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湘、川3省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初步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差异论文,社会阶层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我国政府作出高校招生大规模扩招的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03年的17%[1]，国家高等教育机会大量增加。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本文旨在通过对闽、湘、川3省部分高校学生家长所属阶层的调查，把握这些地区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现状，同时作出相应的分析，最后提出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福建、湖南、四川3省18所高校的2002级在校生。为考察各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别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情况，本调查选取了当前我国4种主要类型的高校（重点高校、普通本科高校、三年制高职院校和民办高校，前3类高校均为公办高校）进行调查。调查的高校包括：(1)3所部属重点高校；(2)5所普通本科高校；(3)5所公办三年制高职（高专）院校；(4)5所三年制民办高校。抽取样本的学校类别和主要学科大致均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高校学生抽样调查的总样本数为7731份，有效样本数为6773份，有效率为87.6%。其中重点高校有效样本为2024份，普通本科院校有效样本为1639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有效样本为1691份，三年制民办高校有效样本为1419份。
（二）学生家长职业信息的收集方法
为保证学生家长职业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亲自到各高校查阅学生入学登记表，根据学生本人在入学登记表中填写的主要家庭成员工作单位及职务相关栏目，对学生家长职业（注：这里主要是指学生父亲职业。）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
（三）学生家长所属社会阶层的划分
本研究所指的社会阶层，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阶层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2]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3]对职业的分类情况以及调查中高校学生家长职业的实际情况，将学生家长职业所属阶层合并为7个阶层。这7个阶层具体包括的人员及对各种资源的占有情况（按拥有资源从多到少顺序）见表1。其中，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与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另外，为表述方便，将高校学生家长职业所属社会阶层成分构成称为学生家庭成分构成。
（四）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衡量指标—辈出率[4]
辈出率是指某一阶层的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用公式表示如下：
阶层A的辈出率＝大学生中阶层A的子女所占比例／整个社会人口中阶层A人口所占比例
从公式可以看出，辈出率为1时，某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相等。即当辈出率等于1时，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整个社会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如果辈出率超过1，则表示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整个平均水平；相反，若辈出率小于1，则意味着这个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整个平均水平。因此，根据辈出率的大小可以判断不同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与平均水平的差异。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各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差异
对抽样高校在校学生家长职业所属阶层的统计结果表明，地处我国东、中、西部的福建、湖南和四川3个省份高校2002级学生在家庭成分构成上，较高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表现出了自身的优势，见表2。
表1 各阶层人员及对各种资源的占有情况
各阶层简称各阶层包括的具体人员拥有的资源状况
管理人员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 组织资源、经济资
源、文化资源
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文化资源、经济资
源、组织资源
办事人员
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 少量的组织资源或
文化资源
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
经济资源
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农业劳动者
农业劳动者
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失业人员
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基本上没有三种
资源
表2 所有抽样高校学生家庭成分构成及其辈出率
注：社会阶层总体构成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刘国光主编：《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表1。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传统农民概念的影响，为减少误差，笔者把农民工比例归并到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学生家庭成分构成数据为笔者调查所得。
从表2可以看出，辈出率位于前3位的分别是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辈出率分别为1.8、1.9、1.8，表明这3个阶层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远高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
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辈出率均低于1，分别为0.8、0.7。表明这两个阶层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还未达到全民的平均水平，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可见，占整个社会人口半数以上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未达到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该阶层缺乏上大学所需的文化、组织和经济这三大资源，这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造成的。而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仅为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主要是因为该阶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失去了传统计划经济下所拥有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
服务人员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辈出率等于1或接近1，表明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与整个社会阶层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处于中间位置。
总之，根据表2中各阶层的辈出率，结合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源状况，我们可以推断，某个阶层只要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中拥有相对多的任何一种资源，该阶层子女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更多机会。当前，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主要表现为缺乏这三种资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与其它阶层的差异，因此，当前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关键是在不剥夺其它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增加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鉴于文化资源与组织资源有相对稳定性，不容易改变，经济资源拥有量的增加在现实中相对容易，所以，可以通过增加经济收入（如学生资助等形式）或减少其经济支出（如降低学费等）来增加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各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差异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办学形式格局，除了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普通本科高校外，最令人瞩目的是公办高职院校（若非特别说明，以下文中所指高职院校都是指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发展。不同类型高校内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表现有所不同，具体差异如下：
表3 高校类别与各阶层辈出率
1.重点高校
从接受重点高校教育机会来看（见表3），管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辈出率均超过了1.5，表明这两个阶层的于女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远超过了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重点高校的教育机会明显地偏向那拥有优越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子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占总人口比例一半以上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子女，只有少数天赋相当好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重点高校。究其原因，是那些高阶层子女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这使他们容易达到重点高校入学成绩的要求，而文化资源的改变不是朝夕可成的。其它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差别不大，均在平均水平左右，这与他们拥有资源情况是相应的。
2.普通本科院校
在普通本科院校内，管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辈出率分别为2.7、2.1，仍然高于平均水平。除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者阶层辈出率小于1，仅为0.8和0.6外，其它阶层辈出率彼此接近，均在平均水平（见表3）。这表明，当前我国普通本科院校的“门槛”是“产业工人”以上社会阶层子女可以跨越的，但对农业劳动者和失业者两阶层的子女来说，还是不易逾越的。这说明当前我国普通本科院校在缩小占我国人口半数以上的社会低阶层与中上层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上，还是有其局限性。
3.高职院校
在高职院校内，辈出率居于前3位的依次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管理人员阶层，分别为1.5、1.4、1.1（见表3）。值得指出的是，辈出率居于前3位的阶层第一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高校中，辈出率位居首位的管理人员阶层在高职院校仅居第3位，而个体工商户阶层辈出率则居于首位。这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拥有经济资源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子女有了更多接受职业性（非学术性）高等教育的机会。
4.民办高校
在民办高校内，个体工商户阶层的辈出率达到了4.2，令人注目；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服务人员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辈出率比较接近但都大于1；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辈出率则远低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5、0.8（见表3）。因此可以说，民办高等教育机会明显地倾向于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而在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不拥有优势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其原因：一是民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所交学费，学费一般高于公办高校（就笔者调查的5所民办高校而言，有4所民办高校学费均高于5000元，比当地同层次公办高校学费高25%以上）。个体工商户阶层是经济改革的产物，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他们一般拥有相对优越的经济资源，能够支付民办高等教育的高费用；二是由于历史等原因，该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相对薄弱，他们的子女在公办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入学考试激烈竞争中仍处于劣势，便选择了民办高校。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当前我国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人员阶层与其它各阶层的差异，尤其是与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有抽样高校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辈出率均小于1，表明这两个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还没有达到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其它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都在平均水平或在平均水平以上。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以及个体工商户阶层辈出率则超过了1.5。考虑到农业劳动者阶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当前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重点是尽可能在不影响其它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2.各类高校在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方面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1)重点高校
从表3可以看到，管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上重点高校的机会明显高于其它阶层，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失业人员阶层辈出率均小于1。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重点高校对学术成绩要求很高，管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源，其子女比较容易达到重点高校的学术要求所致。鉴于文化资源具有较强的代际传承性以及重点高校资源的有限性，大多数人是无法上重点高校的。因此，要依靠该类大学（精英高等教育机构）达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是很困难，也是不现实的。再说，为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异，还须仰仗重点大学所培养的精英人才，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阶段，我国重点高校有理由保持其精英性，重心仍然应在培养“精英”。
(2)普通本科高校
我们从表3看到，有更多阶层在普通本科高校的辈出率达到1或超过1，服务人员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子女更多地进入了普通本科高校。但由于我国近几年高校连续扩招，基本上充分利用了普通本科高校的现有资源，甚至出现“挖潜”挖过头的现象。普通本科高校在现有基础上再继续扩大规模的空间有限。因此，目前该类高校在缩小社会阶层教育机会差异方面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3)高职院校
从表3，我们发现在公办高职院校内，辈出率最高的仅达1.5，大多数阶层辈出率在1左右，这意味着各阶层子女上高职院校的机会差异较小。另外，根据高职院校一般是由地方政府设立的，以培养面向地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为主，具有地域分布广泛以及实用性强等特点，有利于大量低阶层子女入学。因此，当前公办高职院校具有承担起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有利条件。
(4)民办高校
与公办高校的学生家庭成分构成相比，民办高校学生家庭成分构成有其鲜明的特色，即在民办高校内个体工商户阶层辈出率(4.2)不仅高于同类校其它阶层辈出率（均小于2.0），也高于公办高校内个体工商户阶层的辈出率（均小于2.0，数据见表3）。这说明民办高校的发展明显有利于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样，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服务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的子女来说，得到民办高等教育机会比得到公办本科高校教育机会相对容易，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为更多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尤其是社会中间阶层群体。但是，我国政府现阶段没有财力补贴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大都是自筹经费办学，学生学费占其经费来源的比例很高，甚至达到100%，收费相对比较高。因此，我国目前经济资源匮乏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失业人员阶层子女要大量进入民办高校的可能性不大。
（二）建议
根据闽、湘、川3省部分高校内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调查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当前应选择公办高职院校作为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突破口，公办高职院校已经具备了地域分布广泛和实用性强等优点，有利于社会低阶层子女入学。
第二，在入学要求（包括学费与成绩）、学位层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以满足不同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