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郭沫若话剧《屈原》艺术特色探究论文_刘蕊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郭沫若话剧《屈原》艺术特色探究论文_刘蕊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1

摘要:郭沫若话剧是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场上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以卓越的艺术形式,激情的革命信仰和特殊的文化情感,深刻地表达着特殊的历史时代,人民关于社会、关于现实的思考,情感和愿景,郭沫若话剧使得社会政治和艺术产生改变,使得人民的情感寄托和情感表达形式更加丰富,在它现实的浪漫中,最为鲜亮的就是他的艺术创作。作为浪漫主义文坛的翘楚,郭沫若式的浪漫主义,生动、清晰地表达了自我价值,准确地将自我贯穿在整个文学创作当中。因此,浪漫现实在他的手中变得游刃有余。鉴于此,本文就以《屈原》为例,将郭沫若话剧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的艺术特色做简单分析,以供相关人士参考交流。

关键词:郭沫若话剧;艺术特色;浪漫与现实主义

引言:

郭老曾经说过,话剧的创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准确的再现历史事实,这就相当于赋,二是用历史映射当下的事实,这就相当于比,三是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特点,结合自身的创作情感进行创作。这相当于兴。但实际上,郭老的很多剧本的创作都是在兴的条件下完成的,而兴的创作结合历史又联系了现实,可见郭老创作的过程中,文学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同时在进行的。

郭老认为剧本创作是诗意的,剧是诗的一部分,是诗的分支。用诗写戏,写现实,于是戏也就成了诗,因此,他将早期的剧本命名为诗剧,而且将很多诗剧收入诗集,而那些都是可以当做诗歌来读的,因此,可以看出,他从一开始就是以诗人的激情和手法来营造他的话剧金字塔的。郭沫若的艺术创作是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奇花异果,在创作意图和创作材料的处理上,人物的形象乃至作品的风格都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和现实主义风格。借古鉴今,古为今用是郭沫若话剧的崇高使命,而以虚带实,实事求是又是郭沫若话剧的基本原则,性格合理发展是郭沫若话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方法,宣扬激烈的革命激情是贯穿话剧的鲜明特色,这几点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郭沫若话剧鲜明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特色。

一、 “借古鉴今” 、 “古为今用” 是 郭沫若话剧的创作使命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发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在浩瀚的历史记载中,传说不计其数,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史料都可以用在剧本的创作中,只有选择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才能成就剧本创作,在这个时候,哪些相关,哪些不相关,都不是随意的去选择,而是要从现实斗争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情感共鸣,以此来满足作者的个人情感,和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优秀的话剧创作都是要去反应现实生活的,作家利用昨天的史实,映射今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故事的创作上,还是现代的发展的,都是文学创作要表达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导向,所以郭沫若的大多数剧本创作都是以古抒今,充斥着浓浓的历史感,从而达到以古鉴今的状态。

借古鉴今,古为今用,并不是说先找到现实的针对性的事实再去翻古代的历史记录再找到实用特例的应用,而是作者本身要从现实生活的体验出发,按照自身的精神需要,在找寻史料的共同之处,要运用古人的实际,去展现有生命力的价值,按照真实的古代精神,观察现实的精神状态,这需要作者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以及创作的方法,而现实和历史的研究是要通过古今的契合点来达到共鸣的,只有共鸣,才能接收到革命和现实的洗礼,才能成为现实和浪漫结合的历史创作者,才会有丰富成熟的剧本创作经验,这种契合点其实非常容易得到,这种价值观的选择和创作非常利于作者自身的成长。因此,郭沫若先生曾在40多个小时中,完成了闻名于世的历史悲剧《屈原》的创作,虽然连他自己本人都觉得写的非常快有些意外,但是这种妙思泉涌的创作速度,其实就是作者在对现实和历史基础有了深刻成熟的了解之后达到的自然状态,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先生找到了现实和历史的契合点,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在这个阶段的蜕变,让社会现实和时代悲剧重合,让时代愤怒和人民进步同步。所以作者在提笔的时候,奔赴直下,意外顺畅,就会得到极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契合是精神的、感情的,而不是历史与现实的简单对碰,所以作家采用了大胆的构思和奇妙的想象。使《屈原》没有成为局限于历史的死剧,而是成了发展了历史的活剧。关于屈原的实际,从古至今,都是传说居多,但是没有人注意他怀才不遇的痛楚,在对他文章诗赋给予赞扬的同时,对他的遭遇寄予同情是郭沫若剧本创作的历史根据。但是历史剧《屈原》中屈原的人物形象,主要集中在语言行动的展示上,对于其文学才华的精神美并没有颂扬。屈原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以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和热烈追求的理想主义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中国大地上,屈原竖立着忠直刚勇、凛冽犯难、深明大义、光明磊落的崇高精神,在坚守独立自守的过程中,开出了民族的精神文明之花。同时代另一群人,楚怀王、张仪,南后,子兰等等,其实在历史上都有记载,但是在《屈原》中,却以负面人物的形象被人们诟病,自私,奸诈、谄媚,昏庸,卖国,都是他们的特征,他们是罪恶的化身,是人间的魔鬼,这两种力量是俨然对立的政治主张,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也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人与魔鬼的决斗。这里郭沫若先生将眼前看到的时代悲剧,和全国人民都深切感受着的愤怒,全部复活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而且借用屈原的时代映射当下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屈原》能够成功演出并且取得巨大轰动的原因。“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足以见得当时的盛况,就像茅盾说的那样,皖南事变后的《屈原》,是政治作用和文学艺术结合最成功的一次。据说,当时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常常都会听到剧中屈原的声音,足以见得现实中人民对于政治的蠢蠢欲动,和对反动派的不屑与反抗。《屈原》的成功演出,让历史因为剧情而变得更加鲜明,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表现更加深刻,所以,让整个历史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激烈.而这些时代的愤怒,使得《屈原》的时代价值不断放大,使得《屈原》的时代愿望不断成功,因此,借古鉴今,古为今用,对于整个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以虚带实,事实就是是郭沫若剧本创作的原则

以虚带实和实事求是是郭沫若剧本创作一贯坚持的原则,这也是剧本问题的中心,因为剧本创作的大环境是现实和艺术虚构的统一的问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郭沫若先生曾说,历史事件的真实是剧本创作的基础,而艺术虚构的内在也是历史事件的本质纰漏,在这里两者相统一的过程中,越是接近真实,剧本创作越是完整。完整的剧本创作,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按照实事求是的创作原理,郭沫若先生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历史事件的记录是一个双面镜,在汇集了无数光线的力量之后,给予剧本创作一个大概的轮廓,而且,在制造焦点的时候,剧本创作者的镜子就会有一个虚的焦点,这里又涉及到科学艺术的范畴,在遵循史剧创作的艺术范畴之后,还要将一些技术原理应用在内,达到艺术创作的平衡。毕竟再好的艺术创作都是遵循一般的规律的,也是要从历史事件中来的,因此,历史事件的真实和艺术创作的虚构要严丝合缝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这便是以虚带实,实事求是的创作原理。

一方面,只要符合时代的本质,剧本创作就可以不拘泥于历史,实现绝对真实。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而且历史无论是论文,还是教科书,都是需要历史的本质精神,再加上作家的想象力,才有虚构的充分自由,而历史剧的研究逻辑和思维方式,都需要按照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去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此,剧本的创作要把握好当下条件,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和历史既成事实来展开,要按照新的解释和新的阐述表现主要任务的风貌和姿态,就算是剧本创作的非主要人物,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动和虚构,剧本创作需要自由,需要想象,不同于教科书那样必须有根有据,但这并不等于说,艺术的创作不用顾及历史基本,可以随意的编造主要的发展事实,所以剧本的创作其实就是为了对处理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权威的研究,比如人物的性格、心理还有人物的习惯、风俗精神制度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资料的收集实现真实和艺术的结合的,这也是郭沫若先生创作坚持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郭沫若先生所表达的现实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情怀才能更真切的跃然纸上。《屈原》的出现,是郭沫若剧本创作题材的一个重大改变,重大事件背后所表达的历史情节,才是郭沫若先生所要表达的意图。《屈原》高度概括了屈原一生的坎坷和真实,浓缩了屈原生平的悲壮,在剧中基本上就用了清晨到夜半这样不足一个昼夜的时间完成了高度的浓缩,做到了既没有推翻历史的真实,也没有绝对的大起大落,主要通过矛盾冲突和戏剧结构来展示两种政治交锋的激烈场面,当两条路线斗争呈现白炽化的状态的时候,就呈现出了整个戏剧的高潮。比如第一幕的时候,就用了屈原吟诵《桔颂》来映射屈原这个人的高风亮节,而屈原的精神概括则以暗示幕后的政治交易为背景。第二、三幕的时候,对于屈原的深明大义和进行申辩,到第四幕,下午和傍晚时分,屈原再次受辱,还有遭到囚禁的场面,而到第五幕的时候,深夜屈原惊天地泣鬼神的独白,将整个戏剧向高潮推进。其中的雷电独白和叱咤风云的浪漫主义色彩,充分表达着人民群众对于正义的呼唤和期待。以虚带实,实事求是,这种原则的巧妙运用,让那个历史的现实感增强,让现实的历史意义变得更加真实,这个剧本创作的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三、性格的合理发展,是郭沫若先生塑造人物的基本方法

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他的剧本创作不是集中在某些时代的某些人在干什么,而是想不想写这个时代,这些人物在这些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为主线,根据这个发展理论,郭沫若先生笔下的人物都是历史的,也是发展的,说她是历史的,主要是因为在整个作品的人物反映上,特定的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的主要的阶级斗争的状态混合人物活动的主要轨迹都是这个时代的反映,也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轨迹。比如在《屈原》中,楚国四面楚歌,要抗秦还是降秦,要分裂还是联合,要斗争或妥协,这两种主张,两种严肃的抉择,在这个较量中,爱国的正确路线就是屈原的路线,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决斗的人,但是很显然,在这场激烈的斗争里,爱国派失败了,这种复杂的情势推动了戏剧的发展。一方面,人物性格应该怎样发展,肯定爱国为民是正确的价值观,是正义的举动,深得人心。而卖国求荣的是可耻的,不得人心,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因此,屈原的主张和行动是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得民心者肯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的,所以作者改了楚国灭亡后,屈原投江的悲剧性格,而是变成了在正义力量支持下,冲出重围,投入民众,实现了人物性格的正向发展,预示了光明胜利的美好愿景。这种发展是合理的,合情的,是可以鼓舞正义的,是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另一方面, 就是人物的精神在今天如何发扬,在郭沫若先生的时代,中国大地的政治情势和当时楚国的状态非常相似,两个时代任务活动的轨迹也非常相似,作者找到了古今之间的相同点,并将当时时代的生命体验放置到如今的生活中,既挖掘了历史,又写出了现实,让人们从历史的悲剧看到了历史的光明,也看到社会发展必然的正义趋势和奸佞小人会得到惩罚。而这其中,那些利欲熏心的政治人物不就是郭沫若时代一些靠着卖国势力而嚣张一时的小人吗?而屈原不就是一心为民,捍卫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的化身吗?

四、昂扬浓烈的革命激情是郭沫若作品的的鲜明特色

昂扬浓烈的革命激情,在郭沫若的剧本创作中非常鲜明,郭老先生曾经在写五幕史剧《屈原》的时候讲过,目前的《屈原》创作其实是意外的收获,情节很多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涌现出来的,援笔成章,出口成诵,妙思泉涌本身就是郭老先生的写作特点,更是他剧本创作艺术风格的展示,由于郭老先生对人民,对革命无畏的态度,郭老的作品中都有着一股革命的激情,再加上他文思出众,才华横溢,所以一旦提笔,就有着不同于寻常人的奇思妙想,而且会涌现出一种磅礴的气势,这样读者的感情激流,就会冲出闸门,像流水一样从高耸的峰上泻下来,这是非常壮观的艺术创作。《屈原》集中地表现了人物的这个特点,不仅是在人物的对话上,还有人物的独白都非常明显。虽然主要都是靠人物语言展现剧情矛盾,展开情节的,但是人物的对话也不能太过冗长,要力求简练和明显,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人物的对话长了,人物情感在奔放的时候就会将对话或独白变得散文化,

比如《屈原》第五幕的情节高潮中间,有一千七百字组成的《雷电颂》独白,就像江河一样一泻千里,这段独白读起来非常费时间,但是由于感情的激烈,和语言亢奋,再加上剧情效果的配合,这段独白不仅没有涣散戏剧,而是大大增强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不得不让人感叹单调冗长的独白的魅力,这让整个戏剧突然变得丰富起来,对于充实观众的心灵和震撼观众的心灵非常有意义。这样情景和语言的交融就更加统一,这也难怪《屈原》当时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每当演员读起这段独白的时候,台上台下都会群情激昂,掌声雷鸣,嘉陵江畔,常常就会发出尖叫声,暴吼声,这种以诗入剧的方式,非常具有感染力,无论是让人物性格,还是艺术气氛的渲染,都表现得特别有力。因此,这些诗歌似的独白并不是游离于戏剧之外的,而是糅合在剧情当中,成为整个戏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诗歌似的独白会让整个戏剧的主题更加鲜明,通过吟诵,使得人们对戏剧表达的情感思想更加深刻,使得内在美和外在美的本质意义更加鲜明,这也暗示了屈原悲剧的意义,有一种招魂词,送别诗的别样韵味,不仅推动了戏剧的情节,更是调整了整个剧情的节奏和发展,让戏剧发展跌宕起伏,扑朔迷离,时而磅礴,时而委婉,让戏剧的诗意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都让笼罩在悲壮情节中的戏剧变得更加明亮,这也是郭老在剧本创作中常用的手法,他将结构设计运用得最为成功。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郭老的剧本创作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激荡着旧社会的反抗精神,同时又体现着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要求,这是浪漫主义和现实革命的结合,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奇花异果,也是剧作家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思考与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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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项目名称: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研究,项目编号:GY2019C01。

论文作者:刘蕊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第0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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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郭沫若话剧《屈原》艺术特色探究论文_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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