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岚[1]2004年在《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20世纪百年以来苏南地区农业与农村变迁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经济转型过程中苏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与条件，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20世纪以来，中国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逐渐向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演进，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技的这种结构性变迁必然对农业和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强对这一阶段农业与农村历史的研究，探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因，从历史变迁过程中认识和把握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运作规律，把历史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当今我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开展。 苏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它既是我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典型。20世纪以来，苏南进行了较为连续和完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过程，它为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化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范例。认真回顾和解析苏南地区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在晚清以来的变迁历程，寻找和探索其运行的轨迹，不仅有利于这一地区自身的发展，还可以给全国广大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借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苏南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来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成了问题，整个区域的现代化就会落空。由于其较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在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特征，应当说，目前，苏南地区已经有条件有基础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但是，苏南地区农业开发早，土地利用率已经很高，其单位面积产量已与国际上的高产指标不相上下。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时，如果把目光局限于农业内部、农村内部，也难以真正实现较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换言之，苏南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战略取向，不在农业本身，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农业、农村之外。 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农业论农业”是不可能讲清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孤立地谈农业发展或农业现代化而不考虑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系，不考虑社会经济的转型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必须把它放到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中去考察，探索国民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找出长期以来一再强调重视农业但落不到实处的根源。 因此，本研究注重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以动态的和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农业。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比较专一的立足于“长时段”视角，对研究对象的具体观察，注重从历史进程上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研究，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律性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上做一些尝试. 本文的结构及其研究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介绍苏南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依托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农业生产特色(第一章)o 第二，从农地制度、生产技术、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发展探讨了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条件(第二一一六章)o 20世纪以来苏南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随着这些变革的发生，苏南农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可以说，土地制度是维护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决定性的基本制度。土地制度的变革及其相应的法律规范，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晚清民国时期，苏南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占有集中，租佃关系发达，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租税负担沉重。在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下，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农业再生产能力衰竭，是民国时期苏南农村经济凋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苏南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首要条件。50年代中期以来对农民个体所有制的改造，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农地制度安排，由于片面强调所有制升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苏南农业发展的波动很大，农业的经营绩效低下，农业生产长期排徊不前。70年代末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农作制，制度变迁效率增进明显。但在实践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逐渐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地出现限制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诸多问题。苏南在8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保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和经营自主的优越性，展示了缓解苏南农业矛盾的积极效能。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运作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苏南农地制度变迁既有对前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有对前一时期土地制度的否定，正是“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此，苏南今后的农地制度变迁也不能不考虑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一?
刘椿[2]2000年在《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的发展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难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首先在于农业的发展，在于农村社会的进步。从某种意义而言，农村现代化是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自1840年以来，近百年的梦想和几代人的奋斗不息就是实现现代化强国，但是一再受挫，机遇频失，就其原因农业生产和社会的落后是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研究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与起点。 农村的衰败对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与危机，现代化失去了基本的稳定社会环境而失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农民问题就是关系到政权生存与否的关键因素，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首要因素就是农村政策的失败，而农村政策的首要关键就是土地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经历就是与共产党争夺农民的历史，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农村政策注定了其在大陆的失败必然。自1927年开始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撤离大陆败退至台湾，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与减租减息的法律、法令、政策与方案，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只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自己制定的土地政策“贯彻始终”，中国的土地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直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败退至台湾，中国的土地问题反而比1927年时的土地问题更加严重，原因在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与其制定的土地政策是相互冲突对立，那么指望南京国民政权主持大陆的土地改革只能是1949年的结局。30年代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对田赋进行整理，但是没有达到整理者的初衷以失败而告终。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内战与各地军阀的混战阻碍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m赋整理政策的实施，连年混战促使了田赋攀升。田赋整理触犯了蒙绅地主和贪官污吏的既得利益，农村基层政权为地主阶级所控制，引起他们的抵制以致反抗，m赋整理的复杂性加剧了整理的难度，整理措施的缺陷造成了整理的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金融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农业金融，农业信贷与合作运动称为发展农业的主要政策。政府为此制定了完备的农业信贷的方针、政策与具体办法，农业信贷与农业合作运动完成了制度化C法律化与规范化的转变。到抗战时期农业信贷与合作运动已经有政府统筹，设立高度统一、集中的农业信贷与合作运动的机关，统一农业信贷与合作运动的设计、监督和领导，规定每个年度农业信贷的数额、种类、利率、投放方向：政府从为农业信贷的担保者，因家设立的专门金融机关以作为农业信贷的主要经营者，尤其是1940年以后国家的法币成为农业信贷资金的唯，源泉，其次农业信贷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之内成为普泅的发展。为扩展农业信贷的农业金触网络遍布与因统区各地，政府的农业倍贷与合作运动的政策明确了调剂农村余融，配合农村各生产要溃以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把农业信贷与合作运动作为国家余融政策进行运作是与现代农业现代与合作运动的性质相符合。
黄淑美, 伍慕仪[3]2005年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研究说明前言1991年,伍慕仪女士应《农业考古》编辑部之约,编纂了《<中国农史>、<农业考古>、<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索引1980-1990》一书,并于当年八月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农业考古》编辑部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有
任耀飞[4]2011年在《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农业转型是个长期过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不过,近代时期在西学东渐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开始设立管理农业的专门机构,颁发与农业相关的专项经济政策和奖励章程,积极兴办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开设商埠发展外贸农业,鼓励民间农学会劝农设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传统农业转型发展注入了近代化因子,提供了诸如制定专项法规、兴办农校、建立试验推广机构等历史与技术发展的基本框架,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开始走上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近代转型之路。同时,此时期的农业转型也为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格局。因此,近代时期的农业转型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真正的立足点和起跑线,深化此时期的农业转型研究对探究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存在的历史根源,健全农业现代化科学体系,加快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文以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变为主线。首先,依据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市场的被动开放、农业功能的重新定向、农业变革思潮的兴起以及政府变法图存的推动作用,探究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基础与动力。其次,论文围绕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农官体系向农业专门化管理体系的转变、传统经验农学向近代实验农学的发展、家庭生产方式向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过渡、农业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拓展,揭示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发展路径。再次,审视和评析了近代中国农业转型对当时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系统总结近代中国农业形态转型的程度,探究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主要成效。最后,深入总结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内涵与特征、转型不足与制约因素,提出了近代中国农业转型对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作用。研究结果认为中国市场的被动开放为近代中国的农业变革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农业功能的重新定向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农业变革思潮的兴起客观上为近代中国的农业转型指明了方向;而政府变法图存的推动则为近代中国的农业转型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总体上形成了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渐进开启方式。而农官体系向农业专门化管理体系的转变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农业步入了职能化、专门化的管理轨道;传统经验农学向近代实验农学的发展促使传统农业技术与近代农业科学的扬弃发展呈现兼容并蓄的交融态势;家庭生产方式向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过渡突破了家庭制经营的束缚,呈现出了向农业扩大再生产方向转化的趋势;农业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拓展客观上促使中国市场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逐渐转变成了开放的农业市场结构,总体上形成了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四大发展路径。同时,论文还认为近代中国农业转型走上了“适应性过渡农业”之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借鉴近代“适应性过渡农业”发展之路,在宏观层面应运用产业政策拓展农业功能引导农业转型方向、推进中外农业科技交流减少科技异化现象发生、扶持外贸农业发展处理好农产品内外销关系;在中观层面应继续建立农教、科研、推广三结合的组织机构、发展公司性质的农业经济实体、培养合作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以便形成农业社会化扩大再生产之势;在微观层面应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传统与现代组合,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以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戴天放[5]2010年在《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紧紧围绕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这一核心,主要采用历史研究为主,结合生态学、农学和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探索农业开发与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借鉴传统生态农业思想、模式和技术,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对策。考诸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和生态环境变迁史,可以发现历史上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经历了一个由开发不足、到开发适度再到开发过度和环境治理的阶段。相应的,其生态环境也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平衡,再到开始失衡、逐步恶化,再到逐步改善的变迁过程。其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在古代突出地表现为由于垦殖过度所致水土流失所带来的频繁的水旱灾害；到现代,除了上述历史时期存在的自然灾害以外,还有受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农业环境变迁史可以概括为：远古至秦汉时期,是生态环境由荒凉向开化发展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生态环境平衡发展阶段；宋元时期,是生态环境开始失衡阶段；明清时期,是生态环境逐渐破坏恶化的阶段；近代以来,生态环境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建国以来生态环境经历了一个恶化——治理——改善的过程。在此,我们可以得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农业开发必须适应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只有全面地把握自然生态环境的总体,才能使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充分地持续地发挥作用,经济社会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掠夺性开发资源,就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处理好农业开发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我国传统生态农业中“三才论”、“三宜说”、精耕细作、培肥地力、基塘农业、用养结合等农业思想、模式和技术,值得继承和发扬。自宋至清,鄱阳湖流域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符合生态农业原理的技术和模式。建国以来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历程经历了自发型生态农业阶段、资源型生态农业阶段、高产型生态农业阶段、优质型生态农业阶段和持续型生态农业阶段等5个阶段,创造的“猪—沼—果”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我国南方唯一重点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标志着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鄱阳湖流域现代生态农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发展生态产业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基础,建设高效生态农业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产业的优势所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可区划为3个不同的区域；其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设计为4大类、18小类；其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构成包括生态结构合理化技术体系及农业系统功能强化(集约化)技术体系。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离不开建立与健全政府扶持政策与实施体系,此外,还要突出围绕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目标与主要障碍因素,对主要组织与制度(政策)安排进行研究、设计与创新。
郑林[6]2004年在《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文中指出本文构建了一种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模式，综合运用经济学、技术社会学以及现代化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为当代中国的农业科技决策提供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启示。 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模式的基本观点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三元结构中三个环节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影响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模式将农业技术创新定义为农业新技术从引进或发明到其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则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生产，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的应用，则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由商业组织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利用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通过经验积累形成并代代相传的传统农业技术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以换取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外，主要供自家消费。换言之，农产品主要是通过非市场途径分配，市场需求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这种传统农业的技术创新来自农业内部，其发展主要靠人口增长和技术的经验积累来推动。 近代以来，由于传统技术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商品性农产品的需求，产生了生产不足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的分配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传统农业中分散的个体农户无力应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使得其农产品难以销售，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多子继承制度使农村人口始终滞留在农村，而且还使一个家庭的产业越分越少，越分越小。以至于家庭农场的规模小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出现家庭农场面临破产的危机。 总之，中国传统农业在近代已经面临危机，改造传统农业势在必行。 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引进西方先进农业科技，中国近代对西方先进农业科技的引进并不是直接源自农业发展自身的需求，而是起因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工商业的发展.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影响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各种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使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外部生产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划目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 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形成，主要标志为各种农业技术供给源的产生.这些技术供给源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民间科研团体、国立科研机构，以及大学中的科研机构所构成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它为农业技术发明提供最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一类是由农科大学、民间农业研究团体，以及政府所属农业研究机构所构成的农业技术研究体系，它利用科学技术成果从事农业应用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科研机构逐渐形成由中央到地方，多形式、多类型的科研体系.农业科研活动也由简单的农事试验发展到用科学理论、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在农业生产中推广，
赵晓阳[7]2015年在《思想与实践:农业传教士与中国农业现代化——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期,世界农业传教运动悄然兴起。在采用农业技术和作物育种改良等科学手段来传播福音的思想指导下,受到专业训练的来华农业传教士们,将美国农业现代化经验结合中国本土条件,积极进行推介和实践。他们卓有成效地创建和发展了中国农业现代教育、培育养成农业科技改良的思想和实践、开展国际化农业交流、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和改良品种等,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化征程中的又一源头。
王唐波[8]2008年在《近代中国和印度农业商品化比较》文中提出中国和印度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农业历来都是两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近代,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相同的历史境况——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同样都面临相同的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随着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和印度逐渐成为其农业原料产地和资本投资场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推动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和印度的“建设性使命”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中印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这些都大大推动了两国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本文拟对近代中国和印度农业商品化的条件和表现做出阐述和对比,找出其农业商品化发展的特点。文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解释了农业商品化的相关概念,以及在中世纪晚期即自然经济状况下,棉花的种植条件和情况。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第二章主要是对近代前期中印棉花生产商品化的原因和表现进行了概括和对比。这一时期,棉花商品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印的原料掠夺,对棉花的需要扩大。此外,近代中印的经济政策、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起步等都促进了棉花的商业化发展。此时期棉花商品化的得到很大发展,主要从棉田,棉花产量、商品量和商品率,生产区域专业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第三章主要是对工业化初期中国和印度棉花生产商品化的原因和表现进行了概括和对比。这一时期,资本输出逐渐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而且近代民族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等因素,都促进了对棉花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因此工业化初期棉花商品化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同样也从棉田,棉花产量、商品量和商品率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和论述。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近代中印农业商品化的特点。通过对前面各章的分析,并与西方国家农业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加以对比,考察近代中印农业商品化的一些特点。近代中印农业商品化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印度要超过中国。近代中印农业商品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都带有畸形性和被迫性。此外,农业商品化发展带有很大虚假性,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改善。
韩丛[9]2015年在《《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命脉,是立国之本。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开始于19世纪末,初期局限于文献的翻译,农业知识的传播,生物资源的专项考察和不对称交流等方面,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则是第一个由政府倡导的官方正式合作计划。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本就落后的经济也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而美国在这个期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1945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能仿照金陵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作物改良计划,借助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来帮助中国进行战后农业经济恢复和重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成立于1946年5月,由中国政府选派的13名农业专家和美国政府选派的10名农业专家组成。合作团共分为六组分赴江苏、浙江、河北、东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台湾等十五个省份地区,全面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中国农业现状,考察结束后,团员返回南京,并完成报告书《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的撰写工作,该书分中英两个版本,于1947年5月由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公布。本文根据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报告书内容以及前人对中美农业技术交流研究成果,从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产生的背景和《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的内容以及报告书所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进行全方面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国力急剧膨胀,它的全球战略态势已经发展至欧亚地区。苏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和政治强国。为了遏制社会主义蔓延,实现全球战略,美国希望通过扶植一个亲美的蒋介石政府来实现对东亚的控制,打击共产主义。《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的编写工作建立在对中国农业状况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由中美两国专家共同讨论确定。认为中国若能用最新科学方法,如改进作物、土壤、牲畜及农具等,大可增进农业生产。再如租佃、农贷、运销等之改进,更可增加农民之收益,而农村社会之穷困亦得以减除。工业与农业如车轮相依,增加农产品外销可以换取外汇以引进外国先进工业设备,以农业扶持工业,以工业改进农业。照此原则,报告书将重点放在改进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比重最大的桐油、蚕丝、茶叶和羊毛四项事业上,结合美国的需要,分析各事业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并提出改进意见。从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入手,改革土地制度、租佃制度、金融政策,健全农业教育和推广体系,提高国际贸易水准,形成一个全面的长期计划。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中的计划没能在中国大陆地区大范围的实施,这一计划却成为1948年美国经济援华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战后台湾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经验借鉴,奠定了台湾工业发展的根基,实现了台湾的经济腾飞。综上所述,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目的之上。虽然其报告书没有达到预期的影响,但它开启了中美两国官方农业科技合作的大门,在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上,仍然占据不可磨灭的地位。对我国今后加强中美两国的农业合作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参考意义。
胡茂胜[10]2011年在《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根本生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大部分也都来自农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只有农业发达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是有希望的。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推动农业近代化的力量有很多,士绅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由他们来组织和领导农业改良,推动农业的近代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江苏是中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代表,也是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比较成功的地区。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有着良好的农业资源和禀赋,传统农业比较发达,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农业资本主义产生较早、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此外,江苏地区还是西学东渐中的一个重要港口,士绅阶层较早受西方农学的影响,其开明程度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研究士绅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可以为当今江苏乃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起到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论文以士绅为视角,以农业近代化为研究主线,系统探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及倡导,并考察了士绅对推动江苏农业科研、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农业教育及农业技术的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历史局限性。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研究法,成为本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并结合现代化的理论方法。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是近代士绅和近代农业,所以历史文献法便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有关近代士绅及江苏农业的档案、专著、期刊、报纸等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既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也是论文企求达到的学术目标。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著名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明清以来,农业生产工具一直没有大的改进,农业技术也未见大的改观。清朝后期,西方近代化机械、电气、化工等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西方产生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的使用为主要特色的近代化农业,并且又有了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化农业教育体系,再加上人口、耕地等诸多问题开始困扰中国农业,所以晚清时期江苏传统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大的改观；农业品种缺少改良,无法与西方科学选育良种相比；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资金贫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以致无论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无法与洋货竞争。另外,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从而妨碍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成了制约江苏农业近代化的“瓶颈”。晚清时,江苏不少士绅第一次迈出了国门,踏上了出洋考察或修学的征程。尽管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考察西方的近代化农业,然而在游历过程中却不断地看到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无不观之而惊叹。他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在农业方面的差距,是最早受近代化农业启蒙的一批人。出洋的所见所闻,为他们日后著农书、立农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通过著述,一方面向世人介绍了西方的先进农业科技,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农业,倡导推行近代化农业。他们对近代化农业的译介和倡导,为江苏士绅实践近代化的农业奠定了舆论基础。农业科技离不开实验。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步骤,就是建立农事试验场。近代化农业科技传入中国之后,江苏士绅或是协助地方政府筹建近代化农事试验场,或是资助农事试验场,或是自己创办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试验场,大大推动了江苏农业科研的发展。此外,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式生产,缺乏合作与交流,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士绅们对西方国家农业经营管理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中国小农生产面临的挑战,他们开始仿效西方和日本兴办农会,创建农业公司,实施规模化经营管理。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能否实现,农业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素质和能力,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因此,江苏士绅们对发展近代化农业教育,传播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创办了各种近代化的农业学校,还很注重农业的社会教育,筹办了农业博览会。他们兴办的一些农务组织也发挥了教育功能,起到了推广农业科技知识的作用。近代以降,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进行农业科学试验,转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士绅们力图改造江苏传统农业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步骤,而要真正实现对江苏传统农业的改造,使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则必须将近代农业技术运用到生产中。为此,江苏士绅们大力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技术,期望能够早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晚清民国时期,江苏士绅开展了一系列的近代化农业实践。他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近代化农业的推广,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科举废除以后士绅在职业、知识结构、生存空间和价值观上都发生了转变,三是士绅的传统功能在近代得以延伸,四是地方自治下士绅的权力不断扩张。这些都为士绅们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创造了条件。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在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一方面,是在推行近代化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以往传统社会内部所不具备的新兴事物。另一方面,传统农务事项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士绅们的农业实践,推动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当然,相对江苏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士绅们的农业活动还不足以使江苏农业完全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们在发展近代化的农业中倾心倾力,出钱出地,然而论及业绩,倡导启蒙的意义远大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依然只是沧海中之一粟,晨曦中之一抹亮光而已。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制度、人口问题、工业基础薄弱等因素以外,与士绅自身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关系。回顾和总结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今天的乡村地方精英们提供不少珍贵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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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D]. 刘椿. 南京农业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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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思想与实践:农业传教士与中国农业现代化——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J]. 赵晓阳. 中国农史. 2015
[8]. 近代中国和印度农业商品化比较[D]. 王唐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9].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研究[D]. 韩丛.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10]. 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D]. 胡茂胜.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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