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晖[1]2003年在《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文中提出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领域内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们在华人方式和美国本土理念的结合上有着大胆的探索。有人认为她们的写作主要是迎合白人对华族的传统偏见，并由此获取主流认同。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生长于美国的华人后裔女性写作者较为成功地把自己的华人表达方式融合于美国文化的脉络之间，从而得到了新鲜的富于趣味的文本形式。严歌苓则是八十年代后移居美国的新移民文学代表人物，她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写作习惯和文体表征冲击身居西方的传统华人的日常和想象生活，并不断调整和适应作品受众的各种微妙改变。她的文本是鲜明的东西方冲突和个人文化抉择的体现。 本论文通过对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和严歌苓等几位当代美国华人女作家的文本细读分析和比较，并寻求这些来自不同华人文化背景和华人族裔构成背景的女性写作者之间在文学表征和文化表征上的细微差异，从而试图分析解读在当代美国华人女性文学中所存在的多元写作，及其蕴藏的族群文化发展形态。
刘雯文[2]2015年在《北美华人女作家家族书写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海外的华文文学,虽然表现的是异国生活,或者说是异国的华裔作为‘边缘人’的独特生活,但它因为是用汉语写作,所以归根到底它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海外分支。海外华人作家由于身居国外,特定的华人族裔构成背景以及自身经受的文化冲击影响,与国内作家相比呈现出属于他们的独特风采。本论文以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国佬》,谭恩美的《喜福会》,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张翎的《金山》五部家族小说为研究视点,进行文本细读研究。把汤亭亭和谭恩美作为7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视为一个整体,把严歌苓和张翎作为80年代“新移民文学”的代表视为一个整体,对这一前一后两个“派系”的华人女作家的家族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和比较,寻求她们在家族小说内容和家族书写形式上的细微差异,并探寻其差异根源。从而试图分析和解读当代北美华人女作家家族书写中所存在的多元写作。全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引言主要阐述汤亭亭和谭恩美作为华裔“新生代文学”的代表,她们笔下的家族小说作品《女勇士》、《中国佬》和《喜福会》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还有严歌苓和张翎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她们笔下的《陆犯焉识》和《金山》在北美华文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并阐明目前研究者对这四位作家以及其家族小说的研究现状,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探寻北美华人女作家家族小说内容表征上的差异。从家园意识、性别审视、代际冲突叁个方面分析汤亭亭、谭恩美与严歌苓、张翎在家族小说这个同样的题材上呈现出来的内容差异。第二章主要是探寻北美华人女作家家族小说形式表征上的差异。从叙事结构和写作策略两个方面分析汤亭亭、谭恩美与严歌苓、张翎家族书写的叙事分野。第叁章主要是探寻北美华人女作家家族书写差异的根源。从个人成长与时代心灵创伤、双重经验与文化姿态呈现、身份界定与文学立场分化叁个方面探寻其根源。结语部分对汤亭亭、谭恩美与严歌苓、张翎家族小说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进行客观总结,肯定她们为北美华文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
刘继莲[3]2013年在《谭恩美与严歌苓小说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谭恩美与严歌苓这两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出生于不同的国度，成长的环境不尽相同。然而严歌苓移民海外的生活体验以及谭恩美的中国文化情结使得这两位女性作家的视界有了交集，她们的文学创作也因各自身心经历的丰富而呈现多元与厚重的色彩，对于她们创作的比较研究便具有了可延展可深入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以这两位作家为研究对象，从细读文本分析人物形象塑造来深入探讨移民文化身份问题在她们作品中的彰显，以及这两位作家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述了谭恩美与严歌苓的生平及创作，概括了学术界对她们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学界研究中存在的盲点。第一章论述谭恩美和严歌苓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着重探讨在受到东西文化的不同影响下两位作家如何来塑造人物形象，同为女性，两位作家又如何从女性的视角来书写不同性别的人物形象的。第二章探讨了文化差异下自我身份的问题，从华人移民的历史背景探看这些移民自我身份的缺失。不同时期的华人移民，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不完全一样，而迷失的原因及表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在西方世界里找到或重塑自我身份在谭恩美和严歌苓的作品中有着相近又不完全相同的解答。第叁章运用叙事学理论、传记文学理论来分析谭恩美与严歌苓作品中不同的叙事方式。对死亡的叙事，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叙事，以及自传性叙事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同时存在但内涵不尽相同。谭恩美与严歌苓的作品拥有各自鲜明的风格特征，她们在展现海外华人的生活和命运时有着各自的表现方式，在各种表现方式之下蕴含着她们对人性本质的感悟。将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解读她们的作品，进而更深入地理解人的本质问题。
牛雅雯[4]2018年在《论严歌苓与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芯”》文中指出严歌苓和谭恩美分别为海外华人华文写作与英语写作的代表人物,虽然她们书写所用的语言和具体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中国”是她们共同关注的书写题材。《扶桑》、《喜福会》中所呈现的中国“芯”,正是其文化之基、魅力之源。而由于她们文化背景不同,她们在对中国文化的陈述与表达上,出现了差异。身处美国多元文化语境,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也使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呈现形式变得更为复杂。两种书写在叙述中国时所呈现的不同的形式,在表达中国文化时的微妙抉择,恰恰表明了严歌苓与谭恩美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间,有区别的文化认同感及文化身份立场的偏差。对比分析这种复杂的书写形式,寻找存在于两个文本中的中国“芯”,梳理辨析两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表达策略,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旨在通过对严歌苓、谭恩美作品的总体审视,抽取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扶桑》、《喜福会》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借此对严歌苓、谭恩美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中国文化质素,进行以点带面的分析与阐释。全篇分为叁章:第一章,探讨海外华人华文写作与英语写作所呈现出的双重文化特色,以及严歌苓、谭恩美获取中国“芯”的不同方式。边缘文化身份与双重文化经验造成了海外华人创作中的双重文化特色,身处美国多元文化语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他们书写“中国”的方式也变得错综复杂。作者对于“中国”不同的感知与记忆,汇聚成为他们文本中不同的中国“芯”。(对于“中国”感知方式的不同,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表达。)谭恩美对于中国的认知来源于她的母亲,她是在家族记忆的幻影中寻找着文化的原乡;严歌苓则将曾经在中国鲜活的经验,写入自已的文本,但由于近年来本土经验的缺失,“中国”在她的文本中也渐趋模糊。第二章,解读中国“芯”的第一重表达——中国元素,分析两个文本对中国元素的呈现和异同。对于中国元素的运用,谭恩美与严歌苓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具体表现在文本中那些由中国元素建构的文化符号。谭恩美在叙述的过程中抽空了中国文化符号的精神内里,将其物质化、简单化,使其成为代表族裔特性的物质空壳、多元文化语境中被贩售的对象。严歌苓则试图在中西两种文化中寻找平衡,她于叙述中徘徊、挣扎,最终呈现出一个“一体两面”的符号“扶桑”。第叁章,解读中国“芯”的第二重表达——“因果”母题,分析两个文本对“因果”母题的呈现和异同。在严歌苓与谭恩美的叙事结构中都存在着象征“因果”母题的“圆”型,这源于她们血液中的文化根性,体现了她们对于“因果”母题的皈依。但在异质语境下,她们也呈现出对“因果”母题的背离。严歌苓走向自已文化的源头,以一种民族神性的抽拔消散了“因果”对于主人公的影响,使得她免于掉落尘俗的命运。谭恩美则求助于异质文化,利用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信仰”代替了“因果”,让它成为笔下人物新的精神寄托,为故事的主人公开辟了新的生活路径。
李志夏[5]2016年在《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深具实力与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成就显着。论文以严歌苓赴美后创作的新移民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东方主义的角度切入,进行文本解读,考察严歌苓及其新移民小说与东方主义的关系,深入辨析严歌苓在其新移民小说中对东方主义的迎合与解构,同时肯定严歌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中所做的努力。论文共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主要包括对严歌苓在美国华人文学史上的定位和相关术语界定、国内外学界对严歌苓创作的研究概况及研究方法和意义的阐述。第二章,系统论述了东方主义对严歌苓本人的影响,以及对其新移民小说创作的影响,包括主题、题材、环境及人物叁个方面。第叁章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严歌苓在新移民小说中体现出的对东方主义迎合的姿态。第四章主要结合文本分析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对东方主义的解构,表现严歌苓在跨文化背景下自由写作,并力图从文化冲突中超脱出来,更多关注文化交流和沟通。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创作的动因和意义。
张一茗[6]2016年在《试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异化主题》文中指出严歌苓是当今华文文坛为数不多的高产高质、涉猎广泛的作家之一。其创作语言凝炼,叙事技巧纯熟,思想意蕴深刻,文学成就颇为显着,是华文作家的领军人物。严歌苓创作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对人性自由的探讨,这在她的作品中衍生出一个关于人之异化的主题,引人注目。本论文以小说文本为研究中心,以文本细读为主要研究方法,在精神分析等理论的指导下,对严歌苓小说中异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共分四章,分别从异化主题的呈现和产生的原因两个逻辑层面上探讨严歌苓小说的异化主题。第一章主要是通过分析严歌苓对陆焉识、冯子烨、孙少勇、文秀等人物的塑造,考察权力(政府权力和群体话语权力)与个人异化的关系,展示人在权力威逼下发生异化的不同状态。第二章则从情感出发,认为情感也可以作为一种主体内、外力的合力造成人的异化。严歌苓在她的《人寰》《无出路的咖啡馆》《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中,深入揭示了情感(恩情和爱情)是如何使人异化的。第叁章则把视线从造成人异化的外部力量,转移到内部力量上来,考察人本身的欲望力量(赌博欲、迫害欲)对人自身造成的异化。这叁章由外而内,由远及近地探讨了各种力量是如何造成人性异化的。第四章则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以作者的创作谈、访谈等资料为素材,从个人经历入手探寻作家的精神世界,剖析异化主题产生的原因,以期实现对严歌苓作品思想内涵的更深层次理解。总之,作为一位关注人性的作家,严歌苓从个人经验出发,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向读者展示出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异化困境,在警醒世人之余,拷问人性,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王淑双[7]2009年在《文化与人性的双重交响》文中认为严歌苓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旅美的华人作家之一。她创作的小说频频摘取各项大奖,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她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有文革的历史记忆、华人的移民史、独特的女性哲学、华人在美的生活状态。由于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日益频繁,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以“中西婚恋”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纵观这类作品,从作者的书写角度划分,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文化书写和人性书写。本文分别对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在详细分析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严歌苓寄托在题材上的文化诉求,即在承认文化多元、平等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广博的人性来消解文化隔阂,以期达到文化融合的目的。置身于中西文化之中,严歌苓对文化的差异是敏感的,在作品中,严歌苓真切而深刻地向读者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时遇到的文化障碍,同时也寄予了作者希望文化平等共生的美好愿望。而人性也是严歌苓一直关注的焦点,由于受到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影响,严歌苓对人性有其独到的洞悉,她尤其擅长揭秘人复杂而神秘的内心世界。作家通过对人性共通性的书写,表达了期望文化融合的愿望。
参考文献：
[1]. 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D]. 陈晓晖.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北美华人女作家家族书写比较[D]. 刘雯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3]. 谭恩美与严歌苓小说比较研究[D]. 刘继莲. 江苏师范大学. 2013
[4]. 论严歌苓与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芯”[D]. 牛雅雯. 山东大学. 2018
[5].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研究[D]. 李志夏. 青岛大学. 2016
[6]. 试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异化主题[D]. 张一茗. 江南大学. 2016
[7]. 文化与人性的双重交响[D]. 王淑双.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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