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传统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3)02-0078-05
一
日本文学自古就有极强烈的非社会传统。如所周知，日本文学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的民 族特点都形成于遣唐使派遣废止、对唐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中止之后的平安时代中期(十 ～十一世纪)。当时在日本，男子夜到女家访宿、黎明前离去、后代归女家抚养、家庭 由女方继承的访妻婚仍在流行，始于九世纪中叶的摄关政治制度仍在延续，“作为获得 荣华富贵的最重要手段，摄关家族的家长们竞相把女儿送入后宫。女儿是他们唯一的、 也是全部的希望。因为只有女儿能为他们生下皇子，(让他们得以未来小天皇的外祖父 身份摄政，掌权——笔者)。为使女儿能为天皇家男性所宠爱，他们倾其所有来打扮与 教育女儿，从而造就了以道隆女定子、道长女彰子等为中心的文化沙龙。在这些以后宫 女子为中心的沙龙里，聚集了许多有学问的才女和有教养的贵公子，形成了当时最高的 文化沙龙。在这里，政治被淡忘了，以后宫女子为中心的文化之花盛开了。一个女性的 时代，一个女性文化的时代来临了”[1]。
平安时代四百年来未执行过死刑，更几乎没有战争。在这样的和平年代里，这些只生 活于家庭、充其量不过是后宫里的贵族女子，既不愁衣食又远离了社会，其生活便只如 死水般的平静，其共同经历便只有“恋爱、结婚和生育。后宫文化沙龙的中心话题于是 也怎么都离不开恋爱和结婚”[1]。而于其间发展起来的文字——日语假名，相对外来 的汉字或可称作日本内部的文字，自然也就“极便于描述女性所特有的、微妙而复杂多 变的心理状态和活动”[1]、与社会活动等“外面的事件”相对的“内心的纷争苦闷”[ 2]。正如《土佐日记》作者纪贯之为抒发丧女、怀旧等一己私情而不得不托身女性、假 借假名来创作一样，在这样的文化沙龙中，由这样的作者以这样的文字创作出来的文学 ，因而也只能是非政治·非社会的“私”的文学，一如当时日记文学所证明(注：除《 土佐日记》与《晴蛉日记》外，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平安时代日记文学作品的书名、内 容与成书年代如下：
A、和泉式部日记：与师宫的恋爱记录，1005年后；
B、紫式部日记：宫廷生活的见闻感想，1010年后；
C、更级日记：对自己一生的回忆，1058年前后；
D、成寻母日记：对渡宋求学儿子的悲伤怀念，1073年；
E、瓒岐典侍日记：以堀河天皇驾崩前后为主的宫廷生活记录，1108年。)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创作“私”的文学。他们是有意识地不写“公”，只写“私 ”；不写社会，只写自己。藤原道纲母于《晴蛉日记》中曾唯一一次提及国家大事—— “安和之变”，为此特意表明“在只记录个人私事的日记中，原本不该谈及此事”，这 表明，他们并非对社会完全不了解，而是有意识地对社会闭上了双眼，对“外面的事件 ”视而不见，认为这不是文学所应表现的。
把国家大事与个人私事相对立，将个人“内心的纷争苦闷”写进文学作品，而将国家 政治等“外面的事件”拒之门外，这是藤原道纲母的选择，也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 因为藤原道纲母们的选择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
日本文学非社会传统的形成，缘于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岛国地理环境、文化上与中国 的巨大落差以及社会的封闭性等[3]，而其源头，则至少可再上溯二百年，追踪到八世 纪中叶的《万叶集》。
《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和歌集，成于八世纪六十年代，收有公元759年前和歌四千五 百余首，按内容分作相闻、挽歌、杂歌三大类。“相闻”类所收基本是恋歌与问安歌， 表达了作者对他人的关心和喜爱；“挽歌”类所收全部是悼亡歌，表达了作者对逝者的 哀悼和悲伤；其余统称“杂歌”。显然，能为《万叶集》编者们所识别的，只是诗歌所 抒发的个人情感的不同；而对其所表达思想的社会性质与政治属性等既无从辨识，便只 能笼统地称之为“其他的歌”[4]。
《万叶集》分类法上表现出的这一倾向，如果可以看作是任由诗歌——文学的政治· 社会属性隐没于意识之下，则到了十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时代，这一集体无意识就 经概括、提炼而上升到了理论，形成了对诗歌——文学的非政治性、非社会性意识。《 古今和歌集》序言即其突出表现。
《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第一部敕选和歌集，此前只有敕选汉诗集而无敕选和歌集。这 表明，它是整理、发扬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一环。集名中“和”是“和服”的“和”， 通“倭”，意“日本民族”或“日本国家”，因而“和歌”是相对“汉诗”而言的，具 体指由五·七·五·七·七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的日本固有诗歌形式。与在民族性上呈 中性的“万叶集”(意：众多诗歌的集子)相较，它强调了“日本”这一民族性。集前有 编者纪贯之所作序，首次对和歌历史作了回顾，并对其方法、功能等作了系统概括。对 和歌的定义，序言套用白居易说法如是道：
白氏《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古今和歌集》序：夫和歌者，托其根於心地，发其华於词林者也。
白氏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巨大影响容另文详述，于此只想说明的是：纪贯之的“心地” 是与白居易的“情”相通的。而若联系日本最早和歌理论书中有关和歌起源的说法，联 系纪贯之对和歌的分类法，则还可知它于日本古典文学中特指男女恋爱、离合悲欢等个 人情感。它是人所共有的。是人们由于感动而迸发出来，未经深思熟虑的。是感性的， 可以没有理由的；为私的，可以不与国家、民族、社会、政治发生关系的。
“试图系统把握和歌的最初著作”[5]，是成书于公元722年的《歌经标式》。全书一 卷，分一、二两部：第一部仿中国六朝诗学，分七类论述了和歌创作中的种种“歌病” ；第二部分三类论述了和歌的三种“歌体”。书前有序，序中叙述了和歌的起源及其价 值等。作者藤原浜成认为“龙女归去大海时，天孙即兴所咏恋歌”“音韵雅妙”，是为 日本和歌之起源[6]。
所谓的“天孙即席所咏恋歌”原载日本第一部编年史书《日本书纪》第二卷《神代· 下》。据考原为海边生活者咏歌，后被是书编者采用于故事中[7]。故事大意是：龙女 丰玉姬与天孙彦火火出见尊相爱并怀了孕，临产前“谓天孙曰：妾方产，请勿临之。天 孙心怪其言，窃觇之。(龙女)则化为八寻大鳄。而知天孙视其私屏，深怀惭恨。既儿生 之后……乃涉海而去。于是，彦火火出见尊乃歌之曰”：远方小岛上，水鸟常相傍。同 裘心上人啊，终生难相忘。[7]
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第一首和歌。它预示了其后日本和歌乃至日本文学描写“私”、歌 唱“哀”的发展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成长起来的后世和歌，因而也只能是“应酬的、游 戏的、雕琢的、流丽典雅极具女性化的”，而不可能是社会的、严肃的、思想深刻、意 境高远的了。即使是政治斗争的败者或胜者，也不会如屈原吟《离骚》般以和歌抒发自 己的悲愤，如曹操明月夜横槊赋诗般以和歌抒发自己的喜悦。因为他们另外还可以用汉 诗，用来自中国的文学形式来抒发他们因社会活动而产生的悲痛、悲愤或豪迈、喜悦； 而和歌，则只能用来显示他们的悠闲、机敏，抒发那些只属于个人的情感。
公元834年正月被任命为最后一批遣唐副使的小野篁，因力谏废止遣唐制度并拒绝渡唐 而遭流放。对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不到采纳，他感到了愤怒；对自己的惨遭极刑，他感到 了悲伤。他因此“吟出了《西道谣》、《谪行谣》等汉诗，抒发了他的幽愤”[8]。然 而，同样在被流放隐歧国途中，其所吟和歌却依然悠哉，仿佛不日即回的出海垂钓者般 ：海上垂钓者，请告诸亲友；言我出海去，将往千岛间。[9](P407)小野篁对中国诗— —汉诗与日本诗——和歌的这一区别使用说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汉诗与和歌自古就 公私有别，泾渭分明。
以假名书写和歌，以汉语创作汉诗；以固有的文学形式——和歌抒发个人情感，以外 来的文学形式——汉诗表现社会活动的感受。这样，和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即以“ 私”与“公”相抗衡，以情感替代了思想，以游戏换下了政治，从而于距今千余年前即 已走上了与政治、社会不相交叉的平行路。
三
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的，是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的国学家 本居宣长。他说：夫和歌之道，可以“物哀”一语概之。自神代至今，以至后世无穷， 所有和歌皆可以此一语蔽之[10]。
“物哀”一词，原频频现于《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 中、后被本居宣长用来表达一种文学观念。据解释，这是一种“接触某一事物时不由自 主产生出的情绪、情感”；用于文学观念时，是“表达平安时代文学及时代精神的一个 理念。其中‘物’是客观对象，‘哀’为主观感受”[11]。它“是一种直接发自内心的 感动，可表示亲爱、喜爱、感激、哀怜、悲哀、赞美等各种情感”，“近世(江户时代) 以后，主要用以表示哀怜、悲哀等情感”[5]。因此，“物哀”近乎于F(认知要素) + f (情绪要素)这一“文学的公式”[12]，它是“见到或听到、接触到某一事物时，因受感 动而发出的叹息或感叹”[13]，是“接触某一事物时所感受到的美好、和谐，以及对此 所持的欣赏态度”[11]。
总之，这是人们接触到某一事物时不由自主产生出的感动和赞叹，是不经过大脑的思 考，直接由眼睛到心灵的感动。它是非理性的，纯感性的，带有很强的瞬间性，更主要 是对事物的表象产生的印象，而非经过深入思考后得出的对事物的本质认识。而既然是 对事物的感性认识而非理性认识，既然它不与思想或观念发生关系，由此产生的文学自 然就只能是为感动而作的抒写，自然就不可能寄托有作者的思想或志向。和歌最短仅十 七个音节，为世界最短之文学形式，于中找不到如《孔雀东南飞》般的叙事长诗，因为 它原只是为抒写感动而诞生的。
感动的文学难以与政治相联系，因为政治是理性的，经过周密思考的有目的行为，而 非无预谋的、即兴的情感流露。感动是对既成事物产生的某种情感，在时态上是面向过 去而不着眼于未来的；而“以过去为主的生活环境所要求的文学表现，是殉情主义”， 是“感情上的沉溺”，其作品因而“总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 宿命的嗟怨”[14]。以此来概括平安后期——贵族社会已越过巅峰并开始渐趋衰亡时期 的日本文学是极恰当的。若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则按“物哀”理念看，后两 句是画蛇添足，略去更好；但对于中国诗来说，后两句却是灵魂的升华，更值得重视。 因为前两句的景色描写是为后两句的志向抒发服务的，渐去渐远的壮阔景观是为表现诗 人心志无限高远的气概服务的。日本人要表现的是直觉，是对西下白日的辉煌灿烂和东 去黄河的滔滔滚滚的感动；而中国人更追求的是意境，是寄托于这一雄伟壮丽景观中的 理想抱负。不言而喻，这一理想抱负是与社会、国家相联系的，而日本文学的感动却是 个人的，非社会、非政治的。这一不同注定了日本人即使醉心于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一 心想从中汲取养料以重新焕发自己的文学青春，也仍然无法(不是不愿)认识和接受中国 文学中的社会性、政治性。
诗人杜甫曾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写了自己的困境与不幸，并推己及人，想到 了国家，想到了社会，想到了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想到了那些和自己一样 的天下寒士，他因而大呼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而同样是秋天，同样是风狂雨骤的夜晚，同样居于茅草屋中忍受着屋破雨漏、“ 长夜沾湿何由彻”的凄苦，日本江户时代最著名的徘句(和歌形式之一，由五·七·五 共十七个音节构成)诗人松尾芭蕉却咏出了迥异于杜甫的名句：风狂雨点骤，蕉叶响如 豆。草庵盂盆中，夜静雨滴漏。[15]
在暴烈的台风(原文用有特指农历七、八月台风的“野分”一词，故云)以吹枯拉朽之 势敲打着、摇晃着整个世界时，独卧茅草屋中，静听着耳畔一声又一声屋顶漏雨敲打着 接漏脸盆的响声，作者感到了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孤寂。他也许忆起了刚从那儿迁出的 江户日本桥小田原町(地名)附近的繁华，他肯定感到了刚迁入不久的深川(地名)隐居地 的寂寥，但他并不后悔。因为他正是为了反抗世俗，探求俳句新世界，才放弃了舒适的 俳句宗师生活，隐居到这绝少人烟的荒郊茅屋里来的。他因此或许还对眼下的孤独感到 了一种世界皆闹我独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陶醉。但无论是孤独寂寥也罢，孤芳自 赏也罢，他都只想到了自己而未想到天下，他都只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而其中丝毫不带 一点“人间烟火味”，更没有杜甫祈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的博大胸襟、崇高理想。在他的俳句中，不难遇到陶潜、王维们乐于隐逸其中的山 水自然，却怎么也找不到杜甫所深深关心的国家、社会。尽管他刻意模仿杜甫，但他对 杜甫仍是“只见其句，不见其心”[15]。
这首俳句名《茅舍之感》，句前有序，说明了咏作缘由：老杜有茅舍风破歌，坡翁感 其凄楚，又作屋漏诗。某今独居草舍，听户外雨打蕉叶，响如爆豆，因感二先人雨中感 怀诗而作[15]。序中“老杜”即杜甫，“坡翁”指苏东坡；“茅舍风破歌”即《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屋漏诗”则指苏东坡《连雨江涨》二首之一[16]；末一句明言俳句以 杜·苏二人诗歌为基础，受有“二先人”的影响。芭蕉对杜甫十分推崇，为自己当时所 隐居茅屋取名“泊船堂”，自号“泊船堂主”。据其自注，此名取自杜甫公元764年咏 于成都草堂《绝句四首》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的后两句。
在发现了杜甫这一点上，松尾芭蕉较九百多年前的同胞无疑是胜了一筹：与杜甫差不 多同时代的日本人只看中了白居易，对杜甫则视而不见。但他毕竟也是日本人，他所生 活的仍然是藤原道纲母们生活过的那个岛屿，他所继承的同样是平安才女从他们的共同 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文学传统。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对杜甫是“只识其句，不见其心” ，并不真正理解杜诗的精神。正如平安时代日本人舍弃了白氏讽喻类诗，只选取了其闲 适与感伤、尤其是感伤类诗歌一样，杜诗中最根本、最具感染力的东西，杜甫对国家、 人民的热爱，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变革黑暗社会现实的积极要求，松尾芭蕉都不曾 真正理解。他“隔断了杜诗与政治志向的联系，只将之看作是作者陶醉寂寞的歌唱”[1 7]。他在杜甫茅屋歌中舍去了社会，舍去了理想，只找到了一点风雅的情趣，只从“床 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中联想到了苏轼的“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子船 ”，进而咏出了他的“草庵盂盆里，夜静雨滴漏”。在接受中国的文学时他们既已摒弃 了社会和政治，在自己进行创作时自然更不会去关心社会，表现政治了。不仅紫式部于 其《源氏物语》中因不写政治而未写政治，就是如《太平记》作者般一心想写政治者， 也常由于作者与受众(读者或听众)对政治的无意识而不自觉地背离了想写政治的初衷[1 8][19]。
四
“政治”在中国指“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与国家相联系；但输入日本后却 被读作maturigoto，意为“祭祀”，而所谓“祭祀”，就是请得神来，向神倾诉自己的 心情，诉说自己的愿望。倾诉和诉说，在古日语中都读utafu，写时用汉字“歌”或“ 诉”。这说明：在古代日本人的意识中，“歌”(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就是“诉”，就是 优美动听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愿望，使之最强烈地感动神，让神接受的一种方式或手段 。显然，由于对政治的理解不同，日本文学还在其诞生之前的胚胎阶段就已带上了非政 治性和非社会性，带上了私的特性。这种特性，与前述《歌经标式》中提到的日本第一 首和歌，在表达自己而非集体的情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文学的这一特性，在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的七～九世纪多少受到了一些压制。 但到了九世纪末，随着遣唐使派遣的废止，随着中国文化大规模输入的中止，它作为日 本固有的文学传统重新又勃起并迅速发展。如果说，它的成立宣言是《古今和歌集序》 ，则其方向的确定就是同一作者的《土佐日记》。如果说他的抛弃官僚身份，假托女身 ，不用真名——汉字、却用假名——日文字母创作还只意味着他对公众社会的逃离，则 藤原道纲母于其《晴蛉日记》中对只写自己、不写社会的主张，就无疑意味了她对个人 情感世界的投奔。
因此，相对中国的文学，日本文学的传统是言私而不言公，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不 议论国家政治的。具有这一传统的文学，首先诞生与发展于受中国文化影响相对较少的 宫廷女官与贵族女子中，原是极自然的。但远离社会、深居宫(家)中的环境特点，感觉 细腻、情感丰富的女性特点，以及只能被动接受、不能主动选择、夜夜在家守株待兔、 静待访宿的不安定婚姻生活，却又都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并使之向表现与追求悲美 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女性纤纤细手的精心培育下，日本文学之树很快就突破了唐文化浓密阴影的笼罩， “一枝红杏出墙来”，结出了以《源氏物语》与《枕草子》为代表的平安文学硕果，并 沿着《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平家物语》这一条线，左右了《太平记》 等中世战争小说的创作，影响了其后的历代日本文学，以致于“私小说”这一概念虽迟 至上世纪初才出现，却经常被用来评介古典文学作品：中古的《蜻蛉日记》是作者“接 受了藤原兼家求爱后大约21年间充满痛苦婚姻生活的私小说般记录”[20]，近世的《背 囊小书》、《奥州小道》等是“以游记形式写成的私小说般文学作品”[15]……直至上 世纪30年代，这一传统还成功地帮助文学者们在遭到国家机器的残酷镇压时灵活调转了 方向，不仅幸免于难，而且“柳暗花明又一村”，为日本文学史又添了许多佳作。
收稿日期：2002—09—02
注释：
②歌前有原编者注，说明是小野篁作于被流放途中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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