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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6)02-0001-11 中日之间是一种“割不断，理也乱”的复杂关系。其所以如此，一则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然无法隔断，二则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显然难以理顺。为此，观察和分析中日关系，既要看到其特殊性，又要基于多个视角。所谓特殊性，既是因为是近邻，也是因为长期的历史联系；所谓多视角，也即从多个角度，就是考虑到多种因素，多重影响。 基于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对中日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好”与“不好”两分法。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很多，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时点，各因素的影响也不同。不过，尽管如此，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那些重大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力量对比、安全利益和认知定位。 一、基于力量对比的视角 多视角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要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观察，因为中日关系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大都缘自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重大转变。2010年，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日本。尽管当时超过很少，但这是近代以来中日力量主要指标对比的一个大的转折。影响更为突出的是，此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仅仅五年后，到2015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GDP已是日本的两倍多，差距拉大的速度令人感到惊异。①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不如日本，但对于国家关系来说，具有综合与重大影响的是总量指标。② 其实，转变的不仅仅是总量，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双方贸易市场的依赖结构也发生了反转，由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市场转换到日本严重依赖中国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市场，依赖度接近甚至达到20％，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却低于10％。而今天，贸易依赖度的结构正好反过来，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接近20％，中国对日本市场的依赖度低于10％。201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达4万亿美元，是日本的3倍多。而且，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量还大大少于日本，但是年度投资额已经超过日本，未来总量超过日本也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定局。 在力量对比之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是发展趋势。现在，几乎所有的预测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差距就更大了。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规模为中国的8倍，在这么短的时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对两国关系必然造成“颠覆性”震撼。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要相当于日本的8倍，这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之间综合经济力量的对比结构。从两国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比例的含义是什么呢？好像是历史又轮回到两国力量对比的近代历史原点。 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政治家、企业家、公众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特别是政治家、战略家们，定会为这种大转变思考，为未来做准备。 就一个国家而言，总的来看，经济力量的对比与综合实力的对比是同向而行的，也就是说，经济总量大，综合实力也就强。经济总量代表国家的一种动员与运作能力，既包括经济，也包括军力，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国家能够动员的资源规模，以其为基础形成的综合实力则成为一个国家有作为和有影响力的主要依据。对日本来说，政治家们最为关注的当然是中国以经济力为后盾的军力提升以及拓展利益与扩大影响力的行为，“中国威胁论”由此而生。 当然，中国还是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财富与日本差距大，而且在企业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国家治理，人的素质等方面，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正是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二元结构特征，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定位、认知存在复杂性的重要因素。比如，日本人惊异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往往对中国发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中国的国力强大表示敬畏，但对一些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低素质”难以接受。③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与感情也很复杂，在认可日本技术与产品优势的同时，对日本政府把中国作为威胁、处处与中国作对的行为表示愤怒。基于此，民调显示，中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好感度相当低。④ 近代历史上，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曾让两国关系发生悲剧，日本不仅颠覆了中国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而且还把战火烧到中国，让2000多万中国人失去生命。这段历史为中日关系投下厚重的阴影，难以挥之而去。如今，两国综合实力发生如此大的反转，必然引起中日关系的重构。利益上的矛盾，特别是信任上的缺失，加上日本为提升自己对中国所做出的敌视性(作为威胁)应对，使得中日关系时而变冷，时而结冰，颇具对抗性。复兴的中国自行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对此最持怀疑态度者无疑是日本。⑤当然，中国方面对日本把中国作为威胁，处处与中国对着干也深表不满。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性，这种纠结显然被刻上两国力量对比反转的历史与现实烙印。⑥ 国家间力量消长、力量对比转换，是世界发展的规律。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引起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要原因，无非来自：一是力量上升方基于扩大利益野心实施扩张主义，二是他方出于对上升方的担心进行过分的遏制或敌视。对于中日来说，重要的是日本接受中国不争霸、不称霸的承诺，不参与或者助长恶意遏制中国的行为，中国也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让日本理解和放心，从而改善相互拉近的气氛与环境。 二、基于安全的视角 中日是近邻，有着无法割舍的地缘与利益联系。就安全利益而言，一方面是粘连的，另一方面又是分离的，基于特殊的原因，后者的特征更为突出。由于有着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处在不同的安全架构之下，加之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反转，中日之间的安全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失信状态。 中日在国家安全目标定位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构建新的国家安全环境成为一个必然之举。这包括强军、拓展安全空间、构建新的安全机制、降低外部安全机制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等，其中有些必然触及二战以后建立的地区安全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结盟，安全上与美国为首的同盟(包括日本)对立。中苏分裂，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曾有过基于对抗苏联的安全合作“蜜月”，中日走出冷战对抗夹缝，恢复邦交，建立了以“世代友好”为目标的安全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综合力量提升，开始重构国家安全环境。基于对中国挑战的担心，美日同盟向防备中国的方向调整，日本通过调整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这包括更多的自主行动空间、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等等。在日本增大的行动空间中，中国因素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日美同盟，也包括日本自身遏制中国拓展空间的举措，与中国拓展空间(包括突破美国的海空遏制圈)的努力产生了直接的碰撞。比如，二战后，美日自行划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把中国的行动空间压缩在家门口；如今，中国根据自身安全的需要自行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突破了美日划定的识别防线，中国的海军也扩大海上巡游的范围，越来越靠近日本的领海区域，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等等，对此，美国反对，日本特别警惕，做出诸多对应性反应。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安全环境构建是护卫性的，即护卫中国应有的安全利益和安全环境，不是扩张性和对抗性的，即不以排挤对方和与对方对抗为目标设计，不以日本放弃同盟为前提。但是，它还是有向传统安全架构与主导力量挑战的性质。在新的共同安全机制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日在安全定位和安全目标上产生了对立。 尽管中美的战略和安全竞争与对立是主线，然而无论是日本应对中国的自主努力，还是推动同盟应对中国的意图，都把日本置于中国安全重构的对立面，是与中国的安全架构重构、拓展安全空间的目标与努力相矛盾的。⑦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有很大不同，如果说经济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共处空间的能力之争上，那么安全之争则是在不同的框架下直面相对，一个要拓展空间，一个要拒止突破，中日之间似乎陷入一种难以融合的安全困局。 我们再拓展一下视角，把安全关系扩展到近邻地区。周边地区构成中国国家最重要的安全依托。随着综合力量的上升，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关系的改善与安全环境的构建，对周边地区的投入增大，影响力在增强。中国把周边关系与安全环境构造列为首位，应该说，它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因为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近代以来，随着国力的衰落，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发生逆转，由安全屏障转变为安全威胁。如今，重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并不是要重建中国的主导地位，但必须让中国对自己的安全有掌控力，首要的是有保卫国土安全的能力，再则是防止别国在家门口生乱、生战，损害中国的利益。 中国构建新的周边关系与安全环境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要的是通过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领域提升干预和掌控能力，在领土、领海安全上确保捍卫能力。中国这样做必然会触及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岛屿争端和领海争端，触及现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和其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在领土争端、安全框架等方面，中日有着直面的或者直接相连的矛盾和冲突。钓鱼岛问题、东海海域问题(专属经济区划界、资源开发)、空域问题(防空识别区)、安全机制(美国主导的同盟)成为直接相连的领域。 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扩及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有些本来是经济的问题，也被罩上安全利益的外衣，进而被描述为一种中日“争夺主导权”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案例，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在东亚区域合作上，日本总是与中国对着干，把“10+3”(东盟+中日韩)合作视为中国主导的，力主以“10+6”(东盟+中日韩澳新印)来破解。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和“一路一带”建设，日本不仅不参加，而且还自行设立比亚投行资本金多一些的基础设施基金等等。由于广泛的利益纠结，日本也积极参与到其他地方的争端中，比如南海、印度洋等，显示出大凡与中国有争端的地方，日本都表现得特别活跃，决意与争端的另一方为伍，这就为中日之间的矛盾火上浇油。⑧ 中国倡导新安全观，摒弃传统安全的零和游戏，推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这原本是好事，中日之间应该以新安全观为理念，构建基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新安全关系与框架，而这种新机制并不要求摒弃旧机制(美日同盟)为前提，然而日本方面似乎把它看做是中国意在推翻原有的机制。现实中，传统的美日安全同盟像一堵墙，挡在面前，不仅推不动，破不了，而且似乎还在加厚。本来，岛屿争端、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走出零和安全的阴影，但是，复杂的因素，特别是中美安全大框架阴影的笼罩，使得中日安全关系变得更具对抗性。 世界在变，原有的很多东西，包括安全机制，在新的发展环境和需求下必然要发生变化。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世纪”原本就不存在，更不会出现所谓“中国统治的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显然需要新的安全观，应该构建基于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框架，这既可以包括非传统安全，也应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和东海海域之争，但这不是全部，应该可以基于基本的共识被搁置下来，寻求更大的安全利益空间。只有合作安全，才可以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赢得光明前景。 三、基于认知的视角 就国家关系而言，认知是对对方的一种基本定位。当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认知所体现的是政治立场，是政府的政策取向，而从公民的角度来说，则是一种普遍性的看法，或者基本的认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有很大的、一致性，显然，认知既影响政策方向，又影响舆论导向。在中日关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是中国的自我定位，二是日本对中国定位的认同，在二者同向而行的情况下，关系就容易理顺，而在错位的情况下，关系就变得复杂，处理起来就很有难度。 中国崛起，逐步上升为一个地区和世界大国、强国。对这个大趋势，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是认同的。但是，对于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强国，似乎缺乏一致的认同。中国宣示要做新型大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外部难说有一致的认同。特别是作为与中国有诸多纠结的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存在怀疑，也就是说，其认知与中国自身的定位存在严重错位。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日本曾经欢迎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对华提供发展援助，中日关系经历了友好的时期。但是，面临中国力量的提升，利益诉求增加(包括对钓鱼岛主权的捍卫)，以及推动地区与国际体系调整和构建新安全环境的力度增大，日本对中国的意图就产生了诸多怀疑。特别是保守主义的安倍重新执政后，把应对中国的威胁、制止中国的所谓扩张及改变秩序的行为作为一项明确的战略与行动议程。这种把中国作为威胁的政治认知，显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⑨ 从中国方面看，对日本的未来走向愈发不放心，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推动修改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等表示出强烈的警惕，特别是对于日本卖力助美挑战中国、遏制中国的行为深表不满，中国民众对于日本政界越来越露骨地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表示愤怒。在中国的主流民意看来，这与日本所称的和平国家形象，以及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大相径庭。 显然，这种情况让中日关系陷入战略上的不信任，让民众之间的感情疏远，也必然增加战略上的误判，误导双方关系的走向。信任问题，特别是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构成因素很复杂，在不少情况下与政府间的信任并不一致。在一些情况下，民众的信任受到对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有时也会受事件、人的行为，尤其是媒体引导的影响，不过，民意主流的转变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⑩ “好邻居金不换。”中日的长期交往历史，现实中密不可分的共利基础，难道不可以破解所谓“恶邻”诅咒吗？让理性回归，这难道是不可行、不可能的吗？ 四、寻求合作的空间 中日关系特殊，不仅是近邻，而且是长期的竞争者，历史上多有争斗，尤其是在中国的接临区域，如朝鲜半岛、东南亚。我们常说，两国相处的历史，和平的时候多，战争的时候少，但和谐的时期短，争斗的时间长，“争”似乎构成了两国关系历史长卷的主要内容。(11)如前所述，如今的中日关系，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变期；从安全角度看，处在一个重要的重构期；从认知角度看，处在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尽管当今以及未来的中日关系难以抹去历史的印记，但是，处在21世纪，它也具有新时代的特征：互为载体的相互依赖结构、难有胜负的大国之战、多方粘连与制约的关系网络。 中日之争是多层面的，有利益之争、国威之争、力量之争，以及影响力之争等等。争而必斗，斗则会伤，争斗走向极端，结果就是战争。因此，中日之间重要的是要防止争斗走向极端，在新的世纪、新的环境下，把握大局和方向，争取“争而不斗，斗而不破，破而不战”。(12)处理当今和今后的中日关系，需要眼界和耐心，需要以新的“世界观”(和平发展)、新的“利益观”(相互依赖)、新的“安全观”(共同安全)为指导，创建新的未来。在创建新的未来中，避免中日再战，是中日双方的历史责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在创造历史，共同填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的大国之间的所谓必然一战，协力创造和平共处的新纪元。中日也是如此。有人说，中日必有一战，其实这里没有必然性。历史上，一个大国要想做大做强，必然靠扩张，必须以消灭对手为前提。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不必如此，靠竞争，靠推动开放，靠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可以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的原因。 当然，不能回避中日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回避争端，而是应以面对现实为基础，寻求新的共处之道。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韩国时提出“求同化异”，“化”字很重要，体现新的理念。“化”要靠双方的努力，一个巴掌拍不响。从日本方面来说，关键是重新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以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力量提升和中日力量对比转换。从中国方面来说，应该理解和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正常国家”努力进程，支持其在地区和世界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两国就可以同向而行，共力推动构建新关系框架，寻求合作的空间，发展广泛的合作机制(包括双边、区域和多边)，就会逐步纠正认知上的错位，发展良性互动。(13) 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中国面临诸多方面的自我超越：在思想观念上，既然要做新型大国，就需要超越自己的过去，从所谓的“受害者情结”中走出来；在发展上，需要超越赶超型的模式，走新发展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国际关系上，要超越现行的地区与国际关系的定式，推动和践行新的秩序构建。(14) 中日之间不具备大战略对抗的性质，主要还是基于利益差别的竞争。真正的战略对抗，是在中美之间。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替代美国，排除美国，改变美国建立的规则。就像在南海，美国决意要与中国对抗，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控制南海，是改变航行自由的规则。日本就不同了，它不需要和中国争位子，与中国争的是现实的利益和影响力。如果是这样看问题，进行定位、认知，就可以制定良性竞争对策。设想一下，如果把中日之间的矛盾主要定位为现实利益(包括领土)与地区影响力之争，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有更大的“竞争性合作”空间。从经济方面来说，竞争是正常的，竞争性合作是可以有空间的。在区域合作方面，既有竞争性分离(所谓主导权之争)，也有竞争性合作。(15)那么，安全方面，如果按照新的安全理念，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即便有竞争性构建的行为(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也为合作留下诸多的空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自不用说，即便传统安全领域，应该也是可行的。可以先从技术层面开始，逐步扩展和提升。(16) 看起来，一个现实的障碍是美日同盟，在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它被改造为制约和防备中国的工具，从而把中日置于安全对立的结构框架下。不过，东亚安全也好，亚太安全也好，美日同盟是不可能垄断的，必须在其之外构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如果日本可以放下“唯日美同盟”的包袱，就可以在构建新安全合作机制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为中日安全合作创造机遇。(17) 中日关系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层性。从多视角来分析和认识中日关系，不是把整体的关系割裂开，而是为了增加对其多构成层面的认识。从整体看，似乎中日关系走到死角，而从多视角看，却又可以找到多层、多点的空间，利用、扩大这些空间，可以起到改变环境、减少冲突、增进信任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处理“新历史拐点期”的中日关系的一种“大智慧”吧。(18) 注释： ①由于基数差距和增长率差距都在加大，总体比例变化的速度更快。比如，按照预测，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达12.3万亿美元，而日本只有4.2万亿美元，中国将是日本的2.93倍，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整个欧元区。参见：永濱利廣「2016年世界のGDP予測3.8％拡大し76.3兆ドル规模に」、『ェコノミスト』臨時増刊、2015年12月31日号。 ②据学者研究，早在2000年，中国的有形战略资源就开始超过日本。所谓有形战略资源，是经济、人力、自然、资本、技术、政府、军事、政治资源的综合计算。参见吴澄秋：《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81页。 ③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三感”：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不快感，对中国看不起有优越感，对中国的综合力量提升有恐惧感。这源于日本“脱亚入欧”带来的“先进国观”，日本只有“重返亚洲”，平等看待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才可以对中国有客观的认识。参见冯昭奎：《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85页。 ④参见《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中国日报网，2014年9月9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09/22/8164970_408274701.shtml。 ⑤有的学者认为，实力变化在中日关系中的确扮演了基础性作用，但是，改变与挑战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力量对比发生转变的速度越快，日本改变与挑战的力度就越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就越大。参见谢超：《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67、72页。 ⑥朱峰认为，中日关系是一种特殊性的关系，大国对抗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可以在两国之间找到。然而，中日关系持续下滑，主要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本身互动的结果，而产生负面互动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交往与沟通方式和不同的战略定位。参见朱峰：《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第2、7-10页。 ⑦事实上，日本在安全目标设计上与中国的对立更多缘于日本自身。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因自身经济低迷所产生的焦虑、彷徨与中国的快速崛起，助长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右翼势力通过把中国定位为威胁来激励民心，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必然转化为政策及行动。参见时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9、14页；王缉思：《从中日美力量对比看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7页。 ⑧有的专家认为，中日关系的问题出在双方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对外战略渐行渐远，相互影响，相互感到威胁，固化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接受妥协让步。参见梁云祥：《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44页。 ⑨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体现在社会调查数据的变化上，即对中国的友好度不断下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力图改变二战后的秩序，成为“正常国家”，而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诉求和努力。参见张蕴岭：《中日关系：从一份调查问卷所想到的》，《当代亚太》2008年第5期，第4页；吴澄秋：《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84页。更有甚者，日本的高层政治家甚至把中国称之为“恶邻”，个别有影响的人物甚至号召要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斗争。参见吴寄南：《中日关系：“不惑之年”的思考》，《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9页。 ⑩有人认为，中日之间的不信任基于价值观不同，日本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根本的政治认知分离。有的学者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现，价值观也有多重含义，比如合作的理念、和平的理念、友好的理念都是价值观的体现，在中日关系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共同价值观在发挥作用。日本的大平正芳、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是试图寻求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相关的分析参见胡令远：《日本民主党执政与中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79、81页。 (11)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既是近邻关系，又是大国关系，今后的中日关系是摩擦、斗争与交往、合作并存，可能是以摩擦为主，合作为辅，尽管如此，仍要把握住大局，保持耐心。参见时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12-13页。 (12)评论认为，中日关系能否减少对抗，增加合作，避免触雷，就看能否让务实主义战胜敌视主义。参见："Avoiding Landmines:Trajectory of the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in 2016",The Diplomat,http://thediplomat.com/2016/02/avoiding-landmines-trajectory-of-the-japan-china-relationship-in-2016/。 (14)有日本学者认为，尽管中日双方会继续努力改善关系，但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很多，改善不容易。不过，他把问题的主要方面归结为中国，他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困难，往往会把日本作为批判目标。参见：Akio Takahara,"Are Japan-China relations sweetening or souring?",East Asia Forum,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09/09/are-japan-china-relations-sweetening-pr-souring/。 (14)朱峰认为，中日之间存在“对手关系”，如果要重构合作关系，需要表现出足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参见朱峰：《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第2、10页。 (15)竞争性分离的例子突出地表现在，日本反对东亚自贸区框架(10+3)，推动东亚紧密经济伙伴框架(10+6)；竞争性合作的例子突出地体现在，日本在力推亚洲货币基金(AMF)失败后，与中国共同推动清迈倡议，支持提升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升级。 (16)有专家认为，在中日存在严重的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非常重要，也可行，因为两国领导人都不希望发生大的冲突，但一线军事人员缺乏对话和了解，很容易发生直接的冲突。参见《中日如何实现有效危机管理》，《国际先驱论坛》2016年2月26日。 (17)其实，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并不希望中日闹翻，日本拉美国对抗中国也难得逞。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希拉里与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坎佩尔的电邮中看到。参见：See Mina,"How the US approached 2012 Senkaku/Diaoyu tentions",The Diplomat,http://thediplomat.com/2016/02/how-the-us-approached-the-2012-senkakudiaoyu-tensions/。 (18)有的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发展看，中日关系处在一个新的拐点期，存在诸多危险，要实现平稳过渡，需要大智慧和长远眼光。参见杨栋梁：《直面拐点：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日本学刊》2012年第6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