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变故事——对宗教文学与说唱艺术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唱论文,宗教论文,艺术论文,故事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说唱艺术与中国的佛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借助民间故事及说唱艺术进行宣讲，不断扩大它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而说唱艺术从声律音韵等表现形式到评话故事内容也受到中国佛教的浸染，它们既改造了对方也改变了自身，相互影响比较大。
一、神变故事是佛道传递的载体。
神变是佛教的一个专有名词，即指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以超人的力量变现种种身相与动作。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变力，可护持众生。神变是佛教“自神其教”所必须，也是传教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有类似“神变”的故事。秦时，又有神术、仙术、阴阳五行学合流的神仙家。佛教传入之初，正值汉代盛行黄老与神仙方术，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灾得福，延年益寿。佛学被看成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其中不少虔诚的信男善女，他们一般对佛教教义一知半解，反而将它与道教、民间鬼巫、占卜以及其它种种迷信的东西混淆在一起。这样在佛教故事中就出现了相辅相成的两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无论是上层或民间均视佛如仙道。汉明帝梦见的佛是“一位通身金色的人，有一丈六尺高，脖子上绕着太阳的光环，在殿中飞来飞去。”（《牟子理惑论》）民众眼中的佛俨然是法术无边的仙家，“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弘明集》）。《庄子》中便有类似的说法：“何谓真人？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大宗师第六》）二是最早来华的西域译经僧均传为“神僧”，中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故事，他们个个都具有奇异超绝的神秘能力，多挟神仙方术以自重。如著名的“世高度蟒”的故事。民间传说“泗洲大圣”的神异故事更多。泗洲大圣即僧伽，西域僧人，唐初来到中国，有“求风者得风，求子者得子”的灵验，不仅村民百姓笃信“泗洲菩萨”，甚至连有学问的士大夫也信（故事见《太平广记》卷14）。高僧佛图澄也有类似灵迹，后赵石勒见他时，问他：“佛道有什么灵验的地方？”佛图澄知道石勒不明白深奥的佛理，正好可以用道术让他相信。僧侣们的这些行为也加强了神变在人们意识中的影响。所以在民间流传的传教故事中出现大量“钵中生莲”、“断舌复续”、“口内吞针”的情节。佛教故事中的这两种现象，我们可以作下述判断：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由民间巫文化与仙术道教接引入中国的。它最初找到的传播载体有一部分便是兼说故事的“方士”们为了显示通乎神明，说的那些神仙故事。这种合流现象，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了较好的表述：“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展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新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说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随着佛经的传入，还有转读（即咏经）和梵呗（即歌赞）的发生，另外又有唱导的继起。因为梵音和汉语的构造不同，无论用梵腔来咏汉语，或用汉曲来歌梵声，都有困难。于是，就有人创造了“梵呗”，用印度的声律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的偈颂。据说最初创制梵呗的是曹操的儿子，陈思王曹植。在转读，梵呗的基础上形成了唱导。唱导的原意就是说唱教导之意，是佛经的通俗讲演，主要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从唱导的内容看，与说书很接近。《高僧传》上说“唱导”时“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窍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那种艺术上的渲染夸张，绘形绘声，效果上的让人如临其境，忧乐与共，现代说书人柳敬亭，王少堂都仿佛与之一脉相承。六朝时这种唱导的传教布道方式，到了唐代，更发展为寺院中的“俗讲”。所谓“俗讲”是相对“僧讲”而言，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各种佛经故事。在寺院中开讲，面对广大群众，主要是市民群众。宣讲时经常是连说带唱，描摹表演，艺术性很强，受到各层人士爱好。
俗讲为了适应市民群众的需要，在内容形式上都作了改良。和尚本非艺人，因为做佛事的故事内容和歌喉都很动听，以至听者都堵塞了通往寺院的街道。
二、神变故事是“变文”“变相”的真正内涵
唐代“变文”是我们考察民间说唱文学与佛教关系的一片钥匙。
人们说“俗讲”的话本即直接转变为作为小说前身的“变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到底何谓“变文”？历来众说纷纭。有代表性的大概有这样几种：郑振铎先生说，是“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二是日本长泽规矩说：“变文据说原来就是指曼陀罗的铭文”；还有不少工具书多解释为“唐代说唱体俗文学之一种”。
以上均属推测之词。据《唐文粹》卷76段成式《塑像记》载：“誓造北方变”（句下小字双行原注：梁朝谓雕塑像亦为变也）。从段成式自注看，佛像也叫“变”，由此可见，“变”是佛家的专有名词，首先为“变相”。佛家描绘佛像及经文中变异之事，称为变相。变是“变化”之变，或“化变”之“变”。佛对一切生物宣讲佛法。为救度众生，佛就以神通力化现与众生相似的身相。《严楞经》卷六有：“我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即《景德传灯录·卷二·释迦牟尼佛》中所说“现身说法”。佛有三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变化身就是佛所化现的身相。比如观音有三十三身，能现男身女身，见于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佛言：“观世音见（现）比丘尼身，优婆夷身，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佛有三种不可思议的神变力量：（1）说法神变，如来悉知种种众生的业力与果报，而能与之相应，而善巧说法。（2）教诫神变，对诸弟子作适当的教诫。如《马郎妇观音》的故事。（3）神通神变，为了调伏傲慢的众生而示现种种神通。凡此种种描绘佛教经典的神变故事的作品便叫“变文”，它与“变相”形成“图文并茂”的关系，起始目的便是宣讲佛法。不仅有“警动众生之心，使生信佛之念。”而且能使佛经通俗易懂。这是原始佛经的优良传统，佛经本身就采用了许许多多生动活泼，寓意深远的传说、神奇故事。传教时，因事立说，大大增加了宣讲的效果。由此看来，如前所述汉魏六朝时，就应该有了变相，也有了变文，只是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底本”。在中国佛教的全盛期隋唐才形成流传下来成文的敦煌“变文”。也可以这么说，唐及唐以前的“俗讲”，其最早内容的就是“变文”，即叙述佛经神变的故事。而且都有图（变相）相配。比如《降魔变文》（伯字4524）一面画着劳度差斗圣的故事，一面写着与图相应的一段变文唱词。《大目犍连变文》（斯字2164）的标题是“大目犍连冥间求母变文并图一卷”，这也是变文附图的确证。这种附图的变文，在表演时，仍以故事为主，看图为辅。变文的作用并不是图画的说明文，因为变文故事中的图画，往往在故事情节关键处加以提示，图显然是为了加强故事气氛而展开的。这种情况，在变文中随处可见。它不但出现在讲唱交替的地方，也出现在故事情节吃紧的地方，表演者掌握了矛盾的焦点，指出某处画面让听众看，同时，开始将画上的情景唱给观众听，加深了听众的印象。当时又有一个十分恰当的名称叫“画本”，应为宋“话本”的前身。画本无“画”了，就以“话”代替，在散文叙事之后，插入一些骈语和诗词来描绘环境景物等，这是佛教“变文”在说话艺术中的遗痕。据此，孙楷第先生的看法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经中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如云《地狱变相》，《化胡成佛变相》等是，亦称曰‘变’；如云《弥勒变》、《金刚变》、《华严变》、《法华变》、《天请问变》、《楞伽变》、《维摩变》、《净土变》、《西方变》、《地狱变》、《八相变》等是。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文’，省称曰‘变’；以图像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佛诸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现代佛学》一卷10期《变文之解》）
佛、菩萨的神变故事是变文的真正内涵。由“神变”而“神奇”，再“传奇”，内容不断扩展，有佛教的，也有表现历史与世俗内容的。演出者不限于僧人，还有民间艺人。
三、神变在“西天取经”故事中的发展
西天取经的故事起因于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求法取经的这一历史真实事件。后来玄奘奉皇上之命口述所见，由弟子辩机写《大唐西域记》一书。
由于西天取经故事本身的传奇神话色彩，故事在唐代就广泛流传，而且愈传愈奇，愈传愈离开历史的真实性，愈传神话的色彩愈浓。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在宣传佛法时，必须会使用“西天取经”这类民间故事作为最好的“押座文”（押送的“押”与“压住”的“压”在汉语中同音），它是最能留在听众的“压台戏”。产生于唐末五代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一个流行于民间的“俗讲”底本。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卷，十七节，各节字数不一样，多的一千六百多字，少的不满一百字。应当是讲述人的一个提纲，取经故事最早的书面记录。这时诗话它还属于宗教文学，进入宋、元时代，它以“平话”形式出现，成为市民文学，一师三徒的取经集团也已经定型。孙行者成了取经的主要角色。
在孙悟空的形象中，我们既能看到印度佛经的影响，也能找到中国民间俗信与道家志怪的成分。
《西游记》早已有人指出其故事取自佛书，有人还论及西行求法故事与《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的关系，还有人考证猴行者的故事出自印度大史诗《摩罗衍那》。学者对《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迄今无定论，但其借鉴了佛典的神变情节则定不可疑。如《卢志长者经》中讲到帝释天化为卢志长者施行教化事，有真、假卢志长者之争，大概是由这类故事的启发创造出真、假美猴王，真、假牛魔王。《中阿含经》卷三十《降魔经》讲大目犍连尊者入定时，忽然发觉魔王化作细形已在腹中，乃呵叱它出来，魔王于是化细形出尊者之口，这与《旧杂譬喻经》“梵志作术”条一样，都与三调芭蕉扇孙悟空化为小虫钻进罗刹女肚子里的情节有关。孙悟空七十二变是典型的神变情节。斗法和分身，化身等等神变故事对当时及后来的说唱、评话艺术影响很大。在说书场中，“变！变！变！”之声常常不绝于耳，扣人心弦。鲁迅先生曾指出：“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提出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序》（唐代崔牧撰述）中的猕猴就是孙行者的前身。“猕猴”与玄奘有关系的传说雏型，似乎在唐代已露端倪。在与玄奘有密切关系的大慈恩寺里有出自尉迟乙僧手笔的大悲观音画像（见《唐朝名画录》），据说这个大悲观音即千手千眼观音在唐代广受信仰。在慈恩寺还描绘着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的眷属，由二十八部众构成，而在二十八部众内就包含着“猕猴”。在《白宝钞》的《千手观音法杂集》下也可看到。经云：毕婆伽罗王文是山神部也。毕者广也，大也。婆伽罗者亦云摩迦罗，此云猕猴，出《金光明经·诸天药叉护持品》。
说书中有两大类：一是评话，一是弹词。弹词为“小书”，多言情故事，大书为评话，多历史传说故事，《西游记》为大书。至今扬州评话中，《西游记》的故事仍为十分受欢迎的保留节目。
从西天取经故事整个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佛教神变故事对宗教故事及讲述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