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平民文学传统和贵族文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平民论文,贵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3-0112-07
古代社会中存在着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两种传统，这在欧洲更为明显。欧洲古代社会是封建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主流文化是贵族文化，从而形成了高雅精致的文学传统。中世纪后期，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市民阶级，也形成了与贵族文化和贵族文学对峙的平民文化和平民文学。平民文学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但比较粗糙低俗。贵族文学在古罗马已经形成，到中世纪演变为上层骑士文学，在17世纪形成古典主义思潮，这是贵族文学的鼎盛期。市民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勃兴，至19世纪现实主义达到高峰。近代是贵族社会消亡市民社会确立时期，贵族文学也走完了自己的路程，让位给壮大起来的平民文学。但是，贵族文学传统并没有消亡，它作为高雅文学的源头，补充、提升了平民文学，使其克服低俗性，发展成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学。
中国也有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分野，只是它们的对立不甚分明，各自的性质也与欧洲不同，因而长期以来未被学界充分注意。这种疏漏，使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未得到合理阐释，如在《红楼梦》研究中，以新兴市民阶级思想作为其文化渊源等。
中国封建社会不是贵族社会，而是租佃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地主不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官僚来自民间，经科举（隋唐前是察举）入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官职不能世袭，告老还乡仍为田舍翁。因此，主流文化是士文化，官僚的文化背景仍是士文化，它不能形成欧洲贵族那种封闭世袭的文化传统。士文化是平民性质的而非贵族性质的，首先因为其核心——儒学的平民性。儒学虽源于史官文化，但自东周“官学下移”后，扩散至民间，成为新兴的民间知识分子——士的思想学说，汉以后更成为官僚阶级的正统思想学说，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平民化性质。中国主流文化的平民性，体现于它对民间文化的渊源关系和开放性，它尚未与民间文化充分分离，并且不断从民间的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例如，《诗经》虽来自民间，却拥有经典文化的正统地位，表明了主流文化即士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某种同一性。此外，儒学的民本思想、仁爱精神、世俗理性也表明其平民性。当然，作为平民文化的士文化不同于农民的民间文化，也不同于明清兴起的市民文化，更不同于欧洲市民阶级的平民文化，它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但其社会基础是平民知识分子，因而属平民文化范围，而不属于贵族文化范围。
中国也有贵族文化传统，因为古代社会存在着贵族。周代是封建领主制，贵族是统治阶级；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门阀世族，他们起自民间大地主，获得统治集团承认，垄断政权享有经济政治特权，并且世代相袭，成为特殊的贵族；隋唐后庶族地主阶级登上社会政治舞台，世族消亡，但历朝历代仍有皇族这一特殊贵族存在；清代满族贵族集团与汉族官僚集团联合执政，势力更大，这就造成了贵族文化存在、延续的社会基础。
在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对立的背景下，也形成了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两种。平民文学是以士（包括入仕后的官僚）为主体的文学，它奉儒家文学思想为正统，体现了士——官僚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理想，这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贵族文学以贵族文人为主体，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道家是没落贵族的思想学说），体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理想。由于中国只有商代、周代及魏晋南北朝属于贵族社会，其他朝代均系官僚社会，皇族数量有限且随朝代更替而兴亡（即使周代世袭贵族也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难以形成欧洲贵族那样顽固的世袭封闭的文化传统。因此，贵族文学传统相对薄弱，除六朝文学外，未能成为主流。更由于平民文学在儒家正统意识形态支援下对贵族文学的打击，如针对六朝文学传统的多次古文运动，也造成贵族文学的式微。尽管如此，贵族文学传统仍然时断时续，不绝如缕，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中国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相比较有若干不同之处，从而也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
首先，平民文学倾向于集体理性，而贵族文学倾向于个体感性。平民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理性意识，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趣味偏于理性，主张以理节情，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诽而不怨”的中和之美和温柔敦厚的风格。贵族知识分子或追求感官享乐，或追求精神自由，在文学作品中放任情感，发泄苦闷，甚至渲泄情欲，冲破理性规范，致使贵族文学往往偏离理性，向感性倾斜。
其次，平民文学注重文学的现实性，而贵族文学则注重文学的超越性。平民知识分子抱有治国平天下的功利心，在文学创作中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形成了平民文学的美剌传统。贵族知识分子由于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故疏离社会现实问题，功利意识淡薄，而更关注精神世界的问题，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往往超越现实，触及生存意义等哲理问题，使贵族文学现实性淡化而更富于形而上的意义。
最后，平民文学注重内容的充实，而贵族文学注重形式的华美。平民知识分子较为简朴、充实的生活，造成其文化趣味的朴实无华，他们反对浮华绮丽的文风，反对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并奉汉唐文学为正统。贵族阶级生活奢靡、空虚，其文学趣味也倾向绮丽华美。贵族文学注重辞采音韵，讲求形式技巧，带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并奉六朝文学为典范。
总之，中国贵族文学体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当然，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之间也不是壁垒分明、截然分割的，它们的差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一方面，贵族知识分子也可能接受平民文学传统影响而创作出平民化的作品，平民知识分子（尤其是官僚化的士）也可能带有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从而写出贵族化的作品（例如明代的“台阁体”）。同时，贵族文学传统与平民文学传统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融会合流，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分的局面，例如唐、宋虽然平民文学成为主流，但贵族文学传统的影响已融入其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两种文学传统的合流，因此才有唐诗、宋词的繁荣。尽管如此，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两种传统的分别仍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这样。
贵族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楚辞》，平民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诗经》。《诗经》中十五国风来自民间，故有采诗之说，颂诗是庙堂祭祀神明祖先之辞，一部分是贵族化的，一部分仍源于民间，如《公刘》、《生民》就是周民族史诗。大雅、小雅是朝廷士大夫的诗作，当有部分是贵族化的，也有平民化的。但从总体上看，《诗经》主要是民歌及非贵族知识分子的诗作，因此它成为平民文学的经典。《楚辞》主要是楚国贵族知识分子屈原的作品，是贵族文化的结晶。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已经施行变法，新兴地主阶级及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楚国仍然保留着氏族贵族的统治，贵族文化仍居统治地位，民间文化还带有巫术色彩，新兴的平民文化尚未产生。屈原有感于个人际遇、国家危难、楚文化的衰落，创作了贵族社会和贵族文化的挽歌——《离骚》诸篇。《楚徉》作为贵族文学的发轫之作，与平民文学的经典《诗经》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它放任感情、驰骋想像、哀而至伤、怨怼不容，打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风，冲破理性桎梏。其次，它超越个人遭谤、国家危亡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主人公上下求索、追问天地，甚至大胆怀疑天道、圣贤，对世界人生的根本意义提出的质问，从而打破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平民文学传统，使作品具有了超现实的审美意义。第三，它讲求形式，辞采绚烂、想像奇瑰、篇章宏丽、令人叹绝，从而打破了平民文学（如《诗经》）平实朴拙的风格，增强了作品的审美魅力。
《楚辞》与《诗经》开创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两种传统，也开创了南、北两派文学风格。这就是说，北方文学平民化倾向突出，南方文学贵族化倾向突出，虽然北方文学传统不能完全等同于平民文学传统，南方文学传统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贵族文学传统。南北文学之分除了社会发展因素外，还有自然环境、民俗风情等多种原因。王国维首先以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来划分北、南两派文学传统，但是他说颠倒了。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认为，中国文化和文学有两派，北方派是帝王派、近古派、入世派、贵族派、国家派；南方派是非帝王派、远古派、遁世派、平民派、个人派。北方派以《诗经》为代表，屈原则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的代表。说北方派是帝王派、近古派、入世派、国家派而南方派是非帝王派、远古派、遁世派、个人派都不错，但说北方派是贵族派、南方派是平民派却不对。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国家向官僚国家转化，贵族衰落，平民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故贵族与国家分离，贵族知识分子（如道家）沦为个人派，而平民知识分子（如儒家、法家）变为国家派。同样，南方文学带有贵族化倾向，北方文学带有平民化倾向。屈原作品属贵族文学范围，屈原被放逐，最终由国家立场转向个人立场，以自沉表示对国家的绝望、对人格操守的维护。
贵族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六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门阀垄断政权，形成了特殊的贵族社会，也形成了贵族文化与贵族文学。世族文人崇尚玄学，喜好清淡，饮酒服药，放浪形骸，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礼法束缚。这种文化氛围造成了贵族文学的繁荣。魏晋诗人多出自名门望族，如孔融、曹丕、曹植兄弟、“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刘琨、陶渊明（陶侃之后，虽家道中落，但文化教养是贵族化的）等。南朝诗人也多出自世族或皇族，如谢灵运、沈约、江淹、谢朓以及萧衍、萧纲、萧绎、陈叔宝等；还有由南入北的萧悫、萧之推、王褒、庾信等。这些贵族文人成为六朝文学的主体，虽然还有许多作家不是贵族出身，但并不能左右文坛，六朝文学的基本品格是贵族化的，主流是贵族文学。六朝文学体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因而也体现了贵族文学的基本特点。
首先，六朝文学的哲理思考加强，突出了文学的形而上意蕴。在玄学影响下，玄言诗、游仙诗、佛理诗、仙道诗等盛行于东晋，虽系左道，有悖诗歌的情感、形象特质，造成“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但也可看出超越现实意义、力求达到哲理深度的努力，并对六朝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六朝文学生命意识加强，审美意蕴深厚，可以陶渊明诗作为代表。苏轼曾拈出三句陶诗，以为富有哲理意味的佳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此种谈理之语，陶诗中随处可见，其他诗人作品中也是如此。
其次，六朝文学突出了文学的感性品格，使情感成为诗歌的内容特征。六朝文学由关注外在社会问题而转向关注个体生活，由表现社会观念转向表现个体情感。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传统，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传统，从此以后，中国诗人就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山水田园风光。南朝诗歌更把情欲当作表现内容，宫体诗露骨地描绘和渲染女性的体态、纵欲的体验、纸醉金迷的宴饮游乐，以至沈德潜也惊呼：“诗至萧梁，君臣上下，唯以艳情为娱，失温柔敦厚之旨，汉魏遗轨，荡然扫地矣。”（《古诗源》）在文学观念和理论上，是由“诗言志”、“文以载道”向“诗缘情”（陆机）的转变，文学不再表达理性化、社会化的观念（言志），而成为个体情感的表达，儒家理性主义文学观被突破。
最后，六朝文学强调文学的形式特征，注重辞采声韵。曹丕提出“诗赋欲丽”，以形式华美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陆机更强调“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突出了诗、赋的绮靡、浏亮等语言形式特征。萧绎说：“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钟嵘品评诗歌，萧统编辑《文选》，都偏重形式华美。即使服膺儒家正统诗教的刘勰，在批评绮靡文风的同时，也主张文质并重，强调要有华美的形式，可见一代文风。六朝文学继承了楚辞—汉赋传统，辞藻华丽，讲求对偶、排比、声韵，创造了骈文这一散文形式和永明体这一格律诗形式。六朝文学虽然不能避免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倾向，但它对文学形式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这是文学走向独立的重要环节。
六朝文学是中国贵族文学的鼎盛期，贵族文学传统在这个时期巩固和完善。隋唐以后，世族门阀消亡，贵族文学也走向衰落，没有再形成新的高潮。但是，仍然产生了一些贵族文学家或文学家群体，贵族文学仍然得以延续。同时，贵族文学作为一种传统，并没有消亡，它渗透、补充到平民文学中去，融会成新的主流文学。
五代文学是六朝文学的余脉，也是贵族文学的第三个阶段。南方十国产生了以皇族、宫廷士大夫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他们的词作描写宫廷生活，文学趣味是贵族化的，因此可以归入贵族文学范围。这个文人群体以后蜀的“花间派”和南唐的李璟李煜为代表。“花间派”渲染艳情、雕琢辞句，“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文），承袭了梁陈淫靡诗风。五代词人成就最著者当属李煜，他前期词作多脂粉气，未脱花间浮靡之风，被俘后一洗铅华，境界遂深。贵族文学家往往在国破家亡后才有意蕴深沉之作，屈原、李后主以及后来的曹雪芹莫不如此。李煜词的“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把作品提升到一个极高的审美境界，词从此而达到了与诗并列的位置，摆脱了“诗余”的卑微地位。
明清市民文学（戏剧、小说）兴起，传统诗文衰落。除纳兰性德外，并未产生更多的贵族诗人。清代中叶，却出现了贵族小说家曹雪芹。曹雪芹出身八旗贵族官僚，虽然半生沦落，但其文化教养仍为贵族的，正是这种浮沉身世才酝酿出不朽巨著《红楼梦》。《红楼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异军突起，令人费解。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确实，《红楼梦》不同于其他古典小说，它突破了讲史传统，展示个人人生经历；突破社会题材范围，描写家庭生活；打破了以情节曲折取胜的写法，注重环境描写、性格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展示；打破了正反人物截然对立的模式，刻画出众多的复杂性格；打破了大团圆模式，设立了悲剧结局，摆脱了惩恶扬善的教化传统和道德化主题，提出了人生道路及生存意义等形而上问题。此外，《红楼梦》在语言的生活化、艺术化以及文学描绘技巧方面都有所突破、创造。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种突破呢？它根源于何种传统呢？不能把这一切仅仅归之于独创性，因为没有传统的独创是不可思议的。旧说曹雪芹接受了新兴市民阶级的民主意识，因而在作品中表达了反封建的思想。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没有证据表明曹雪芹属于新兴市民阶级，也没有证据表明清朝中叶资本主义发展中足以形成反封建的市民意识。理解《红楼梦》的钥匙是贵族文学传统。《红楼梦》属于贵族文学范围，这就是《红楼梦》打破传统思想、传统写法的秘密之所在。《红楼梦》作为贵族文学，不仅因为作者出身贵族，也不仅因为它描写贵族家庭生活，更在于它表达了贵族知识分子对人生的反思和审美理想。《红楼梦》包含三个互相交织的线索和主题：家庭的兴衰、爱情的悲剧和妇女的命运。无论是对家庭败落原因的追究（贵族生活的腐败、子弟的不肖、家族内的明争暗斗），还是对爱情追求的执著（拒绝符合传统的金玉良缘，忠实于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木石前盟），或者对女性的赞美、怜爱、同情（“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就觉清爽，风子男儿就觉浑浊”）等，都不可能是市民阶级关心的问题，也不是市民阶级的思想；它们只能是贵族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是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反思。《红楼梦》在更高水平上体现了贵族文学的特征。首先，它继承了贵族文学的主情说，并进而把情感作为世界的本体，完全摒弃了道德本性的正统哲学和文学理论，使个体感性的情冲破了集体理性，并使作品充满了哲理意蕴。相比之下，市民小说则缺乏这种哲学思考，实用理性色彩浓烈，如《水浒传》对忠义的宣扬。其次，《红楼梦》体现了贵族文学的高雅精致的艺术情趣，与市民小说的粗俗风格迥然不同，它更像一篇优美抒情的古典诗词，一幅精美典雅的山水长卷，从中不难体味到贵族诗画作品的影响。由日本贵族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小说《源式物语》，同样描写宫廷贵族生活，同样有同情妇女命运的主题，虽然早于《红楼梦》数百年，但同属贵族文学，因此相似之处甚多，这是耐人寻味的。
贵族文学没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甚至被视为异端而遭受攻击，如正统文人对屈原“显露君过”、“扬才露己”、“怨怼不容”大加挞伐；对六朝文学、五代词视为异端；对《红楼梦》则视为淫书。但是贵族文学传统却顽强地影响、渗透于主流文学，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重大的。
首先，贵族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是从一般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它最终获得独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倾向，使文学深受宗法礼教桎梏，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儒家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文以载道”，文学成为负载道德的车子。受到儒家文学观念支配的平民文学，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性，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和道德倾向性，相对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独立性。贵族文学则强调文学有别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倡文学独立。曹丕站在贵族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升了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他把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颠倒了，立言放到了首位，这反映了贵族知识分子重视精神生活、轻视功利心理。《文选》编者萧统认为文学作品只是“谭经之暇，断务之余”，“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学功用只在精神的消遣愉悦，这种看法与正统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去甚远，也反映了贵族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需求。贵族文学是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争取文学独立性的。在内容方面，贵族文学突出了文学的情感特征，以感情性突破理性，从而使文学有别于道德文章、历史记叙和应用文体。陆机强调了诗缘情的性质，萧纲更宣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把文学与道德截然分开，为文学独立找到立脚点。在形式方面，贵族文学强调文学形式的审美特征，以文学华美形式来区别于应用文体。曹丕指出“诗赋欲丽”的特征，陆机注重诗赋的“绮靡”、“浏亮”特征。自魏晋时起方有文笔之分，开始了文学独立的进程。贵族文学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推动了文学独立，虽然难免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以及渲染艳情等弊病，但它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把文学从道德文章束缚中解放出来，最终使文学成为独立的精神产品，由杂文学走向纯文学。
其次，贵族文学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格。平民文学注重现实意义、理性内涵，提倡形式质朴，相对忽视超越性、感性内涵，排斥形式华美，从而造成文学审美品格的降低。贵族知识分子富有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和世代传承的文化修养，因而贵族文学注重文学超现实的审美品格。它不仅以强调文学的感性特征和形式华美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感染力，而且以对生存意义的感悟、求索使文学达到哲理高度，富有审美意义。贵族文学成为雅文学的源头，主流文学由于吸收了贵族文学的审美意蕴而由俗变雅。
最后，贵族文学作为异端文学传统，在文学发展史中起到了先锋文学作用，与平民文学一道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贵族文学是非主流派，它对于主流文学具有某种异端性质。虽然主流文学曾排斥贵族文学（如多次古文运动），但贵族文学却不断为主流文学开辟道路，补充、提升主流文学，创造了一次又一次文学高峰。例如，楚辞为汉赋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六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基，五代词为宋词的繁荣铺垫，《红楼梦》则把中国古典小说推向最高峰。平民文学因吸取了贵族文学之长，如讲求形式美、富于超越性、情感的强烈表达等等，因而提高了审美品格。唐宋以后，贵族文学没有形成新的高潮，但它的传统却融合、渗透到主流文学中去，产生了如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大家，他们虽然不是贵族，但是能够借鉴、吸收贵族文学精华，从而超越了平民文学的局限，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
重视研究贵族文学传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有助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五四时期，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斗争中，陈独秀提出推翻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的口号，贵族文学传统被扫荡。虽有周作人呼吁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兼收并蓄，但并未受到重视。以后，中国文学走上了普罗文学、大众文学、工农兵文学的道路，这固然符合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但却有把平民文学传统极端化的倾向，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学低俗化、审美品格降低。直至解放后“左”的思潮泛滥，“文革”中文学遭灭顶之灾，极端平民化是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俗文学获得空前繁荣，而纯文学、雅文学受到冲击。因此，更有必要继承、发展贵族文学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提高文学的审美品格。贵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能弃置不顾，更不能加以排斥；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个宝贵资源，以培育我国现代高雅文学。
收稿日期：20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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