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本纪论文,史料论文,三代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7)01-0085-10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指出，他作《史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述往事”，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以“思来者”。《史记》开头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记述了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前面三千年历史，最能体现这一目的。此后历代正史叙先秦史基本上都以司马迁的“五帝”“三代”本纪为基础而有所增益。自晚清以来，在今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先秦秦汉古籍的可信性，进而对五帝至夏、商的历史也产生怀疑，这样就涉及到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更多的学者利用地下出土资料对“五帝”“三代”本纪进行对证研究，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大致可信，又有不少地方需要补正。由此可见，对《史记》“五帝”“三代”本纪的认识，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作出具体客观的分析。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角度对此略作讨论。
一、“五帝”“三代”本纪的可信性分析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认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我们不仅有历代史学家记录、补充而逐步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二十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但是，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司马迁的《史记》。这不仅是因为《史记》中的“五帝”与“三代”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也不仅是因为其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落首领与君王大臣为叙述中心，钩稽中国上古时期长达近三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体现了其系统完整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史记》时，所用材料具有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史记》的系统完整性为我们构建中国上古文明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上古文明史成为可能。如下的分析，将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观与客观等多方面因素，是《史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前提基础。
1.家学与师承为司马迁著述“五帝”与“三代”本纪积累了史学家的学术基础。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交代：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错孙靳……靳孙昌……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的大致情况是，司马迁的始祖是掌管天文地理的颛顼氏大臣重黎氏。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到了周代，重黎氏中的一支做了司马这个官，因赐姓为司马氏。到了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世代相传。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朝廷的太史令，掌管天象文史等职。司马迁《报任安书》也说：“仆之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旧议》说太史令“掌天文星历，凡国家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及时节禁忌”。
先秦秦汉时期，史官即天官、巫官。清代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中提到春秋时期的史官情况时说：“吴起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然则史固司卜筮矣。”汪中最后总结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此史之职也。”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也指出：“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总之，凡贯通古今、预知未来，探索天人之际一切事物及其规律者，皆为史官之职责。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司马谈作为一个史学家，便要“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武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史记·历书》：“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杨何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山东淄川人。黄生则为道家学派，《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司马谈正是在向这些人学习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做《论六家要指》。司马迁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上作出杰出的贡献，是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分不开的。
司马迁不仅接受家学熏陶，而且还博采各家所长，以下三事，可见其大致情况。
其—，十岁左右诵习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张鹏一《太史公年谱》解释说：“古文二字，似指文字之古者，别于隶书而言。”徐复观《论〈史记〉》也认为：“其实，‘诵古文’是指诵读与隶书相对的古文字。”[1]185-195其说可从。当然，先秦六国古文字，都是用来书写文本的，所以，司马迁所“诵古文”，实际是指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太史公自序》：“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这里的“古文”显然是指用先秦六国古文字写定的典籍，不是专指某一书，而《诗》《书》仅是举例而已。我们考《五帝本纪赞》：“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由此可知，《五帝德》《帝系姓》两书为古文体所写定。《史记索隐》：“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又《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由此可知，《春秋》《国语》有古文体本也。总之，司马迁十岁诵古文，既指识读古字，也兼指诵读古字体之典籍。至于司马迁所识读的古字体典籍为哪一种，《太史公自序》未明言，我们也无须强为考索。司马贞《史记索隐》则曰：“按，迁及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是亦名之古文也。”可备一说。
其二，二十余岁向孔安国问故。其事见《汉书·儒林传》孔安国条下：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遭巫盅，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尚书》是在二十岁左右。徐复观《论〈史记〉》亦主此说。据《汉书·儒林传》可知，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是兼学《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当然主要还是学习《古文尚书》，这从“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数语中可得其证。《尚书》一书多载尧舜以来历史，《史记》一书征引最多，这是与司马迁求师于孔安国分不开的。兹以今文、古文《尚书》被《史记》所采用的情况展示如下，以坚其说：
就以上目录可知，司马迁在《史记》中征引《尚书》，是今文与古文兼用。这与《汉书·儒林传》所述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尚书》的情况相一致。因为据《儒林传》可知，孔安国先以今文读《尚书》，并因此而“起其家”，后来，又因为“逸书得十余篇”，因而以研究古文《尚书》为主。孔安国是兼具《尚书》今文学与古文学于一身的。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自然是兼学今古文《尚书》的。
其三，三十岁左右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其事亦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据徐复观先生考证：“史公从董氏受公羊之学，必在董氏家居之后，元狩、元鼎之间，其时史公年在三十岁前后。”[1]185-195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主张大一统思想，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深刻影响。
正是这种家学与师承，从小就培育了司马迁丰富的历史学观念与知识，从而为他日后编写《史记》奠定了学术基础。
2.熔铸先秦传世典籍，确保“五帝”与“三代”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马迁从小就饱读先秦典籍，至元封三年（前108年），他又继承父亲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而事实上，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之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出世。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经师蔚起了，而河问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汉书·艺文志》也说：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按照汉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令，副上丞相”（《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汉仪注》）。司马迁自己也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所。”这些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广读了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的把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大量采集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熔铸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二千五百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司马迁自己有明确交代。
关于“六经”典籍
《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孔子世家赞》：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夏本纪赞》：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殷本纪赞》：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三代世表序》：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关于诸子百家书籍：
《仲尼弟子列传赞》：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管晏列传赞》：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孙子吴起列传赞》：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司马穰苴列传赞》：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商君列传赞》：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关于历史、地理等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
《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太史公读《秦记》。
《儒林列传序》：太史公曰：余读《功令》。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固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班彪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孔子编集《六经》，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司马迁作《史记》亦自称是“实述”“整齐”。其《太史公自序》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之作，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今考《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即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3.游历天下，以实地调查所得活资料印证传世文献，使“五帝”“三代”本纪等叙事更具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群籍，“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而且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其《报任安书》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考察司马迁的游历，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青年壮游。《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根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张大可《史记研究》等考证，此“年十三”当指年二十。因为《太史公自序》自述其“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的这次江南游，“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第二种情况是扈从之游。司马迁从入仕为郎中至太史令期间，曾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元鼎四年，汉武帝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元鼎五年，汉武帝西登崆峒，北出萧关，骑猎于新秦中。太初元年，汉武帝再次东巡泰山封禅。这些壮举，司马迁都参加了。
第三种情况是奉使出游西南。元鼎六年，汉武帝发出征战西南夷的命令。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从而有了深入调查民族地区的机会，为他后来在《史记》中开例《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司马迁抱着“论著”《史记》宗旨，在周游天下时，用心调查研究，收集实地资料。对此，《史记》中有许多具体交代。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赞》：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就以上司马迁的自述可知，经过实地考察，司马迁认为，有些传世文献与口耳传闻可信，所以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余视其母冢，良然。”而有些则不可信，所以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以地下材料印证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2]2；二十世纪末，饶宗颐等先生又提出加上民俗、民族调查资料的“三重证据法”[3]68-69。其实，这些方法早在司马迁著《史记》时已在运用了。司马迁正是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调查，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
二、“五帝”与“三代”本纪的时代局限
司马迁在他那个时代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使他所编次的“五帝”“三代”本纪达到尽可能的完整、系统与客观公正。如果站在今天历史学角度看，《史记》也还存在着不少局限。这种局限有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原因。而这些主客观局限也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所造成的，司马迁本人很难超越。试分析如下。
1.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客观上造成了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资料不全面。
先秦时期，各氏族、各诸侯国都有史书。其最初的史书为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至夏商周三代之后，著于竹帛，镂于金石，是为“颂”。其后衍为散文，是为“春秋”。即《孟子·离娄下》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成了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墨子·明鬼下》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记录。《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之言称：“吾见百国《春秋》。”有时，各国“春秋”又有别名。如《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段话说明，《乘》《梼杌》《春秋》，名称虽异，而性质实同，都是编年体史书，而孔子正是从中取义。
先秦各民族都十分重视历史承传，而其中共同的特点是，学术典籍藏于官府，而管理学术的史官则为世代相传。《荀子·荣辱篇》：“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章学诚《校雠通义》也说：“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义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到了春秋以后，史官学术典籍更为繁荣。《国语·楚语上》载，春秋中叶，楚庄王就如何培养太子一事征询史官申叔时的意见。申叔时就一下子列出了九种史官学术典籍：“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楚国的史官学术著作不仅于此。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这些“皆古书名”。
楚国偏居江汉，学术典籍尚且如此丰富，则当时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中原，其典籍之繁盛，更是可以推想而知。《国语·周语上》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这里所列的一些学术典籍，又非楚国所全有。我们试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先秦文献里所列三代学术典籍的书名略作搜罗，竟达七、八十种之多。今列于下，以备观览：
如此丰富的先秦学术典籍，本可以为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全面采纳。然而，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几乎销毁了各国史籍。秦并六国，为了统一政令，首先要做的便是焚毁各诸侯国的史书典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请秦始皇，力陈各国执掌史籍对于秦国之害：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于是要求下焚书令，其中第一条便是要求焚烧各国史籍：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这是说，除了《秦记》之外，其他各诸侯国史官所藏的历史书，“皆烧之”。此事又见于《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在秦始皇所焚烧的各国书籍中，“诸侯《史记》尤甚”，这是因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各国史籍均由朝廷史官所藏，民间没有流传，所以焚烧起来特别彻底。《史记·六国年表序》对此有比较客观的分析：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正是由于这次焚烧，原来极其丰富的先秦各国史籍几乎消失殆尽。由于史书不在民间流传，因此一旦焚毁，就难以弥补。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皇家图书时，史书无法成部，只有附于“春秋家”之下。其事见于班固据刘歆《七略》所作的《汉书·艺文志》当中。而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有依据不记日月的《秦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尽管司马迁在编纂《史记》前已博览皇室典籍，并遍游全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但实际上，先秦时期的许多历史资料已经丢失了。这不能不影响到《史记》的著述。我们考察《史记》之十二本纪，则是五帝至三代本纪比较简略，秦汉诸本纪比较详细。这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而是由于三代以上资料不足所致。对此，司马迁本人也有交代，其《自序》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三代只能“略推”，秦汉则可详“录”了。班固和班彪都曾指责司马迁作三代本纪太简略。班固说：“其言秦汉，详矣”，而在作五帝本纪和三代本纪时，“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多抵梧”（《汉书·司马迁传》）。班彪则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而在作三代本纪时，“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后汉书·班彪传》）。两人指出《史记》记载三代以上历史“甚多疏略”，符合事实，但因此批评司马迁，实在有点难为他了。
2.司马迁“考信于六经”，主观上造成了“五帝”“三代”本纪在选取先秦史料时的一定片面性。
秦始皇“焚书坑儒”，各诸侯国史籍几乎殆尽。而孔子整理的“六经”因孔子弟子传授而散在各国民间流传。因此，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虽在被焚之列，却终没有灭绝。这就是《史记·六国年表序》所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而“《诗》《书》所以复见”者，是由于“多藏人家”。
“六经”在秦火之后的流传情况，大致都可考见。《易经》未遭秦火，《诗》与《春秋》则以讽诵而传，《尚书》《礼》则各有藏本。因此，到了汉代，六经古本大致得以保存，加之统治者的倡导，经之今古文师徒相传与讨论颇盛。《汉书·艺文志》将国家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共六大类，而六经居首。说明经秦火之后，保存先秦历史文化的典籍，主要是六经。
而司马迁著《史记》的五帝本纪与三代本纪，主要的材料来源就是六经。这就是司马迁自己宣布的“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诗》《书》《礼》《易》《乐》《春秋》并非孔子的创作，而是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了。孔子整理六经时，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基本保留了六经的原始资料，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所指出：“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以孔子整理的六经为主要资料来源，这是其可取的一面，已如上述。
但是，另一方面，孔子所处的时代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一个巨大变化，这就是宗教精神的淡化和人文精神的崛起。孔子是这场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力推动者和系统总结者。孔子他“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仁”学。这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上古历史文化本是通过宗教的形式承传下来的，而孔子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将这些总结上古宗教的神话进行人文化的处理，这就是学者们所总结的“神话的历史化倾向”。例如在古代有“黄帝四面”的传说，这是古人认识四方四季时空观念的形象反映，但据《尸子》记载，孔子竟然将“黄帝四面”改造成了“黄帝手下的四位属臣”。又如，古代有关于太阳图腾神“夔一足”的神话。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孔子又将“夔一足”改造成了“夔一，足矣”。说不是夔一条腿，而是夔作为尧的音乐官水平很高，就他一个人就够了。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茅盾先生在其《神话研究》中有所总结：“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这种以人文精神改造原始宗教文化的倾向，构成了中原儒家典籍的总特点。以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种特点是需要批判地继承的。而司马迁著《史记》时，却过分强调了儒家典籍。其《五帝本纪》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三代世表》则曰：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虽然司马迁态度十分谨慎，将《五帝德》、《帝系姓》等所载黄帝、尧、舜等传说资料与《春秋》、《国语》相对照，并以实地考察为印证。在材料的选择上，尽量做到“余并论次”，但实际上还是有明显的倾向的，这就是“择其言尤雅者”。所以，对于那些“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百家言黄帝”，对于那些与“古文咸不同”的《谍记》所记黄帝年数，均没有予以采纳。
司马迁作《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时所采取的“择其言尤雅者”之儒家标准，必然会造成《史记》叙述上古史时的局限性。因为五帝时代与夏、商两代的宗教文化仍十分浓厚，并影响当时的社会结构。若以西周礼制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儒家理性文化为标准来削裁处理五帝与夏商时代，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失实。
殷商民族是个尚鬼重祀的民族，在先商时期直到商代前期，仍保留着浓厚的氏族社会特征。例如氏族社会“禅让制”遗留下的“二头并政”现象，氏族游牧流动背景下出现的“兄终弟及”制现象，都是最显著的例证[4]。然而，以西周以来的宗法礼制儒家文化看来，这是属于“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事，因此，《殷本纪》对此便有所缘饰改造。据六经之外的先秦文献《楚辞·天问》和《山海经》等书记载，殷族先公世系中，有王季的儿子王亥与王恒兄弟为王的世系。《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说：“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前云“该秉季德”，后云“恒秉季德”，可见“该”与“恒”为同辈关系，而季则为上辈。这就是所谓“兄终弟及”制。而王该、王恒兄终弟及的世系已得到了甲骨卜辞的有力证明。此事已由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首次全面作了论证。可见《楚辞》、《山海经》所载不诬。然而，司马迁著《殷本纪》“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史记·殷本纪赞》），遵守其“考信于六艺”的取材标准，而对于《天问》、《山海经》这些在“荐绅先生”看来属于“文不雅驯”的材料反而不予重视。其结果便是在《殷本纪》中出现了由王季到王亥再到上甲微祖父子三代直传的宗法世系，而将“王恒”一世删去了。这是司马迁作《殷本纪》在主观思想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而造成《殷本纪》部分失实的一个显例[5]。
三、余论
对于《史记》的修订补充工作，历代学者都有过努力。西汉一代，续补《史记》者即有十几人，其中褚少孙补《史记》十篇，直接附骥《史记》流传，是其中的代表。魏晋以后，补充研究《史记》者日众，逐步形成了“《史记》学”，其中有影响者有刘宋的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至清代，《史记》考证学大兴，出现相关专著几十部，其中特别著名者有王鸣盛《史记商榷》、钱大昕《史记考证》、赵翼《史记札记》、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前人的研究，在《史记》的文字音义、史事考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后人读懂、读通《史记》，准确把握《史记》，创造了良好基础。
但对《史记》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应该说是从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开始的。而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则为其标志。现在看来，对《史记》进行全面订补的条件已经具备，超越前人乃至超越司马迁《史记》之不足已成为可能。前文指出，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了司马迁作《史记》时材料不足。而现在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有关五帝至三代的资料，大都是在秦始皇之前埋入地下的，连司马迁也不曾见过。现在，我们利用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史记》之不足，又可纠正《史记》之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司马迁作《史记》时，以儒家一统思想为指导，导致了取材时的某些主观片面性。而二十世纪传到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和世界文明史理论，有利于指导史学工作者更加科学地处理历史材料，把握历史规律。
由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对《史记》做出这样的认识。即对《史记》史料价值的得失，必须放在学术史背景下来考察；而对《史记》做出全面订补与科学把握，还有赖于新时代的考古学资料与马列主义史学理论。
［收稿日期］200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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