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技术进步论文,价值链论文,效应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各个增值环节被片断化地分开,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等各种增值环节,已经形成有序、相互衔接的链条关系。GVC下的国际价值分工方式导致国际大买家或者跨国公司通过掌控研发与设计、掌控高端渠道整合以及重要的战略资源,牢牢控制着价值链条高端以及战略核心环节,而中国广大制造企业,大都是全球各个价值链上的生产型加工企业与装配企业,对各个价值链上的核心技术、专业服务、销售渠道、规则制定等“高端环节”无话语权,在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或者跨国公司重重阻碍下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因此。研究GVC背景下中国企业被俘获现状以及应对策略,是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融入当前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基于垂直专业化或者GVC视角进行的。部分学者认为GVC嵌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其技术进步。Evenson and Westphal[1]、Humphrey and Schmitz[2]认为在GVC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与鼓励。另外有些研究支持了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3-7],也有学者用技术外溢解释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8-10]。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与创新体系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中国企业嵌入GVC过程中只能立足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从事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加工组装环节[11]。Gereffi[12]、Schmitz[13],刘志彪和张杰[14]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GVC代工体系的低端阶段广泛被发达国家“俘获”,很难进行高端化的企业升级。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是影响GVC嵌入下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15-19]。但由于目前GVC嵌入程度缺乏量化手段,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部分文献测度了若干省份工业嵌入程度[20],但全面测度中国工业行业GVC嵌入以及深层次考察GVC嵌入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几乎没有。 要研究GVC背景下中国企业技术进步与升级情况,首先要做好嵌入程度的量化与测度问题。那么,中国嵌入GVC程度如何测度?嵌入情况是否存在行业差别?行业技术进步取得怎样进展?GVC嵌入与技术进步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如果有,那么关系又是怎样的,内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GVC嵌入与技术进步效应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为此,本文利用GVC理论,分析GVC内在机理与治理特征以及中国切入GVC的方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1.GVC嵌入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效应 目前GVC内在机理和中国加入GVC的方式对国内技术进步可能的影响方式如下:①出口方面,GVC主导企业将质量、安全、环保、产品款式等高标准要求传递给代工企业,倒逼代工企业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企业技术、管理、组织能力及社会制度体系,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而达到国外消费者的高要求;②进口方面,从主导价值链的发达国家进口先进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一方面将直接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成本学习与吸收发达国家的已有技术实现自身技术进步;③GVC的分离和整合,使得原本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融入到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从而一方面获得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另一方面接受高要求与高标准跨国公司的监督与帮助等“主动溢出”,促使自身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升;④伴随生产非一体化,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围绕一个产品的分工与协作,可以借助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即本国企业通过和跨国公司建立前后向的经济联系,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外溢。本文将上述GVC嵌入导致中国技术水平提升的效应称为“推动效应”。本文提出: 假设1:GVC治理特征和中国加入GVC的方式,使得GVC嵌入有利于推动中国技术进步。 2.GVC嵌入对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 与此同时,GVC治理模式和中国加入GVC的方式不利于国内技术进步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中国主要以出口具有低成本优势的技术成熟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容易被主导GVC的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所“俘获”,从而迫使中国出口企业被锁定在生产成本降低型的生产模式和技术路径,从而抑制中国企业技术进步;②中国企业在GVC嵌入中实现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过程中,尤其是经历到功能升级或者链条升级时,会遭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双重阻击和控制,进而被锁定在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而发达国家通过掌控研发与设计环节、高端渠道整合以及战略资源,牢牢控制着价值链高端以及战略核心环节;③影响中国企业吸收能力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知识的可获得性、经济水平、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吸收能力有限。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机制普遍缺位严重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吸收与创新能力。本文将嵌入GVC过程中遇到发达国家封锁,而不利于中国技术进步的效应称为“抑制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GVC嵌入双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国的GVC嵌入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3.中国GVC嵌入与技术进步的倒U型关系假说 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对发展中国家企业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①价值链主要通过高质量、安全、环保等进口要求,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监督与帮助等“主动溢出”,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学习效应,可以获得快速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空间,促进自身技术进步;②一旦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进入到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阶段,试图建立自身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时,便会对价值链主的垄断势力和既得利益构成挑战,他们就会利用各种方式来阻碍和控制代工企业实现较高级的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被俘获在GVC低端环节,抑制其技术进步的步伐。GVC主导者的策略分阶段,意味着推动技术进步的效应,随着代工企业GVC嵌入程度的加深和升级过程的推进是不断减弱的,最终导致代工企业的价值链低端锁定;然而由于代工企业被俘获在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抑制效应依然存在。即当发展中国家嵌入GVC到达一定的“阈值”时,推动效应便小于抑制效应,GVC对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会逆转为反向作用。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3:伴随着代工企业GVC的深入,推动效应不断递减,而发达国家的封锁与限制导致抑制效应依然存在。最终,GVC嵌入与技术进步之间会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三、中国工业GVC嵌入程度与技术进步测算 1.GVC嵌入程度测算 (1)测算指标。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来表示一国跨国生产分割程度[8,20,21],然而垂直专业化理论和GVC理论只是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其根本都是以同一产品不同工序的空间分布或跨国配置为基础[21]。为此,本文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根据各行业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间使用部分)以及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借鉴Hummels et al.[8]提出的投入产出表法对各国跨国生产分割程度测算生产非一体化指数,以此作为中国各行业切入GVC程度的度量指数。具体方法为:假如经济中有n个部门,表示行业i的产出,表示行业i进口的中间投入,表示行业i出口量,则行业i出口中进口中间投入数量,即生产非一体化数量为: 将(1)式代入(3)式得: 接下来重点问题是如何确定,进而计算进口系数矩阵。由于中国编制的投入产出没有区分进口中间投入和国内中间投入。为此,本文需作两点假设:①各行业使用i行业的中间投入中,进口的中间投入的比例在各个行业间是一样的;②中间投入中进口的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产品中进口的与国内生产的比例[21]。用分别表示i行业最终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数量,表示i行业中间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数量,根据以上两个假设,可以推出: 也就是说,i行业提供的中间投入中来自进口所占的比例等于i行业的总进口与(总产值+进口-出口)之比。然后用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每行乘以相同的比例即可计算出进口中间品系数矩阵,代入式(6)可以计算出各个行业嵌入GVC的程度指数。 (2)计算方法。中国《投入产出表》统计的中国工业行业包括:A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A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A3金属矿采选业;A4非金属矿采选业;A5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A6纺织业;A7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A8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A9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A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A11化学工业;A1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A13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A14金属制品业;A15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A1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A1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A1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A19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A20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含废品废料);A2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A2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A23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23个行业。由于中国只编制了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他年份缺失,考虑到投入产出表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短期内变化缓慢,故用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投入产出情况分别代替1999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09年、2011年和2012年。同时,由于缺失年份缺乏各行业总产出、出口与进口数据,如果用其他年份来替代,会导致进口比例的偏差。为减少数据误差的影响,借鉴唐玲[22]的处理方法,用当年GDP增长率估算缺失年份各个行业的总产出,同时用当年进出口增长率估算进出口额。所有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通过测算指标,可以计算出1999—2012年23个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 (3)测算结果。表1列示了1999—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的指数。整体上看,1999—2012年,所有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以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幅最大,达151%①。这表明中国工业各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正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购买先进中间投入品或者承包国际外包等多种方式积极切入GVC,谋求在价值链中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升级。另外,从嵌入指数的均值可以看出,嵌入GVC程度前5位的工业行业依次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393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0.325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0.261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249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2314),以高技术工业为主,主要是由于存在大量类似于富士康的国内企业为国外苹果、微软等电子通信类国际科技企业代工生产零部件或者组装成品。嵌入程度较低的5个工业行业依次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0927),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1000),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103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1152),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0.1195),均为传统工业。 考虑到行业异质性对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本文综合参考王岳平[23]与邓青、王玉燕[24]的行业分类方法,将上述23个工业行业分为包括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以及高技术工业。不同类型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的均值显示,嵌入程度最高的是高技术工业,其次是技术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传统工业不相上下,高技术工业嵌入程度远远高于传统工业,这种测度结果与中国嵌入GVC的方式基本吻合。 2.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测度 (1)测算方法。目前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技术进步,而较多学者采用索洛残差法(SR)来计算TFP[25-27]。同样,本文选取索洛残差法来测算1999—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TFP。索洛残差法最早由Solow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后,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TFP增长,故也称生产函数法[25]。假设资本(K)和劳动(L)是仅有的重要投入,那么,C-D生产函数为: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对中国工业行业分类标准比《投入产出表》更细致,为保证前后分析的一致性,需进行对应的合并整理。本文将23个工业行业作为决策单元,决策单元产出变量以工业总产值来表示,用构造的平减指数折算为1999年不变价[28]。投入变量包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之和表示[27],并折算为1999年不变价;劳动投入用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表示。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以及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 由于单个工业行业数据时间序列只有14年,若对每个行业分别作回归,将会因为自由度小而不能有效地估算出TFP。为此,按照上文工业行业分类标准,根据索洛残差法对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以及其他技术类工业分别作回归,估算出各自资本投入系数α,结果如表2所示②,继而推算出劳动投入系数β。然后。根据式(11)分别计算出23个工业行业1999—2012年的TFP③。 (2)测算结果。1999—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呈现明显技术进步,其中增长较快的行业有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TFP增长幅度最小,这与李小平和朱钟棣[30]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各行业均值看,TFP位于前五位的行业依次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5.4233),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6610),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701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690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5919),以技术类工业为主。 四、实证检验设计 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如上文所述,嵌入GVC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两种效应:一方面,中国专业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通过学习效应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一旦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进入到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阶段,价值链主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的升级进程,阻碍代工企业实现较高级的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抑制其技术进步的步伐。两种效应综合影响导致GVC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为此,本文加入GVC平方项来考察两种效应的非线性影响。这里,建立以下基本分析模型: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是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解释变量是该行业嵌入GVC的程度,是将要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所构成的向量集,i∈[1,23]表示各截面工业行业,t∈[1,14]代表年份,α是常数项向量,β是系数,是系数向量,是随机扰动项。此外,为控制行业特征以及时间趋势的影响,本文加入研发密集度、行业集中度、产权制度因素、出口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等行业变量以及时间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研发密集度()。一般来说,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技术进步较快。本文用各行业R&D经费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研发密集度。②行业集中度()。行业集中度表示市场结构因素,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竞争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技术进步。本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③产权制度因素()。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推动技术进步。本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④出口密集度()。扩大行业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获得国外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可能受到压榨和封锁,双向影响行业技术进步。本文用行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⑤技术密集度()。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干中学”效应越强,在嵌入GVC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大的技术外溢。根据上文对工业行业分类的标准,劳动密集型工业与资本密集型工业取值为0,技术密集型与高技术工业取值为1。⑥时间虚拟变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行业嵌入GVC程度与技术进步均发生一定的变化。本文取1999—2007年为0,2008—2012年为1。 考虑到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GVC嵌入与技术进步存在非线性关系,加入GVC的平方项,设定以下模型: 考虑到GVC嵌入存在行业异质性特征,为分析GVC嵌入背景下行业特征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需考虑GVC嵌入与行业因素的交互效应。本文首先将GVC和行业特征变量进行均值化,确保原始变量回归系数的有效性,然后在公式(13)基础上加入均值化后的交互项,来考察GVC嵌入背景下行业特征因素如何影响技术进步,从而设定如下模型: 2.样本与数据说明 各工业行业GVC嵌入与TFP数据根据上文计算得到。与上文相同,按照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标准,将所有控制变量统计行业合并为23个工业行业。时间区间为1999—2012年共14个时期。为此分析截面为23个,样本延续期为14年,共得到322个观测值。全部工业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以及各行业出口交货值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0—2012)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部分缺失的2004年数据通过《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进行补充。各行业R&D经费支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五、分析结果 1.实证方法与相关系数 面板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与序列相关的问题,可能导致OLS估计失效[31]。为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不良影响,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④,具体结果见表3—表5。由于技术进步同样会影响GVC嵌入,为避免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结果产生偏误,本文以解释变量GVC作滞后一期处理进行回归。另外,由于公式(12)—(14)引入较多的控制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前,首先分析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从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研发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行业集中度与产权制度因素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⑤。为控制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本文将研发密集度、行业集中度、产权制度因素、出口密集度以及技术密集型等控制变量依次放入模型逐次回归,最后再全部放入回归模型。 2.GVC嵌入的推动效应检验 表3中方程(1)—(6)为不考虑非线性影响的技术进步与GVC嵌入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VC的系数为正,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GVC嵌入与TF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推动效应存在,假设1得证。主要由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企业,一方面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学习、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已有技术,另一方面接受高要求与高标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 3.GVC嵌入的双重效应检验 表4中方程(7)—(12)为加入GVC平方项考察GVC嵌入对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与表3结果相比,GVC的系数也为正,不仅显著性有所提升,而且大部分系数值均有较大提高,这就表明方程(1)—(6)忽略了GVC嵌入与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系。表4结果显示的系数为负,且基本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GVC嵌入与TFP之间呈抛物线的倒U型关系,而上文测算结果显示1999—2012年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呈上升趋势,即伴随着GVC嵌入不断加深的事实,TFP首先是不断上升,等到达临界“阈值”之后,开始不断下降,表明“推动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假设2与假设3得证。 事实上,这种非线性倒U型关系是由GVC治理特征与中国加入GVC方式所导致的,也是“推动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嵌入GVC的中国代工企业一般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转型升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链主导者(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给予中国企业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机会,使中国企业通过发挥学习效应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一旦中国企业试图从事更高级的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GVC主导者便将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关联限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嵌入GVC的初级阶段,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过程中可以获得技术外溢与学习机会,“推动效应”超过“抑制效应”;一旦中国企业试图完成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发达国家便会通过提升产品进口质量、安全、环保等进入壁垒,利用代工者的可替代性造成代工企业间的竞争,强化市场不对称地位和买方垄断势力[14],减少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抑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推动效应的不断弱化,抑制效应不断变强。 4.GVC嵌入下行业特征因素的影响分析 表5中方程(13)—(18)为加入行业特征因素与GVC的交互项来考察GVC背景下行业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①研发密集度。表5方程中R&D支出比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研发强度与技术进步存在负相关关系,即GVC嵌入下研发密集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技术进步,结果与预期相反,但与姚洋和章奇[32]以及李小平和朱钟棣[33]研究一致,这可能与目前国内尚不完善的市场环境有关。由于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许多企业无法有效地配置各行业间的R&D投入与使用,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资源的动态分配效应将会受到扭曲,这可能导致国内R&D支出对TFP的负向影响。②行业集中度。表5综合方程中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GVC嵌入下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技术进步越明显,与预期相反,可能是因为集中度较低的行业,竞争性强使得很难从技术进步中获得大量的利润,导致企业研发积极性不高,从而不利于行业技术进步。③产权制度因素。表5所有方程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GVC嵌入下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存在“制度改进效应”,结果与陈勇和李小平[34]的一致。④出口密集度。表5方程结果显示出口交货值占产值比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GVC嵌入下行业外向度的加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出口密集度高的企业面临着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易受到国际大买家的压榨与限制,其获得国外技术支持带来的好处较弱,抑制了技术升级步伐。⑤技术密集度。表5中该指标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目前部分高技术密集度工业的技术进步效果并不明显,可能遭遇到“技术瓶颈”。本文给予的解释是:高技术密集度行业在参与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未能充分发挥中国特定低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限制了技术升级的步伐。 六、进一步的讨论:过度嵌入了吗 1.倒U型曲线非对称效应分析 根据表(4)方程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GVC嵌入对TFP作用方向的临界点为0.2933、0.3379、0.2884、0.3556、0.2925、0.3315,由此本文可以大体判断工业行业样本中GVC对TFP作用的临界点(抛物线的顶点)为0.3,即嵌入程度高于0.3的行业存在着过度嵌入的可能。从本文行业样本取值情况看,呈现左低右高的情况,大部分工业行业位于临界值左边,只有少部分行业某些年份的确过度嵌入了GVC。GVC平方项系数为负,而一次项系数为正,表明这些行业抑制效应大于推动效应,导致GVC嵌入的加深限制了技术进步。 图1 TFP随GVC变化的曲线 资料来源:运用Stata12.0软件绘制。 另外,根据估计结果以及样本取值范围可以大致绘制出TFP与GVC嵌入的曲线(图1),明显呈现左低右高的非对称特征。这种特征说明目前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GVC嵌入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推动效应,其作用大于抑制效应,即GVC嵌入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工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主要趋势。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大部分工业行业仍处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初级阶段,主要以国际代工方式嵌入GVC,特定低级要素禀赋决定其具有低生产成本制造能力的竞争优势,通过追求投入产出效率与控制生产成本,满足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由于全球市场多元化导致的产品多样化的需求,这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可以获得诸如生产设备转让、生产工艺指导和辅助技术支持,取得技术能力的提升。 2.过度嵌入行业分析 在确定倒U型曲线的顶点后,本文可以找出过度嵌入GVC的行业类别。GVC嵌入程度加深阻碍技术进步的工业行业包括:A1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00—2012共13年);A19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2002—2012共11年);A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007—2008、2010—2012共5年);A2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2010—2011共2年),大部分为高技术密集度的工业行业。通过对比可以看出,GVC嵌入程度越高的行业反而TFP越低。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工业行业目前在GVC中遭到了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技术进步陷入了俘获式困境,但是无法主动退出GVC,只能被动接受。这类高技术密集度工业行业技术相对成熟,并且逐步完成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阶段,正试图在GVC中寻求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这一阶段会触碰到国际大买家与跨国公司的核心利益,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便设计出更高的包括技术、质量、交货、库存及价格等参数来阻击、打压与控制该类技术密集型企业或网络的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进程,迫使中国企业失去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的价值链攀升活动空间与发展能力。 3.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稳健性检验包括两种方法:①代理变量法。除索洛残差法外,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同样被用来测算TFP。本文运用DEAP2.1软件测算出1999—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Malmquist指数,将其作为TFP的代理变量,与GVC和其他控制变量作回归。②样本分类法。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高技术工业等工业行业分别对TFP作回归。两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与原模型相比,除少数模型中控制变量显著性受一定影响外,GVC一次项、二次项以及绝大多数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值和符号方向并没有产生大的变化,显著性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这就表明,即使改变部分外部条件或主要变量后,本文回归结果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七、主要结论 本文构建指标测算中国工业行业嵌入GVC程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利用1999—2012年23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GVC嵌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测算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工业嵌入GVC程度呈上升趋势,并且高技术工业嵌入程度远远高于传统工业;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明显。实证检验结果发现,GVC嵌入与TFP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是由GVC治理特征与中国加入GVC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企业在嵌入GVC的初级阶段,能够通过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获得技术外溢与学习机会,存在推动效应;而一旦历经到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便会触碰到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遭受到封锁与抑制。另外,研发密集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技术进步;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技术进步越明显;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存在“制度改进效应”;行业外向度的加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高技术密集度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效果并不明显,可能遭遇到“技术瓶颈”。 注释: ①整体上看,1999—2012年间GVC嵌入程度呈上升趋势。其中,1999—2007年,绝大多数工业行业均呈稳步上升趋势,直到2008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部分行业嵌入程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②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显示为固定效应时,采用FGLS(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可有效消除异方差与序列相关,参见王华和黄之骏[29]。 ③限于篇幅,未给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数值,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取。 ④由于变量THCH本身包含个体差异效应,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显示为固定效应时,然后做FGLS(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参见王华和黄之骏[29]。 ⑤限于篇幅,未列示Pearson相关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取。标签:面板数据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代工生产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