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手订六经说不能一概否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手订六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其人其事，最有争议的是他同六经的关系问题。这一笔头官司严格说来始于清代，盛于本世纪上半期，尤以疑古派健将钱玄同几篇文章的发难所引起的讨论最为热闹。最近，冯天瑜先生又撰文认为：“生当春秋末造的孔丘，在《易》、《诗》、《书》、《春秋》等元典形成史中的地位，不是创作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辑者，而是传述者。”〔1〕其说法与钱玄同乃至清人崔东壁如出一辙。
冯先生治中国文化史成就卓著，亦深知传统学术与现代思潮的隐微关系，旧话重提，旨趣或许不在学术本身，而是为了救治时下国内学界某种不健康的学术思想，体现的是当今士林的一份正气和对民族前途的关怀。但是，救治时弊是否一定要以贬损孔子为代价，或者说一定要以曲解历史为前提，恐怕思路就有问题，说到底还是没有自理好史学同现实的关系，没有把孔子与孔教区别开来。
六经是否为孔子手订，前贤的研究文字可谓多矣，不论是肯定者还是反对者，都能从文献里找到众多的证据。此种现象本身就说明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概肯定与一概否定或许都是欠妥的。至少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如下几点是必须首先考虑的。
一、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且形成于先秦的文化元典，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增损与精炼，其作者并非一人，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能否因之就可否定某人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实在是不可轻下断言的。如其不然，“元典”就不会成其为元典，而只会是些杂货拼盘，无系统构架与思想可言，更无法形成定本。“元典”之为元典，就在于经过某位思想权威的定型。
二、孔子一生没有写过系统地阐述其思想的著作，这是事实。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人们尚无著书立说的传统，非独中国这样，同时期的希腊和印度也是如此。苏格拉底、释迦牟尼都没有著作问世，其思想均赖于门徒的回忆整理。但是这并不能说，孔子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没有个取舍的态度。孔子继绝开新，弟子三千，不可能没有成型的教材。而且孔子开中国私学之先河，无现成的教材可以资用，只得借助于古代的各类典籍。典籍繁多，不可一一采用，他必须作一番选择、一番整理，其选择与整理的思想原则就是他自己的纲常伦理。正因为这样，我们今日读六经，才不会有零乱杂碎的印象。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何六经的义理同《论语》的思想是一致的。
三、否定孔子手订六经的论者，大多重视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言，冯天瑜先生亦复如是。照我的理解，人们以往对孔子的这句话恐怕都作了误解。孔子所言并不是说他自己“不作”，仅仅是“述”、“信”而已。理解这八个字，一是要同当时的学术传统相联系；二是要同孔子的思想相联系。孔子一生，实际上是又述又作的一生。如果不是这样，又何能为儒门师祖？“述而不作”一语，只能说明孔子尊先王先圣的思想，而不能作为他“不作”的证据。用通俗的话说，“不作”就是不标新立异，所“述”的都是先王先圣的定制定法。
四、有关孔子同六经关系的记载或看法，见于2000多年来各类文献，各家立说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字根据。这就要求我们在借助文献材料时，必须特别慎重，弄清楚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切不可当作一锅糊涂粥来煮。尤其在清一代，学者们出于学派门户，六经注我，附会牵强，对孔子同六经的关系，自然也免不了门户偏颇。近人钱玄同等虽无经学门户之嫌，但其疑古同样不是纯学理的，而是带有浓厚的现代色彩，将六经作者问题同尊孔还是反孔的现代思潮混在一起，仍然不是应取的态度。而且，唐宋以后的学者，如二程、朱子、欧阳修、崔东壁、皮锡瑞、龚自珍诸人，对孔子是否手订六经的看法，大多只是以讹传讹，又有几人作过认真的考察。崔东壁、钱玄同虽然作过详细的考辨，但其工作是先定好观点然后再罗列材料，而且材料的选择也是主观主义的，很少考虑材料的可用性问题，像这样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问题，更不可再次被引用作为立论的根据。
五、在古代文献里，最早提出孔子手订六经说并言之最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历来的否定论者均认为，司马迁距孔子时代已经很远，且思想受董仲舒的影响，所载孔子事迹难以为信。窃以为，此种看法实为不妥。司马迁虽距孔子400余年，但对他来说，这只是近古的事情，并非渺不可考。《史记》有着夏商的记载，许多与现代考古材料吻合，说明作者所载多为信史，为何对距其不远的孔子的记载反倒不可信呢？而且，司马迁对孔子的事迹单独作过考察，并非道听途说，信手由之。《太史公自序》：“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就是明证。可以说，先秦人物，司马迁最重视的是孔子，对于其事迹，调查考察也应该是格外缜密的。再者，司马迁受董仲舒的影响虽是事实，但其影响不可能到盲信的程度。何况司马迁虽然推重儒家，但对诸子百家俱有一个理性的评价，绝不至于为了褒扬孔子而曲解历史。因之，对司马迁的记载，虽不可全作信史看待，但也切不可妄作否论，尤其像对孔子这样的人物，既然其他文献记载阙如，那么《史记》便应是我们所依据的重要材料。
下面，我们以《诗》、《书》、《易》、《春秋》为例，看看孔子同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孔子同《诗》的关系。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依司马迁的看法，孔子删诗是将古时候的三千余篇删为三百零五篇，取舍的原则，一是去掉重复的，二是以礼义规范为标准，并亲自配乐，使之符合韶武雅颂之音。
先秦时代，诗并不是雅士们的消闲文学，而是直接关乎王道人心的大事，故《毛诗序》云，《风》的意义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孟子也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孔子一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亦为如何通过教化以扭转“礼崩乐坏”的局面。所谓“乐坏”，即以诗教为中心的礼乐文化的崩坏。在当时，诗与乐虽有区别，但又密不可分，诗教即乐教。正惟如是，孔子才特别重视“乐”的社会功能，亦格外喜爱韶武雅颂之音，以至于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而对于有损社会风化的乐，孔子十分厌恶，并将“放郑声”与“远佞人”并提。也就是说，从孔子的思想看，司马迁的上述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况且，关于孔子删诗的消息，《论语》中亦有多处透露。《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子罕》篇说得更为直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里所说的“乐正”和“《雅》、《颂》各得其所”与司马迁所说的“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韶武雅颂之音”，显然指的是一件事。冯天瑜先生也曾引用《子罕》篇这段文字，可惜只是望文生义，不知其正是孔子删诗的明证。
怀疑或否定孔子删诗的论者，最重视的是《论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段文字，并据此认为孔子之前诗三百篇已经定型。殊不知，孔子自己所说的“诗三百”，既可理解为在他之前已有的数目，也可理解为他删定之后的数目。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文字所透露的恰恰是孔子删诗的消息，而不能作为没有删诗的论据，其含义或许正是表明他删诗的意趣所在。
（二）孔子同《书》的关系。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为《尚书》的编纂者。《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班固《汉书·艺文志》亦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孔子是否真的对《尚书》做过编纂工作，这一问题十分复杂。因为从西汉开始，《尚书》有今古文两个版本，还有过纷纷扬扬的学术正统之争。东晋又有《伪古文尚书》的问世，更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虽然经后世学者的考辨，版本真伪问题总算有了解决，但关于孔子与《尚书》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个谜。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论语》里虽然多次提到《书》，但所述篇目皆与后来传世的《尚书》篇目不符。这也是后世学者不否认孔子为《尚书》编纂者的主要根据所在。
但是，《论语》所提到的篇目与后来传世的《尚书》篇目不符，能否说明孔子不是《尚书》的编纂者？恐怕也是不能轻下断语的。孔子之前，《书》已流行，且有各种本子，或许不谬。孔子之后，《书》仍有增损，且同样有各种本子流传，亦为事实。但是这只能说明当时《尚书》没有公认的定本，而不能说明孔子对之没有做过编纂工作。汉武帝之前，儒学并未官方化，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统治者对于孔子所编纂的《尚书》也就自然没有重点保护的必要。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孔子或许同传世的《尚书》无甚关系，但不能说同《尚书》没有关系。因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不是孔子所编定的《尚书》，再者，司马迁和班固所言孔子编纂《尚书》，也不一定指的就是汉代流传的本子。比如在《艺文志》里，《今文尚书》二十九卷，《古文尚书》四十六卷，而孔子为之作序的《尚书》则是百篇。
（三）孔子同《易》的关系。
《易》的经文同孔子无涉，这已是定论，无需再加论证，悬而未决的是孔子同《易传》的关系问题。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3〕类似的说法还见于班固和郑玄。于是，“孔子作《易传》”、“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流行起来，直至宋人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才开始有人怀疑，其后更有崔东壁、钱玄同、郭沫若、张岱年诸人，完全否认《易传》同孔子的关系。归纳起来，他们的理由主要是：1.孔子之前已有《易传》；2.《易传》的文字风格与《论语》不合；3.《易传》中多有“子曰”；4.《论语》没有提到《易》。
孔子之前已有《易传》行世，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句，见于观卦六四爻辞。此段记载之后尚有“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等文字，这是为观卦作的传，且与传世《易传》文字相仿。此外，可以看出孔子之前已有《易传》消息的，在《左传》中，尚有闵公二年、僖公十五年、昭公元年、昭公五年等多处。
然而，即使《易传》不是孔子所作，也不能断言孔子与《易》没有关系。最合理的解释应是，孔子虽然不是《易传》作者，但对《易传》是作过整理与刊正的。证据如次：第一，传本《易传》的思想与《论语》相符；第二，传本《易传》常冠以“子曰”，恰恰说明是经过孔子或其弟子修改过的；第三，从《子路》、《述而》等篇看，孔子曾用《周易》教育门人。
再者，司马迁认为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也是可信的。有论者为了证明《论语》无《易》这一极端观点， 认为《述而》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记载有误，原文本来没有“易”字，孔子只是说“五十以学”，而非“五十以学《易》”。此说援引的证据是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一句话：“《鲁论》读易为亦”。实际上，这是毫无道理的修正，陆德明说“易”读如“亦”，并非说“易”就是“亦”义解。而且改“五十以学《易》”为“五十以学”，文法也不通。
（四）孔子同《春秋》的关系。
如果说《诗》、《书》、《易》的作者或编纂者不是孔子尚可存疑，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那么《春秋》的作者为孔子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孟子·腾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太史公自序》亦有类似的表述。孟子距孔子的时代不远，且为孔子学说的传人，所言孔子作《春秋》，真实性是不应该怀疑的。
最早怀疑《春秋》为孔子所著，是疑古先生钱玄同。值得指出的是，钱有疑古之癖，常常说出过头的话，其对《春秋》与孔子关系的怀疑，连疑古派的思想领袖胡适也不敢苟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春秋》的作者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比如，孔子作《春秋》，究竟是著述还是根据旧史加以修订，就有研究的必要。孟子所言“笔则笔，削则削”，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工作，也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从多种文献看，孔子之前，史学已经发展起来，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春秋》，这就是墨子所称的“百国春秋”和孟子所言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主要为史官文化，正如班固说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4〕因之， 孔子之前已有《春秋》，确乎不假，但是，这种《春秋》只是记事之史的泛称，与孔子所作的《春秋》并非一趟子事。
《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句中的“史记”，所指的也应是鲁《春秋》无疑。即是说，孔子作《春秋》，并非一切从头做起，而只是在原有的鲁《春秋》的基础上作了改写。这就是“笔则笔，削则削”的真实含义。这里的问题是，改写能否算作著述。这一问题的解答又涉及到另外两个问题，即当时史书的体例和孔子的改写究竟是何种程度何种性质的改写。
当时泛称意义上的《春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仅仅是些年代记而已。所谓“春秋”，亦即一年的意思，其记述也只是把国内所发生的大事，逐年逐月记录下来，文字极其简短。这样的东西，实在谈不上“著作权”问题。孔子“因史记作《春秋》”，重要的不是“因”而是“作”，即根据已有的年代加以改写，从而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即“微言大义”。这其间，孔子究竟作了多少文字更动，现已无从稽考，但从孔子“知我”、“罪我”的表述中可以间接得知，其更动绝不是个别文字的更改，而是伤筋动骨的变动。正惟如此，司马迁才有这样的评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救起废，王道之大者。”〔5〕
从以上分析可见，对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实为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面既关联到对当时学术传统的理解，又涉及到对相关史料的考辨。这些工作不做好，我们便不能轻下断论。如果按照疑古派钱玄同和冯天瑜先生的做法，把孔子说成与六经的形成一点瓜葛也没有，那么孔夫子就只会变成“空夫子”，同时一部中国文化史也就无从理解了。
注释：
〔1〕《东方文化》1995年第6期
〔2〕《孟子·离娄下》
〔3〕《史记·太史公自序》
〔4〕《汉书·艺文志》
〔5〕《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