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海权与海外利益保护论文

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海权与海外利益保护

杨 震 蔡 亮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利益在逐年增加的同时,也面临各种安全威胁。相较于陆地,海洋充当了中国本土与海外利益连结的更为重要的地理媒介。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中国也越来越从战略层面关注运用海权来维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唯有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才能为海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强大的海权才能更有效地维护海外利益。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要求中国建立海上共同安全机制、增强海军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发展海洋高科技、增强国际海底开发的立法研究和加强中国提供国际海上公共产品的能力。

[关 键 词] 中国 海权 海外利益 安全威胁

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最重要成员之一。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与全球的联系程度也日益紧密,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落实和中国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加,并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尽管时代的主题依旧是和平与发展,但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与纷扰,使得中国的海外利益面临大量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海外利益需要地理媒介。从中国海外利益的分布情况来看,相较于陆地,海洋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导致海权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3.应给予区外销售企业更高的额外量比例,降低资源成本,提升区外销售企业市场竞争力。区内销售企业因市场控制力强,网络健全,价格到位率高,应减少或取消额外量配置。

海权具有多重功能,在维护海外利益时不仅可以有效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可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近年来,“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使中国更加坚定地发展包括远洋海军在内的海权。中国也需要进一步从战略层面来思索如何运用海权维护国家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利益概况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学者傅立民认为,世界在适应中国作为多种自然资源(首先是铁、钢、铝和铜等,其次是整体能源消耗)的最大消费国的异军突起上遇到了困难。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突然发现难以找到更多的满足自身蓬勃发展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材料。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将有助于减少成本上涨的影响。但是,由自然或人为灾难导致的航运中断或对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严控,可能使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与全球经济崩溃或股市崩盘的很多相同的政治影响一样。[注] 参见傅立民:《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王松柏、王在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22页。

总体上,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海外利益与日俱增,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战略问题。“海外利益”,顾名思义就是“国境以外的国家利益”,因而是国家利益的地理延伸。它主要包括:海外公民侨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驻外机构及驻外公司,企业的安全;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安全,等等。具体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这个问题,其内容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以及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益。概言之,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首当其冲,政治和安全利益次之,三者构成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基本内容。

具体而言,海外经济利益是海外利益的核心。当前中国的商品出口、原料进口、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国际旅游、工程承包、劳务出口、境外投资和技术出口等方面有了长足进展,海外市场也拓展了相当的份额。但与此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问题也引起人们关注。据统计,中国2018年的进出口总额是4.6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48亿美元,进口2.14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34.0%,远高于美国的20.4%。与之相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355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额是167.6亿元人民币,进口总额187.4亿元人民币,外贸依存度仅为9.7%。换言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增长到1978年的3倍多。[注] 参见《货物进出口年度统计》,商务数据中心,http://data.mofcom.gov.cn/hwmy/imexyear.shtml[2019-04-13]。

海外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现有的社会制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扩大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等。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海外文化利益是指国家的文化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国家疆域外的客观存在,诸如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海外文化利益的载体之一。在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的时代,必将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问题——这种维护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前者如近年来日益为国家所关心的海上通道安全,后者如海外侨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这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下海外安全利益的新课题。[注] 参见刘新华:《论中国的海外利益》,《党政干部参考》2011年第1期,第11页。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不断提高的海外能源依存度,使得这一比例在中国海外利益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中国虽然领土广袤,能源丰富,种类齐全,但除煤炭、稀土等矿产外,很多矿种储量不丰,且质量不佳,又分布不均,开采成本居高不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国内储藏满足不了工业生产所需,因而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以原油为例,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是原油出口国,而之后尽管国内原油产量也有大幅增长,但与经济发展相伴的巨大的消费量相比,缺口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原油进口成为保障供应的重要来源,原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2018年,中国原油消费量达到6.51亿吨,其中国产仅有1.89亿吨,进口量高达4.62亿吨;相比2017年,产量小幅下滑1%,但进口量同比却增长10.1%,对外依存度达70.9%,创历史新高。[注] 参见《中国2018年原油进口量全球第一,对外依存度70.9%,产量为多少?》,中油网,2019年1月21日,http://www.cnoil.com/oil/20190121/91297.html[2019-04-13]。

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能源转型的推进,我国原油消费仍将进一步增长。然而,国内原油扩产面临资源制约,原油进口规模仍将继续呈上升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世界能源展望 2017中国特别报告》预测,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消费国,到2040年中国将占据全球近30%的国际原油贸易量。同时,从进口地看,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程度相对较低,集中于中东地区和俄罗斯。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形势不稳。我国中东石油进口,高度依赖海上运输,运输通道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等敏感通道,军事保障能力与现实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原油供应安全保障面临相当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参与国际能源市场的经验和程度仍然有限,防范应对市场风险能力亟待加强,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中国能源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的地位极不匹配。[注] 参见高世宪、王娟:《稳步推进能源期货市场建设 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期货与金融衍生品》2018年第3期,第13页。

国际海底开发也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底是一片辽阔的潜没陆地,它在地球表面的覆盖面积达3.6亿平方公里。根据地理特点,海底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区域,就是大陆边和深海底。大陆边系指从地质学上看与大陆板块相连接的土地,目前它约占海底面积15%。但是,这个数字随着海洋水平面的变化而变化,在极寒气候将大大缩小。大陆边本身又可分为三个区域,即:大陆架,它是大陆的自然延伸,其特点是平缓地向深海倾斜;大陆坡,它的标志是突然与大陆架分开,并以大得多的坡度向深海倾斜;大陆基,它由大陆坡底的沉积物堆积而成,徐徐向深处倾斜,直到与深海底合为一体为止。

小鸡在地板上跑着,特写周泽赡带笑的脸。旁边放着一个装鸡的小纸箱子,墙上的温度计显示三十摄氏度。客厅的电视播放着电视剧。周泽赡将泡好的米放在塑料瓶盖里,喂给小鸡吃。小鸡跑到周泽赡的拖鞋上,屁股一撅,把屎拉在了地板上。周泽赡仍是笑着,拿卫生纸把屎擦了,再到卫生间里按照步骤洗手。这时镜头快剪小鸡拉屎、周泽赡洗手的画面,重复多次后,在最后一次时周泽赡没有立即去洗手,而是等到小鸡再拉一次时再洗,小鸡已经长成有羽毛的样子了,同电视剧的集数变化也可显现时间的流逝。

大陆架的宽度不等,从数百米(如某些太平洋岛屿的大陆架)直到约800海里(如西伯利亚海岸的大陆架),平均宽度约为40海里。大陆坡的起点,浅的可能大约在50米处,深的可能在约500米处,其平均起点约在130米至200米之间。大陆坡的宽度一般不超过20海里,而在2000米至3000米的大陆基起点处突然下降。人们有时把大陆架和大陆坡合称为海底阶地,它约占大陆边区域的3/4。大陆基由大陆坡跌落的深度可达5000米,延展可达600海里,直到与大洋的洋底完全连成一片。大陆架海底矿物包括石油、天然气、硫黄、煤、盐、锡和钾碱等。开采方法可从岸上或者人工岛向海底沉放竖式矿井(如开采锡和煤),或者在海底钻井(如开采石油、天然气、盐和硫磺)。[注] 参见巴里·布赞:《海底政治》,时富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7页。

物流金融业务针对的是流通型企业,但是目前物流金融业务对象中也出现了需要资金的大中型生产型企业,这些企业依托物流金融业务获得所需生产资金,且呈现逐渐增加趋势。

从发展模式角度而言,中国正经历从“模式输入”到“模式输出”的转变。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在很多领域借鉴了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及新加坡等国的发展经验。但这也导致了中国在外汇储备、出口需求和技术进口方面严重依赖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卡脖子”现象。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生产模式“非常适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进一步工业化”,它的“巨大的资本和成熟的工业体系可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注] Aaron L. Friedberg,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Grand Strategy,Survival, Vol. 60, No.1, 2018, pp.7-1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396338.2018.1427362[2019-04-13]. 现阶段,中国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在助其制造业发展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将为中国的工业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份额。从这一意义而言,“模式输出”也有利于中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乃至高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海底开发领域的利益不断拓展:从1983年开始,国际海洋金属联合机构、原苏联、日、法、中、韩、西德共七个主体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注册登记并成为先驱投资者,获得多金属结核矿区,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勘探合同。1990年8月13—31日筹委会第八届夏季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陈炳鑫致函筹委会主席,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申请登记为先驱投资者。同年8月2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副秘书长南丹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登记为先驱投资者的申请书》。[注] 参见李红云:《中国与国际海底开发制度》,《海洋开发与管理》1994年第4期,第49—51页。 筹备委员会于1991年3月5日批准中国在东北太平洋海底勘探多金属结核矿区的申请,中国得到15万平方公里的开辟区。[注] 参见《中国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北京周报》2011年第51期,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9news/guoji/guancha/2012-01/11/content_419899.htm[2019-04-05]。 1991年筹委会夏季会议对中国作为先驱投资者的义务问题进行讨论,中国要求和印度一样享受同等的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最终中国的义务问题也得到了合理解决。[注] 参见邹克渊:《深海采矿的国家实践:以中国为例》,《海洋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98页。 1997年,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简称“中国大洋协会”,COMRA)在多金属结核矿区15年的勘探工作计划。1999年3月5日,在完成开辟区50%区域的放弃义务后,中国大洋协会在上述区域最终获得7.5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中国大洋协会于2001年5月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勘探合同》,中国大洋协会正式从先驱投资者成为国际海底资源勘探的承包者。[注] 参见《协会简介》,2013年9月23日,http://www.comra.org/2013-09/23/content_6322477.htm [2019-04-13]。

从“十二五”开始,国际海底开发迅速升温。这一时期,我国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并获批了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三种海底矿产资源共四块矿区,按签约先后顺序如下:2001年5月,中国大洋协会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东北太平洋7.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获得该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内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2011年,在《“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通过后不久,我国申请位于西南印度洋1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并获批;2014年7月,我国申请位于西北太平洋0.3万平方公里的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并获批;2015年7月,我国提出面积为7.274万平方公里的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矿区申请并获批。[注] 参见刘永刚等:《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勘查与研究进展》,《海洋信息》2014年第3期,第13—16页;《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活动》,《国土资源科普与文化》2015年第2期,第22—27页;《我国获第四块国际海底区域专属勘探矿区》,2015年7月20日,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507/t20150723_1360323.htm[2019-04-13]。

二、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

在“走出去”战略加快实施、国内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升级和全球互联日益强化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与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也日趋多样化。

(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

1.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中端产品”比重依旧很高,这是与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而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其所应发挥的“价格杠杆”功能,如中国就几乎没有对进口商品的议价权,也很难影响贸易伙伴的行为等。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入,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已开始有意识地致力成为消费品的“终端市场”,这有利于中国最终消费品市场来增强本国对其贸易伙伴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中国应该致力于“进一步取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注] Aaron L. Friedberg,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60, No.1, 2018, pp.32-3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396338.2018.1427362[2019-04-13]. 。中国意图通过吸收东亚国家的最终消费产品,帮助整个地区扩大国内需求水平,使东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对独立的价值链。而中国可以在构筑未来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建章立制的作用,并凭借这种不对称的依赖进一步提升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本文分析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推导并分析产业集聚作用于地区工资收入的作用机制。新经济地理学派在阐述中心——外围理论 (CP理论)的过程中,引入冰山运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工资方程: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仍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首先,在政治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都要处理与邻国的领土主权纠纷。其次,在经济上,中国高度依赖的能源和海外贸易,都受到海盗的现实威胁以及域外大国的潜在威胁。再次,在公民活动上,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已极为普遍,中国政府对其提供保护也势在必然。[注] 参见沈丁立:《中国航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吗》,《东方早报》2012年9月26日。 因此,维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刻不容缓,而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诸多手段中,海权是最为有效的。

在香港国际美酒展上约了她做访谈,那时候的她基本上是连轴转地转场主持不同的大师班。在场馆外看着她脸上虽略带疲累,但每一位学员上前咨询课程细节时,她的每一句回答都依然保持着精准和举一反三的专业度。能如此年轻就摘取葡萄酒大师头衔,这股毅力和意志着实可怕。跟她的对话也是在步行前往另一个大师班的路上完成,时间对于Sarah来说显然是越来越珍贵。今年才刚30岁的她,真的很拼。

3.从“中端市场”迈向“终端市场”

从消费市场角度而言,中国正努力从“中端市场”迈向“终端市场”。随着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阶段,中国已晋级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规模已达6万亿美元左右,且发展潜力巨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超越美国跃升世界最大消费市场是大概率的趋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就明确宣布,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注] 参见《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11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5/c_1123664692.htm[2019-04-13]。 显而易见,庞大的市场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可以有效服务我国的对外战略擘画。

从垂直分工角度而言,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场”变成“世界工厂”,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相比过去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如纺织品、玩具等初级工业产品,或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以“三来一补”的方式赚取廉价的“拧螺丝费”,如今包括超级计算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以及众多重型机械等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出口清单上。

(2)还要注重对于施工者的思想素质教育,增强施工者对于安全和质量方面的意识,让施工人员能够充实自己的思想,让施工人员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使他们能够以精神饱满的状态去进行工作,同时还要注意培养施工人员的团队意识,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的一切行动都应该听从团队领导的指挥,施工人员的各项施工行为都应该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在工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禁止在工地抽烟、打架斗殴等行为的发生,并且还要树立质量意识,不能马马虎虎的干工作,从而避免人为因素对施工质量造成的影响。

(二)“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中国海外利益范围

还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中国海外利益的范围与种类。“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助于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分布着世界主要的能源供需国,国际能源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储量超过世界50%的矿产有石油、天然气、煤炭、铬、钨、锡、稀土、钾盐等,巨大的资源基础决定了沿线资源国仍将是中国能源企业海外业务的主战场。以油气资源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储量丰富,在客观上为能源合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从油气资源的剩余探明储量看,沿线国家占全球的55%,沿线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占全球76%。从待发现资源潜力看,沿线原油待发现资源量占全球47%,沿线天然气待发现资源量占全球68%。从油气出口能力来看,2015 年沿线国家原油出口量约14.1亿吨,占全球64%;天然气出口量合计约5817亿立方米,占全球6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出口量和占全球的比例将持续提升,保持主要出口区的地位,预计到2030年石油出口量和天然气出口量将分别占世界的60%和55%。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而从天然气进口量看,我国从2007年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以来,天然气对外进口增长迅速,2017年天然气进口总量约95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从2007年的5.5%增长至2017年的39.4%。201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天然气进口量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45.3%。[注] 参见《中国首次同时成为油气最大进口国》,搜狐网,2019年1月19日,http://www.sohu.com/a/290112301_222256[2019-04-10]。 我国已与八个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电力贸易,包括北部的俄罗斯、蒙古,东北部的朝鲜,南部的越南、老挝和缅甸以及中国香港及澳门。[注] 参见吕靖烨、王翔、李朋林:《“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能源国际合作问题与对策》,《对外经贸实务》2018年第5期,第26—29页;齐正平:《“一带一路”能源研究报告(2017)》,电力网,2017年5月16日,http://www.chinapower.com.cn/moments/20170516/77097.htm[2019-04-05]。

中国学者苏长和认为,一国的海外利益主要受到七种因素的威胁,依据威胁程度的轻重可划分为:第一,国际体系出现全面性战争;第二,所在国卷入战争状态;第三,所在国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第四,国家政权出现更迭,对外国资产进行征管和没收;第五,由于党派政治轮替,出现不利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法律、政策和行为;第六,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极端社会心理导致的针对一国海外利益的有组织犯罪和暴力侵害;第七,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威胁。[注] 参见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16—17页。

布病性附睾、睾丸炎影像学提示单侧或双侧睾丸、附睾炎症,排除由其他病原感染、外伤或肿瘤等原因引起的附睾炎或睾丸炎,可诊断该病。

因此,有分析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让本国站在一个庞大的欧亚区域体系的中心,并通过公路、铁路和管道在物理上将各国联系在一起,最终整合形成一个以人民币为支付手段的国际大型贸易区。这个物理边界虽然并不确定,但作为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它将向西扩展到欧洲的心脏,西南到中东(也许到非洲或更远),南到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等地。进一步地,中国还有可能从海上边界吸收“战略支点国家”,甚而包括一些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注] Aaron L. Friedberg,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60, No.1, 2018, pp.7-34,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396338.2018.1427362[2019-04-13].

四是,2017年4月28日—5月1日,由阿斯特拉罕飞莫斯科,重点重访红场和俯首山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群,5月2日返抵北京。

(三)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威胁

由上可见,中国国家利益已日益突破国家地理边界而扩展至整个世界,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中日益重要却尤为脆弱的一部分。海外中国公民面临日益频繁的生命财产威胁、海外中国并购投资面临日益增多的非商业障碍、海外中国种种资产面临日益频发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海外中国形象面临日益严峻的舆论考验。这一切表明,随着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联系的转型升级,日益拓展却极为脆弱的海外利益与相对落后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考验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

如何保护和管理规模庞大、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增长迅速的中国海外利益,从而保证海外利益的安全性、成长性、持续性、和平性,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和平发展,“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有人因此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外部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延伸至海外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利益的重要柱石。海外利益所面临的多元化风险和相应的体系性维护,已成为当前中国外交亟需重视的重大课题之一。[注] 参见李永志:《“走出去”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2页;李涛:《中国海外利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第5页。

目前,我国已经有20多家油气企业走出去,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中化、振华石油等国有企业以及广汇等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基本建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亚太等多个油气合作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在“一带一路”油气上有合作项目将近80个。中国石油在国有企业中属于“走出去”比较早,基础也比较好的,是我国石油公司走出去的主体,目前已在全球35个国家执行着91个项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运作50个项目,逐步形成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个海外油气合作区,建成了集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油化工与销售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完整石油产业链。2017 年其油气权益产量超过8800万吨,占我国企业海外油气权益总产量的一半左右。[注] 参见王震:《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性机遇 推进能源金融市场建设》,《期货与金融衍生品》2018年第3期,第33—34页。

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是对各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因素,不仅给世界和相关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治安危害,更为危险的是海盗与恐怖势力的联手构成了对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胁。首先,传统海盗的目的只是抢劫货物,而现代海上恐怖分子却是为了对抗政府、制造混乱。其次,袭击目标也从传统的油轮和商船拓展到了军舰、港口乃至居民区。如2012年,据报道,全球大部分的海盗袭击(44%)发生或试图发生在港口地区。再次,装备和手段上也更加现代化和科技化,有的甚至还走上了组织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反恐专家由此认为,在所有主要的恐怖活动中,海上恐怖袭击是最难对付的。[注] 参见刘中民:《海洋非传统安全挑战人类》,《社会观察》2005年第3期,第28页。

三、运用海权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与全球联系的增强,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突破了传统国家界限,日益融入地区和全球利益之中。中国将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资源在国际市场范围内的分配和交换,并积极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来推动发展。因此,中国的海外利益必然扩展。

2.从“模式输入”向“模式输出”转变

迈凯伦携旗下豪华车阵容登陆2018广州车展,长尾传奇”迈凯伦运动跑车系列600LT将首次亮相华南地区,并借此迈凯伦入华五周年之际,向广大中国消费者彰显品牌对速度与激情的极致追求。迈凯伦汽车中国及亚太区新任董事总经理George Biggs先生全面解读了迈凯伦运动跑车系列最新车型—全新600LT。

一般认为,海权的本质是对海洋的有效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开发和利用。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是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军事信息化的信息时代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对海洋进行控制、利用、管理和开发的一种综合能力。这是由海权的功能所决定的。

具体而言,适宜发展海权的先天性地理条件、依赖国际贸易并不断催生海外利益的外向型经济和以这种经济类型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构成了当代海权的要素。而海上管理机构、海洋武装力量、海洋法律体系、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和海洋科技实力构成了当代海权的主要部分。[注] 参见杨震:《后冷战时代海权发展演进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100页。 海权之所以能够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中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与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军所具备的特殊功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代西方海军理论家肯·布思曾将传统海权与国际形势相结合,把海军的作用设想为“三位一体”,即警察功能、军事功能和外交功能,使海军突破了“海上力量的政治显示”的传统作用,从而扩展了海权的内涵。他还为此设计了一个“海权三角模式”。[注] 23 Eric Grove,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Maryland, 1990, p.234.

所谓海洋秩序,指的是各国在争夺海权或维护自身海洋权益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海洋权利结构及利益关切,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注] 参见宋德星、程芬:《世界领导者与海洋秩序——基于长周期理论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5期,第104页。 现今的国际海洋秩序,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也是在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基础上建立的,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中国应该将其向着公平公正合理的“和谐海洋”方向进行改造与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海权拥有政治功能。随着中国海权意识提高、国力增强以及航空母舰的入列,中国海权的功能,即军事功能、政治功能、外交功能、经济功能和警察功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而这些功能的演进,对于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中国海外利益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多功能的海权恰恰可以应对这两类威胁。可以说,没有海权,中国日益繁盛的海外投资和利润回流就缺乏有效保障,中国崛起就处于某些阴影之下而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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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海权在维护海外利益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因此,有必要发挥海权的多功能特性,使其得以在维护海外利益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建项目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这种威胁属于上述第二类;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的援非项目遭到当地部族武装的干扰,应该属于第三类;欧洲一些国家在右翼政党上台后采取对华强硬的经贸政策,属于第五类;在印度和土耳其等国针对中国商人采取的暴力行为,属于第六类;在索马里袭扰中国商船的海盗行为,属于第七类。由此可见,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威胁来源广、种类多,形式各不相同,包含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本项目随机选择多发、单发内膜下、肌层及浆膜下子宫肌瘤病例150例,同时取对应的子宫肌层组织作为对照,所有标本均采用4%甲醛固定,石蜡包埋、HE染色。采用免疫组化法(SP),切片厚 4 μm,切白片 3张,高温修复或酶消化,4℃冰箱过夜,以PBS缓冲液代替第一抗体作为阴性对照,已知的阳性组织作为阳性对照。免疫组化试剂ER、PR、WT-1及SP试剂盒购自迈新公司,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一般来说,现代海盗主要有五大活动区域,分别是西非及索马里海域、红海和亚丁湾、孟加拉湾、东南亚水域、南美及中美洲加勒比海。影响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主要是印度洋及南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区的现代海盗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海盗组织由国际犯罪集团控制,还有一些海盗则编成了“联合舰队”进行统一行动,甚至有的海盗组织背后还有大商人的投资。据报道,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海盗,已形成了高度职业化的犯罪组织“辛迪加”。[注] 参见赵青海:《可持续海洋安全问题与应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99—100页。

中国有必要与相关国家一起联合运用海上力量分片分区域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组织,从而使海洋这个世界贸易通道得到保护。而这种联合与协作如在一个得到广泛支持与参与的国际海上安全机制下进行,那么其效率将得到大大提高。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在建立国际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方面发挥自身作用。

(二)充分发挥海军的作用

海军不仅是海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更是一个多功能的国际性军种,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首先,作为一个国际性军种,海军的机动空间是连接全球各大陆的海洋,可以说,海军是一个在权力投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的军种。其次,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在自持力、保障能力、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方面具有其他武器装备不具备的优势,这为海军执行多种任务,特别是实施国家政策、体现国家意志方面提供其他军种不具备的条件。这同时也是海军综合性的体现。在结构上,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等海军下属兵种的设置,更是为海军执行多种任务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再次,海军具备的外交功能使其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更是享有其他军种不具备的便利条件。保护遍布全球的国家海外利益,是时代赋予中国海军的新使命。[注] 参见刘新华:《论中国的海外利益》,《党政干部参考》2011年第1期,第12页。 因此,中国有必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使其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发展海洋高科技

海洋高科技是现代高科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底开发领域的高科技装备建设还有不少问题,可以说中国在海洋装备领域的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国际海底开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对中国在国际海底开发的进程形成了制约。为有效实施国际海底开发,加强海洋科技研发非常必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今各国在海权领域的争夺日益激烈,军事手段的使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海洋高科技手段日益成为夺取海洋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为此西方甚至有人提出海洋科技即海权的观点。[注] 参见高抒:《西文国家的“海洋学即海权”理念》,《海洋世界》2010年第3期,第10页。 国际海底开发是海洋高科技云集的领域,有鉴于此,中国更应在海洋科技领域奋起直追,而国家层面的政策,如《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出台为海洋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发展海洋高科技、成为海洋科技强国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四)加强在国际海底开发领域的立法建设

国际海底开发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利益。作为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获得资源矿区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海底开发领域拥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因此带来的话语权。鉴于国际海底开发的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跨国矿产公司已加快深海高技术装备的研发,而且具备开发深海矿区的能力。由于作为早期先驱投资者的七个主体签订的合同较早,首批勘探合同存在到期的问题。这些主体既有可能选择签承包合同[注] 2017年5月,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秘书长刘峰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迈克·劳治代表双方签署了《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矿区勘探合同延期协议》。参见《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署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矿区勘探合同延期协议》,搜狐网,2017年5月11日,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705/t20170511_56006.html[2019-04-13]。 ,也有可能进入商业开发阶段。如何在这种情况保持甚至扩大中国在国际海底开发领域的战略优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际法是决定国际资源分配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有必要在法理领域加强研究与建设,争取能够在相关国际法的立法领域拥有更多话语权,使之朝着有利于我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五)提供海上公共产品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行为体提供的国防、外交、治安和灯塔等社会基建可称为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往往具有集体消费性和非排他性。集体消费性是指公共产品不可分割上市销售,只能由政府统一筹资、统一建造(生产)、统一提供。非排他性是指某人的使用并不会导致产品的短缺和他人使用的不便。[注] 参见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海洋领域也有公共产品,如海上航行自由、海上灯塔、海路交通线的畅通,等等。中国海外利益的威胁很大一部分源于海洋本身。如果中国能够在提供海上公共产品领域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威胁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上述这一点在航天科技与经略海洋方面领域更具有积极意义。台湾海权学者张竞认为:“海洋经常被人类称为地球内部另一个空间,但是其与航天科技能够产生如此密切之联结关系,其实就是因为卫星能够提供定位、观测与通信三项功能;将此三项功能统合运用,自然就可产生多项效益。特别是对于受观察对象来说,卫星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让研究分析人员得以掌握其动态,更是弥足珍贵的资产。”[注] 参见张竞:《经略海洋与航天科技》,《现代舰船》2019年第3期,第24—25页。 作为一个航天大国,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毕竟中国是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而非秩序破坏者。

四、结 论

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其利益边界蔓延至国境之外,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海外利益。这些海外利益以海外经济利益为核心,对对外经济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海外利益遭到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

李临定(2011:111-112)在分析存在句的时候,指出,(存在句型)概况的语义是:在某处存在着某种物件(或某种人)。表示这种语义的句型,最适宜于描写场景,因为描写场景时总是把物件所处的位置作为说话的出发点(话题)。在这种句型中,名词性成分是比较主要的成分,而动词性成分则是比较次要的。在这些句子中动词有时可以省略,但是后段的名词语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省去。这和叙事语体话语恰恰相反,一般动词句里的名词(比如动词后边的名(受))往往可以省去,而谓语动词则很难省去。如:

海洋是全球化的载体,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更是中国本土与海外利益连接的纽带。海权因其兼具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功能,已成为维护海外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中国而言,可以通过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海军的作用、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等方式运用海权维护海外利益。

从某种程度上讲,海外利益的有效维护将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海权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强大的海权能够有效保卫海外利益,三者之间因此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随着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步伐的加快,这种良性互动循环将会显得更加重要。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使得这种良性互动循环具有了世界性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杨震,复旦大学“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3-0037-13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我国维护海上通道的法律保障研究”(编号:2018BFX012)、上海交通大学智库引导性研究项目“海洋强国战略下我国无人技术应用于海洋的国际法问题研究”(编号:ZKYJ-2019005)

[责任编辑:顾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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