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战略群组的新业务战略对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银行业16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银行论文,群组论文,绩效论文,新业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改变由单一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总体宏观背景下,我国银行业的经营转型问题已经极其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过度依赖国家宏观政策，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贷款实现经济增长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已告尾声，由此也决定了中国银行业依靠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贷款来实现高增长业务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虽然在总体规模上位于世界银行业前列，但是未来中国商业银行能否在国际银行市场上站稳脚跟并获得长足的发展，还取决于很多方面，其中发展新业务战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16家上市银行，来自利息的利差收入高达1.2万亿元，占其营业总收入的80%。其中五大国有银行为71.7%，股份制商业银行为90%以上。从目前看，中国商业银行，无论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在战略重点和业务战略方面，都存在着过度依赖传统的对公存贷业务，以及业务经营趋同的问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国银行业在行业内会进一步规范和自律，银行依靠国家存贷利差所带来的利润会趋于减少，如果从中国商业银行最终和国际接轨的角度说，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新业务战略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对内对外的开放举措，主要包括允许外国银行分行转为在华注册的法人银行；法人银行可以全面开展人民币业务，不受地域和客户限制；对原有地方性商业银行银行，允许其实行跨区域、跨省份设立分行和开展业务经营；一大批村镇银行等小银行的成长。这在客观上使我国银行业在形成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竞争。这种开放和竞争给国内银行业带来了在发展新业务战略、服务质量提升和管理精细化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对于银行是否应该大力发展新业务战略形成共识，争论的焦点是非利息收入的比重和银行的利润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影响，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总经营收入的份额能否减少银行的风险。由此看来银行新业务战略与绩效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提高中国银行业发展新业务战略所获取的非利息收入对提升银行的绩效的影响，基于银行战略群组的视角，分析新业务战略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机制，并根据中国银行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对银行战略群组之间发展新业务对绩效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然，本文研究内容和结论不仅能够为中国银行业发展和制定新业务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依据，同时还丰富和完善了欧美等成熟的金融市场上银行新业务战略和绩效关系的研究积累和经验。
二、理论回顾和假设
纵观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作为信用媒介的角色日益淡化，而投资、信托、基金、保险、代理、咨询等新业务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中国银行业与其他全球性外资银行企业在新业务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银行业对传统利息收入的依赖比较严重。在外资银行大力发展新业务，中国企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的发挥趋势下，我国各家商业银行必须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新业务类型。
银行业对新业务的经营意识在逐渐提高，公众对银行新产品的消费观念也在转换，这为新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经济交流步伐的加快和信息技术成熟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对银行新业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些因素促使银行业向新业务寻找利润增长点。
(一)新业务战略与银行绩效的关系
新业务战略一般意义上是指企业传统主营业务之外经营其他形式的经济用途有所区别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发展战略，企业采取新业务战略的目的为了取得较大增长和减少整体业务的风险从而可以扩大业务范围和经营绩效。新业务战略的实施可以表现为开发新的产品、服务、新的顾客市场或地理市场，从而实现业务多元化，实现新业务战略可以通过内部开发也可以通过外部收购、合资或授权来实现。Douglas和Ryman(2003)认为公司有了发展新业务的动力后，还必须拥有一些必要的资源才能使新业务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因此当企业拥有额外的资源、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时才可以开展新业务，成功的新业务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从不同业务单元获得收入而减少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Kim，Pantzalis，2009)。因为在开展新业务时会引起改进和监控成本，理想化的业务组合将是在企业总体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的结果(Sappington，2003)。
实施新业务战略的公司能够在不同业务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多个业务以合作的方式运转能够创造比它们单独运转更多的价值。Allen和Santomero(2001)表示银行正在由传统的货币中间人功能向能够创造收益的信托、保险、基金、担保、汇兑等经营活动转移，在这种银行业走向繁荣的趋势下，顾客除了借贷款还需要其他服务，提供和借贷相关的服务可以扩大银行的整体绩效。在日益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已趋于饱和，银行这方面的发展空间有限。在不同银行战略群组中，新业务的开展一般不增加资产额，通常表现为对资本无要求、服务性强、盈利高等特征，不会降低资本与资产的收益率，银行业开展的新兴业务，可以成为银行盈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对于银行的收入组合来讲，增加与非利息收入相关的产品线和交叉销售机会可以提高银行多元化利益，管理者更期望通过多种业务的共同发展提高企业价值。
De Young和Roland(2001)认为新业务经营活动有较低的转换成本，新业务的收入减少了对资本的需求，由于信托服务、共同基金销售、现金管理等业务需要很少或不需要监管资本，结果是更高的财务杠杆扩大了收入风险性，不利于利润稳定增长。由于非利息收入相比于净利息收入具有较高的波动性和明显的周期性，随着非利息收入比重的增加，这种分散化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逐步减少(张羽和李黎，2010)。另外中间业务的创新和发展也意味着投入较多的资源，比如人力和相应的技术设备。新业务包括许多种类，与交易账户相关的盈亏波动性较大，例如投资收益和汇兑收益，与支付相关的非利息收入有助于减少收入的波动性，托管和咨询等服务收入有助于收入稳定性。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如果新业务种类中交易账户占比过高的话，新业务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导致绩效的降低。
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 新业务发展程度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
Harker和Zenios(2000)将影响金融机构绩效的因素分为战略、战略执行及环境三个层面，战略包括产品组合、客户组合、地理位置、分配渠道、机构形式等五个方面内容的选择，其中的产品组合和客户组合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金融机构的新业务战略的状况。Rumelt(1991)的研究认为与公司核心业务相关的收入多元化能够正向影响公司收益。Milbourn et al.(1999)认为，银行扩大业务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增加的竞争水平，银行为了增加成本效率，弥补传统业务较小的边际收益率，不得不寻求新的利润源。Vander(2002)认为银行的新业务可以稳定其利润流，因为不同的产品带来的收入并不完全相关。国际清算银行中把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评价银行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的指标。
银行新业务发展战略是为了追求战略的竞争优势，增强或扩展已有的资源、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强调多种业务协同发展的银行总是期望尽力利用不同业务之间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ope)，规模经济理论是指通过将能力和竞争力从一项业务传递到另一项新的业务，从而实现成本的节约。利用规模经济创造价值，主要是通过有形资产的共享活动和无形资产在业务间的转化两种基本的经营性经济形式来实现(Michael A.Hill，2005)。实施新业务战略的公司往往期望获得财务的经济性，即借助于公司内部或外部的投资，实现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银行主要收益的成本收入的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利息的成本收入比要远远高于非利息收入，其他非利息收益有着比较大的波动性，偶尔也可能产生负值，但由于其占比较小，所以对绩效不会造成较大影响。由此可见，在利息收入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果以非利息收入为表现形式的中间业务占比提高，意味着新业务战略发展程度就会随之提升。银行的新业务发展可以共享其原有的有形资产，并能够使银行剩余的无形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降低总体经营活动的成本收入比，并通过成本收入比的传导机制提高银行的总体绩效。
由此，我们提出：
假设2 成本收入比是不同战略群组银行新业务战略程度和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
(二)战略群组及新业务战略对银行不同战略群组间绩效影响的比较
Hunt(1972)首先提出战略群组的概念，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崭新的理论支持。之后Porter(1979)对战略群组的概念进行了丰富和深化，他认为战略群组是在某一行业中，在关键战略维度上采用相同或相似战略的一组企业；同一个战略群组内的企业的市场地位相同或相似，提供相似的产品给相似的顾客群。对战略群组概念的引入有助于企业定位，对竞争形势进行判定以及对行业内企业的盈利情况进行分析。Hergert(1983)对美国50个制造行业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有些行业不存在战略群组。在国内战略群组研究中杨鑫、金占明(2010)首次进行了跨行业研究，以12个行业的8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广泛验证，结果显示每个行业形成了相应的战略群组。对于我国上市银行企业，可根据规模和所有者形式划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是两大战略群组，即工、农、中、建、交为一大战略群组，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另一大战略群组。
Short，Ketchen，Palmer和Hult(2007)的研究表明，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战略群组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Porter(1998)认为战略群组从两方面影响其成员的绩效水平，一方面是该群组的进入壁垒保证了群组内企业享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并且不被侵蚀，另一方面是战略群组影响企业间的竞争，即群组内企业会结成联盟，而群组间的企业会相互对抗。相对于每个战略群组来说，它们都有自身的进入壁垒来防止群组内出现新的竞争,移动壁垒可以解释不同战略群组间存在盈利能力差别的原因。之前有学者使用资源基础观和产业组织理论对战略群组与绩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两种划分方法都能发现战略群组间都存在显著的绩效差异，但以资源为基础进行划分的群组对绩效的解释力更强。Mehra(1996)认为，资源群组代表投入或者要素市场的竞争，而市场群组则代表产出市场的竞争，要素市场决定产出市场继而决定企业绩效。
在我国,由于金融业正处在一个转轨阶段，商业银行的发展则是从国家垄断到逐步放开、继而到现在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垄断竞争格局。目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市场主导者的地位，在市场占有率上占有绝对优势，垄断了大部分顾客群体，但其主营业务同质性较强，各银行所提供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替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的时间较短，属于市场挑战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但发展势头迅猛，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创新和市场推广。特别是金融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根据自身市场定位、经营能力和资源条件，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着力打造经营特色，走出同质化经营格局。因此我们认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两大战略群组间的绩效水平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且相对于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新业务发展水平会对绩效有更大的作用力。
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3 在相同的新业务战略水平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绩效要优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
(三)银行新业务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研究银行新业务发展与以绩效波动性为代表的收益风险之间关系的文献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研究结论，Boyd et al.(1998)认为银行扩大其业务多样性有利于商业银行绩效的优化。Templeton Severiens(1992)发现强有力的证据当银行扩大他们的经营活动会减少风险。与此相反的是Stiroh和Rumble(2004)选取1997-2002年期间的数据，就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新业务战略对风险调整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测量，他们发现新业务战略增加了报酬的波动，非利息收入要比传统的利息收入活动风险性更大。黄隽和章艳红(2010)认为，非利息收入在拓展了银行利润来源渠道的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为了在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下保持动态的竞争能力，企业需要全面尝试各种战略机遇，当市场淘汰某种业务或者在某种业务的竞争白热化的条件下，采取新业务战略的公司能够通过其他业务的收益来维持生存，不会面临一损俱损的风险。处于不同战略群组的银行发展新业务可以优化资产结构，有效地分散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Hughes和Mester(1998)认为相对于利息收入来讲，非利息收入较少依赖整个经济环境，增加对非利息收入的依赖可以降低银行利润和收入的周期波动性。根据当代组合理论，推动新业务的发展会减少财务资源组合回报的变异性；应用在银行业，依据组合理论的逻辑，银行着力发展新兴业务能够降低经营失败的可能性(Diamond 1984)。
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 银行新业务发挥程度对以绩效波动性为代表的风险产生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银行不同战略群组间新业务战略水平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来分析根据规模和所有制形式来划分的银行战略群组可靠性；然后建立新业务发展程度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回归模型检验两者之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成本收入比传导机制的显著性；比较新业务战略对于银行两大战略群组影响的差异性；最后分析银行新业务发展程度与以绩效波动为代表的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获性和客观性，本文选择在中国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总共160个样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划分方法把16家银行分为两类，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5家，其余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是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
数据的来源主要是依据各家银行的年报，有些银行早期或上市前的数据来自于Bankscope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与计算
1.因变量。本文选取银行每年期末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ROA)代表银行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ROA是税后利润与银行总资产的比率，能够很好地反映各银行因规模、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带来的竞争力的差异，它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标(Boyd，1998)。为了避免由于时间和类型带来的各银行之间的显性和隐性税收差异，本文对商业银行绩效的衡量指标是调整后的ROA=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从而排除所得税的影响。
2.自变量。中国银行业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利息净收入(利息收入、金融企业往来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非利息净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营业收入)三类。考虑到各家银行统计口径和详尽程度不同，为了保证研究变量的可获性，本文按照这种收入类型划分标准把利息收入视为传统性收入，把第二类和第三类收入视为创新性收入，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视为新业务的发展程度(Vander，2002)。
3.中介变量。我们认为新业务战略对绩效的影响是通过营业收入的成本收入比来传导的，即成本与收入的比率是新业务战略和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De Young，2001)。成本是利息支出、手续费和佣金支出、投资损失、汇兑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和其他收入支出的总和，收入是指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在模型中我们使用了成本收入比来表示中介变量。
4.虚拟变量。根据银行战略群组可以把样本银行分为两类，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依据在中国银监会2010年年报中的主要名词术语解释，我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一般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5.控制变量。为更精确地检验我们的假设，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包含几个控制变量。资产规模，代表着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数量，在任何企业业绩的研究中，企业规模是重要的，大企业有更多通过市场份额和利润率反映的市场力量(Boulding and Staelin 1990)，在研究中要对其影响进行控制；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绩效有相关关系，也需要加以控制；净利差指的是生息资产评价收益率减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这是衡量银行经营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指标，对银行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也作为控制变量；按照银行贷款五级分类法，通过计算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种类型的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得到不良贷款率，它是评价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该指标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银行绩效，被选作控制变量。银行贷存款比率是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该指标反映银行的资金成本和抗风险能力，会对银行总体绩效产生影响，因而将其选作控制变量。
6.银行绩效风险。我们用绩效的变异系数作为测量商业银行风险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对新业务发展程度和绩效的变异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绩效的变异系数我们用资产利润率的标准差除以其平均数来表示。如果两种指标的相关系数为正，则说明多元化没有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而且系数越大，说明效果越差；如果相关系数为负，则说明多元化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越小说明效果越强。
(三)新业务发展程度与绩效关系模型
为实现讨论新业务战略的程度指数和ROA之间的关系，成本与收入的比率在新业务战略和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比较银行两类战略群组的绩效差异的研究目的，我们建立下列回归模型：
在以上三个模型中，i=1，2，3，…N，代表截面个体，在此表示16家上市银行；t=1，2，…T，在此表示2001-2010年；ROA为调整后的资产回报率，即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代表了银行的经营绩效；N代表新业务发展程度即非利息收入除以营业收入；CIR代表成本收入比，即业务及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收入。相对于模型(3)，在模型(4)中加入了战略群组这个虚拟变量E(大型商业银行为1，中小商业银行为0)。五个控制标量，SIZE代表总资产对数，在模型里取银行总资产的对数；NID代表净利差，即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减平均计息负债付息率；CER代表资本充足率，指资本总额除以加权风险资产总额；ILR代表不良贷款率，即不良贷款余额处于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DLR代表贷存款比率，即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
四、实证分析
(一)银行新业务与绩效的描述性分析
样本银行平均净资产回报率基本上保持了不断上升的势头，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2010年又转为上升趋势。新业务发展程度在2005年以后也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但是其值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说明商业银行的新兴业务收入在营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偏低。
图1 新业务发展程度走势图
图2 银行绩效走势图
(二)两个银行战略群组新业务发展程度的比较
为了观察中国商业银行两个战略群组的多元化水平有没有差异，我们对其均值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F统计量的观测值是0.716，p=0.399，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两总体方差无显著差异，t统计量的观测值是3.273，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O.05，认为两个战略群组的新业务发展程度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从图3我们也可以观察出大型商业银行的多元化水平要略高于股份制银行。
图3 两个银行战略群组新业务发展程度的比较
(三)银行战略群组新业务发展与绩效关系的回归模型分析
为了研究银行绩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探讨银行新业务发展程度以及战略群组对绩效的解释程度，本文收集了中国境内16家银行10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对模型分别进行Huasman检验后发现模型(1)(2)(3)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模型(4)因考虑战略群组这一虚拟变量，适合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对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银行新业务发展程度对绩效ROA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0.258，p＜0.05)，但是新业务发展程度的平方与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假设1没有得到数据支持，这说明新业务发展与绩效直接的关系是正向线性关系，而不是(倒U形)曲线关系。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银行新业务发展程度对其成本收入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0.095，p＜0.05)，这说明银行新业务的发展程度越高，那么其成本收入比也就越低，新业务的成本收入比要比传统业务低，新业务对固定投资和业务成本的要求相对较少，回报率相对较高。如果把新业务发展程度和成本收入比同时放入回归模型3中，可以发现成本收入比对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
=-0.595，p＜0.01)，这说明成本收入比是银行经营效率和资源利用水平的有效体现，成本收入比越低，那么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也就越高。但是新业务发展程度对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消失(=0.239，p＞0.1)。综合考虑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可以得出成本收入比在银行新业务对绩效的影响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结论，假设2被证实。银行更多地投入到中间业务的创新，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能够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银行收入多元化水平的提升绩效的提高。
从模型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虚拟变量的战略群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是显著的，这意味着新业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两大战略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虚拟变量在等于1的情况下
=-0.141，在p＜0.05的水平显著，假设3得到验证，也就是在相同新业务发展水平条件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群组的绩效要显著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战略群组。
从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这表明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调整的判定系数R[2]的值显示能够接受方程的拟合优度，即被解释变量可以被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多，未被解释的部分较少。最后Durbin-Watson统计量都接近于2，证明残差无序列自相关。
(四)银行新业务发展与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160个银行样本的利息收入和新业务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如表3所示，从整体截面维度来看，新业务发展与传统业务之间的紧密程度，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85，并且相关关系在0.01的水平上也是显著的，以各家银行为分析单位的截面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也说明，两种业务的关联性较强。表4则从时间维度分析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各年度的相关系数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两种维度的数据结果同时证明，银行新业务收入与传统业务收入之间的高度相关，存在一定的捆绑效应。这种高度相关的组合形式一方面可以发挥资源能力共享的优势，便于核心竞争力的传递，但是却无法有效地发挥分散经营或收益风险的效应。与之相反，如果银行选择彼此相关系数较小的业务组合与搭配，就能使高风险业务的风险向低风险的业务扩散，降低整体资产组合的风险程度。
我们对16家银行10年的新业务发展程度的均值和绩效的变异系数作简单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银行多元化水平和绩效波动性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的p值等于0.521，大于显著性水平0.05，这显示我们不能认为变量收入的多元化水平和用收益波动性来表示的收入风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表3所反映的新业务与传统利息收入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新业务不能有效降低绩效波动风险的结论。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检验了银行新业务战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根据我国上市银行的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新业务战略对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绩效的影响程度并不高，也没有出现预期的过高新业务发展水平可能会降低银行绩效的结论，这可能与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新业务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发展水平相对都比较低有关，另外银行新业务的内在结构会降低新业务发展程度对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商业银行新业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筹资功能较强、日常操作简单的结算类、代理类业务，而层次较高、以为市场提供智力服务并以从中收取手续费为主的业务很少，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盈利能力低且专业经验无法快速积累。
从实证检验结果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新业务战略对绩效的影响机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成本与收入比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在营业收入来源类型的比较中，新兴业务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传统利息收入，新业务的开展往往可以在原有的固定投资和无形投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用，实现业务之间的互补和规模经济，银行应该通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加强业务和服务产品的创新来提高经营和管理的成本效率，最终实现提高绩效的目的。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业务战略程度要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资源基础理论解释，银行之所以倾向于新业务战略是为了他们的资源和能力得到最好的使用。但是在相同的新业务发展水平条件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群组的绩效要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战略群组，如果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把新业务发展程度提升到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那么其绩效就会明显高于国有大型银行。
在本文使用的银行样本中，两大银行战略群组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异，Demsetz和Strahan(1997)证实开展新业务未必会使银行更安全，大银行比小银行更多实施业务创新，但并不能实现降低风险的期望，这是因为新业务被市场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另外，为了发展新业务而采取高杠杆经营方式，必然提高风险借贷比重，这种逻辑与中国银行企业业务组合内部的密切关联性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较高的银行业务创新未必能够带来稳定绩效的现实。
(二)启示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起步晚，且银行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中间业务发展面临诸多限制，另外受到国家利率政策的影响，银行通过传统的信贷业务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而业务创新要面对资源投入和市场风险，因此新业务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新业务发展程度远低于国外同行，这可能由于非完全的市场竞争状况消除了公司追求业务创新的需求(Lopez，2001)。将来利率市场化演进必然会压缩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国内商业银行不能期待维持政策性利差对银行的利润贡献，需要尽快实现业务战略转型。研究和安排科学合理的业务结构也十分重要，这会促使功能和利益互补的业务产生协同效应，这种业务间的交互作用可以使得绩效得到最大的提升。银行实施新业务战略可以增加总收益或降低成本。除了经济层面的考虑外，企业还应该从战略层面去思考该问题，新业务战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影响力。
虽然在相同的新业务发展程度上，股份制商业银行群组的绩效要略高于国有大型银行，但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新业务发展程度普遍较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新业务对绩效的影响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战略群组应该充分发挥资源和能力优势，在业务拓展上应该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借鉴国外竞争者发展新业务成功经验，通过持续稳定提高新业务发展水平，实现绩效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股份制商业银行新业务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大型商业银行，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诸如人才、开发技术或经营观念上的影响，中小商业银行要想避免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客户边缘化、价值链边缘化和金融创新边缘化的局面，就需要调动发展中间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对新兴业务发展的组织管理，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定位相适应的新兴业务收入上，平衡收益性、风险性和成长性，集中有限资源塑造独特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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