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早年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
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变种。它们在五四时期曾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
新村主义的首倡者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他受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否定资本主义、探索理想社会的理论体系。武者小路实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人道的，应当另立“新村”，创造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幸福的新社会。他说：“现今世上，都以为别人的损失，便是我的利益；外国的损失，便是本国的利益。……以为若财富归少数者所有，其余都是贫民，社会就不能保存。对于这宗思想的错误，我们也想用事实来推翻他。”他企图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害；便是我的害；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尽了必要的劳动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他经过几年鼓吹，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建立一个“新村”，掀起了轰动一时的“新村”运动。
其实，毛泽东也早有建立新村的构思。1918年6月， 他将要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曾偕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的湖大筹备处。他们踏遍岳麓山的各个山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却苦于找不到托足之处。恰好那时法国来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感到发起者提出的“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原则同他建设工读“新村”的理想相吻合，便同蔡和森一起，把积极性转注到赴法勤工俭学上来，暂且搁下了在国内建设“新村”的努力。但1919年3月， 又读到周作人写的《日本的新村》，文中写道：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 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 从来梦想Utopia （乌托邦）的人， 虽然不少， 但未尝着手实行， 英国诗人Coleridge等发起的“大同社会”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灭了。 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煞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的。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周作人的介绍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接着，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等便在北京组成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实行“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他们把这种“工读互助团”看作“新社会的胎儿”，以为从典型试验入手，实行“小团体大联合”，便是创造新社会。
毛泽东感到这种工读主义的理想和“小团体大联合”的方法同他的志趣相投，因此，他又重新激起了热情， 草拟建设新村的计划。 并于1919年12月1 日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在《学生之工作》中，他首先追溯新村主义的源流说：“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年盛行所谓‘新村主义’。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文章接着阐述了他自己的“新村”理想。他认为现在的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产生矛盾的根源是由于“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脱离。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要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
在这种新村里，有“公共育儿堂、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可以说应有尽有，设想十分周到。然而，试图在旧社会的基础上来建设“新村”，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为驱张运动而第二次奔赴北京。 由于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他在北大很快就和首创“工读互助团”的王光祈交上了朋友， 并怀着很大的兴趣去参观“北京工读互助团”。 1920年2月，他在写给陶毅的信中说：“今日到女子耕读团， 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 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5日，该团宣告成立。毛泽东虽身在北方，仍列名为发起者之一。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在中国最早提倡“新村”的周作人。 5月5日，毛泽东离京赴沪，在安南路民院里19号。 他一面积极进行驱张运动，一面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具体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同北京一样，上海工读互助团也难以维持长久。6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先生，表示要停办工读互助团。
京沪两地工读互助团的试验相继失败，王光祈等认为方向没有错，只是工作上的失误，但施存统却认为方向有问题：“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团和新村。”他并指出：“试验新生活自然不能离开社会，既然离不开社会，自然要免不掉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要免除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一法。既然革命，还试验什么新生活？要试验新生活，只能到世外桃源去。”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工读互助团的症结所在。
京沪两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教训，推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诸君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彭璜说：“考察北京已成各团的原状，调查社会生活的实况，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不容易办到。”“这小小的工读团，尚不是那万恶的旧社会组织的劲敌，就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也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社，从事半工半读。”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试验暂时告一段落。不过，在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半工半读的新村理想始终没有完全消失。
（六）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8年夏至1919年春，1919年冬至1920年夏，毛泽东曾有两次北游北京、上海访学。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北游时，对当时像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各种新思潮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那么，他第二次北游，就对各种新思潮采取了审慎的批判态度。1920年3月， 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他刺取了哪些精华呢？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藉。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再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联系1920年3月他写给周世钊的信来看， 他当时的确对各种主义作过认真的比较和选择，稍后并着重研读了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三本书，从中刺取精华，并确立了矢志不移的信念。
这三本书为什么能导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呢？
且看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开头：
共产主义已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
这些话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震聋发聩”。世界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难道不同样贯穿着阶级斗争吗？1919年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曾经把阶级斗争现象看成一种思想上的迷误和不幸，希望通过“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劝说“强权者”“回心向善”。1920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实践，证明那都是纯粹的幻想。读了《共产党宣言》，他有如拨开重重迷雾，找到了前进的指南针。后来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紧紧地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把它当作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指导线索。这是他政治立场转变的标志，也是他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
毛泽东说，从这时候起，“在理论上，而且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毛泽东否定了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以互助论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往后还有自己的独特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结构和深层理论来源，这时他还顾不上去作仔细研究。原来漂浮在脑际的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的幻想暂时隐匿下来，也没有一一加以清算。以后待到他执掌大权时，便以“人民公社”、《五七指示》等扩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波折，这一方面的教训，还需要从理论上认真加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