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中国特色论文,潮流论文,政治论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9-0038-08
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除了需要认真分析现阶段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状况和现实 需求以外，还必须把它放在当今世界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当今世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也已成为历史潮流。
一、正确看待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发生了在新科学理论指导下，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 机的问世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到上世纪70年代，科技革命又进入了 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从技术上说，形成了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 等的新技术群，开始了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并在少数发达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类型— —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科技革命大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际分工的 深化，带来交通、通信的便捷和高速，从而使生产国际化程度提高，并带动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的加速，将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消费品和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组 合、统一配置，从而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由于经济全 球化是建立在世界市场扩展和深化的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谋取对自 身发展的有利效应，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就需要有更多的更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公正的市场规则下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意志自由 地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和合作，这就与建立在人身依附基础上的专制政体产生日趋尖锐 的矛盾，从而生发出政治民主化的趋向。同时，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的相 互影响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在民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对发 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影响力；加之国际间形成的一些共同宣言和公约，如《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 样一些国际国内因素汇合在一起，除了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不改变其 固有本质的情况下有所改进和完善之外，也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卷入政治民主化的潮流 。这股潮流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南欧开其端，然后涌向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1974年，葡萄牙结束了长期军人独裁统治，建立了文人政权。随之，1975年11月，西 班牙独裁者佛朗哥逝世，卡洛斯国王登基，政府颁布了政治改革法，并于1978年以全民 投票的方式通过了42年来的第一部宪法，确立西班牙为议会君主立宪政体。葡萄牙和西 班牙的民主改革不仅扩大了欧洲的民主阵地，而且其影响及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
在拉丁美洲，上世纪70年代前，除墨西哥外，竟有20多个国家都曾经建立军人或军人 控制的政权。而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人统治都纷纷 交出政权，退出政府，表示忠于和捍卫本国宪法，同时按照民主程序举行全国大选，产 生出国家最高领导人，组成文官政府，建立起代议制民主。进入9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 推行了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的改革，包括：通过修改宪法改革选举制度，限制总统的任 期和权力；加强议会的权力，增强制衡和监督政府的力度；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向 地方下放部分权力；进行司法改革，增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等等，以不断巩固民主化成 果。
在非洲，这次民主化浪潮曾被人们称作“非洲的第二次解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非洲许多国家先后结束了领袖终身集权制和军人政治，确立了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进 行选举和监督的新型政治体制。在这过程中，南非通过政治谈判解决种族统治，不仅为 其他非洲国家处理本国的民族矛盾与冲突树立了榜样，而且其政治发展模式也对非洲的 民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南非人从一种民主破坏性力量转变成建设性力量。在它的 影响下，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也开始改变了过去对反对派采取的排斥、镇压的政策而转向 宽容、共处以至协商、合作的政策，在促进民族和解的基础上扩大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群众政治参与程度和制度民主化程度得到了提高。
在亚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政治民主的实践在日本和印度一直没有中断过 。上世纪60-80年代，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出现过政治民主运动，并实现了向政 治民主的过渡。而韩国战后在美国“托管”下建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舶来品，用了足足 40年时间才得以消化。在这期间，有32年出现军人执政，共和国也更替了6个，宪法修 改了9次。尽管其政党体制、选举制度、总统的权力和任期经常变化，但掩盖在民主形 式下的仍一直是专制独裁的内涵。直至1987年韩国的政治寒冬才开始解冻，经过几届民 选总统的和平、合法的更迭，民主在韩国开始扎下根来。进入90年代，政治民主化继续 在亚洲发展。在南亚和西亚的尼泊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君主制国家内，响 起了要求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政治呼声，其中尼泊尔已改行了君主立宪制。孟加拉国建立 了民选政府。泰国在经历了十届军人政府后，终于出现了文官政府。印度尼西亚的苏哈 托独裁政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垮台，首次民主选举已成功举行。对此，韩国前总统金 大中认为，自1970年以来，与别的地区相比，亚洲的政治民主化成就最为辉煌，因为截 止1990年，亚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平民政体而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总之，这次民主化浪潮声势浩大，波及全球。对此，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曾作 过这样一番描述：“今天，民主的基本观念正在赢得跨越了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界限 的拥护者。”“从拉丁美洲到非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地方，许多威权政体业已让位于民 主力量、日趋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日趋开放的社会。不少国家及其人民已经开启了史无 前例的民主化进程。还有一些国家和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以重建其民主的根基。”(注 ：加利：《联合国与民主化》，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305页。)据亨廷顿统计，仅从1974年到1990年，就有30个国家由权威政体转向民主政 治。到1990年止，世界上有45%的国家建立了民主政体。目前，这股浪潮的高潮已经过 去，今后可能会进入缓慢发展的时期。从发展前景来看，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方向是不 可逆转的，尽管会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反复，但追求民主和法治仍是各国发展的 基本趋势。
这次政治民主化浪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原由 军人通过政变建立起军事专制政体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都恢复或改行民主政体。它们在 实行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建立党政体制，公民有了相当的民主权利；还实行普选制和议会 制，有了初步的民主结构。这就使它们较能适应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并从而取得发展 的要求，也使它们在遵守国际社会普遍确认的人权原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另 一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为建立由自己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凭借其经济优势，结合 经济援助，输出自身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体制，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不成 熟，制度化程度也不高，在推行民主政治时，受西方国家外来的影响很大，模仿性较强 ，没有能很好考虑其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的国情，因此， 导致这些国家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越出民主政治的正常轨道，甚至演变成为复杂的部族 、教派矛盾，使得国家战乱、政变持续不断，严重影响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总之，政治民主化是当代世界历史潮流，各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应适应而不是游 离于这一潮流。但是，各发展中国家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的特 点，一句话，根据自身的特殊国情来设计本国民主政治的体制、运作机制和推进的步骤 ，而不能一味模仿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
二、认真剖析苏共执政模式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失误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股政治民主化潮流，其影响也波及社会主义国家，造成 对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政党执政模式的一次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和对这种冲击 的应对失当直接导致了苏东上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的一场剧变，最后以所有这些国家的 共产党都失去执政地位而告终。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之所以在苏东发生演变， 除了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高度集权的政党执政模式及其 政治体制长期得不到改革和改革的失误造成的。
苏联政党执政模式是建立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而这种执政模式只能在 特殊时期，特别是战争环境下，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必须视为圭臬的模式。因它不利于技术进步和长时期地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 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使之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争中逐 步陷入困境；它也使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妨碍他们真正行使当家作 主的权力。这样的弊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一 系列过程中已经显露出来。然而在战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对这种执政模式的固有弊 端仍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认真和及时实行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党的执政模 式的根本转变。相反，满足于二次大战前和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与资本主义国 家战后实行改革调整相同的时段内，却越加故步自封起来，战后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大都照搬了这一模式。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成为党的领袖。他立意要改变现状，但他并没有 从党的执政方式中找原因，而只是简单地从领导者个人品质上找原因，因而也就把解决 问题的突破点仅仅放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而没有从体制上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结果这种因果倒置的改革，虽对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个人崇拜 的现象进行大量的甚至过分的揭露，但却既没有根本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 没有改变斯大林留下的党的执政模式；相反，仍然一如既往地利用着这套模式，最后还 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赫鲁晓夫下台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 领导尽管也对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作了一些探索，但总的说来，这些探索不仅没有超出 斯大林形成的模式的基本框架，而且也没有超过赫鲁晓夫时期的实践。其实质是在剔除 斯大林党的执政模式中的某些极端部分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又恢复了这一模式。旧弊 端加上新弊端，终于生成了苏共难以治愈的沉疴，丧失了主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 积极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以正确应对政治民主化世 界潮流的时机。
上世纪80年代，正当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形成汹涌的历史潮流，纷纷席卷亚非拉 各国的时候，苏联却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 与世界潮流相悖，加之又陷入了同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使它进入了一种危 机四伏的状态。尽管从表面上看去，苏共仍然有不可一世的外观，但实际上已党心涣散 ，虚弱不堪。苏联必须改革，“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此时已成为国内和党 内的普遍的呼声。戈尔巴乔夫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但是，对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究竟朝 哪里，在改革的步骤上如何处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改变党的执政方式是否意 味着取消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领导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判 断，相反，却企图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生”们所开出的药方去治自己的沉疴。其结 果，苏共只能吞下了这副苦药，本来指望国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然而不但未能如愿 ，反而赔上身家性命。
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指向传统的苏共执政模式的，而是把改革的重心 放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与此相应的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就被归结为“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 方式方法”。但由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受阻，难以推动，就转而把改革的重点移向 政治领域。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全会上发表《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就使 苏共对改革党和国家政治体制迅速升温，而苏共1988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 会议，则普遍被人们认为是使苏共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为正是这一次会议的决定及其 后的贯彻实施将改革的思路和步骤引向根本性的错误道路。
首先，这次会议错误地转移了改革的重点。它不顾成功的改革需要较为稳定的社会环 境作保证的客观需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根本触动的情况下，就贸然决定超前 进行跨越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不仅使政治运行脱离健康 的正常的轨道，而且使经济下滑，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有效进行。由于改革没有使广大 民众得到实惠，相反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和生活不安定，党就进一步丧失了威信和群 众基础。
其次，这次会议还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地决定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根据会议的 决定，同年7月苏共就开始根据改变党的职能的要求，变更自己的组织机构。10月中旬 以后，党的各地方机关也进行了变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党的中央一级机关减少了 一半，党的加盟共和国一级的中央机构减少了30%。会议还在没有提出任何过渡阶段和 措施的情况下，决定在各级党和国家机构的选举中直接开展竞选。这样，就在改革走向 深入、正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时，实际上却在削弱以至放弃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 使改革走上歧途，并最终导致苏共的解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在东欧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原 来就是从苏联输入的，带有一定程度的外来强制性，并不很符合其本国的国情，长期来 给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地位更显得岌岌可危。到了苏共垮台的前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 就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随之改变。
苏东剧变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反面启示我们适应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及时地 正确地有步骤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性。形势逼人，不主动应对，不积极地改革其 原有的高度集权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那是不行的；但是，改变党的执政 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决不是要 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的一套，取消党的领导。
三、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我国来说，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应对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中国的历史发 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就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 民主。但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执政，采取什么方式 治理国家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并没有随之得到解决。在其政治体制的形成和 发育的过程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社会 主义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在主观上有强烈的摆脱苏联模式的愿望，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鉴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便开始思考和探索在我国 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获得了不少宝 贵的认识和经验。但由于客观的国际大环境影响，也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偏 差，不可能对党如何执政作出科学系统的回答。结果，这一探索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 最后仍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当代世界的历史潮流，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据马 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充分发展并已腐朽了的基础上成长起 来的，它既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和成果，又扬弃了剥削制度腐朽的反动的东西， 其管理的民主水平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企及的。但是，我国是在经济、文化发展 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并没有经历 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现代市场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建国初期，我国 近现代工业占的比例很小，还处于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发展阶段。在国际上，由于遭到 封锁，我国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除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外，缺乏利用国际市场的 条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国基本仿效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行了以计划 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下，尽管有其固有弊 病，但仍存在有利于国家建设计划的贯彻实施，有利于集中全国有限的资源进行重点建 设(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结构简单，带有平均色彩的分配制度又使国民间的收 入差距减小。由于存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党 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党执政模式就有其形成和存在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开始兴起。同时 ，我国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恢复了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就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 通过国际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加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加之 工业体系的基本形成，要求经济发展从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向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越来越显得不相适应，通过独立主体的企业 在市场中开展合作和竞争，以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已日益成为迫切的需要。正是在 这样的形势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恢复和发展了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后，党又深刻分析了我国的基本 国情，得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并指出我国在这一相当长的阶 段，要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 、市场化、现代化。为此，党和政府就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邓小平指出，这些政 策就国内方面而言，“最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76、164、160、176页 。)。邓小平之所以把这两条并提，是有深刻的丰富的内涵的。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从一 开始起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 了经济基础和推动力。为着保证市场竞争与合作的公平和秩序，就必须取消过多的行政 干预，以民主的程序和方式订立契约，建立统一的市场运作规则，并用法制加以保障。 这就需要进行“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 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 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 76、164、160、176页。)“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76、164、160、176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的格局，加快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提升，扩大和加深社会的分工，引起职业构成 的变动，从而出现了个体工商户、私人企业主、专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有各自的具体利益，在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前 提下，相互间又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因此，有必要扩大政治民主，使各阶层各 群体的利益要求能够以适当的、合法的形式及时表达出来，并通过广泛的协商、合作和 妥协来处理矛盾，减少冲突，寻求共同利益的实现，把最大多数人的力量都凝聚和整合 起来。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 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76、164、160、176页。)，认为“我们 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76、164、160、176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党的十四 大在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还把建立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依 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治国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起规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政治基本目标。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有很大的难度。我国的改革是由上而下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较之其他改革更直接地触动改革者自身的利益，改革者往往自身就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较之其他改革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其影响更深刻，因而风险也 更大。邓小平就告诫我们：“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 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60页。)我国历来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如 果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仅凭抽象的原理去超前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就会导致 社会混乱，破坏稳定，到头来什么也搞不成，反而使发展进程出现不应有的曲折。因此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 ，根据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需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推进。
20多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 的限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远未实现和完成。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 转变尚未完成，党内民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党政机构职能转变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滥用权力、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现象频繁出现，腐败行 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凡此种种，说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 济体制改革在进程上还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说，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的话，那么，政治 体制改革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得不处于外围战阶段。因为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或 者“总病根”，正如邓小平一贯指出的那样，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 集权的问题。为此，党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包括党的十三大确定的政治体制改 革的总体设想，就是以消除我国政治体制这一“总病根”为重点的。但上个世纪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包括苏东剧变和国内“六四 ”风波，这在客观上不得不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生重大影响，而使政治体制改革的 主要指向和重点发生一些转移。具体来说，就是从直指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的“攻 坚战”转移到诸如行政机构改革等的“外围战”上来。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对政治体制 改革作出这样的调整和转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终究不能长期孤 军深入，政治体制也不能长期处于“外围战”阶段，否则，“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 ，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60 页。)。为此，我们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并把最终解决我国原政治体制“总 病根”即权力高度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以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而 从根本上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必须坚持贯 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努力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由党直接代表人民当家作主 向组织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转变。
所谓党直接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方式，实际指的就是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 后的初期，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为巩固政权而不得不实行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 政治体制。对此，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的纲领规定是通过劳动者实行管理 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 来实行管理的机关。”(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615 页。)由于这一执政方式实际上还只是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并 不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对党的建设和执政提出的要求，因此，战争结束后，列宁曾明确提 出党政分开的思想，要求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一系列改变”(注：《列宁全集》第3 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615页。)。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国家 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 文件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5页。)。如果长期坚持党直接代表人民当 家作主，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实现。为此，江泽民进一步指 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民主选择、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注：江 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 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任务还远远没有实现，目前党的领导方式、执政 方式尚处于党直接代表人民与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同时并存、交叉运行的时期。 这种运行机制的不规范和执政方式的双轨制如当年价格双轨制，且权力又得不到很好的 监督给经济领域带来诸多纰漏和混乱一样，它不仅使得执政党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摩擦 不断，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各项基本制度的完善，而且使一些素质不高的领导人得到 过多的滥用权力的机会。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和不断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行政 效率低下，特别是大面积出现的腐败现象等，无不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而要实现党的领 导方式和执行方式由党直接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到组织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最重要的是 要确立并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真正做到并切实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为此，党应在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力，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和监 督制，理顺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与党内第一把手的关系的基础上， 在具体的执政方式上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善于并始终做到把党的主张和政策经过 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和政府法规。长期以来，我们是通过党的政策来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作为执政党，自然要重视政策的作用，但是政策仅 在党内有约束的作用，而要让它对全体公民也有约束作用，就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把它转 化为法律、法规，进而依靠法律、法规来实现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第二，把党 管干部的原则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的做法，同依法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权 力机关与政府领导人统一起来。执政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执政的重要干部，这是政党 政治的惯例。依据依法执政的要求，执政党推荐的重要干部，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候 选人，并通过合法的选举成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的领导人。不仅候选人不应当是等额 的，而且最终也必须尊重和服从选择的结果。第三，理顺党政关系，规范政府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过 去我们讲党政关系，强调的往往是执政党与政府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按照依法执政的 要求，政府行政机关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因此理顺党政关 系，重点要梳理的是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更好地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 关的各项职权、保证其依法履行其职能。同时为了确保司法公正独立，真正做到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还必须建立专门的法律机关，负责对执政党依法执政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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