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美国论文,中共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这个东方大国，投向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研究中国，解读中国，成为90年代许多国家政治界、学术界的热点。美国历史学家哈里·哈丁曾经这样写到：“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战略和环境问题上所处的重要地位，迫切要求美国或作为美国社会整体，尽可能地得到有关中国最客观、最全面、也最准确的知识。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应该在90年代付出更大的精力，去面对更为广泛的美国公众。”（注：〔美〕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这位美国教授的坦言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课题，即西方人究竟怎样看待中国90年代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水准，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本文试图以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对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美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大致情况，向读者作一简略介绍，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研究的基本情况
无疑，美国是世界上对中共研究最深入的国家。在研究规模和研究水平上，它都处在领先地位。以具有广泛影响的亚洲学会为例。在它每年召开的年会上，中国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例如1994年的年会，有关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问题、传统文化、环境保护、领袖人物评价等，都成为吸引大批学者的热点话题。而其中关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更成为“热中之热”。
但从研究特点来说，近10年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整体状况,是大部头著作有所减少，一般性、实效性强的论著相对增多。研究成果的总体数量也稍逊于80年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研究水准在下降，更不表明他们对中国失去了兴趣。进入90年代，中国在经受西方经济制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考验后，仍使经济稳步持续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美国学者的研究志趣。他们纷纷把研究指向对准中国，着手中共历史以及政策策略的研究。他们发现，从历史入手，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是“大有裨益”的。他们希望能对90年代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继续加以分析，以便“能够在整体上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做出新阐述”（注：〔美〕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页。）。下面，笔者将对这种“新阐述”的各个方面，做一归纳性介绍：
（一）研究范式与重点
一般说，西方学者的研究，比较着重于范式。离开了某种范式，也就难于进入学术潮流。所谓潮流，即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大影响或占有重要位置的理论观点。不入潮流，就有“失范”的危险。但是，90年代有所不同，不像以往“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那样盛行。在“规范意识危机”的影响下，90年代没有出现明显的占主流的研究范式。在基本形成中共党史的理论框架后，学者们开始转向微观的探索和个案分析。学者们认为，微观、个案的分析越多、越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就越准确、越有把握。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美国在80年代对中共的研究，主要缺陷在于“专家们过于将眼睛盯在中国那些新出现的事物上，而疏于对中国总体发展的把握，而且过于急忙地抛弃了早期分析框架中尚有价值的东西”（注：〔美〕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页。）。特别是一些出自中国社会基层的直接调查，往往失之于简单和直观。因而，对这些调查作理论上的考察和分析，以便形成对当代中国研究综合的理论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们把研究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上面。因为这是一块内容丰富、变动显著的研究领域。要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变革、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加以说明，是复杂而带有挑战性的。90年代美国对中国研究的主流，明显集中于中国的改革进程。
（二）研究特点
首先，研究的转向明显加快了。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有很多人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政治风波”，希望找到它们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然而，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很快认识到，他们的这种研究，“欠缺用宏观的眼光来关照和解释其结构和变化”，“成果的准备和最后出版却远远落后于中国飞速发展的变化”，传递给美国公众观点是“被大打了折扣”的。例如在“八九风波”后，就有关中国能否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估价上，中国问题专家们就“未能将中国许多情况恰当地报告给美国公众”（注：〔美〕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于是，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关于对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社会各方面带来影响的分析，逐渐增多起来。一些论著明确指出，在“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共非但没有垮台，反而使社会主义站住了脚，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学术眼光是务实的。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大量新资料未被仔细消化，因此，对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再分析，是有极大的空间的。
其次，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往往是同当代中国研究合在一起进行的。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它意味着，研究者们更倾向于把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推进到各个学科领域。无论主张“微观说明宏观”还是倾向“宏观带动微观”的学者，都已不把自己局限在历史学的一个角度，而主张以多学科的交叉来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其原因是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史学家与理论家结合、理论研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成果。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在深入；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
再次，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与课题的多选性显著。其研究热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效进行研究。主要有国内政治及政策分析；经济变革、贸易和经济政策分析；司法改革分析；社会事业包括乡村经济与政治建设、安全、卫生健康等的分析；军事及国防建设；文教及知识分子政策；环保问题等等，都受到关注。从研究课题的分类看，题目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环保、社会安全、卫生保健等都出现在研究者的眼界之内。研究分类也越来越细。如经济类分出经济学、经贸、经济政策、经济改革等。
2.中国共产党经历“八九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后仍然屹立的原因研究。
3.中共的对外政策。其中中美关系研究占相当大的比重。如主张从国家双边与多边关系分析中国外交政策；主张从中共视角而不是美国的视角分析中共的对外政策；从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外交政策等。
4.重要党史人物研究仍占一定比例。对毛泽东研究仍然持续进行。但总体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革命家的研究减少，有关邓小平、江泽民等第二、三代领导层的传记或评传研究增加。其中研究邓小平、江泽民及江泽民继承人问题的论著明显占较大比例。
第四，研究队伍的变化明显。50至60年代活跃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陆续退休。许华茨、邹谠、鲍大可等近年相继谢世。他们留下的空间逐渐为中青年学者所填补。除了哈里·哈丁、孔华润等改革开放后来华进修过的学者外，华裔学者、特别是一批80至90年代年代进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近年脱颖而出。由他们为第一作者或他们与美国学者合作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这些学者母语是中文，在中国接受了系统教育，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同时又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因此研究比较深入，其成果很值得我们关注。
（三）研究方法
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诸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及个案分析方法等，都在实际研究中得到应用。其中，比较研究方法和横向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例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作对比研究；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越南、古巴、朝鲜）的比较；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与老挝、菲律宾等国）的比较；中国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比较；及中国改革中新的政治、组织、人事制度、军事体制与旧体制的比较等。
二、主要著作及其观点
90年代美国出版的有关中共研究的著述，数量仍然是可观的。如果稍作归类，大致有如下几种：(1)编辑出版官方文件。(2)翻译、编译有价值的文献或资料。(3)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4)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这是比重最大的部分。选题分布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即从冷战初起到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整个阶段。这部分研究成果在90年代前半期比较多）中美关系的变动；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等方面。(5)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
下面列举的是90年代美国出版的各类中国研究著述：
1.美国国务院出版的官方文件。主要为近年国务院、白宫、参众两院解密的有关中国的档案材料。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其中涉及中国的外交档案，已经公布到1968年。此外，最近一两年来，美国的档案学者和历史学家，利用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迫使官方档案机构开放了大量绝密档案。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编辑了《基辛格密档》等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中美关系正常化历次谈判的记录，引起世界的注意。有关美国60年代对中国核武器的侦察，也及是否用武力打击中国核武器的详细档案材料，也是在最近被发掘出来的。根据这些材料，人们可以清晰洞见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态度和各种应对。据最新消息，美国档案学者于今年5月又披露了《洛德档案》。洛德是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主要顾问。后任驻中国大使和助理国务卿，是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参与人。《洛德档案》数量浩大，其中包括许多绝密档案，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编译出版的毛泽东文章或文集。主要有：1992-1999年由哈泼出版社出版、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主持编译的《通向权利的道路——毛泽东革命文稿(1912-1949)》五卷(1912-1920；1920.12-1927.6；1927.7-1930.12；1931-1934,1935.1-1937.7)（注：参见《中共党史通讯》，1994年2月25日。）。约翰·龙(John k.Leung)和迈克尔·高(Michael Y.M.Kau)编译的《毛泽东文集(1949-1976)》第二卷(1956.1-1957.12)；麦克法夸尔、齐慕石(Timothy Cheek)和吴文津编译的《毛泽东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汤姆森·罗格翻译的《寻乌调查报告》（斯坦佛大学1990年版）；以及托尼·赛奇和杨炳章等选译的1920-1949年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资料。该书以《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为题，由哈泼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3.研究性著述。经粗略统计，90年代《中国季刊》发表的研究中国的论文大约有300篇左右，专著计1300多种。其中大部分以社会主义时期研究为题，民主革命时期仅占30多部。主要成果有：
民主革命时期：
(1)综合性专著。再版了A·德里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的名著《延安道路》出版了修订本《重访延安之革命中国：再思考延安道路》（哈泼出版社1995年版）。黄宗智的《中国革命再思考·概论》也由《近代中国》杂志社1995年出版。
(2)对外关系。M·赫特(Micheal Hurt)近年来侧重研究中共对外关系史。他的新著《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由来》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该书特点是，以中共为视角，对毛泽东的红色外交进行了研究。其他研究还有彼德·肖(Peter Show)的《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角色》；杰斯帕森的《1913-1949年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斯坦佛大学1996年版）等。G·伊琳(Guldin Eliyn)《马林—莫斯科—中国》；S·托马斯(S·Thomas)《一个非常危险的季节：斯诺在中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3)抗日战争研究。范力沛的《百团大战——关于中国战争中的协调与控制问题》（《现代亚洲研究》1996年第4期）是比较新颖的文章。基廷(P.Keating)的《二次革命：从乡村再建设到陕北的合作化运动(1934-1945)》，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中共领导的城市斗争方面，有C·吉尔马丁(C·Gilmartin)《酿造中国革命：20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党政治与群众运动》；斯特兰汉(L·Stranahan)《上海地下党与生存中的中国政治(1927-1937)》；约瑟夫·耶克(Joseph.Yick)《中国的城市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在天津的斗争(1945-1949)》等。此外，有的学者提出，应将中国托派问题也列入城市斗争的研究范围。
(4)人物研究。比较有价值的有：项蓝新(Xiang Lan Xin)的《毛泽东的将军们：陈毅与新四军》（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V·施瓦茨的《张申府访谈录》（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是作者根据对张申府70多个小时的采访整理而成，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口述史学专著。其他研究有：D·阚(D.Kwan)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运动——邓中夏研究(1894-1933)》（华盛顿大学1997年版）；T·博登霍恩的《艾思奇与重建中国的认同(1935-1936)》（《近代中国》1997年第23卷）。
(5)文化研究。有叶洪悦的《共产党革命文化中的政治与个性》（《近代中国》1997年第21卷）；J·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的《觉醒的中国：政治文化和阶段》等。
社会主义时期：
1.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含“文革”时期）
(1)抗美援朝。随着苏联、中国、美国以及韩国关于朝鲜战争文件的解密，研究朝鲜战争以及中美关系的著作明显增多。如：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陈兼的《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近路制造中美冲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94年版）；埃德温·帕尔马·霍伊特的《在被中国人攻击的日子里：1950年朝鲜战争——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等。
(2)有关“文革”的论著仍保有一定数量。麦克法奈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1999年出版了第3卷（1961-1996年卷）。该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尚未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华裔女学者金秋1999年出版了题为《权力的文化——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一书。作者系吴法宪之女，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作者称，她的这个研究，是希望从一个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的角度，讲出“故事”的另一面。
(3)关于新中国外交研究。较有影响的有：邵廓康（音译）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96年版）；鲍利索夫和索罗斯科夫(Borisov、Soloskov)的《1945年—70年代的苏中关系》；M·沙勒的《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牛津大学，1990再版）等。此外，奥德·阿恩·韦斯德的《冷战与革命：苏美竞争与中国内战的缘起》（哥伦比亚大学1993再版）；张曙光的《1949-1958年间的中美对抗》（康奈尔大学1992年版）；张少书的《朋友与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斯坦福大学1990年版）；哈里·哈丁的《1972年以来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布鲁斯学院199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有影响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末出版的两部著作——《长城——六位美国总统与中国》和《转向从尼克松到克林顿 美国与中国的离奇历史》。两位作者帕特里克·泰勒和詹姆斯·曼都是美国报界的资深记者，他们先后任职《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要大报，又都有在北京工作的经历，这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就近观察中国。两书大量引用了档案材料。泰勒甚至采访了100多位在各个时期参与最高决策的当事人。因此，两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必须指出的是，两书在透露所谓“重大内幕”的同时，也显现了较为褊狭的立场。例如，詹姆斯·曼在书中认为，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是在秘密外交状态下进行的，因此美国的对华决策便成为少数当权者的专利。他们可以不顾美国的民意，把中美关系当做所谓现实主义的“游戏”。詹姆斯·曼还认为，由于联中抗苏的需要，美国决策者在意识形态和情感上都同中国过于接近，甚至“美化”中国。泰勒书中在讲到中美建交时，过分夸大了美国最高决策层中所谓“反苏”派的作用，把中美建交说成是卡特总统听信布热津斯基的“谗言”。这引起了包括前总统卡特在内的一大批知情人士的反驳。前总统卡特当即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声明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他没有单方面地听信任何人的意见。中美建交，完全出于国家利益。显然，两位作者披露的有些“重大内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这说明，美国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大局总是观察得不那么透彻。他们适应国内某些舆论的影响，站在似乎客观但却很褊狭的立场上，来构建他们的著作，这当然无法解释问题的本质。正如邓小平所说，对于中美关系问题，关键是从什么角度看，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观察它，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在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的角度，才能正确认识它。
2.对1978年以后历史的研究
由沈大伟编辑、哈泼公司1993年出版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一书，对40年来美国对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研究做了总结性的分析。书中将美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大致10年。作者之一哈里·哈丁指出，9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1)由于资金有限和对中国出版物的目录检索不到位，使保持与发展中国研究成为最迫切的问题。(2)在知识积累与研究进取方面需要做的，是确定和填补在理解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和毛之后的改革开放两时期的距离，即美国学者要利用近10年间提供的新资料，同时对10年中的成果加以分类综合，作出新的阐述。特别是应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整理，提供出一个完全能说明中国的理论模式，应在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同时，应加强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包括不同学科学者间的密切配合，与中国学者的双边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应恢复一段时间已被忽略的美国与欧洲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对话。这些都将有助于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3)将关于中国的新观点向一般公众传播，恢复和发扬以往中国研究者参与对公众教育和国家政策的咨询作用的传统。应该说，这些看法还是有见地的。
其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派伊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策》、许华茨的《中国其他问题》（哈佛大学1996年版）、哈里·哈丁的《大中国的演进和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麦迪逊·理查德的《中国和中国梦》、爱德华·弗里德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意识和民主前景》、黄宗智的《中国革命再思考概论》、默里斯·迈思纳的《邓小平时代》和杨炳章的《邓小平政治传记》等等。
对邓小平的研究是同对改革开放的研究紧密相关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比较客观了。整体评价多了起来，偏激、主观的评论有所减少。在关注的问题中，相当一部分同实际有关，比如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环保、妇女、司法等在改革中的变化的分析；改革前后的新旧体制、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企与个体的关系；以及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党的建设的研究等方面。这样文章的数量是大量的。此外，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整体变化的研究，也有一定数量。例如琳(Lin)和迈尔斯(Myers)合编的《冷战之后的当代中国》；齐锡生的《觉醒的政治——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哈泼公司1991年版）。后者的目的，在于分析80年代中共是否高质量地推行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冷绍川（音译）编著的《邓小平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美利坚大学1994年出版），共七章，为一部有关1978-1994年改革政策的评论性著作，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军事等方面改革的情况，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改革的成就与评价等。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强调民族主义，团结、稳定地推动国家建设是中国取得稳步发展的前提。他相信邓之后改革与发展将会继续下去。
关于江泽民时期的研究，数量同样是很大的。较有特点的有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江泽民和中国的新精英》（加州大学1998年版）。书中认为江泽民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贡献是，在“八九风波”之后再度使中国稳步增长，并以他的才智超越了邓时代的改革；政治上以他的作用稳定了权力，并进一步对外开放；在国际斗争中，他捍卫了中国应有的地位。
李诚（音译）的文章《江泽民的继承人：中国第四代领导层的崛起》（《中国季刊》第161期，2000年3月），摆脱了以往权力斗争论的分析方法，指出，江泽民要将权力交给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交接方式，是与毛泽东的第一代、邓小平的第二代以及江泽民的第三代接受权力方式很不相同。这一代人将不可能像老一辈那样，靠战争结成的友谊来维系关系。作者把这一代领导人的出生年代、出生地、所学专业、毕业院校、教育程度、民族、性别、入党时间、在党内的位置等诸多因素，排列起来加以对照。指出：这代人的凝聚力不会像以往几代领导人形成核心，但他们会以更自由、更宽泛的方式管理国家（注：《中国季刊》2000年第1期，第1～65页。）。
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著作，数量仍是最多的。塞缪尔·金(Samuel S.Kim)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哥伦比亚大学韦斯特维夫出版社1998年第4版），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放在更为宏观的视野里进行分析，既着重于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如外交政策与存在的问题等等方面；又从双边或多变角度分析美中关系、中苏关系、日本、欧洲与中国、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保与外交等方面进行研究，有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M·奥森博格的《构建中美关系——一项长期战略》一书，是由美国派往中国的一个由前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组成调查团写成的报告书，参加此团的名人不少，写书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如何判定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傅高义著《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广具影响。作者表明，他希望中美双方公众寻求建立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帮助两国的领导人建造一种长期的超越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经济、政治的合作，在并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面。这部著作的观点，是独树一帜的。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研究在美国再次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其中施拉姆编译的五卷本《毛泽东革命文稿》到1999年又出版了两卷，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注：《毛泽东诞辰100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中国季刊》1994年3月号，第125～143页。）。针对西方出现的诋毁毛泽东的趋势，施拉姆指出，毛泽东是20世纪几乎无人能够超越的伟人之一，他虽然受到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但他主要是马列主义者，尤其是列宁主义者。施拉姆认为：(1)毛泽东是一个追随时代发展、与时代精神相符的人。无论是青年时期寻求救国出路，还是1949年后提出建设现代化的思想，都使20世纪的中国打上他自己的烙印。“在毛泽东逝世前，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同自己相称的地位。连美国总统也在紫禁城内向他朝拜。这一事实已载入史册。”(2)他“1949年以后提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等目标，是普遍受到共产党内外拥护的。但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方法，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摧毁官僚主义，建立一个人类的新集体，但却将社会弄得分崩离析。尽管如此，在他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率是高的，技术发展很快（如制造出核武器），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将这些因素加起来考虑，毛的形象还是正面的。”（注：何祚康译：《如何评价毛泽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第1～4页。）(3)施拉姆承认，他在以往的著作中，曾经议论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不善于治理国家，而更善于致力于政治斗争是不够公平的。“因为毛在1949年以后所面临的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等问题，比毛在以前各时期所面临的要困难得多，也更为复杂。在井冈山或延安是输赢、生死的问题，而1949年以后，问题变得不只是只有两种‘解法’了，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答案，甚至十年之内也不可能。”此外，尽管人们对毛泽东有所责难，但他去世后留下的信仰危机，还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人填补。(4)客观地说，毛泽东的失误，为他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借鉴的思想观点和教训。如他“以公社来发展工业，尽管有指导的失误，却在农村引进了新技术和新观念，有助于近年来在农村出现的工业高潮。虽然‘大跃进’的政策给农民带来了苦难，但1946年以后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摧毁了旧的地主经济，奠定了80年代农村家庭小农场制的基础。虽然他晚年采取了反知识主义，但在某些方面他的作用却是正面的。他坚定不移地使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服务。他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终其一生，他都在借鉴西方思想。”可见，施拉姆的分析，不仅出于理性的长期思考，甚至是很动情的。
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有彼德·扎佑(PeterZazzow)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版）；海伦·苏(Helen F.Siu)编辑的《犁耕——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黄崇智的《农民家庭和长江流域农村的发展(1350-1988)》；齐慕实的《毛泽东中国的宣传与文化——邓拓和知识分子》（克莱兰登出版社，牛津大学1997年版）等。《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一书选择了独特而又很有价值的研究题材。作者通过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回忆录、诗歌等大量的原始材料对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东京、巴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乌托邦等）、无政府主义与女权运动、无政府主义对近代社会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做了多方位的分析。认为，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中国近代政治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不但研究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作者并特别指出，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作者认为，陈独秀后期成为托派、毛泽东后来制定的群众路线等，都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当然，作者的这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
三、借鉴中应看到的问题
了解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目的是做“他山之石”。因此在借鉴中保持恰当的分析是必要的。这就是说，(1)不排斥对西方研究的吸收，有时还是很重视地看待它们，包括观点、材料和方法等等；(2)同时又在吸收中采取批判态度，做去伪存真的工作，有时还需要对不正确的观点和材料，给予有理有据的回答，提出反证。但这应该持科学态度，切不可流于肤浅的政治批判。事实上，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同外国严肃的研究者们，可开展对话和交流。过分排斥的态度，反而会为别有用心者利用。今天，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从国外大量材料和观点中，发现可以为我所借鉴的东西。特别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从苏东国家的历史教训中吸取可用的材料，是很必要的。而那还是尚未被开发的处女地。
下面仅就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谈几点看法：
（一）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容易受到本国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左右。在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下，研究经费充足；而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支持反而减少。这使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时张时驰，仅能停留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附属学科地位，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独立的专门学科。
（二）由于中共党史研究不能形成独立的专门学科，美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的党史学者的交流就有一定局限。在90年代，中美学者间专门的中共党史学术会议不曾召开过。中共党史研究者只是在与之有关的民国史、抗战史、近现代史学术会议上被邀请参加。然而，两国学者间交流与合作的好坏，对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是有相当大的促进或制约作用的。
（三）有鉴于此，在党史研究方面，我们对同美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对象，除研究观点、重点、方法的变化外，美国研究者本身（队伍）也在变化。如提倡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研究的默里斯·迈斯纳教授，在出版了《毛泽东和毛泽东后的中国》、《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等重要著作后，却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1996年版），就反映了他对中国出现危机的焦虑。对此种动向，我们应以强有力的研究证据与其交流。同时，也应该弄懂他的思想来源，搞清这种思想的脉络。这样做，无论是对迈本人还是对国内的思想影响，都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有时是“良莠”同在的。特别是他们有意违背中共历史真实，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时，驳斥与批判是十分有必要的。要看到，美国政治在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而中共党史研究也同样影响美国政治。据2000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的民意测验，美国民众中将中国视作对手的人，有所增加。这固然是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负面报道所致，但与某些歪曲中共状况的读物占领美国文化市场并进行误导不无关系。我国学术界在90年代曾十分注意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信息的了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反映国外动态的刊物先后停刊，以至仅有的渠道也断绝了。这对我们了解“外面的事情”十分不利，也制约着我们对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批驳的努力。如果我们的眼界还是封闭的，如果我们的声音还无法走向世界，那么，我们的进步也无疑是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