（注：余永定，《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经济研究》199
9年第7期。）是从供给方面讨论通货紧缩问题的，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加总推导 出 相应的总供给曲线，构造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一般的分析思路，即把生 产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分析中国当前通货紧缩的起点及其 动态过程中因果关系链条的关键环节，进而明确指出，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关键在于 解决供给方的问题，即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经济效益，其 中包括让经努力仍无法扭亏为盈的企业退出生产，而刺激需求的政策也应同改善供给的结构 和质量相联系，而不是简单地为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余永定教授虽然提出了退出障碍的问 题，但没有讨论进入障碍的问题，虽然提出了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但并未对供求之 间的结构差异及其引致的问题作出考察。
胡鞍钢博士（注：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也是从供给方面考察的，但与余永定教授不同，他没有构造理论框架，只 对中国的通缩实际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 因”，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其政策结论是限产提价。这 虽然与当前的政策操作相符合，但没有进行理论上的开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通货紧缩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1998 ～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编：《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为了开阔思路，寻求借鉴，他们不仅考察了美国20世 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而且对很多国家通货紧缩的历史进行了分析；不仅提 出 了通货紧缩集中表现为“‘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持续 下降，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而且具体讨论了物价指数的变化。作者虽然明确指 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但不同在何 处，并没有加以说明，因而刚刚触及到问题的边缘而又退了回去，而且由于用词缘故，给人 以中国只存在通缩压力而不存在通缩的印象。至于对物价指数的讨论，虽然具体计算和分析 了各类价格指数（消费品、投资品、行业产出品、按生产过程分类产品）的涨跌，并对它们的 涨（跌）幅作了比较，但由于局限于价格指数本身的变化，减弱了这一研究应有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从体制和结构上对通货紧缩进行了分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核算性扭曲、结构性通缩与体制性障碍—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
），认为 除了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都发生了通货膨胀， 而中国却出现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并集中表现为结构性通缩。其原因在于 核算 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主要是价格管制因素和非准入市场壁垒，造成了需求结构与供给结 构的严重扭曲，一方面表现为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一半左右，而提供食品的农业在GDP 中的比重不到20%，另一方面表现为增量改革带来的大量资金和财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 工业制造业中过度竞争，从而压抑了增长最快的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如果考虑到中国统计 核算中存在着工农业增长率高估和服务业低估的缺陷，不仅总量会出现低估问题，结构扭曲 也 更为加剧。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新技术革命，也缺少原发性技术创新，但 自改革开放以来，却发生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从未停止过， 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因而从时间序列来看，资本存量在不断增加，技术水平在 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也在提高，所以，中国的潜在总产不断提高，总供给曲线随时间推移 而不断左移，从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如果说技术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么，制度创 新则节约 了交易费用，一旦经济运行态势因故发生变化，总供给的增长超过总需求的增长，同样 会出现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现象。因此，中国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制度变迁和制度 创新与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四）关于金融风险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
改革以来，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宏观资金配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黄达（注：黄达：《论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资金的宏观配置》，《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和 余 永定（注：余永定：《国民收入分配、金融结构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
。）揭示了这一问题，为进一步的宏观分析奠定了基础。
1.关于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和宏观负债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讨论集中于财政收入问题，王绍光、胡鞍钢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为据，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政 府，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是最弱的中央，并从多个方面揭示了财政收入下降的严重后果及其危 险性（注：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看法虽然适应了当时政策调整的需要，但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张曙光指出 了这种分析方法的片面性，并通过国家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国家能力是强好还是弱好 的讨论，说明了该文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国家万能论和政府高明论（注：张曙光：《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 书评》1995年1月号总第3期，收入《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第138—159页。）。张杰认为，国家获得 金 融剩余的制度安排有二：一是税收制度，二是金融制度。由于中国一直没有找到一条通 过税收制度获取金融剩余的有效途径，因而从财政能力来看，中国的确存在一个“弱政府” ，但从金融能力上观察，中国又存在着一个“强政府”，因而，中国的国家能力可以概括为 ：弱财政，强金融（注：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笔者认为，无论是弱财政，还是强金融，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都有不利和有利的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利的影响也许是主要的。因此，从宏观的角度 来看，重建财政，改革金融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1990年代上半期的讨论集中于财政收入，那么，90年代下半期讨论则集中于政府负 债。樊纲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发表文章（注：《扩张性宏观政策与政府债务：潜力与约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第11 期。），计算和分析了政府的宏观负债，旨在 说明政府债务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高，扩张性财政政策仍有很大余地。中国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 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进而讨论了国有企业微观负债引发政府宏观负债、狭义负债引致广义 宏观负债、隐形负债变成公开负债的机制，集中说明了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
2.关于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虽然得予幸免，但对金融风险的研究和防范意识则日增。周天勇 讨论了高负债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高负债国家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提出了一种解释， 但把通货膨胀作为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方式则有欠妥当（注：周天勇：《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经济研究》1998年第8期。
）。陈学彬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对 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不良资产的增加，不仅使银行的经营利润受到影响，降低 银行抗击风险能力；而且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其抗击意外事故的能力，使金 融风险增大。在银行面临流动性困境，金融系统出现较大的潜在危机时，为保持金融系统 稳定，央行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增加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这必然会引致通货膨胀的 上升（注：陈学彬：《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博弈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 第7期。）。陈学彬分析的意义在于针对我国经济运行实际，具体揭示了在银行具有较高不良 资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的互替关系，说明了央行的政策选择及其限度。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文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经 济研究》1998年第3期。）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从符号经济和实质经 济相互关系的角度讨论了金融风险的问题，认为金融风险集中表现为名义变量或符号经济的 严重失 衡，但其背后却是实际变量或实质经济出了毛病。该文提出和讨论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 符号经济和实质经济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经济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1990年上半期的讨论涉及较多，主要有 货币供给的机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化的进程及其分期、货币需求的决定及其稳定性 等。其中分歧较大的是后两个问题。易纲把货币化的分期定在1985年（注：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6年版，第152页。）。谢平则认为，19 92年货币化程度达到顶点（注：谢平：《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页。）。而张杰则把货币化收益由增到减的转折点划在1988年（注：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其实，这些分析都是以产品的货币化和流量资产的货币化为限，如果考虑到服务产品的货 币化(包括住房)（注：郭树清：《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风险与选择》，《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和存量资产的货币化，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才走完第一个阶段，刚进入第 二个阶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核算性扭曲、结构性通缩与体制性障碍—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关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陈学彬认为，转轨时期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 ，波幅达23个百分点，因而货币真实需求的波动很大（注：陈学彬：《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分析》，《经济研 究》1997年第12期。）。秦朵不同意这种观点（注：秦朵：《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她通 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和实证，将特有的制度因素(包括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 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货 币化过程)纳入货币需求关系，得出与谢平等（注：谢平、乔俞：《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年第1、 2期；谢平、唐才旭：《关于中国货币乘数的预测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一致的结论，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呈现出 较强的稳定性。进而指出，一般货币需求论描述的是将各类经济制度及阶段之具体因素全部 抽象掉了的一般规律，而经济数据样本却包含着这些因素。当这些因素与一般理论所假定的 理想前提（如充分竞争的市场）大相径庭时，一般理论便很可能与数据显著不相合。这时，如 果用一般理论来解释数据很难得出具有规律性的一致结果。笔者认为，秦朵对于现代经济学 一般理论所抱的态度是严肃的和科学的，这一点又往往是很多从事实证分析的人所忽视的， 而真正要有所发现和前进，就必须真正了解一般理论的假设前提，并恰当地引入其抽象掉的 因素进行考察。
在经济扩张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突显出来，因而，1990年代后半期的讨论相对热烈，不 过， 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增加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从财政目标 和社会目标的分歧出发，不仅分析了税率高低与利润预期的关系，说明了减税的意义，而且 考察了税负不公的效率损失及其宏观影响，同时揭示了国债政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明 确指出，发债筹资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直接扩大投资，而在于赢得时间，促进资本市场发育， 转换资源配置方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寻求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当前中国宏观 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北大经济中心宏观组讨论了多重目标下的政策组合问题，认为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供需矛盾 包含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体制因素导致的重复建设、结构失衡等造 成的总供给问题，如无效供给和超量生产等，另一方面是总需求不足，并面临通货紧缩的危 险。并从1998年宏观政策的四大目标出发，主张采取有效的政策组合（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1998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建议》，《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鉴于宏观经济问 题的复杂性，单一政策操作的弊端较大，有主有辅的政策组合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三、几个带有导向性的问题
以上的评介涉及到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系列重要的热点问题。以下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和 评述两个带方向性的问题。
（一）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引出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讨论集中于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分标准和联系方式，不仅区 分了总量问题和个量问题、实物问题和货币问题、静态效率问题和动态效率问题，明确了宏 观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是总量问题、货币问题和动态效率问题（注：樊纲（主笔）、张曙光（副主笔）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版。），而且讨论了总量分析和 结构分析、波动分析和增长分析、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关系，说明 了宏观分析以总量分析、波动分析、需求分析、短期分析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注：张曙光：《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兼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 《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在90 年代中后期的研究中，张曙光主持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结 构问题和制度障碍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和机理，逐渐认识到，在传统宏观分析中，通常 以长期、体制和结构问题为给定前提，集中讨论短期、总量和政策问题，是因为在发达市场 经济中，结构变迁和体制调整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变的，因而在理论分析中可以给定。而处于 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这些因素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短期因素、总量态势和 政策选择的变化，明确提出和讨论了体制因素的短期影响以及体制和政策联动的主张（注：参见该课题组1997—200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3、9期）上的文章。）。 樊纲则严格坚持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短期问题和政策问题，不研究长期问题和体制问题的观 点，在《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注：樊纲主编：《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前言和《宏观经济学与开放的中国》（注：此系樊纲为萨克斯和拉雷恩合著《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多次重 申，最近又写了《不能“煮浆糊”——兼评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注：樊纲：《不能“煮浆糊”——兼评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财经时报》2000年8月16日。）
一文，批评在宏观分析 中讨论长期问题和体制问题因素是“煮浆糊”，是混淆问题。卢锋同意樊对长短问题的区分 ，但对宏观经济学不研究长期问题提出了几点质疑（注：卢锋：《宏观经济学的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长期问题？——对樊纲“不能煮浆糊”评论及 一篇论文的评论》，《财经时报》2000年9月28日。
）。一是认为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依据 经济变量完成调节过程需要的相对时间长度来界定的，据此，宏观经济领域存在大量长期问 题，既然微观经济学可以把长期和短期因素同时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只能研究 短期问题？二是在实际中长、短期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把长期因素分离出去不利于理 解短期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特殊性，这对于体制和结构变化较快的转型经济更为重要；三是 宏观经济学研究涵盖长期问题，便于观察宏观经济政策的长、短期效果的相互制约，有利于 政策选择和政策操作；四是历史和现状表明，长期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前述 樊纲作序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一书，部分章节讨论了长期问题，并在导言中明确写 道，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就是尽可能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 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实际上，我们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的： 当期、短期和长期”（注：萨克斯、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曼昆《经济学》（注：曼昆：《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宏观分析部分共三篇八章，其中两篇五章 讨论长期问题，一篇三章讨论短期问题。我们其所以对此作较详细的讨论，是因为它关系到 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未来发展。笔者以为，我们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成果，既要重视正统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更要特别关注它的最新发展，同时，还要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体制 和结构快速变化的实际出发，确立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构造不同于一般的分析框架，才能 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
（二）关于博弈论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在经济分析中，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和应用，正在引起经济理论的一系列新的发展和突破。 法 国经济学家吉恩·泰勒尔用博弈论的观点研究现代产业组织问题，出版了《产业组织理论 》（注：吉恩·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该学科更趋科学和实用。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使制度经济学在融入主流 的 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开始注意了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分析包括宏观分析中的应用，陈 学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宏观金融博弈分析》（注：陈学彬，《宏观金融博弈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跟踪国外在这一领域内前沿 性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了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 及其效应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的矛盾和协调，相 机抉择和单一规则操作模式的政策效应，不同信息结构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公众学习速 度的决定和影响，政策制定者信誉和政策可信度的决定及其影响，各种信息结构和政策条件 下通货膨胀的分布和可持续性等。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循着从完全信息博弈 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博弈、从静态博弈到动态博弈的路子进行的。而把货币政策行为 及其效应看作是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虽与目前国外把宏观经济运行看作是政府和作 为一个博弈者的公众之间的博弈相一致，但却忽略了众多个人之间策略性行为可能引起的复 杂性。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博弈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核心问题，把公众 看作一个单一的博弈者应该是某种微观的博弈的统计性的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博 弈论方法的运用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学界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这方面的发展和提高还要从普及博弈论 的基础知识开始，方能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
本文将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政策与体制联动——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书的代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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