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选材过程的反思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动员论文,重构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稿日期：2015-01-08 中图分类号：G808.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5)09-0123-08 运动员选材国外研究中又称运动员“才能确认”，是指确认当前参与者(主要是儿童少年)有潜力发展为精英运动员的过程，它在运动员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运动员选材过程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基于决定儿童少年当前竞技成绩(表现)的遗传因素(如人体型态、人体机能、运动素质)和运动技术等指标进行测量，再按照成人精英运动员的标准预测有潜能的运动员[2-3]。其基本命题是具有成人运动成功重要特征的儿童少年将保留这些属性到成年，即暗示成人中这些重要的特征可用于儿童少年的早期选材[4]。然而，通过以英文名字“talent detection”“talent identification”“talent selection”“talent development”和中文名字“运动员选材”以及它们派生的关键词，使用Google搜索引擎、EBSCO全文数据库、SPORTDiscus光盘数据库和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涉及论述这种运动员选材过程存在困境的文献37篇(其中英文33篇中文4篇)。进一步归纳显示，其论述的范围主要反映在以下5个方面：1)使用不成熟的遗传因素变量进行预测的困难性问题[2-3，5-6，12]。2)使用一维遗传因素变量进行预测的局限性问题[2-3，5，7，12]。3)使用离散成绩变量进行预测的有效性问题[4，8，10，12]。4)在运动员运动生涯发展过渡期进行预测的不稳定性问题[8-10]。5)缺少重视运动员的发展能力进行预测的成功率问题[7，10-11]。 最近运动科学融合非线性动力学的观点，这对我们理解运动员选材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非线性动力学是以非线性动力系统及其各种特征系统为研究对象，解释这些复杂系统中微观元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造成的某些宏观现象。它已在不同的复杂系统(如全球气候模式、金融证券交易和大脑神经功能等领域)成功的应用，并通过复杂相互作用的新方法，使看似不可预知的模式可在宏观层面进行建模[13]，为我们预测运动人才的长期行为模式提供了帮助。并且，非线性动力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初始条件敏感性、相变、指数行为分布等都与运动员选材过程相关，在运动员选材领域都能找到对应物。因此，本文研究目的，首先，运用文献综述法并借用非线性动力学的一些观点，帮助我们反思目前选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次，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运动员选材必须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观点，重构一个动态、多维的运动员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模型，以期提高运动员选材的成功率和成才率。 1 目前选材过程面临的主要困境 1.1 使用不成熟的遗传因素变量进行预测的困难性问题 由于人体的非线性发展，因此，在选材过程中使用不成熟的遗传因素变量预测遗传因素变量的成熟值是困难的和不准确的[2-3，5-6]。例如主要由遗传决定的身高在11～12岁男女群体中通常发生突变性的成熟，其结果表现非常不稳定[2]。而11～12岁正是许多国家开展运动员选材的时期[14]。因此，如果身高是一项运动中成绩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直到青春期后它才变得基本稳定能用于预测孩子的才能。但是，如果推迟选材过程到青春期后(16岁以上)，这将违反早期确认最好的孩子提供他们达到卓越至少需要10年刻意练习的原则[15]，无疑将被抵制。因此，基于不成熟的遗传因素变量选择或淘汰等同于纯粹基于成绩确认早熟的孩子。研究已显示，儿童少年的身体成熟率显著地影响他们的竞技成绩[2]，如竞技运动中表现的相对年龄效应[16]。重要的是，我们的预测不能仅仅基于作为时间函数不稳定和非线性发展的几个身体表现的遗传因素。因为研究显示，11～12岁孩子的高度可以在短时间有相当大的差异[2]。因此，在孩子发展的不稳定时期，使用这样的变量预测未来成绩决定因素是不可靠的。而且，个体间的差异也是受一系列重要的环境因素如饮食和练习水平的影响[17]。所以，根据人体遗传因素变量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用不成熟的遗传因素变量预测的长期值，至多是关于运动员体能改变的概率估计。 目前，使用遗传因素变量预测长期系统行为(如运动员的成熟趋势)的问题，科学家运用非线性动力学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回答。例如Peitgen指出，在一个混沌系统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通常能有大的和放大的效应。因此，这种敏感性意味着详尽的初始条件……就必须已知无限的精度来预测未来的结果[18]。虽然“蝴蝶效应(初值敏感性)”对预测运动员未来的特征或行为颇为暗淡，即准确的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区别。人类在显示有明确目标的行为能力方面比其他混沌系统具有更大程度的智能性和自适应性。人类是确定性的生物体，基于自己的目标和愿望通过决策过程有能力强烈的影响自己的未来[19]。因此，有足够动力和决心的人比那些不具备这样品质的人，更容易克服身体的缺陷在未来取得成功。众所周知，个体在一个方面的劣势可以通过在其他方面的优势进行补偿。因而，通过对体能、心理和技能等方面内部和之间多维互动的完备结合，运动员可以利用自己独具的优势实现目标。例如，邓亚萍身高仅150cm，根本不符合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选材标准(世界优秀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身高是165.32 cm±6.25 cm)[20]……然而，在她的运动生涯中通过她的奉献、勤勉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共获18次世界冠军。综上看出，虽然儿童少年的形态、机能、素质方面的某些变量特性和成人精英运动成绩密切相关，但由于这些变量的不稳定性和非线性的发展，以及个体的补偿效应，因此，这些变量不宜作为运动员选材的预测指标。 1.2 使用一维的遗传因素变量预测的局限性问题 尽管我们知道多因果解释运动成绩，但是目前的运动员选材过程主要是一维的性质，即选材过程侧重于强调使用遗传控制下成绩的体能(形态、技能和素质)决定因素进行预测[2-3，5，7]。这里没有考虑运动成绩是由一系列先天和后天的变量，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约束。自组织的基本概念表明，组装一个复杂系统的行为在一个新兴的方式中取决于其周围情境的约束，正是这种特性使生物有机体行为上适应其环境[21]。同样，导致运动员的行为在一个嵌套、不连续的方式中互动的各种约束，意味着若孤立地看待运动员的成绩是不能预测他们的才能[22]。因此，使用一维的方法预测才能，无法理解卓越的成绩对一组特定的技能或身体属性不是特质的，而是通过技能、态度和行为的独特组合实现[3]，是在不同群体因果影响中来自“复杂而独特的编排”[23]。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概念化才能的多维度结构，承认运动中许多关键的成绩决定因素并非都是遗传控制的，它们伴随适当的训练和机会能得到发展。事实上，遗传信息控制未来成绩的程度遗传学家认为，由于基因不能以一个完全确定的方式工作，因此在几代人之间遗传信息的传递总是包含一些错误[24]。所以，本质上，“理想”的运动遗传物质存在不一定代表运动成功的蓝图。Simonton和Roel也指出，才能表现结果是来自遗传因素和有利于实践环境的交互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基于这些因素之一[7，14]。因此，目前选材过程将自己局限在遗传因素控制的一维变量内，必将淘汰许多潜在的运动人才。 最近，Simonton提出了一个数学方程来模拟才能潜在的成分，有助于我们在乘性方式中认识动态、多维、复杂的才能概念，进一步反思使用一维的遗传因素进行预测的问题。Simonton认为，在任何领域具有多个乘性交互作用而不是添加剂方式的成分有助于才能的存在。如果成分得分不是按照乘性效应考虑，那么才能的预测性是低的[7]。因此，才能领域许多加权成分如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发展因素等必须予以考虑。该公式不是由静态、孤立的基于测量的成绩构成，而是由相互作用和作为时间函数的因素构成，从而导致一系列可能发展的轨迹。在下面方程式中[7]：
事实上，使用非线性数学模型描述人类行为的概率分布，已成功地应用在人口增长、神经网络成分、标绘犯罪行为模式和运动行为发展等方面[13，25]。例如Wimmers等进行纵向研究表明，婴儿行为从达到没有抓握的目标状态到达到抓握的目标状态是突然式跳跃[26]。这种行为特点在非线性动力学中称为分叉，它代表了系统从一种平衡态到另一种平衡态，或者从有规则的、周期性行为到混沌行为的一种跃迁，其中系统中有许多控制参数，左右系统沿着不同的轨迹演变[25]。Simonton认为，异常行为(如卓越的竞技表现)作为含有许多更具体控制参数的函数，以类似于非线性动力学事件的形式按照指数的方式发展[7]。在运动中，这些具体的控制参数是人体测量学因子(如身高和肌肉纤维的比例等)、运动素质因子(如敏捷性和协调性等)和心理因子(如承诺和自我评价等)等。所以，依据非线性动力学理论，预测运动员的长期发展行为，需调查(如对优秀运动员的追溯访谈)决定运动员成绩关键因素的分布特征(范围)，描绘随时间推移出现在Simonton模型内他们非线性发展的运动行为模式，这比使用一维的遗传因素变量预测的更全面合理。 1.3 使用离散的成绩变量进行预测的有效性问题 目前运动员选材过程实质也是测量支撑当前成功的一些离散成绩变量预测运动人才[4，8，10]。例如，许多传统和流行的选材模型(如苏格兰运动交互模型和澳大利亚人才搜索计划)几乎完全是测试运动员当前的成绩。澳大利亚的人才搜索计划在确认赛艇运动人才时，测量他们篮球罚球、短跑和折返跑任务的成绩[2]。然而，选择这样的“快照”(即运动员在特定的时刻的表现，不是他们将来的发展能力)明显(或正好)是基于某个特定时刻线性成绩模式内特定组合中有限范围的离散变量(通常是成绩或人体测量指标)[27]，而不是基于使个体能够成功地应对卓越成绩中“潮起潮落”的特征[10]，这样的“快照”变量未能识别才能的动态性，无法捕捉精英运动员利用精细的调整、持续协调的过程以满足真实比赛任务的要求。另外，使用离散的成绩变量预测还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运动员具有使其表现适应不同情景变化的能力。事实上，运动协调模式的细微调整或转移可以论证为什么费德勒(网球)和贝克汉姆(足球)在几个赛季的比赛保持如此高的持续竞技状态。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运动中动态的成绩环境，使用随着时间推移在相关情景中正在进行的由相互关联的决策和行动任务组成的连续变量进行预测，避免使用离散静态的才能概念设计横向的选材过程，提高预测结果的有效性[10]。 虽然离散成绩变量标志运动员发展过程中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有限的信息，但它不能分辨未来的运动人才。在微观层面研究复杂系统揭示，系统的部分之间似乎是随机的变化(如一个足球运动员比赛过程中的表现特性)。这些随机变化的行为不是在运动员的直接控制下，而是在不同的任务、情景和机体约束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结果[28]。相反，在宏观层面研究复杂系统揭示，研究复杂系统长期行为模式的形成能更好地理解这种随机性变化(如足球运动员在整个赛季表现的变化)[29]。因此，选材的关键问题不是预测如此多运动人才，而是识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些因素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发展。如果一个体目前并不显示其期望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如自信)不存在，或后来才发展出现(如儿童在关键肌肉群中的力量素质)[30]，这可能会暂时阻碍预测运动人才。Thelen应用动力系统的概念强调，对某些暂时还没有出现的行为我们应在“在寒风中等待”，只有在他们的支持子系统和程序都就绪，当所有成分具备关键功能和背景恰当时，期望的行为可以突然跃现[31]。一个成分相对延迟发展充当“速率限制器”，阻止其他成分或子系统的自组织合作，同样，一个成分的微调常导致在发展中意想不到的非线性突变。所以，我们认为预测运动员竞技表现的长期行为，使用非线性动力学方法比测量几个离散的成绩变量更合理有效。 由于期望行为的延迟出现和表现遗传过程，所以预测未来运动人才的成功率随时间的函数增加。换句话说，确认潜在运动人才的数量和精度随着运动员的年龄增加。因此很显然，越早使用选材过程，越有可能淘汰有才能的个体。此外，给定的才能成分不仅按照个体的年龄变化，最佳才能区也会随年龄改变[7]。如Roel等人进行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在U13～14岁男子足球运动员中奔跑速度和技术是最重要的选材指标；然而在U15～16岁男子足球运动员中心血管耐力是最重要的选材指标[32]。因此，他们根据才能动态性的概念提出，选材过程应该重点转向儿童少年运动员的发展方面，使用衡量进步代替测量离散的成绩，设计长期的发展代替早期的选材[3]。 1.4运动生涯过渡期进行预测的不稳定性问题 在精英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中从初级到国际健将级需历经多次发展阶段的转换。如他们一般经历基础阶段、专项阶段、参赛阶段转换到最佳竞技状态的保持阶段[33]。Bloom认为，在运动员通往卓越的道路上需经历起始阶段、发展阶段和精通阶段，在每个阶段之间转换的时期是运动员的过渡期，过渡期运动员的竞技表现许多方面变得不稳定，发展重点也将发生变化，因此，预测过程也将变得复杂其结果也会变得不稳定[34]。所以，在过渡期进行选材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它涉及运动员能否成功转型到更高的水平，并可持续的发展。 依据非线性动力学的观点，过渡期不稳定的行为特征称为“临界涨落”，它为运动行为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动力。实际上，这是需要移动这个系统从以前的稳定状态进入一个新的更有效的状态。例如，从双手协调任务的证据显示，稳定状态之间转换前肢体间的相对相位表现出典型的临界涨落[35]。同样的，作为动力系统的运动系统，通过宏观水平绘制决定成绩相关变量的稳定性也将看到，它们在过渡之前个体内可变性增加，接着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状态个体内可变性下降[22]。复杂系统的数学模型已揭示，当一个协调模式和另一个协调模式之间的转型即将发生时，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可提供我们一种有效的预测方式[36]。因此，运动员应对他们过渡期不稳定表现的能力是他们成功转型的关键。研究表明，心理技能(如有效的成绩评估、目标设定和心理准备等)是促进有潜力的个体转型到精英阶段并保持其成功的关键[4-5]。关于这种转型发展的过渡机制，Granott引用非线性动力学桥接的概念说明，即表现者创建部分“吸引子壳”的定义，它是系统新动作模式出现的一种吸引子状态，标志着未来的技能要在更高的知识层次构成[37]。实践显示，运动员使用有效的心理因素作为过渡机制，可以引导他们到更有效、稳定的竞技表现水平。例如，Kreiner等调查17名世界冠军发现，只有7名能继续保持他们的竞技水平，6名经历长时间的成绩衰退，4名始终没能重现过去最好的成绩。他们指出，只有心理因素能够解释产生这种现的归因[38]。 因此，针对运动员过渡期不稳定的行为特征进行选材时，我们应该强调纵向监控他们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发展阶段以及各过渡期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行为，测试他们行为的稳定特征，如他们过渡到运动生涯新阶段抗扰动和放松的时间等，然后，依据他们行为表现的波动进行评估和预测[22]，同时采用心理干预措施防止其行为轨迹的漂移，而不应仅依靠测量决定成绩的技能和体能的因素，以及他们不稳定的竞技表现特征进行预测。 1.5 缺少重视发展能力进行预测的成功率问题 Gullich调查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大样本数据显示，早期确认和支持的孩子大部分都没发展为成人精英运动员。他们认为，这种选材结果与缺少充分认识和利用孩子的发展能力有关[14]。事实上，目前选材过程仅是基于在特定时刻感知影响成绩的变量预测，很少考虑个体潜能的发展和其约束范围[7，10-11]。在运动中这可能会淘汰许多来自力量运动(如橄榄球、举重)晚熟的和协调性运动(如体操、划船)早熟的孩子，最终负面影响导致他们远离体育活动。例如，许多研究报道，12岁以下相对年龄较小的橄榄球运动员和相对年龄较大的体操运动员倾向落选[12]。显然，为避免过早地淘汰目前没有“表现”出才能的运动员，提高选材的成功率和成才率，有必要在冠军的特征和变成冠军必备的特征之间区分[10-11]。也就是，在运动员的成绩变量和发展变量之间区分。 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国家6～12岁儿童选材之后就开始专项训练[14]，以确保他们的“才能”有适度的发展机会，但是，这很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发展能力(如发展多元化的基本运动技能等)，干扰他们各种运动技能的迁移，从而减少他们发展为精英运动员的概率[2，9]。相反，早年鼓励他们参加多种运动，有助于提高他们如姿势控制和节奏控制等一般协调能力的发展，并且在稍晚的阶段再进行专项化训练，促使善用他们的优势和迁移这些技能[2，6]。如Gulbin等调查澳大利亚681名成人精英水平运动员发现，他们大多在较晚的年纪(16岁以后)才开始专项训练，而且在从事专项之前他们都曾参与2项以上的运动[14]。此外，在认知情景中进行各种战术解决方案的活动，也被证明可加强运动技能的保留和传递[39]。另外，在运动员发展过程中一些心理技能(如元认知策略)已被强调作为发展能力的关键参数[4-5]，即使运动专项领域发生变化它们也支持整个运动范围的成功[40]。 目前一些竞技体育发达国家，为进一步提高选材的成功率和保留率，在充分认识和利用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开展对现役非精英运动员和已退役的精英运动员转换到一个新的运动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如澳大利亚建立的“才能回收计划”和“成熟年龄选材制度”等[2]。英国2007年根据上述选材制度的理念和方法开展“运动巨人”的选材计划。他们在达到初选标准的3 010名运动员中，经历一年的运动训练和心理干预使4%的运动员顺利的转项成功，入选2012年伦敦奥运会参赛的大名单[14]。另外，英国还制定发展儿童少年运动潜能(DPYPS)的计划等[32]。在实践中这种转项成功个案也不胜枚举，例如，俄罗斯前艺术体操运动员伊辛巴耶娃在15岁转项到撑竿跳高运动，并在2004年和2008年奥运会比赛中各赢一枚金牌。 2 建立运动员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的概念和理念我们认为，克服目前选材过程的困境提高选材的成才率，关键的概念是选材过程中必须考虑才能的发展过程，建立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模型。虽然过去研究也提出一些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模型[1-2，10，12]，但它们大多理论依据不明确，伴随对才能有限的认识，通常只考虑如何确认才能的先天决定因素，没有区分潜能的决定因素和成绩的决定因素等。虽然由Simonton提出的才能乘性模型和Gagné提出的天才和人才差异模型克服这些缺陷[3，7]，但是，它们没有应用到具体的运动中，因此，它们对如何设计和规划运动员选材，启动和保持才能发展仅提供有限的指导。所以，本文在概括归纳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上述讨论的概念和理念，重构一个运动员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文中简称TID)的模型(图1)。TID模型的本质特征是考虑运动才能的动态性、多维性和复杂性，承认遗传、环境和机会对运动才能的多重影响，强调选材和才能发展动态关联的互惠性。TID模型的过程是关注早期发展而不是选择或淘汰，承认实现成功的途径是非线性的发展。TID模型的主要功能是强调在发展、过渡和转项进程中心理因素的关键作用，并帮助有前途的青少年儿童成功地从初级水平转型(或转项)到精英水平，并保持其卓越的竞技状态。为了清晰起见，下面进一步对该模型的结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阐述。 2.1 潜能决定因素和成绩决定因素的区别 多维动态的TID模型反映出随时间的推移识别可能制约才能发展的多种因素，因此，该模型对个体潜能的决定因素和成绩的决定因素做出了区别，见图1左部分所示。在选材的最初阶段，主要关注个体在运动内潜能的决定因素。因为心理技能元素(如自我调控学习策略等)被看作是积极促进个体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键工具，有利于最大化实现个体的潜能[4，41]。但由于它们不是先天的，是通过适当经验发展的，所以在早期应该重视并给予他们最大的发展机会。当然，其他一些关键的运动元素如平衡性、球场决策和战术概念应用等在运动中对实现卓越也是重要。Baker确认，运动早期经验作为催化剂可促进潜能发展因素转换为成绩决定因素[42]，所以，早期选材的重点应该强调促进潜能的发展(即专注于心理技能和可转换元素的训练)而不是早期确认和随后的早期专项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运动技能是成绩的决定因素，使用它进行选材可能导致有相对经验的个体而不是有潜能的个体入选，所以早期选材应该发生在个体掌握专项运动技能之前[2]。同时，在选材过程中伴随个体的成熟和发展，选材重点将逐渐从监测潜能的决定因素转移到测评成绩的决定因素(如运动专项元素)。当然，为保证个体顺利的通往卓越，仍然需要更多地强调心理因素。
图1 运动员选材与才能发展相结合(TID)模型 Figure 1 Combination Model(TID)of Athletes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2.2 实现卓越成绩的途径 TID模型承认卓越的成绩是在遗传、环境和机会多重影响下通过多样化的途径实现。Reilly提出运动员发展卓越成绩的两种形式。第一，在已经参与的运动中通过逐步实现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得成功。第二，转移到一个新的或相关擅长的运动领域获得成功[43]。但是，不论哪种形式，其途径通常是复杂非线性的，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进行调整，并制定一些积极的干预策略。TID模型主要依据前期的研究成果[1-2，10，12]，参考Bloom的实现成功需经历3个发展阶段[34]，Cote(1999)提出运动员发展到精英水平需经历采样年、专业年、投资年和维持年的4个时期[44]，以及Kreiner等提出的创造世界成绩和长期保持世界成绩之间的区别[38]，确立通向卓越路径的运动员从初级到高级需要历经4个发展阶段和4个宏观过渡期，见图1右下部分所示。Bloom认为，在每个运动员的发展过程中，为保证他们顺利的发展和过渡需要提供重要的支持[34]。例如，一个运动员从精英阶段发展转换到保持阶段，提高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是必需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全部潜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培养运动员适应这种转换的能力是他们成功过渡期的关键。此外，要认识到，虽然TID模型强调4个宏观过渡期，但是运动员的成功是建立在4个发展阶段内许多微观和中观进步的基础上(如应对伤害或技术改进等)，而应对这种支持需要高度异质性且难以预测。 2.3 各发展阶段和过渡期的心理支持 当运动员从最初参与运动历经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发展阶段达到成绩的顶峰并长期保持其状态时，才显示其真正的潜能。研究表明，个体的一系列心理技能如目标设定、自我强化、切合实际的成绩评估等对各发展阶段和过渡期的顺利通过有支持作用[2，4-5]，见图1右上部分所示。Kreitner等研究发现，运动员只有保持他们专注力才能长期保持世界水平[38]。因为一些心理因素具有稳定成绩，抵制分心和抗干扰特征[4]。所以，发展运动员应在早期强调训练、发展和应用这些关键的心理元素(如自我调控学习策略等)，以便它们在成功的桥接宏观、中观、微观发展过渡的协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5]。如果运动员没有从一个发展阶段转换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能力，没有在一个发展阶段内微观转换到中观的能力，那么个体的才能最多仍是潜能。最后，TID模型也承认，个体这种转换能力也受他们的运动技能和体能的促进或抑制。例如，赛艇运动员的身高、心功能指数与神经类型3项指标达不到选材资格标准，他们是很难成为世界水平的运动员[46]。 2.4 结构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 TID模型动态关联的互惠性是指，选材通常被视为才能发展的先导，有效的选材可促进有效的才能发展，反之亦然。所以，选材和才能发展过程需要紧密结合。因此，我们提出的TID模型需要从传统的注重选择和淘汰转移到长期发展和持续的监控中，不要过分关注选材的过程和结果，而要鼓励和提供各种运动的机会，巩固运动员的发展因素。所以，我们主张持续监控和发展所有可能影响运动员才能实现的成分，反对基于“一次性”离散的成绩，横断面设计预测才能的方法。TID模型承认，在先天能力、环境条件和心理因素的内部和之间发生多重互动和补偿过程，优势或其他加权成分的乘性组合(例如，速度和意志力)可补偿不足成分。因此，个体不应该由任何一个成分(例如，高度)确认或淘汰。 虽然TID模型强调心理因素在实现潜能的作用，但我们承认，从一个发展阶段和时期转换到下一个阶段和时期也受限于运动技能和体能的因素。重要的是，提出TID模型还有助于对运动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期提供各种精神和物资的支持，不仅是一个选择的议程。也就是说，在TID模型中应该越来越多地采用形成性而不是终结性的评估方法，在发展计划中选择应考虑个体的进步行为，而不是单纯考虑成绩的水平。 3 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 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竞技体育发达国家，已根据上述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在国家层面分别制定了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实践操作模型和战略发展规划。其宗旨是提供给青少年儿童更多的机会广泛平等地参与运动，确认和发展他们的运动才能，实现他们的运动潜能保持世界运动成绩，并能享有健康幸福的人生。如苏格兰的青少年儿童运动人才发展模型[12]、加拿大的长期运动发展模型[12]、美国女足的选材与发展循环模型[12]、苏格兰的运动21战略和运动人才计划(TAP)[2]、澳大利亚的人才回收和成熟年龄选材计划[13]、英国的儿童少年运动潜能(DPYPS)发展计划等[32](由于文本所限在此不做深入介绍，如需进一步的深入理解，可阅读相关的参考文献)。通过对这些模型和发展计划跨文化的深入解读，对今后制定我国青少年儿童运动的长期发展计划，保证我国青少年儿童运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4 结束语 目前运动员选材过程通常是在运动员发展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时期，基于离散的成绩变量，缺乏考虑才能的发展因素，测量一维的遗传指标进行预测，结果导致选材的成功率不高成才率较低。因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并借用非线性动力学的观点从宏观视角对其进行解析，提出提高选材成才率需加强运动员选材和才能发展相结合的观点。为了进一步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重构一个动态、多维的TID模型，旨在运动员选材和才能发展的乘性结合过程中使二者更好地权衡和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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