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组织空间结构：路径、效率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路径论文,效率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金融组织空间结构的路径依赖
体制改革以前我国金融组织空间结构是一个十分单一而又被完全行政化了的金融组织体系。一个金融机构就是一级政府部门，其自然就要进入行政体制的科层结构。尽管在许多地区，经济本身对金融并不存大多少需求，但还是要设立相应的金融机构。因为，对一种被纳入行政科层结构的金融组织体系而言，任何意义上的约束都将是无效的，结果便出现了一个依附于行政科层结构的庞大的金融组织科层结构。而分权让利改革使金融组织对行政科层结构的依附更形强化。作为金融体制改革重要成果的专业银行体制只不过是对金融的初始体制作了简单分解的产物，每家专业银行仍是一级政府部门。结果是原来的金融组织科层结构不但没有被触动反而是规模比原来大大扩张。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科层结构存在向体制外扩散的明显趋势。改革以来产生了一批商业银行和其它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由于它们追求科层结构与政府禀赋的冲动延滞了作为一种新的体制因素正常成长并向更为有效的体制框架迈进的势头。我国区域金融组织的科层结构是一个社会利益各方博奕的结果：(1)国有企业对金融组织科层结构具有刚性依赖。(2)依赖科层结构贯彻货币金融政策与治理整顿不失为中央银行的一种最优战略选择，尤其在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相应的市场性调控工具可资利用的情况之下。(3)专业银行对科层结构的依赖会使其获得更高支付。通过科层结构，专业银行可享受到只有政府部门才能获取的许多诸如社会保障、政府的金融保护与政策倾斜等额外收益，并且可以通过其政策性业务将大量经营风险外部化。同时可依靠科层结构本身所造就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在储蓄与融资业务竞争中获取垄断收益。(4)居民部门对金融组织的科层结构具较强信度，认为国有专业银行那里有可以由国家担保、不承担任何风险的金融资产。(5)随着分权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对金融组织科层结构具有内在需求。
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对金融组织并不具有太多兴趣，因为初始的金融组织科层结构一直受中央政府的强有力节制。地方政府觉得财政比金融更为有用。改革初期的由专业银行体制确立所带来的金融组织科层结构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而不是地方政府推动的结果。随着经济改革中金融因素对资源配置作用的日益突出，以及体制改革给国有专业银行赋予了大量政策禀赋，使它们掌握了配置金融资源的各类“规模”与“指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掌握了专业银行就等于控制了资金，控制了资金就意味着得到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多一个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就等于本地区增加了一条向上讨价还价争取更大规模资金的途径。地区之间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而金融资源竞争又集中表现为金融组织的竞争。同时，地方推动的范围逐步超越原有的科层结构，各地区都在增设商业银行以及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实践中，地方政府与国有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间的合谋倾向愈来愈强烈，地方政府以及所属的企业山能够操纵银行贷款的增加，国有银行驻地代表们“很难抵地方的需求”，以至形成了它们对“地方经济管理当局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世界银行，1989）。因此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性使得区域金融的科层组织得以强化。
二、我国金融组织空间结构的效率
理论上而言，金融组织的进入数量取决于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比较。MC可视为金融组织动员储蓄所支付的固定成本（包括经营成本与利息成本等）。如果这种成本是内部化于金融组织，则金融组织便会寻求这种成本在边际上增加与其在边际上所获收益的均衡点。当金融组织进入数量超过均衡量时，多余的金融组织就会退出。在公有金融产权安排下，每个金融组织所考虑的只是因扩大储蓄存单提供规模从而给自身所带来的收益，而不顾及它的进入对其它金融组织乃至整个金融组织所施加的成本影响。当每个金融组织均忽视对其它金融组织所施加的成本时，就会有新的金融组织进入，直至MC=AR，可见，公有金融产权安排本身改变了金融组织的进入边界与效用函数，即由MR=MC转变为AR=MC。金融组织的进入本身已摆脱了内在的约束(MC=MR)，而趋于瓜分金融资源动员过程中的平均收益(AR)。只有当金融组织进入的边际成本以抵补其平均收益，即将平均收益瓜分完毕时金融组织才会停上进入。但此时的金融组织已经足够拥挤了，在公有金融产权结构中，由于每个金融组织不必为储蓄动员和使用的效率以及能否向储户兑现的风险负责，因而其边际私人成本MPC不仅总小于其所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将小于它给社会或其它金融组织所带来的额外的边际社会成本MSC。当每个金融组织只按MPC行事时，则相对于整个金融资源的动员规模而言，就会出现金融组织的过度进入，从而导致金融组织的拥挤结果。
扩张金融组织规模符合国家效用函数。但就国家而言，金融组织规模不是愈大愈好，而是存在一个边界。金融规模与国家效用实现之间具有倒“U”型函数关系，即一开始随着金融组织规模的增加，体制内产出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渐进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当国家效用达到最大水平时，国家便再没有扩张金融组织的欲望，进一步的金融组织扩展只能使其效用水平下降。因为金融组织的扩展并非免费，而需要支付成本。当金融组织进一步扩展后所新增的储蓄，超过金融支持所需要的水平时就会导致储蓄动员过剩，表现为过多的储蓄存款挤进国有银行帐户，在公有金融产权安排不口分权体制下，地方因素的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即会导致外部性。就某一特定区域而言，地方效用函数迥异于国家效用函数。一般而言，地方效用达到最优点的距离要远于国家效用。由于存在外部性，地方每扩展一个单位金融组织的收益大于其支付的成本，其最优点的收益水平大于国家边界的最优收益水平，地方边界大于国家边界的部分在理论上即拥挤区间。
实质上，公有金融产权的安排相当于中央政府提供支付增量即政府创租(political rent-creaion)，改革过程中各地区之所以竞相扩大其金融组织规模，无非是为了争夺由中央政府创造的那一笔数目可观的租金。在整个金融寻租过程中，中央政府是相对软弱的，而地方政府与金融组织分支机构则十分强硬。因为企业刚性、国有银行刚性和社会风险的相互凝结使得中央政府的创租规模也具刚性。中央政府的创租刚性一旦与金融组织的科层结构相结合就会产生割裂金融组织聚集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间联系的作用，由此导致金融组织结构的地区趋同。金融组织的科层结构为金融组织结构的地区趋同提供了可能性，中央政府的创租则创造了实现条件。各地方有意识地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的金融组织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的“自给自足”。并且，外部地区一旦新创设了一种金融机构，它就会马上加以复制与移植，以确保其在新一轮的金融寻租中拥有不比别人少的筹码。结果几乎在每一级行政区划内都出现了同等规模的金融组织群，甚至在许多经济很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极为近似，从而导致了体制转轨中特殊的区域金融组织结构。
三、金融组织空间结构的发展逻辑
金融组织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演进又是以市场范围的扩展为依据。专业化生产者的出现和存在只有在社会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变为现实。此即“斯密定理”的要旨。从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看，起初农业本身产出了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从而对别人的劳动生产事物的剩余提出了交换需求；伴随着交换发展而出现的货币导致了交换本身的革命和交换的专业化；交换的专业化使资源配置空间和市场范围大大扩展，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交换本身的分工，银行家和金融组织便是这种分工的产物。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中认为，制度往往是在市场规模的扩张、专业化进程的推演和资本的频繁流动过程中逐渐演进的。对于金融制度，一开始基于增强资本流动性和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人们进行了交易方式上的某些创新，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利用不和发展交易中心的需求，因此，金融组织的发展不仅是特定制度的函数，而且也是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金融组织的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可以按某种意志和外来模式人为创造的，其只能由基本的经济因素来决定的（戈德史密期，1969）。如果抛开对“基本经济因素”的培养，单方面引进“有形”金融制度的改革行为通常产生的将是“逾淮而枳”的后果，而不是体制创新效应。同时，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架构，而且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如果某种经济中金融组织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则我们应合乎逻辑地从分工与交换，从市场范围或经济活动规模出发去寻找症结。市场范围或经济活动规模因各个地区的禀赋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决定了金融组织空间分布的常态是非均齐的。在一些地区，由于地理资源或制度的局限，分工的发展与市场范围的扩张进程十分缓慢，交易方式的发育很不成熟，其金融资源的流动只能支撑单一而初级的金融组织结构的存在。而在另一些地区，巨大经济活动规模为交易方式的演进和交易费用的节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金融资源的频繁流动过程中，持续地产生着对多样化的金融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组织结构的需求。但在公有金融产权安排下，扩展金融组织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规模与市场范围的函数，而是行政科层结构的函数。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组织密度两者之间存在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金融组织的密度就会越大。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规模和市场范围的确得到了很大拓展，这是金融体制变迁和金融组织规模扩大的基本原因。但由于在推动金融组织规模扩大的诸多因素中包括了地方间的寻租竞争等非经济成份，因而以经济活动规模和市场范围的实际扩展水平来衡量，金融组织在中西部的分布规模显得过大。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不但没有降低国有金融组织在金融组织总规模中所占的比重，反而强化了。基于公有制经济背景所形成的路径约束(Path restriction)使国有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中仍具有很强的地区趋同和扩张惯性。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金融组织密度将呈上升趋势，规模过大在这类地区并不成问题，但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规模和市场范围更适宜于容纳商业性金融组织，而事实却是国有金融组织比重过高。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虽然国有金融组织的比重也是偏高。但主要问题则在于国有金融组织规模过大，因而削减规模应成为这些地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调整包括国有金融组织向外疏导，对内集中形成金融增长极，并且需要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和扶植。
四、我国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收缩
要使国有金融组织规模顺利实现收缩，须具备两个条件：(1)国家拥有控制能力。国有金融组织收缩本身并不意味着国家要放弃对金融的控制，而是使国家的控制范围或对金融资源的直接支配份额在改革中逐渐下降。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安排收缩计划。一方面将无法继续保证体制内产生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因为体制内产生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将是逐步而不是迅速下降的；另一方面，若国有金融组织收缩过程失控，会使国有银行存单的持有者产生一种风险不确定性预期，一旦人们对国有银行储蓄存单的需求迅速减少或大量提取存款，则将危及社会与政治稳定。(2)地方因素与国有银行私人因素的成长。在改革初期，国有金融组织的目标函数是单一的，其追求作为出资人——国家的效用最大化，即需要国有金融组织的金融支持来保证转轨体制内产出的增长，金融支持自然要扩展储蓄规模，而储蓄资源的追逐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组织扩展，表明了经济中相对价格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由于相对价格变化改变了经济主体相互关系间的激励，因而它是制度变迁的源泉。同时相对价格变化又引起制度的调整，它引导生产要素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而且所有的变化将立刻引起反应，引导寻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在成本与收益方面作出选择（诺思，1990，第112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金融资源的相对重要性迅速上升（张杰，1998，221页）。地方政府通过将其偏好渗入国有金融组织的目标函数而对金融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相应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只追求国家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国有金融组织就要同时追求地方效用最大化目标，国有金融组织的效用函数随即包含了双重的目标追求。同时也预示着国有金融组织的行为本身将体现国家与地方利益冲突。在国家与地方就国有金融组织的利益追求展开博奕的同时，国有金融组织自身的私人利益目标也凸现出来。基于此，由于国有金融组织自身也具有扩展分支机构的偏好，因而国有金融组织扩展本身理应包含这种自身扩展。由此，国家之所以要作收缩金融组织规模的努力是因为地方效用函数与国有银行私人效用函数的进入导致了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化。只有当中央的控制能力与地方以及国有银行个人的寻租能力（控制国有金融分支机构以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支配权）形成一种很强的竞争局面时，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收缩才会发生边际变化；而国有金融组织规模也将在中央控制能力的边际变化等于地方等利益集团寻租能力的边际变化时停止收缩。即在这一点上，国家感到自己对金融资源的控制足以使其符合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要求。
在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的金融控制能力一直没有削弱，地方政府试图让国有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满足其偏好时，必然会时常发生利益冲突。国有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出格信贷行为尽管使地方政府获得了一部分金融资源的支配权，但这种支配权的获取在一个强政府的格局中并不是免费的。而且只要是国有银行信贷资金中有地方政府的支配努力存在，则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金融博奕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博奕双方就会持续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与讨价还价成本。理论上而言，中央政府支付交易成本过大的本能反应是收缩国家边界以便挤出地方偏好以及国有银行个人偏好；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一过程意味着，在国家边界收缩条件下，要维持地方偏好的介入就得支付比以前更高的交易成本。当地方政府所可能支付的预期交易成本超过一定程度（如大于因创设地方性银行而支付的创设成本）时，地方政府就会放弃寻租，而转向新的具有更大潜在收益的领域，因而博奕的一个均衡解为中央继续控制而地方政府退出，但其只是退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交易成本那一点，由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的地方信贷支配规模往往小于最终退出点的地方信贷支配规模，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仍要设法控制一部分国有银行的信贷支配权。只有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那一点的地方信贷支出规模恰好等于或大于地方实际信贷支配规模时就意味着地方的全面退出。地方政府的退出意味着其会有寻求新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激励与需求，出面创设地方性金融安排又意味着新一轮金融博奕过程开始，当政府为了节约无限重复博奕的交易费用而提出创设地方性银行的制度准入要求时，国家就会默许或给予批准，因为：(1)这不需要国家拿钱注资。(2)可以减少地方经济与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展要求与寻租压力，并且减弱由地方与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合谋对中央银行高能货币的扩张要求。这实际把地方对国有银行高能货币的扩张要求。这实际把地方对国有银行高能货币的挤压转移到对地方银行的一般性信贷需求。总体而言，这是一种信贷需求的转移与重组，而不是信贷需求的扩张，对中央和地方都有好处，至少是种帕累托改进（张杰，1998，P314.）。
五、中西部地区金融组织结构的调整
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削减国有金融组织并不意味着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简单撒弃，而其关键在于：(1)用经济手段使该地区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间流动，从而使金融组织规模削减成为可能。影响资源流动的市场因素包括金融资源趋利性和金融资源收益率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收益率相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要高，在地区分割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有着向这些地区流动的内在冲动。但现实中，地方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本地金融资源，虽然如此，经济理性的力量使得还是有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收益率较高的经济地区。理论上讲，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金融资源向外流动的本身就是在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进程作实质性努力。(2)改变金融物品的宏观供给结构。对于落后的地区而言，私人金融物品的比重是相对过剩的，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私人金融物品却相对“短缺”。金融资源的流动恰好兼收取长补短，改善金融物品宏观结构。(3)私人金融物品的大量外流意味着经营这类物品的金融组织自动地削减在落后地区的经营规模。许多创建于本地的金融组织纷纷通过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设立办事处与营业机构等方式转移商业性业务，一旦政府采用疏导方式，外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便因得不到相应的优惠条件和租金而不再向这些地区扩充分支机构，从而使金融组织规模不削自减（张杰，1998）。但这种向外疏导的政策需要国家的支持。金融资源的向外流动受到地区内资本结构的刚性约束，落后地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大、亏损面广、金融机构债权的不良比率高，资金一时难以松动。同时，金融组织规模削减是公共金融物品与私人金融物品相互替代与结构调整过程，而不是仅仅数量上的减少。从一定意义上说，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所有权结构决定了金融物品结构具有浓厚的公共性色彩，因而更加需要国有金融组织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地区内资金短缺和结构刚性就认为资金不应向外部流动，问题之关键在于这些地区金融组织在提供公共金融物品上是否有所作为。在积极推行向外疏导政策的同时，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还应通过有效之途径将过于分散的国有金融组织收缩于地区内的中心城市，以便形成“金融发展极”。这是所谓的“金融发展极”并不是意味着众多金融组织机构的简单汇集，而是指在地区内中心城市里形成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企业积累作基础。只有在中心城市的局部经济活动规模和资金收益率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向外产生联系效应，成为与经济为发达地区沟通的中介，向内产生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并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从而逐步诱导该地区内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善。这一向内收缩政策首先会招致地区内基层政府部门的抵制。因为这些基层的金融组织实际上长期替代着财政部门上的诸如扶贫与救济贷款等职能支撑着基层企业。事实上，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许多基层单位而言，它们更需要国家财政的投入，而不是金融部门的支持，因为公共金融物品是为了调剂余缺，而不是无偿供给，其毕竟包含着增殖循环过程。缺乏金融资源简单循环机能的地区就是对增殖性与周转性要求很低的公共金融物品也无力提出更多需求。更何况国有金融组织在公共金融物品供给方面所存在的“人为的低利率和贷款规定扭曲了资源分配，并带来了不平等和腐败”，最终既损害了金融部门的形象和金融发展，又未能使真正需要资金的单位（包括穷人）得到信贷支持（世界银行，1990）。
同时，在区域金融组织的形成的过程中。金融资源按市场原则配置，但事关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集中的地区会失去应有的金融支持而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此即“市场失效”，这似乎是金融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逻辑的一种矛盾。矛盾的解决需要政府干预，但在分权体制背景下，政府进入导致了金融资源条块分割和低效配置的结果，从而出现“政府失灵”，这种双重失效既不是市场责任，也不完全是政府的过失，而主要是在特定的体制结构约束下金融功能未能得以及时分解。金融功能即指市场引导功能和政府倾斜功能，与此相适应的两种金融组织体系即商业性和政策性的。商业性金融组织主要生产私人金融商品，同时因公共金融商品与私人金融商品具有互相排挤效应，政府干预又会使其再排挤，形成排挤循环，所以两种金融商品不能由一种金融组织“一揽子”经营。因此，必须明晰两种金融商品界限，分设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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