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碳排放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视角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10－0065－11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矛盾也逐渐凸显，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碳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产生的温室效应所诱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低碳式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2007年，中国已超过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
排放国，为了应对环境污染问题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蔡昉等，2008）。分权改革过程中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特征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具有干预地方并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配置的权威，在中央政府的激励与约束下，地方政府对地方事务有较大的自主权，在环境规划和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领域上的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资源配置上拥有很大的裁量权。但是，在多目标的制度安排下，为使地方政府的决策与当地居民意愿保持一致，应引入恰当的激励机制（Qian and Roland,1998）。就碳排放而言，若缺乏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会放松对碳排放污染产业的管制，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污染产业背后的支持者。同时，由于碳排放的外部性，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不断增加。
传统环境联邦主义认为分权监管环境会产生“竞次”现象，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Esty,1996; Kunce and Shogren,2007）。地方政府降低环境标准或以其他地区为标杆制定标准是为了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或税收等（Ulph,2000; Fredriksson et al.,2003）。环境作为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很少有动力去关注他们的不作为给周边区域强加的污染成本问题。中国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逐渐被关注，但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还较少。中国式分权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导致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部资源展开互攀式竞争（周业安等，2004），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却使得地方政府对改善环境的偏好不断降低，带来的是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基于以上分析，财政分权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制度因素。本文从碳排放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和数据
1.模型设定
碳排放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本期碳排放量不仅受到经济、政策、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上期排放量的影响。为了检验财政分权与碳排放的关系，参考Sigman（2009）的研究，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2.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1998—2008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其中，西藏、宁夏、海南因能源消费数据不全而删除。根据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计算指南，结合《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历年能源平衡表的统计特点，本文将能源分为15类①。各省每年人均碳排放量计算如下②：
各省财政分权指标数据是利用《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上的分项数据计算而来。各省人均GDP，第二产业GDP，年底人口数量，进出口总量和出口额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每年R&D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中，宏观经济数据均用各省每年的CPI（1997年为基期）进行调整，进出口贸易按当年的年平均人民币汇率进行折算。
中国各省份之间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同，导致人均碳排放量的分布也有很大差异。从1998—2008年人均碳排放的平均量分布来看，人均排放量总体上呈现出由西到东递增的趋势，人均高碳排放区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省份、上海和山西、内蒙古等少数内陆地区。为了直观地观测财政分权与碳排放的关系，本文描绘了散点图（图1a、图1b）。从图1a大致看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人均碳排放量越高，排除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图1b）更清晰的展现了这种关系。图1a和图1b中的点大部分分布在财政分权指标为6以下的区域，还有部分省份（北京、上海）的点分布在6以上的区域③，总的来说，散点图的分布基本显示财政分权与人均碳排放量的正相关关系。
图1a 财政分权与人均碳排放散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1b 财政分权与人均碳排放（除生活消费）散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实证结果
1.财政分权与碳排放
表1中的四个模型是因变量人均碳排放与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表1第（1）列报告了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滞后一期人均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前期的人均碳排放量与当期量显著正相关。碳排放存在持续性，是一个累积而且连续的调整过程，上期人均碳排放量增加1％，当期的排放量会增加近0.6个百分点。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财政分权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不仅不利于碳减排④，反而会增加人均碳排放量，即使控制了经济和人口密度变量也是如此。这与本文前面的分析一致，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在现有的激励体制下，更愿意发展经济，而非关注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碳排放就常常被地方政府忽视、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碳排放增加本身具有负的外部性，而努力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碳排放不断增加。而且，地方政府利用其辖区内的税收、环境政策等吸引流动性资源的行为只会带来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从而造成了重基本建设、忽略环境污染的扭曲。总的来说，财政分权通过引入政府激励间接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人均GDP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因此，人均GDP（人均收入）与碳排放污染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会选择牺牲环境而获取更多的收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提高环境质量的要求，环境质量的需求收入弹性会逐渐增大，当弹性大于1时，人们会选择放弃部分收入换取环境质量的改善。因此，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碳排放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就形成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的倒U型关系。人口密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口的密集程度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人口密集程度的加深，人均碳排放量会逐渐增加。
计量模型（2）加入了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控制变量（表1第（2）列）。它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第二产业与碳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农业补贴工业取得的，工业的高增长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从而造成高能耗和高排放的局面。中国第二产业人均碳排放量远高于其他产业（图2），因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中，第二产业占72％以上⑤。各省第二产业发展程度和能源消费量是推动碳排放变化的重要因素，高碳排放产业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此，如火力发电、炼钢行业。从表1第（3）列可以看出，研发强度与人均碳排放量显著负相关，这说明R&D支出的增加确实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这与Grossman and Krueger（1995）所得出的技术进步效应对环境质量有正面影响的结论一致。同样产出却投入较少的资源，降低能源的消耗，从而减少了碳排放。模型（4）（表1第（4）列）检验的是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贸易开放度与人均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各省的进出口贸易不利于人均碳排放量的减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集中于能源或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多是对碳排放污染有负面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加剧碳排放污染⑥。出口占总贸易额比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产业比重的增加会使人均碳排放量增加，也说明了许多产业的碳排放在国内，但是消费却在国外。出口比重较大的山西、河北、湖南三省中，煤炭是山西的主要资源，也是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产钢大省的河北，高碳排放的炼钢产业是其出口的重头；而稀有矿产资源丰富的湖南更是把因采掘加工带来高碳排放的矿物资源出口到国外以提高当地经济水平。进出口贸易的活跃成就了中国碳排放量第一的称号。
对碳排放量的衡量还有排放强度这一指标，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碳排放强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⑦：把财政分权指标大于6的样本（北京、上海）剔除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用贸易进口比重作为控制变量检验贸易因素对碳排放和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与表1计量模型（1）结论一致。没有因为因变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财政分权降低碳排放的影响在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中的作用相对于其他三大产业要小得多。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都是长期养成的，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图2显示生活消费产生的人均碳排放量在样本期间内变化幅度不大。为了剔除干扰因素，本文将各省每年总体的人均碳排放量剔除掉生活消费后的人均碳排放量作为因变量，再次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区位差异
由于地区间环境、地理条件、环境政策因素等不同，可能会影响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作用，为此，我们根据各个地区能源消费情况、环境政策、地理位置等差异，分样本进行分析。相关资料显示，大约有66％—84％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来自于煤炭的燃烧⑧。本文试图检验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会在耗煤较大的省份与其余省份之间有所不同。根据1998—2008年各省人均耗煤量均值的排序⑨，将样本分成四部分，将前7个省份划为耗煤大省子样本，引入虚拟变量刻画各省耗煤水平的差异。对耗煤水平高的7个省份赋值为1，其余地区省份赋值为0，同时引入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从表2中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耗煤较大的省份与财政分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耗煤大省的财政分权对人均碳排放减少的不利影响要显著高于耗煤量相对较小的地区省份。中国一次能源存在“富煤、缺油、少气”的现象，能源的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占总能源的消费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是世界平均水平。同等热量的能源中，煤炭释放的最多，这种污染能源因为分布广泛，使用成本低廉而被大量使用。其中，河北、山东、江苏、河南和湖北作为全国的产钢大省。大量的煤炭被消耗在炼钢行业；全国最大的煤炭火力发电省份——山西，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污染大户；湖南平均有70％的煤炭用于火力发电。石油是除了煤以外使用最广泛的能源，用同样的处理方法，根据1998—2008年各省人均耗油量均值的排序，将样本分成四部分，将前7个省份划为耗油大省子样本，其虚拟变量赋值为1，其余省份赋值为0，同时引入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表2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但石油消耗较大省份的虚拟值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虽然为负，但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不同子样本之间的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煤来说，同等热量的石油会释放较少的，而且，石油中很大一部分是作为交通运输的燃料。总之，财政分权在石油消费较大的省份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与其他省份不同。
1998年初国务院颁布了酸雨控制区和
污染控制区的划分方案，以此来控制排放，减少酸雨的破坏性以保护环境。排放主要源于煤炭和石油的采集、使用等，为此，国家禁止新建煤层含硫分大于3％的矿井，建成的生产煤层含硫成分大于3％的矿井逐步实行限产或关停，也禁止在大中城市城区及近郊区新建燃煤火电厂。但并非所有的省份都在两控区内，我们试图检验非两控区省份的财政分权是否会因为政策的放松而出现碳排放量多于其他地区省份的现象。表2列（3）中的非两控区省份的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控制和酸雨的环境措施效果还是很有效的，非两控区省份的财政分权对人均碳排放减少的不利影响要显著大于两控区省份。两控区内地区省份控制和酸雨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控制了煤和石油的使用，从而会减少碳排放量。
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⑩，探讨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区域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从表2列（4）的回归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不利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确实存在差异。相对于中部，东部的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减少的不利影响显著小些，但西部与中部的差异却不明显。财政分权的作用东部比西部要大，而且，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的积极作用要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范子英，张军，2009）。就东、中和西部而言，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总量较中、西部要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雄厚，对于碳排放污染的治理和改善也相对更具有财政支持(11)。而且，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合作较其余地区更广泛和深入（张晏，2005），区域合作是公认的有效改善地区临界部分环境质量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改善因恶性竞争带来的碳排放污染问题。从财政独立性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对中央的财政依赖性较高，财政独立性低于东部地区。以环境治理支出为例，如果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解决配套和后续资金的问题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总的来说，东部发达地区更有财政能力去解决碳排放污染问题。
由于直辖市的政治、经济、地域等特殊性，财政分权的影响有别于其他省份，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它们的财政分权程度就远高于其他省份，但直观上环境质量却好于其他地区。这里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验，来分析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在直辖市与其余省份之间有差别。表2列（5）显示虚拟变量与财政分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分权对人均碳排放减少的不利影响在直辖市和非直辖市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直辖市的财政分权对人均碳排放减少的不利影响要小，这与直辖市的经济、政治特征等密不可分。如北京由于其首都的特殊地位加上主办奥运会的原因，污染气体排放的标准要严于其他地区，时间也比其他地区提前两年；而上海一直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己任，增加GDP的产业相对清洁得多。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都是名列前茅，但其第二产业产值占总GDP的人均值却远低于其余省份(12)。为了营造更好的城市环境，体现其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地位特征，发挥表率作用，一些直辖市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周边区域。
对财政分权与碳排放的区位差异的稳健性检验(13)，采用改变因变量，同时加入更多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表2的回归结果也是稳健的。
3.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途径
实证检验表明财政分权会影响碳排放，而且这种影响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这里我们尝试从产业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它的影响途径。首先，本文从全国层面描述了1998—2008年各个行业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农业和生活消费的人均碳排放量在样本期内基本没发生太大改变。建筑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人均碳排放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的人均碳排放量增长很快，从1998年的人均0.03吨增加到了2008年的每人0.11吨，增长了大约73％。工业的人均碳排放量最大，几乎是农业的23倍，增长速度也很快，从1998年的人均0.37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人均0.72吨，速度仅次于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
图2 1998—2008年全国分行业人均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为了检验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哪些产业(14) 影响碳排放，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h＝1，2，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15)。K表示控制变量，这里包括了人口密度，研发强度，贸易开放度和出口比。
表3报告了财政分权对三大产业人均碳排放量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3第（1）列的回归结果来看，使用第一产业人均碳排放量做因变量，滞后一期与当期人均碳排放也是显著正相关。但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第一产业发生作用的。尽管农业活动也会产生，但要远远小于其他产业，而且，受土地面积、气候、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短期效益增加的潜力相对其他产业要小得多，加上农业本身的经济回报率就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不会在农业上过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或财力。表3第（2）列的因变量为第二产业人均碳排放量，滞后一期与当期的人均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这个结论没有发生改变。财政分权指标与其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也没有根本性改变，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通过第二产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在现有激励体制下，地方政府会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得到快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中的诸多行业，如钢铁、火力发电、采矿等都是导致碳排放不断增加的罪魁祸首。加上地方政府没有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的动力，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不良后果是当地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用第三产业的人均碳排放量作为因变量回归可以发现（表3第（3）列），财政分权与第三产业人均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通过第三产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其中，交通运输业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2000—2006年，中国汽车的年销售增长率为37％，目前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同时，航空和海运也得到快速发展，自1980年以来的25年间里，客货运航空距离增长了50余倍，其海运增长了10倍多。由此带来了石油等资源消费的迅速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碳排放的不断增加。以上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对碳排放减少的不利影响主要是通过第二、第三产业发生作用的。
四、结论
在中国特色分权的背景下，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被认为是政府治理的核心。而地方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企业家”的角色来实施地方决策，在经济激励的大环境下很少有动力去关注环境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的增加。而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划和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的需求，而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也可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环境的需要。但在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因为单一的激励机制更愿意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行为，而具有显著外部性的环境常常被地方政府忽视、甚至牺牲以换取经济的增长，环境并不是财政分权体制的受益者。中国现行的环境问题多是由于这种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导致的。财政分权虽然给予地方政府经济、资源配置上很大的自主权，但若地方政府的兴趣并不在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这种自主性反而会导致更多的碳排放增加。
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做出如下的贡献：第一，本文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现有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文献主要检验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是否因为分权治理而下降，没有从中国碳排放视角进行研究。第二，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在不同能源消费结构省份、不同地理区位和不同环境政策省份之间存在差异。现有研究没有探讨与环境污染直接相关的能源消费和环境政策的影响。第三，本文尝试从产业的角度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途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与人均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减少。提高产业研发强度是有利于减排的，技术升级使得更少的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碳排放水平自然会下降。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碳减排有负面影响，进出口贸易中出口产业比重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在分析区位因素时发现，耗煤大省的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负面作用要显著高于其他省份，非两控区省份显著大于两控区省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要显著小于中部地区。同时，在直辖市和非直辖市之间这种影响也是有差异的，直辖市的影响要显著小于其余省份。最后本文通过分析不同产业人均碳排放发现，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第二、第三产业发生作用。实证结论也说明了地方政府由于激励机制的不当而忽略碳排放污染，只追逐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保护，但其集权的保护模式愈加受到挑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不同层级的行政单位在设置环境标准和实施监控时都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管辖不匹配的问题一直给环境政策制定和治理带来困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环境管理的权利和责任分配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分权的政策制定会由于担心资本转移而被扭曲，集权的政策制定会因利益集团或大的游说组织而被扭曲。国外的环境联邦主义理论的基础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地方政府目标是公共服务的最优化这一假设在中国因失去政治基础而不存在，而且，激励机制基础也完全不同（Bardhan,2002），但“竞次”问题在中国更容易出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次”行为是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唐翔，2010）。地方政府作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主体，在分权体制下，各据一方，各求发展，必然出现彼此间的竞争关系。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地方政府只唯上不唯下，无暇顾及长远、全局利益而选择放松环境管制。中央政府放权的过程同时弱化了对地方行为的干预，导致地方政策对中央政策和法规有选择性执行，出现地方政府间的“竞次”行为，这就给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间。
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但本文认为它却是环境监管标准下降和碳排放不断增加的重要制度根源。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土地、资源禀赋、人口状况、经济水平、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等都不尽相同，结合国外环境分权治理的经验，本文认为改善中国高碳排放现状的重点不是抛弃分权体制，而在于加强其合理性。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时，单一的经济目标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需要，而引入多目标的激励机制必然能让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愿意去关注环境质量，这也是有利于碳排放减少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研发强度是促进碳排放减少的有效途径。因此，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加快特别是第二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型，降低能源消耗非常有利于碳排放压力的缓解。虽然出口贸易不利于碳排放减少，但是，随着中国贸易进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这种不利影响会有所降低。除此之外，中国正在逐步放松户籍制度，各地区的社会保障跨省转移的便利性也在逐步完善，这会促使“用脚投票”的机制不断强化，从而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付勇，2010），迫使他们按照当地居民的意愿关注非经济性的社会目标，关注碳排放。总而言之，面对巨大的减排压力，我们应该更多关注造成碳排放不断增加的深层次原因，从制度层面改善地方政府的激励，由此，地方政府才能更好地配合中央政府一系列旨在减少碳排放措施的实施。
［收稿日期］2011－09－04
注释：
① 包括：原煤、洗精煤、焦炭、其他焦化制品、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其他石油制品、液化石油、天然气、焦炉煤气、炼厂干气和其他煤气。其中，其他洗煤与洗精煤合并；型煤合并到原煤中；电力、热力因为火力发电（煤）会有重复，故删除。在处理不同能源的标煤折算系数时，本文将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制品和其他洗煤的标煤折算系数取平均值：其他石油制品的标煤折算系数按石油的系数计算；型煤按原煤的标煤折算系数计算。
② 这里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量。
③ 在文章的实证部分，本文将北京和上海样本除掉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④ 本文也尝试了财政分权指标的平方项，试图解释两者的非线性关系，但估计结果不稳健。
⑤ 此数据是本文根据1998—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消费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得到。
⑥ 限于篇幅和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考虑贸易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污染的影响。
⑦ 限于篇幅，未给出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⑧ 资料来源于CDIAC.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http://www.cdiac.ornl.gov.2006.
⑨ 耗煤量采用原煤和焦炭的总量来近似衡量；用原油、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的总量近似衡量各地区省份耗油量的大小。
⑩ 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做法。
(11) 从单位碳排放强度的数值上来看（1998—2008年平均值），东部地区每单位GDP排放的最少，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说明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协调性最好。
(12) 此结论是本文根据1998—2008年期间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总GDP的人均平均值分析得出。
(13) 限于篇幅，未给出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14) 这里没有考虑各省每年生活消费的人均排放量。
(15)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的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的人均碳排放量；第三产业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人均碳排放量近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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