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作会议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在一些书籍、文章中已有不少反映，一般认为，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会议上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全会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本文打算从另一个角度谈些看法：这次会议上不论是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为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还是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见分歧到明确党的思想路线，都是中央政治局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与会人员智慧形成的，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华国锋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华国锋的开幕式讲话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
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重大决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而其思想酝酿则是在这次会议的预备会——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完成的。谈到中央工作会议，不能不谈到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的讲话，也不能不谈到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及其与会议三项议题的关系。
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与会议三项议题的关系，华国锋在11月10日开幕式讲话中这样讲：“中央通知的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三点：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他还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些内容表明，不论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还是会议的三项议题，都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而在讨论具体议题之前，先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并将此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华国锋在开幕式讲话中，不仅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还谈到转移工作着重点的客观依据。他说：“我们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是鉴于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到了胜利结束的时候，同时又是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要求我们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他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党做的主要工作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进展，说：“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局面，扫清了阻挡我们前进的最大障碍，实现了安定团结，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为新长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就全国范围来说，到今年年底，揭批“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可以结束。针对当时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一些人的精力还转不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情况，华国锋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没有来得及处理完毕的问题，例如某些冤案、错案的平反工作，某些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落实，还有“双打”斗争，整党整风，等等，“应当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但是，“不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应当在今年内就结束”。这里，把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两个问题分开，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应当继续细致地进行，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要在今年内结束，不再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是华国锋开幕式讲话的重点。
华国锋在阐述转移工作着重点的理由时，除了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作出估量以外，还谈到全国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和国际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他说：“国内国际的形势充分说明，我们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时机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接着，他连续使用了多个“如果不……”的句式，以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如：“如果不从现在起下大决心，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花大气力，把这件事情抓得很紧很紧，我们国民经济规划的目标就会达不到，四个现代化就很可能落空”；“如果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如果不善于利用这种有利的国际条件，那就是失策”；“我们就会贻误时机，脱离广大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等等。这些话言辞恳切，语气坚定，从不同角度一再说明了转移工作着重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后，华国锋谈到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他说：头两三天就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从明年一月起，全党工作实行这个转移，这样做适当不适当？还需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各级党委的工作如何实行这个转移？农业、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军事、政法等各方面的工作，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转移？“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以便集思广益，很好地实现这个转移。这以后，会议再讨论前面讲过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这样，华国锋不仅明确了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是“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和“中心问题”，而且，明确了讨论会议的三项议题时，也要围绕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中心问题”。也就是说，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三项议题是不同层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华国锋这篇讲话的基本特点是不应忽视的：在这次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210多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说明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本身已超出一般工作部署的性质，目的是要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向前发展，而不是固守“两个凡是”。
应该看到，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华国锋个人的思想，也不是突然间产生的想法，而是两年里中央政治局努力的方向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致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里，从揭批“四人帮”、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到正式宣告“文革”结束，开始清理“文革”及其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976年12月起华国锋先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尽快地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①，到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中央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到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可以看出，这两年里党中央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逐步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条件。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②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还反映了中央对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正确估量和对党心、民意的准确把握。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现代化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把被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成为响亮一时的口号。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久，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三个转变”：从上到下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资的开放政策上来。也在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时提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③。同月，邓小平接见天津市党政军负责人时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④。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⑤。上述材料表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这次会上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形成共识，反映了党内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当然，华国锋在谈到转移工作着重点时说“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对“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并没有做出新的规定，是一个明显的不足。按照中共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的新时期总任务来看，其主要是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虽然中共十一大后，华国锋在讲话中已经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改为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抓纲治国”，但在这次会上，在他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要决策时，对于“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涵没有做出新的规定，反映了他本人及中央政治局对于及时调整指导思想还存在认识的不足(这种认识的不足，在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同样存在)。此外，华国锋在这个讲话中强调：“从明年一月起，各级党委都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狠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起抓，以生产斗争为中心，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同心同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坚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在这段话里，不再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增加了“以生产斗争为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沿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提法，不能不说华国锋及中央政治局在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时，对于彻底清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严重影响，坚决纠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二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拓宽了会议议程
在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时，如何处理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还没有解决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当时一些与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华国锋在开幕式讲话中虽然原则地谈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关系，但在第二天(11月11日)小组讨论开始后，仍有不少人对华国锋讲话中没有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平反不满意，希望中央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抓紧处理“文革”造成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见，同时提出应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陶铸等人平反。陈云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上述问题的人，但由于其在党内的地位和资历，在小组发言中影响最大。
陈云发言的第二天，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西北组作了发言。他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根本的转折。他还说：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不等于揭批查工作的完成。还要组织专门班子，解决揭批查工作的大量遗留问题，做到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还谈到中央已经着手对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进行平反。他说：“华主席对我说过，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我们已起草了一个报告。我相信，这个问题，华主席、党中央是心中有数的。”作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发言既体现出对转移工作着重点的支持，也客观地说明了中央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视和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
实际情况是，就在与会者高度关注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对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天安门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平反的时候，中央为这些案件进行平反的复查工作已经完成。1978年11月3日中组部向党中央和华国锋上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还在1978年1月，中央常委就议论过要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当年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此后，中组部“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结论是：大量事实证明，“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也就是说，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的复查工作已经完成，只待中央批准正式宣布(1978年12月16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1978年下半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工作也有了重要进展。自1976年12月中央作出为因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立案、审查、判刑、受到处分的人进行平反的决定后，1978年8月下旬，北京市委开始在公交系统等单位对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职工进行平反。同年10月，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贾庭三请示华国锋能否出版天安门诗抄，华国锋说：只要不是反毛主席的，可以出版。11月18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上述措施反映出，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平反的态度是明确的。此外，从1977年至1978年年底，开始在一定范围平反冤假错案的事例还有：1978年4月至11月，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9月，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以北京市为例，截至1978年11月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87％有问题，经复查得到妥善处理，800多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受冤假错案牵连的近万名干部、群众被恢复名誉⑥。当然，还有一些冤假错案案情十分复杂、难度很大，一时还没有能够平反。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平反工作时，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纠缠历史旧账等因素，中央要求有关平反的决定“不要登报和广播”，这就大大限制了平反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致使有的冤假错案虽已平反，但获知消息的人数和范围十分有限。最为明显的是，197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并没有通过登报、广播等形式公布这一决定，而只是在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通过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这一段话间接地透露出这一消息。《北京日报》的这一段话又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并没有写明“经中共中央批准”，以致当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也仅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不知道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注意到这一报道，从中抽出这段话并加上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由新华社于11月15日发出电讯稿。11月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新华社电讯稿，才在全国扩大了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的社会影响⑦。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在不少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的要求后，中央政治局顺应这种要求，增加了原来所没有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议程。华国锋在11月25日作了第二次讲话。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针对大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等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平反的意见，说：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议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接着，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天安门事件、所谓“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进行平反，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们对党和人民做过的贡献，给受到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讲到天安门事件时，他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他还宣布，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中央专案组和各级党委设立的专案组逐步结束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的问题由中组部审理。对武汉“七二○”、河南“七二五”、四川“产业军”等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地方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可以开群众大会、发文件，但不要登报、广播。
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采取不登报、不广播等限制手段，反映出当时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以有利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思路，当然，其中似也不排除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考虑。华国锋宣布了上述平反决定后说：“在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即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次会议上郑重地处理上面这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按照这个方针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能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共有八个。小组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也希望中央表明态度。后来正式下发的华国锋讲话稿中，增加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问题，作为第二条，共形成九个问题。华国锋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与会者回忆：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⑧。上述材料表明，在这次会上公开平反冤假错案，并不是“突破了华国锋的‘框框’”，“扭转了会议方向”，而是采纳了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拓宽了会议议题，进一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为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几天，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明确讲到这一点。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谈到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他说：“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⑨。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但现在也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⑩。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又说：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11)。
不论是华国锋的讲话，还是邓小平的谈话，都反映出这次会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实现安定团结，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全力以赴搞现代化建设，有必要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思想认识的一致，使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与公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进行，形成了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万众一心搞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这就是这次会议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与拓宽原定会议议程的内在联系。
三 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见分歧到明确党的思想路线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为一些影响很大、涉及面很广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必然促使人们对“文革”及其以前的历史进行反思，触及分清历史是非和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在中央公开为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平反后，与会者的思想更加活跃。在会议民主气氛的影响下，有的人敞开思想，对当时比较敏感的真理标准讨论谈了看法，引起与会者的激烈争论。与会者各抒己见，还有人指名道姓，提出了“凡是派”和“后台”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如此激烈的争论，是中央领导层多年来没有过的。
就在与会者对真理标准讨论进行激烈争论时，应有的人要求(12)，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表明了态度：
一是，在两个“凡是”问题上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华国锋说：我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作者注：原稿为“当时的意图，就是要把毛主席和‘四人帮’严格切开”。)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还说：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这里，华国锋说提出两个“凡是”的意图是要把毛泽东和“四人帮”严格切开，是值得注意的。不论是粉碎“四人帮”，还是揭批“四人帮”，都涉及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功过的问题。粉碎“四人帮”，是以毛泽东生前多次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指示作为依据的。当时的解释虽然有些勉强，但因顺乎人心，很少有人细究。但是，揭批“四人帮”，却因牵涉到“文革”中“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而不能不使人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产生质疑。为了在揭批“四人帮”时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他在这次会上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反映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提法问题。虽然，他的那篇讲话和“二七”社论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他还是承担了责任并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自己从1977年下半年后再没有讲过“凡是”一类的话多作解释(13)。
二是，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明态度。众所周知，真理标准讨论是由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酝酿发表文章后引发的，中央和有关部门事先对这样一场大讨论的到来并没有思想准备。因此，讨论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对此没有表态。怎样理解这种不表态？当时胡乔木为维护中央领导层的团结形象，说法是“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是一致的”(14)。但从华国锋这次讲话看，当时的不表态实际上是持保留态度。他这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自己忙于其他事情，无暇过问，六、七月间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议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国内外反映多了，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接着，他引用当年11月25日中央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对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时所说的话：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强调：“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华国锋的这番话，表达出他希望讨论能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并能实现思想统一的想法。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的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社会新旧交替异常迅速，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当时，党内外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但对如何有效地稳定社会，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如何探索前进的方向，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些问题，还都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由于多年来“左”倾思想的影响，也由于人们社会经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不同，党内在如何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认识分歧。在党内出现认识分歧的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没有打击、压制组织和发表真理标准讨论文章的同志，而是在这次会议上对提出两个“凡是”作自我批评，肯定“讨论得很好”，允许讨论继续进行。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和对讨论的宽容态度，反映出华国锋关注的重点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加强党的团结。正如他在这次会议闭幕会上所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将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团结起来，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还说：“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没有安定团结就不能搞四个现代化。”华国锋这种让人讲话、鼓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为会议进一步创造了宽松的气氛，对于缓解意见冲突、促进形成共识起到了有利作用。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与会者解放思想，认识不断深化，最终产生了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成果。本来，会议并没有安排要对真理标准讨论做结论，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事先也没有想到要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但是，随着会议讨论的深入，邓小平于12月2日改变了原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重点“阐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的想法。他连续几天约人谈话，将讲话稿改变为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5)。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华国锋的思想也没有停留在希望争论双方团结起来这样一个层次。几天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华国锋在集中了与会者意见，特别是在吸收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意见的基础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12月18日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开幕式讲话中总结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时，增加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所没有的内容，即：“在加强学习，解放思想，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方面，有了可喜的进步。”12月22日，华国锋在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中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他说：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当前，我们迫切希望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但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来说，现代化还是非常陌生的事物，既缺乏知识，又很少经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看办法就是两条：一叫学习，二叫实践。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长才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还说：反复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解决新长征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事物、新矛盾，就能够避免盲目性，减少挫折和失败。由此可见，虽然华国锋一度对真理标准讨论持保留态度，但是，随着会议讨论的深入，他最终对这一讨论给予了积极评价，并从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出发，使会议形成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共识。
在华国锋主持定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入了思想路线这一新的重要认识成果。公报指出：“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6)这段总结，不仅提升了对端正思想路线意义的认识，还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和指导范围。这次会上，虽然在提交会议讨论的农业文件中依然保留着“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提法，但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成果的产生，毕竟为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打开了闸门。
四 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标志
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还是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或是对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统一认识，都是在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次会议为什么能有如此浓厚的民主气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这与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受到严重压抑后突然得到释放有关。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反右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党内不少高、中级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思想长期受到严重压抑，很多人都憋了一肚子话想说，而不敢公开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老一辈革命家直陈己见和宽松气氛的影响下，很多人存在多年的思想顾虑打消了，积压在心底的真心话说出来了，于是出现了畅所欲言、一发难收的场面。其次，这与实现历史转折，要求党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有关。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后，引起与会者思考的，不仅有冤假错案需要公开彻底平反的问题，还有需要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历史是非的问题。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不同层次的决策者，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踊跃发言，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阐发对现实和未来的主张。再次，这与会议主持者华国锋让人讲话的民主作风有关。这次会上，华国锋不止一次讲过请大家讲话，集思广益的话。为了让与会者把想讲的话都说出来，与会者发言的时间不限、发言的次数不限、发言的范围不限。中央工作会议原准备开20天，后来一次次延长，共开了36天。华国锋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开作自我批评，为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创造了宽松环境。1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公开为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的当晚，胡耀邦回到家兴奋地谈到：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17)。胡耀邦的话形象地反映出，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华国锋的民主作风起了“开口”、引流的作用，使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造成的党内外紧张关系得以松缓。
华国锋的民主作风，不仅体现在让人讲话、充分听取大家意见、带头作自我批评方面，还从他提出不要宣传个人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在作自我批评时，提出了党中央是集体领导，不要宣传个人的意见。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对于华国锋的这一讲话，叶剑英在同一天闭幕会讲话中说：“所谓民主作风，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就两个‘凡是’问题，在这次会上，主动承担责任，话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志给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他还讲到华国锋关于提党中央，不要称华主席、党中央，提华主席不要提英明领袖，可以称同志的意见，说：“华国锋同志这个意见非常重要，这不是因为他在这里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谦虚的美德(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谦虚的美德)，而是因为他提出的提法充分表示了我们党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应有的正常状态。”“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邓小平也有感受，他在闭幕会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18)
华国锋的讲话对与会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小组讨论中，许多人联系“文革”中“帽子满天飞”、动辄上纲上线、置人于死地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大家敢讲真话，讲心里话，讲实在话，特别是对中央领导同志可以议论，可以批评，这种风气是多年来我们党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这次会议期间，与会者一律称“同志”，不称官衔；一改过去的做法，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进入会场时，与会者只鼓掌，不起立，“这两条规定，一下子拉近了领导和群众的距离，看似小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党风建设的大问题”(20)。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华国锋少宣传个人的提议，指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关于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提议，“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还提出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不仅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的良好开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仅做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为若干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等重大决策，还对加强民主和法制、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等问题做出了重要决定。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永远废止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会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综上所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取得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华国锋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难以替代的重要人物。华国锋所具有的由毛泽东赋予的领导地位，他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他本人的民主作风和忠厚性格，对于这次会议圆满完成历史使命，推动历史转折平稳而顺利地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11—09—20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5月13日，第1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383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8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页。
⑥李立功：《往事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⑦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
⑧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第89～90页。
⑨⑩(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36～437、439、443页。
(12)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做出一个结论。见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13)从华国锋的讲话看，自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党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意见后，华国锋在当年8月22日中共十一大的讲话和当年9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凡涉及毛泽东思想问题，提法都改成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再没有出现过“凡是”之类的提法。
(14)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61、64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32、445、449页。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17)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总第213期，2008年6月9日。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41页。
(19)张爱萍在华东组讨论发言说：华主席为全党全军全民作出了表率，是个良好的开端。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发言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确实继承和贯彻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创立的优良传统。大家畅所欲言，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0)于明涛：《历史的丰碑》，载《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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