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是明晰的？——驳阿隆的“模棱两可和取之不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取之不尽论文,模棱两可论文,明晰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阿隆在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用马克思所引发的或激起的争论的范围来衡量他的伟大，那么两个世纪以来，有谁能与他相比？”阿隆指出，两个世纪以来，马克思文本之“模棱两可的丰富性”为每一个学科、每一方论战者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主题”：反马克思主义者选择被事件“驳倒”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者选择被事件“证实”的命题；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坚持明显与现实不符的命题；有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设法增加一些补充的假设以“挽救现象”；“今天的纪念大会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参见阿隆，第190-194页) 马克思的“伟大”是因其文本“模棱两可”而引发的持久论战？！无疑，阿隆的谬赞道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场性的尴尬。这种尴尬实际上源自阿隆式的一个著名诘问：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究竟是批判性，还是科学性？在阿隆他们看来，如果是批判性，就免不了意识形态和主观性的危险，如果是科学性，就必须表达明晰、逻辑自洽。然而，阿隆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规律在实践中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否定才能成立。这种辩证法使今天的经济学家目瞪口呆”。(同上，158页)到底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阿隆纠结于此，摇摆不定。 一、批判的，还是科学的？ 阿隆牢牢抓住《资本论》的社会批判性，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出猛烈攻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萨特对唯科学主义的谴责，还是阿尔都塞对经验主义的谴责，共同的失误在于：他们总是用哲学的问题来代替社会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的(或经验的)研究，“他们都不试图把《资本论》的批判分析用于我们的时代”。(同上，第98页)阿隆自信比萨特、阿尔都塞更懂得马克思：“我从来没有把哲学和政治、思想和介入割裂开来，我比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经济和社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比他们更忠于马克思的启示。”(同上，第2页)阿隆自信得有道理。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和政治”、“思想和介入”的确从未分开过。《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原本批判”，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副本批判”，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建立起理论与现实、批判与科学之间的贯通。阿隆指出，唯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资本论》的生产方式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双重批判：“对资本主义现实和反映资本主义现实的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对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命运的人类学批判。”(阿隆，第169页)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理解上，阿隆超越了萨特和阿尔都塞，最近距离地靠近了马克思。 阿隆对《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解也有独到的高明之处，他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尖锐批评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只不过是利用《资本论》的概念体系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三个目标：第一，“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资本论》的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新的解释，表明与‘认识论断裂’相一致的精神断裂”；第二，“建立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非人道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勾勒一门关于历史或社会组织的科学，它能确保科学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和主观性的危险”。(同上，第163页)阿隆逐一考察、检查和驳斥了他们通向这三个目标的方法，并得出了“结构主义的骗局”这一结论。阿隆指出，由于认识论的断裂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缺失，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只能是“一个没有内容、没有根据的空洞计划”(同上，第170页)，阿尔都塞对《资本论》做了伪结构主义的解读。 在阿隆看来，《资本论》的科学性植根于批判性之中，二者密不可分。这体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视野中的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性”上。阿隆认为，《资本论》的科学性是通过“劳动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三大核心理论表现出来的：劳动价值论“能结合对资本主义的人类学批判和科学批判，能区分局限于价格的庸俗经济学的外表(或幻想)和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本质(或科学真理)”；工资理论则能够“根据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和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之间的交换”，而赋予异化劳动“一种精确而科学的意义”；剩余价值理论，即平均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也是最难以理解的规律，这个规律“要求人们从活劳动那里，而不是从死劳动那里获取剩余价值……以这个规律为中介，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的自行灭亡”。(同上，第156页)阿隆深刻指出，马克思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这种分析同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资本主义因内部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灭亡”。(同上，第171页)毫无疑问，关于《资本论》的批判性与科学性，阿隆的文本解读是高屋建瓴和切中要害的，尽管他本人并不同意。 阿隆对《资本论》的“科学性”始终心存疑虑。他不理解：劳动价值论何以“在实践中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否定才能成立”？(同上，第158页)剩余价值的概念为什么不是通过经验的测量，而是根据现实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组织才能被历史地认识？(同上，第148页)资本主义的灭亡如何“不是因为其固有的不公正，而是通过其固有的不公正”才必然表现出来？(同上，第197页)这些困惑，让阿隆在《资本论》的批判性和科学性之间游移不定。最后，他只能迟疑表态：“在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时代性、历史的条件这个意义上”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学意义多于经济学意义”。(同上，第162-163页) 《资本论》何以能够既是“批判的”又是“科学的”？如果兼具了批判性和科学性，又何以能够“明晰”而不“模棱两可”？阿隆无法理解。而这正是《资本论》之“硬核”所在。 二、《资本论》的硬核：资本内在否定性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受到了近代分析哲学传统的影响，他们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地“追求明晰性”，尽管这一努力总是以相反或相左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萨特的反科学主义和阿尔都塞的反经验主义：前者牢牢抓住马克思的早期作品，试图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将马克思的文本明晰化；后者牢牢抓住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试图以“认识论—结构主义”将马克思的文本明晰化。阿隆则敏锐抓住了他们的“软肋”——任何割裂马克思思想整体的研究都无疑有着致命缺陷。不过，在对萨特和阿尔都塞的批判中，阿隆却走向了“模棱两可”和“取之不尽”的后现代立场。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萨特或阿尔都塞对明晰性的追求，还是阿隆对明晰性的拒绝，都表明他们没有进入《资本论》的“硬核”。 1.辩证法在经济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 《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发现，“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马克思，第1卷，第19页)事实证明，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阐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特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把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具体化为著名的“两条道路”。在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做跋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辩证法是《资本论》区别于所有其他经济分析的独特方法。为了强调自己的方法，马克思公开承认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甚至告诉读者，他在价值理论一章中有意“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然而不知为何，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总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而很少有人关注他将“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运用在经济研究中的特殊性。(参见同上，第22页) 马克思是第一个把辩证法运用于分析经济问题的思想家。正如马克思在写给《资本论》的法文第一版编辑拉沙特尔的信中所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同上，第24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深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相矛盾：资本通过自身范畴内部对立面的展开而发展，“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7页)，“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第3卷，第278页)；伴随着资本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也在发展，直到突破自己的限度；资本的生产总是通过危机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但与此同时，也创造出解决这一对抗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内在否定性思想。将辩证法运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这是马克思的独创。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资本论》经济思想的核心表达，也是马克思辩证法在经济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在马克思那里，“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黑格尔，第427页)因而在形式上，《资本论》的辩证法表现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但在内容上和实质上，《资本论》的辩证法表现为资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现实运动。正是这种“资本内在否定性”的现实运动，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统一在一起。 2.《资本论》中的资本内在否定性 一旦我们运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线索审视《资本论》，就会发现，《资本论》中看似晦涩繁杂、松散零碎、庞大堆积的材料，立即明晰起来，变成了一个以剩余价值生产为轴心、各种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围绕轴心旋转的体系，一个有内在联系并不断生成发展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内在否定性”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社会存在论层面的展开。它不仅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种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第1卷，第21页)，而且还是这一规律的实践者。 “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起点必须追溯到商品，因为商品范畴内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早已蕴含了“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胚芽。第一步，是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所谓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本质上是“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同上，第135页)这种内在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必然获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从而外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对立，并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货币形式是这一矛盾的暂时解决——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完成，是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发展的结果。当商品的价值对象性物化在货币这种“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中，商品也就完成了向货币的转化。第二步，是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货币刚刚在形式上解决了商品的内在矛盾，马上又面临了实际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对立。资本本质上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既然价值已经对象化、物化在货币当中，那么，资本也就是能够带来剩余货币的货币。然而，对货币而言，“生产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要求创造剩余价值过程“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一看似无解的悖论，只有当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并且加入到生产过程中时才能获得解决。(参见同上，第194页)而劳动力成为商品不是一桩普通买卖，因为劳动力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劳动产品”，它只有在“普遍商品化”的社会条件下才能成为商品，即在一个非劳动产品也被视为商品的时代，才能完成。这意味着由人与人的关系总和所生成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完成，标志着特定的阶级关系的诞生，从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之上。 以上只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第一个环节，即“资本”的产生。对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如果把“资本”仅仅视为“精神现象”，那么，需要考察的就是“资本概念”的转化而不是“资本”本身的产生。马克思恰恰相反，他运用“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的转化，把握的恰恰是资本本身，即作为“本质”的资本的产生过程。如果仅仅在思维中进行考察，就根本无须费力去寻找“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历史条件，从而《资本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纵观《资本论》的整个篇章结构，更可以清晰勾勒出这种“逻辑与历史一致”、而不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宏观构架。《资本论》主要是逻辑上的分析：第1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但是，从第1卷到第2卷、再到第3卷，同时也是资本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资本灭亡的历史过程的写照。尤其是其中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灭亡规律的揭示，无疑是对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在《资本论》的论证过程中，资本内在否定性始终充当着逻辑与历史、本质层面的“规律”与现象层面的“经验”之间的桥梁。 3.中间层次的分析：跳出知性思维 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方法论特点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逻辑和历史之间、价值(抽象)和使用价值(具体)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层次研究。 有人把生产力排除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之外，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是广义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则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学”范围。殊不知《资本论》并非不谈生产力，而是将“生产力”限定在特定范围。如果从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出发，就可以清楚看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现的，既不是通常意义上单纯的生产力，也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特殊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第1卷，第218页)因而，如果说，自然经济的生产力表现为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商品经济的生产力表现为生产“(交换)价值”的效率，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则表现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效率，即资本家眼中的“利润率”。资本内在否定性所研究的，正是这一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即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生产性劳动”，也恰恰是这种“生产性”劳动本身，导致了资本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 资本内在否定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否定性，而是在使用价值与价值、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展开的自我否定。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虽然商品的价值被对象化、外化在货币商品中，但它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外化，仍然停留于商品本身。因此，货币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不同于在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作用——它发挥的乃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而货币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离不开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又都离不开使用价值的循环和周转。因此，单纯从价值补偿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的。遗憾的是，这正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做的事情。按照马克思的要求，不仅应当考察价值的补偿，而且应当考察使用价值的补偿；不仅应当考察价值、使用价值的补偿，而且还必须考察剩余价值的补偿。 从中间层次的分析看，正是包括剩余价值分割在内的价值分割与使用价值分割的不对称，导致作为使用价值的实物补偿无法得到实现，反过头来又导致剩余价值无法实现。这种逻辑上的矛盾印证在现实的历史上，就是卢森堡所指出的剩余价值实现危机：扩大的生产供给必然要求扩大的个人消费与之同步，然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不能满足这种要求。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商业危机。(参见卢森堡，第283-284页) 如果说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中，资本内在否定性的“中间层次”分析还主要停留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还以比较抽象和隐蔽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那么，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则提供了一个显明例证——资本内在否定性的“中介性”活跃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中间层次”的分析以更为具体的形式直接地表现了出来。 在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它的价值，而且取决于供求关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供方和需方分别是由一系列相互竞争的个体构成，在供不应求时需方的内部竞争会抬高价格，在供过于求时供方的内部竞争会压低价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润率可视为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在资本短缺时，平均利润率必然会不断提高，但在资本过剩时，资本的内部竞争导致利润率不断下降，最终使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这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现。 作为“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资本内在否定性一方面必须是立足于对感性具体的正确抽象，即对其本质特征的抽象；另一方面，又必须始终把现实的历史过程作为参照系摆在面前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从第1卷、第2卷到第3卷，不仅是从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三级本质逐步从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过程，而且是通过资本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逼近感性具体的过程。作为两个过程的统一，马克思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蕴含着的自相矛盾，又论证了这种自相矛盾如何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黑格尔恰恰是由于抛弃了后一方面，才陷入了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则把思维过程和现实过程统一起来，从而确立了资本内在否定性作为唯物辩证法之中间层次分析方法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和人的抽象存在，本身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同样需要通过“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才能把握。阿隆能够理解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方式，但无法理解两极相通、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方式，更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握这种思维。从作为“中间层次”分析方法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出发，恰恰可以避免陷入阿隆式的思维陷阱。 三、模棱两可的，还是明晰的？ 在阿隆看来，《资本论》是“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他借用威尔斯的话，把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称作是“一门不精确科学的百科全书”。(阿隆，第194页)而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或许“模棱两可和取之不尽”源自于对象本身问题域的丰富性，但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让“模棱两可”变得清楚明晰，就能让“取之不尽”变成“多元论的(再)发现”的统一。(参见同上，第101-123页) 《资本论》绝非“模棱两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展开使《资本论》形成了两条明晰的脉络：一条可以称作“资本的本体论”：从价值实体、货币到资本，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剩余价值的各种分配形式，资本顺次经历了它的基因阶段、种子阶段、胚芽阶段、树根阶段、树干阶段和枝叶阶段，生长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参天大树。另一条与资本本体论交织的脉络是“资本的批判学”：将资本还原到底，无非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牢牢抓住“抽象”这个根本：从抽象的劳动出发，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的资本统治出发，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从抽象的人的存在出发，进行人类学批判。其中，“抽象劳动”是马克思《资本论》一以贯之的批判主线，正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是核心概念一样。②总之，《资本论》的两条脉络清清楚楚，一条是资本的本体论，一条是资本的批判学。前者主要通过《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也就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展开；后者主要通过《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得到体现，也就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表达。《资本论》这种二重结构的明晰性，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把握。 只可惜马克思身后知音寥寥。即便是深谙《资本论》文本之“科学性”和“批判性”的阿隆，也因其后现代思维方式的固有局限，而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无法把握《资本论》理论的彻底性和结构的明晰性。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所谓“模糊”或者“明晰”，源自不同的思维方式。知性思维力求“明晰”，其思维过程主要是分析和综合，其思维对象是观念关系的知识和事实。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知性思维所追求的只是客观常识中的“明晰性”——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是“视觉中心主义”的教条，即在时间上要求恒常性、静止性，在空间上要求一维性、单独性。萨特、阿尔都塞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要求的都是这种恒常的、静止的、一维的、单独的“明晰”，也就是思维过程的同一性、无矛盾性——这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前期就提出的要求，只不过在近代哲学中越发精致化。而阿隆则是另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拒斥了知性思维的“明晰”，但也不懂辩证法“特有的明晰”——或者说“模糊”。 《资本论》的“模糊”在于，它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那种从一个一个的独立的原子个人出发的研究，无疑是清楚明了的。《资本论》的方法论特点在于“中间层次”的研究分析，它从商品背后的价值实体和无数交换所构成的“看不见的手”出发，充当逻辑规律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形成了内在联系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中间层次”的研究分析还决定了《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开放性和发展性，无论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发展，还是它的历史表达，都是正在进行的和尚未完成的。既然《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看不见的、变动不居的、自相矛盾的经济生活本身，又怎能要求它是一目了然的“明晰”和一成不变的“明晰”？后现代主义立场的阿隆是无法容忍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模糊”和“中道”的。 《资本论》的“明晰”在于，资本内在否定性自身内含的“现实性”特质——这种现实性，同时包含了德国人所说的Wirklichkeit(现实)和Vernunft(理性)，只有被“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才能理解，只有通过“辩证理性”(对于黑格尔来说，是“思辨理性”)才能把握。自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它的前进的动力。因此，与知性思维所要求的静止性、一维性不同，《资本论》的“明晰”是变动的、多维的；与知性思维所要求的恒常性、视觉性不同，《资本论》的“明晰”是发展的、生成的。它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的生命有机体表现出来，是一种在“对象性即主体性”③意义上的、远远超越了知性思维的“明晰”。(参见马拥军)后现代主义拒斥“明晰”，对于反抗知性思维有针砭时弊的功效。但这种从个人出发、以瓦解为目的的思维方式，使阿隆无法理解绝对与相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无法接受似是而非、不断生成和发展中的“明晰”。 由于不理解辩证法，阿隆在炮轰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时，把马克思对价值实体的探讨划归给形而上学或人类学，把马克思对价值和价格的区分称作“一个有吸引力的概念把戏”，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大厦的“唯一证明建立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本质主义哲学之上”，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认定是“出于政治和哲学的理由”，并认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学意义多于经济学意义”。(阿隆，第161-163页)与此同时，阿隆对自己同样“模棱两可”的历史观也毫不掩饰。他承认自己对“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没有一种综合的看法”，认为“历史发展不会自行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在当代人的经验中，历史发展分为各种系列，人们对它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没有一种制度同时实现了我们所憧憬的一切东西和我们所信奉的所有价值”(同上，第4页)；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两种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以致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制度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史前史的终结”。(同上，第144页)由于不理解辩证法，阿隆无法想象异化劳动的克服取决于所有制性质的改变，更无法想象未来人类社会将“由联合生产者来管理”。(同上，第160-161页)最终，这位雄心勃勃试图超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自由主义学者，在将别人嘲讽为“神圣家族”的空洞想象时，自己却停步于现代社会的自相矛盾，满足于取之不尽的模棱两可，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 注释： ①此段译文有排版错误，引者作了纠正：书上原文为“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引者删除了“了”字。 ②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是哲学术语，“抽象劳动”是经济学术语，二者一脉相承。 ③“对象性即主体性”是相对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而言。马克思超越了一切近代知性哲学，完成了“对象性即主体性”意义上的存在论革命。标签：资本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