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企业信用论文,因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8)03-0111-07
中小企业信用差一直被认为是融资难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几年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实践却表明：被银行认为“信用差”而被拒之信贷门外的企业其担保贷款的违约率不仅不高，甚至远低于银行认为“信用好”的企业。以杭州为例，至2005年底止，全市66家信用担保机构为6000余家中小企业担保，向银行贷款的违约代偿率为0.46％，约为同期杭州商业银行企业平均贷款违约率2.1％的五分之一。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小企业的信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小企业的实际信用？这不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问题。
一、研究现状评析
近些年来，国内就中小企业信用影响因素做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但由于在理念、理论和实证三个层次上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致使已有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非常有限。
(一)理念的缺位
毋庸置疑，信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在本体、认识和行为三个层面上，信用必然与孕育它的母文化存在着历史的、内在的统一性，也由此形成与母文化相通相融的信用文化。中国的信用文化长期受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信用被当作一种道德规范而注重其精神价值。在行为上强调个人对信用规范的内省自律，在交往对象的评价和选择上更加注重个人的履约品质；而西方的信用文化则基于契约和私有财产之神圣的理念，信用被当作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而注重其功利价值。在行为上强调制度的外在约束，在交往对象的评价和选择上更加注重主体的履约能力。
基于西方信用文化的特质，西方学者对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基于财务能力的分析(Lyn，2000：149-172)。虽然1990s后在运用神经网络模糊系统研究企业信用影响因素中开始引入企业家年龄、学历、经验等非财务影响因素，但基本分析框架并没有改变(Malhotra et a1，2002：190-211)。
依据中国信用文化的特质，企业负责人的品格应当是影响企业信用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组织的第九次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被访企业负责人64.2％认为“企业家品格”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很大，32.5％认为影响较大；2003年笔者对浙江省内的杭州、宁波和温州17家担保机构负责人所作的访谈调查也发现“企业负责人品格”无一例外地被担保机构列于影响和考察企业信用的首要因素。然而，国内学界的研究却一直承袭西方的履约能力分析的理念和传统。虽然2000年后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的人品因素(赵昕等，2002：21-24；刘晓星，2003：43-45；张红波，2004：52-55.；王玉娥等，2004：89-92.)，但至今并不为学界所重视。显然，我国学界忽视了信用的文化性及其差异性，使研究失去了应有的理念和自我个性，进而迷失了方向。
(二)理论的缺陷
纵观我国学界对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缺乏以严谨的理论分析做基础，甚至有的只是想当然地把一些因素当作企业信用的影响因素并对其作些说明和解释。即使有部分研究程序性地做了些理论分析和陈述，但普遍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系统性缺陷。现有研究的理论分析的系统性、全面性不够，要么只关注外在因素(陈祥槐、倪建平，2002：34-37)，要么只关注内在因素(周春喜，2003：124-126；范伯乃、朱文斌，2003：83-88；王玉娥等，2004：89-92)；而在关注内在因素的研究中又较多地关注财务能力(毛定祥，2000：38-42；范伯乃、朱文斌，2003：83-88：83-88；李小燕等，2003：81-85；吴金星等，2004：109-111)，对企业人素质特别是负责人品格的关注率很低且粗略。
二是逻辑性缺陷。现有研究的理论分析的逻辑性不严密，多为原则性地泛泛而谈或主观臆断，原则与结论往往存在必然性模糊和断层。如任永平、梅强(2001：52-55)、周春喜(2003：124-126)、高媛、卞直巍(2003：43-46)、张红波(2004：52-55)、王玉娥等(2004：89-92.)等人的中小企业信用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由于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的理论分析和逻辑不足，因而对因素影响企业信用的机理无法做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有的则是片面的解释，如孙智英(2002：172-182)把影响企业信用行为的内在主观因素——信用观念仅仅归结为自身的“利益驱动”，而否认信用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关系。
(三)实证的缺失
实证应当是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西方的研究基本上都有必要的实证支撑。但从现有文献查阅结果看，我国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存在以下四个层面的缺陷：
一是实证性缺陷。除了极少数(范伯乃、朱文斌，2003：83-88；等)研究外，我国的企业信用研究基本上缺乏实证环节。因而，无论是影响因素的筛选还是因素的影响度确定，大都只是理论思辨或主观臆断的结果，这不仅使研究结果的理论科学性受到质疑，而且使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也缺乏可靠性。
三是统计性缺陷。少数实证研究所提出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多重共线性)不能排除，如范伯乃、朱文斌(2003：83-88)提出的偿债能力、经营能力、创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的问题必然导致信息的重复而使研究结果发生偏误；其他没有实证环节的研究，因素间的相关性问题就更为明显。
四是应用性缺陷。由于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上述缺陷，进而使各层面因素相关量化(影响度、隶属度等)研究先天不足。研究的结果不仅无法正确回答信用评价和政策实践所提出的问题，而且无法满足实践对之提出的指导要求。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与信用影响因素
1.信用的含义。“信用”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即“履行成约，取信于人”；一是主体遵从信用规范——“履行成约，取信于人”的行为水平，即主体遵从信用规范之行为及其结果与“约”之相符程度。本文的“信用”即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信用。因此，主体信用的好差，实质上是其信用遵从水平或信用行为水平的高低。因而，影响中小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信用的因素就是影响其信用遵从行为的因素。
2.企业信用的影响因素。任何企业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但同时又处于各种社会和自然关系之中，因而其信用行为必定要受内外因素的影响。
(1)企业信用的内在影响因素。主体信用遵从行为是一种以“履行成约”为内容的行为，这种“约”的履行与否及其程度，按照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取决于主体对履“约”行为价值的认知，即基于主体需求动机、价值观念和个体心理等之上的对履约价值的判断、比较和取舍。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认知决定行为。由此看来，企业履约的信用遵从意识，即信用意识是企业信用遵从得以实现之必要性因素。然而，仅仅主观上具备信用意识并不能实现信用遵从，因为信用遵从之“履约”行为一般是一种基于一定标的的义务履行或责任承担，本质上是一种“支付”行为。因而，要完成这种“支付”行为就必须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时间、精力、资产等，即实现信用遵从的能力——信用能力，这种信用能力表现为企业信用遵从得以实现的充分性因素。
由此可知，企业信用遵从的实现取决于其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状态，前者是内在主观因素，后者是内在客观因素，两者构成影响企业信用的内在因素。
(2)企业信用的外在环境因素。外在环境因素对企业信用遵从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影响企业内在因素即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来实现的。外在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对企业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环境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包括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及其态势；中观环境主要指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及其变化；微观环境主要指企业业务交往圈环境。
一是宏观环境对企业信用意识和能力的影响。宏观环境包括国际宏观环境和国内宏观环境。国际宏观环境主要通过市场波动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进而影响其信用能力。在国内宏观环境中：①法制体系及其信用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企业产权和正当经营之保障以及对信用失范惩戒的公正性，因而对企业信用遵从的结果预期和守信信心产生导向性影响。②经济体制的完善性和经济政策的公平性影响着市场化程度及其竞争的规范和平等，因而对企业守信的动机和价值认同产生主导性影响。③基于社会主流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社会信用观念和守信风气的从众心理和价值比较的存在，因而对企业信用动机和守信心理具有示范性影响。④便于信用信息传递、沟通以及可获得性的社会技术条件是解决企业信用信息对称性的前提，因而对企业违信投机心理和道德风险产生抑制性影响。
二是中观环境对企业信用意识和能力的影响。每个企业从其主业来看都隶属于某个行业。行业环境通过行业发展景气程度、竞争强度和同业规范力度对企业信用意识产生影响。一般说来，行业发展前景影响该行业企业的信心、战略和行为，从而使企业基于长远发展或短期牟利而对信用问题持不同态度；行业竞争强度则使企业基于市场竞争压力的大小对自身在市场上的信用形象的考虑具有不同的重视程度；同业规范管理(包括行业组织对业内企业的生产、技术、质量、交易、价格、竞争等行为的规范管理)将通过对业内信用失范行为的惩罚，甚至驱逐行业和市场的压力影响业内企业守信经营的意识。
三是微观环境对企业信用意识和能力的影响。微观环境是由企业直接关系人构成的交往环境，企业直接关系人包括公共管理组织、供应商、销售商、客户、债与人、股与人、内部职工。因而，在交往环境的一般构成要素中，政府、行业协会管理供给水平及其与企业交往中的自身信用遵从水平——规范性和示范性以及交易圈信用氛围对企业的信用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原材料、资金、能源、劳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交易水平——效率与质量，产品消费市场发育水平——理念与能力，产品销售市场开发水平——品牌与服务等交往环境要素的质量，都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和效率，即信用能力。
四是自然环境对企业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的影响。自然环境是指企业经营所处的自然条件，包括地理、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及其变化。自然条件的好差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经营的成本、效率和效益而影响企业的信用能力；自然条件的突变事件如洪水、飓风、火灾、地震等往往以自然力的不可抗拒性和破坏性使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并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从而影响企业信用能力。根据性质不同，影响企业信用遵从水平的自然环境因素可分为不可抗力、地理交通和自然资源三类。
(二)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结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对影响企业信用的内外因素作出如下结构性假设：
1.信用意识影响因素的结构。企业由决策层、执行层和操作层人员构成，其信用意识水平应当是该三层次人员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基本素质的综合体现，故假设企业的信用意识由负责人、管理团队和基层职工的基本素质共同决定。但根据我国信用文化对行为主体品质的重视以及三层次人员在企业决策和行为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企业负责人的素质应当对企业信用意识有决定性的影响。
2.信用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企业信用能力是一种未来履约能力，从理论上讲它取决于企业当前能力存量和指向未来的过程能力增量。前者可由企业当前的财产财务能力来表达和度量，后者可由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决定，故假设影响企业信用能力的因素由财产财务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构成。
3.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的结构。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基本稳定，为便于研究，暂时忽略其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并假设在社会环境因素中，法制环境质量(包括法律制度、信用制度、政府信用及信用管理水平)、经济体制政策(包括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市场健康程度)、社会守信风气(包括社会普遍的信用观念、风气和行业市场交易信用水平)、信息获得条件(包括征信体系建设和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状况)、行业发展状况(包括行业发展景气程度、竞争强度和同业规范力度)对企业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存在影响。
4.自然环境影响因素的结构。假设在自然环境因素中，不可抗力、地理交通优劣和自然资源条件对企业信用能力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整体结构如图1。
图1 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结构
三、实证研究
为了检验、证实和量化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故以信用担保机构、被担保企业负责人和信用管理人员的经验、认识为调查实证对象并相互参照。问卷调查分两步：即因素筛选调查和因素影响度调查；实证分析也分两步：一是因素影响度统计分析，二是因素影响度认知差异统计分析。
(一)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
1.因素筛选调查。为了对上述理论模型中企业信用主要影响因素验证筛选，先进行筛选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要求被问卷者就上述12个因素对企业信用影响“重要”和“不重要”进行甑选并补充认为重要而未被列入的因素。收回问卷138份，其中企业问卷67份，信用机构问卷71份。各因素以“重要”而被选的频次如图2(被问卷者补充因素因过于分散而频次很低，故图中未被列出)。将被选频次不足问卷收回数50％的职工基本素质、信息获得条件和不可抗力影响三个因素去除，最后初步选定剩下的9个因素进入下一步实证分析。
图2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筛选调查频次分析图
2.因素影响度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
(1)确定问卷内容和要求。将上述9个企业信用影响因素设计成两两比较矩阵，要求被调查对象对9个影响因素作两两比较，并按：重要得多=7，明显重要=5，略为重要=3，同等重要=1，略为不重要=1/3，明显不重要=1/5，很不重要=1/7的设定将比较结果填入比较矩阵。
(2)选择问卷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分两类：一类是企业信用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技术负责人和具体从事信用评价、担保业务的项目经理；另一类是中小企业信用行为的决策者——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和企业信用行为的执行者——办公室或财务部或营销部负责人。
(3)选定调查地区。选定信用业务较发达的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地区。
(4)问卷数量。共发出信用机构问卷300份，中小企业问卷300份。
(5)调查问卷的回收。收回信用机构调查问卷232份，有效问卷205份，占总发放问卷的68.33％。收回企业调查问卷216份，有效问卷165份，占总发放问卷的55％。
(二)样本统计分析
对每份调查问卷中企业信用影响因素比较结果输入Excel，并通过归一化计算其权重，然后将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作为样本随机变量输入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各因素对企业信用的影响程度及其置信度。并通过对被调查者分组比较，分析他们之间对中小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认知差异。
1.样本母体分布检验。采用拟合优度检验法，即通过柯尔莫哥夫-斯米尔诺夫(Kolmogorov - Smimov)检验法检验企业信用影响因素权重样本的母体分布状态(见表1)，以便确定统计分析的方法和路径。从表中检验结果可知，各因素的t检验值Asymp.sig.(2-tail)均大于0.01，故上述9个信用影响因素权重样本的母体分布与正态分布无显著性差异。
2.各影响因素权重样本母体相关参数估计。由于企业信用各影响因素权重样本的母体为正态分布，故可根据样本对各影响因素权重的母体均值、方差、置信区间等相关参数作出在正态分布条件下的估计。借助于spss11.0对各影响因素权重的母体均值、方差及置信区间进行估计，见表2。
3.各影响因素权重状态分析
(1)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分布。从表2权重分布来看，企业负责人品格权重最大，说明信用服务的主体——信用机构与信用服务的客体——企业都一致认为企业负责人的品格是影响企业信用的最主要和最重要因素。财产财务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权重几乎处于同等水平，是影响企业信用的第二、第三大因素，这说明信用机构和企业都切身体会到代表企业履约能力的财产财务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对企业的信用影响很大。管理团队素质的权重位列第四，被认为是对企业信用有相当影响的因素。法制环境质量和行业市场状况的权重差别不大，分别处于第五、第六位。法制环境质量的权重仅低于处于第四位的管理团队素质权重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法制现状对企业信用行为已经构成相当大的影响。社会守信风气的权重虽排位第七，但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已很明显。地理交通的权重不大，对企业信用有一定影响。自然资源条件普遍被认为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很小，故其权重不到0.02，位于9个影响因素之末，基本可忽略不计。
(2)各影响因素权重问卷意见集中度和偏差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样本为不可重复单一样本，不能完成对母体参数估计值的无偏检验。故依据方差和99％置信区间宽度对各因素权重的集中度和偏差进行分析。从总体来看，9个因素权重问卷意见集中度较好，均值标准偏差都在0.2以内，99％置信区间宽度均在1以内，最大方差不超过13。从个体来看，各因素权重问卷意见集中度差别较大。权重均值方差最大者(12.64)是财产财务实力因素，反映出被问卷者对企业财产财务实力对信用的影响意见分歧最大，权重意见覆盖7－25的范围。均值标准偏差0.18480，99％置信区间宽度接近1(0.96)，在9个因素中也明显最大。权重均值方差处于中上水平的是企业负责人品格、管理团队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个因素，方差在6－8之间，表明被问卷者对三个因素的权重存在一定的分歧，均值标准偏差在0.13－0.15之间，99％置信区间宽度在0.65－0.80之间。权重均值方差处于中等水平的是法制环境质量、行业市场状况、社会守信风气和地理交通优势四个因素，方差在3－5之间，说明被问卷者对该四个因素的权重意见分歧较小，因而均值标准偏差在0.09－0.12之间，99％置信区间宽度在0.5－0.6之间。权重均值方差最小(0.59)的是自然资源条件因素，被问卷者就其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很小有较好的认同度，因而均值标准偏差不到0.04，99％置信区间宽度仅0.21。
(3)各影响因素类别和门别权重分布。从表3可知，在四大因素类别中，企业信用品质对企业信用影响最大，超过总权重的34.79％；信用能力次之，权重接近总权重32.88％；社会环境对企业信用的影响排列第三，约占总权重的25.89％；自然环境对企业信用的影响最小，占6.44％。信用品质和信用能力作为企业的内在条件，占总权重的67.67％。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作为企业的外在条件，约占总权重的32.33％。由此可知，内因是影响企业信用行为主导因素，外因是非主导因素。
4.企业信用影响因素认知差异分析
(1)信用机构与企业认知差异分析与比较。
两类样本母体分布检验。对信用机构和企业两分类样本的母体分布是否属于正态分布依照柯尔莫哥夫-斯米尔诺夫(Kolmogorov - Smimov)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分类样本中各影响因素权重的双尾检验Asymp.sig.值p均大于0.01，故两类样本所有影响因素权重的母体均呈正态分布。
从两类样本母体参数分析比较可知，信用机构和企业对影响企业信用各因素的权重认知不尽一致。除了法制环境质量、行业市场状况、社会守信风气、地理交通优势和自然资源条件五个因素两者差异小于2(均值)以外，其他因素两者差异均大于2。关于企业负责人品格因素对企业信用的影响，信用机构认为的权重要高于企业2.9百分点，这说明信用机构从评价者角度更为看重企业负责人品格对企业信用的影响，而企业作为被评价者显然对自身品质的意识并不那么清晰和自觉，这也符合一般的认识规律。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管理团队素质因素，信用机构认为的权重也高于企业2.41个百分点；对于财产财务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因素，信用机构与企业分歧明显，企业所认为的财产财务实力影响权重高于信用机构5.91个百分点，但其认为的经营管理能力影响权重则低于信用机构2.48百分点，这说明企业更注重现实的偿债能力，而信用机构则更关注未来的偿债能力。要特别注意的是，企业认为社会守信风气对企业信用的影响比信用机构认为的要大1.84个百分点，这说明社会信用风气对企业信用的实际影响比外在理解的要大。
从影响因素类别权重来看，信用机构比企业明显重视企业的信用品质：信用品质权重要高于信用能力权重5.23个百分点。而企业比信用机构则更看重企业的信用能力：信用能力的权重比信用品质高出2.71个百分点；从影响因素门别权重来看，信用机构比企业更偏重企业的内在条件，而企业则比信用机构更偏重企业的外在条件。
总体上，企业样本的均值方差除经营管理能力和自然资源条件两因素外，其余影响因素的均值方差均小于信用机构样本，这表明企业样本的集中度比信用机构样本的集中度要好。而且，对于企业负责人品格因素和管理团队素质因素，企业样本均值方差比信用机构样本均值方差要小得多，这说明对于这两个影响因素的权重企业的意见比信用机构的意见要集中得多。对于其他影响因素的权重，虽然信用机构和企业的意见集中度有所不同，但从方差绝对差值看，差异并不很显著。
(2)不同地区认知差异分析与比较。
根据杭州、宁波和温州地区样本所作的影响因素权重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依据来自三个地区的样本作出的影响因素权重均值基本一致，基本可以排除对影响因素权重的认知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影响因素权重均值方差却存在如下明显的差异：关于财产财务实力因素，杭州、宁波的均值方差基本相等并高出温州3.2左右。这说明对财产财务实力之权重，杭州和宁波的样本分歧比温州大。
(3)不同职务的被调查者认知差异分析与比较。
按被调查者职务不同样本可分为四类：信用机构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和企业负责人、部门经理。同一类单位内单位负责人与部门负责人的观点没有明显的差别，说明他们之间由于工作、业务和学习中的互动交流频繁，因而观点总体上较趋于一致。但在信用机构内部项目经理的样本均值方差一般比技术负责人要大，这说明项目经理的观点较为分散，这可能缘于项目经理年龄较轻、思想较活跃。而不同类单位负责人之间、部门经理之间以及负责人与部门经理之间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单位类别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源自信用专业与非专业的职业差异，另一方面源自评价与被评价的角色差异。
(4)不同从业年限的被调查者认知差异分析与比较。
根据对应样本所作的影响因素权重相关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两类从业年限人员样本的影响因素权重均值除在企业负责人品格和财产财务实力上稍有差异外，在其他影响因素的权重均值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均值方差也没有显著的差异。因而，可以基本排除从业年限对影响因素权重认识的影响。
(5)不同学历的被调查者认知差异分析与比较。
依据该分类的样本所作的影响因素权重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各影响因素权重的统计均值在两类样本中基本一致，可见对各影响因素权重的观点在宏观上与学历无明显关系。但企业负责人品格权重的均值方差，本科及以上群体样本比本科以下的群体样本要大2.75，这说明本科及以上被调查者意见分歧比本科以下的要大，这可能与本科及以上人员的知识层次、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维水平有关。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影响企业信用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
因素，其中内在因素可分为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外在因素可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内外因素对企业信用影响度大小依次是企业信用意识、企业信用能力、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四类因素又可分解为9种影响因素，按对企业信用影响度的大小依次是企业负责人品格、财产财务实力、经营管理能力、管理团队素质、法制环境质量、行业发展状况、社会守信风气、地理交通优劣和自然资源条件。
2.担保机构和被保企业对影响企业信用因素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担保机构比被保企业更看重企业负责人品格和管理团队素质，而被保企业比担保机构更注重现实的偿债能力。而不同地区、不同职务、不同从业年限和不同学历的被访者群体对中小企业信用影响因素及其权重的认知无显著性差异。
(二)讨论
1.研究结论的问题：样本量不大，可能导致样本母体参数估计偏差；问卷范围限于浙江，也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与全国一般情况的偏差。因此，结论中各因素及影响度比值需进一步研究。
2.研究结论的价值：尽管研究结论存在上述问题，但基于理念的文化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证的客观性，研究所揭示的中小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的系统框架和基本结构应当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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