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文献的骈偶现象看骈文文体产生的民间文化基础——骈文生成于民间说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文体论文,文献论文,民间文化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7)05-0001-05
多年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骈文的形成和发展是文人脱离实用和追求纯美的结果，是汉代以后文章追求唯美主义的实现的结果。[1](p195)但是考察文献资料发现，骈偶现象的存在远在骈文形成以前，就已经比较普遍。这说明骈文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骈文也是来源于民间的，绝非文人的凭空想象和脱离社会的编造。这种中国最典雅的文体与辞赋、四言诗、五言诗、词、曲以及小说的来源一样，也是来源于民间的。
在中国民间，“好事成双”的崇尚偶数的观念根深蒂固，一直保留到今天。送礼崇尚双份，传统民居建筑讲究对称，逢年过节喜爱在门口两侧张贴对联，民间工艺品在构思上也喜欢两两相对的形式。在当今的民间谚语格言中，对仗的构词方式是最常见的方式。①这些都是崇尚骈偶对称观念的古老遗存。社会已经发展了，但是民间的观念还古风犹存。这提示我们，骈偶观念是民间最古老、最普遍的审美观念。在当代民间仍流传的歌谣里，偶对的运用占有相当的比例。范文澜、姜书阁先生提出，偶对源于联想的功能，具有由类而及的联想功能。[2][3]这种由类而及的联想往往与比喻相随，将具象与抽象联系了起来，既具有形象的生动性，又具有意义的深刻性。如果检索一下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在骈文正式形成之前的上古时代，骈偶现象就普遍存在。骈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一、骈文的文体观念萌芽于民间
骈偶意识的形成是骈文文体观念的萌芽。骈偶意识不是诞生在文人中，而是诞生于民间；不是诞生在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而是诞生在先秦时代。
骈偶意识在中国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民间的送礼成双的观念反映了民众的偶对意识，以及以偶数为吉祥的集体意识。这是几千年的群体意识的积淀。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乡村之野对骈偶都能够接受并且喜爱。这说明骈偶有广泛的群众文化基础。在骈文形成、成熟、繁荣和变异、衰落的各个阶段，骈偶意识都未尝改变。这说明这种群众性的骈偶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正是这种骈偶意识支撑了骈文的形成和发展，以至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上古时代基本上是靠口耳传播。清人阮元指出：“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4](p605)圣哲的话正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被文学之士书写纪录后，才成为书面语言。但即使是书面语也保留了当时口语的形态。从先秦时期的早期文献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骈偶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来分析一些骈偶观念的例证：
先秦时期的骈语基本保留在后人钩稽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5]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编)[6]中。先看前者。目前所能看到的上古时代的口语保存在先秦时代的诸子著作中。由于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慢慢形成了“法先王、崇祖先”的传统，一般对圣哲的话是小心翼翼传播的，不敢凭空任意捏造。所以其圣贤之言基本是可信的。
《全上古三代文》卷一钩稽了大量的上古的圣哲言论。如保留在《管子·揆度》中的炎帝《神农之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这段文字明显是骈偶文字。可以看出，“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与“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是同样的语法结构，语句的字数都一样。而“无食者予之陈”和“无种者贷之新”也是这样。这些当初是以口语流传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又如炎帝《神农之法》：
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上义》、《淮南子·齐俗训》“不耕不织”上皆有“而”字。又《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这里用了隔句对的形式，是六/七式。这虽是骈偶句，但极自然，可以看出这是古人在联想思维影响下的语言创作。“丈夫”与“妇人”是相互对应的事物。古代男主外，以劳动强度大的耕作为主要工作形式，女主内，以劳动强度轻的纺织为主要工作。男子不耕，则天下无粮食可吃，女子不织，则天下无衣服可穿。简单的话语里充满了智慧，将因果关系揭示清楚，又显示了联想思维的特点。这是圣哲对天下世人的告诫。几千年前的话语即使今天读来还是明白如话。其采用的骈偶句法在传播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又如炎帝《有焱氏颂》：
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引“有焱氏为之颂”。《释文》“焱”亦作“炎”)
这段残留的文字也是骈语，包含了两对骈句。前者为六言句，后者为四言句。无论从结构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可以看出骈偶意识的自觉。
又如，《全上古三代文》卷二记载了武王的一些话：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说苑·臣术》、《容斋续笔》一)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
《鉴铭》：见尔前，虑尔后。
《镜铭》：以镜自照者见形容，以人自照者见吉凶。(案：《御览》五百九十引，作《书镜》曰：“以镜自照，则知吉凶。”即此铭。传写有脱落耳。)
《箠书》：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踬，民剧则败。(《御览》三百五十九引《太公阴谋》)
这五段文字是武王的话。它们都是文字片断，最初应该是以口语的形态流传的。在流传过程中，都是以修饰过的骈句传播的，它们都从对应的事物中对比来记忆和思维的。可以看出逻辑的思考和智慧。
在上古时代的口语歌谣中也广泛存在骈偶的表现，可以证明口头创作中骈偶意识的普遍。这在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中也有比较多的例证。《成人歌》：
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高子皋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歌曰：蚕则绩而蠏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绥。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礼记·檀弓》下。《诗纪前集》一)
这首民间歌谣运用了排比式骈偶形式，体现了类比式推理的思维特点。前两句的骈偶是比较明显的。《泽门之皙讴》(《诗纪》云。一作《筑者歌》)：
《左传》曰：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於门。妨於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左传》襄公十七年传。《白帖》三。《御览》百七十七、四百六十五。《诗纪前集》一)
这首歌谣应是比较早期的歌谣形态，它是用四言隔句对的形式。《岁莫歌》(《诗纪》作齐役者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筑长庲之台。晏子侍坐。觞三行。晏子起舞曰云云。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惭焉。为之罢长庲之役。
岁已莫矣，而禾不获，忽忽兮若之何；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兮如之何。(《晏子春秋·外篇》。《诗纪前集》一)
这首《岁暮歌》则是长言骈偶句，为四、四、六/四、四、六的形式。《去鲁歌》(《诗纪》云。一作《师乙歌》)：
《史记》曰：孔子相鲁。齐人遗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云云。桓子闻之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彼妇(《家语》“妇”下有“人”字。《类聚》、《御览》、乐府同)之口，可以出走。彼妇(《家语》“妇”下有“人”字。《类聚》、《御览》、乐府同)之谒，可以死败。(《御览》作“败死”)盖(《家语》无“盖”字。《类聚》、《御览》、乐府同)优哉游哉。维(《家语》作“聊”。《类聚》、《御览》、乐府同。)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家语·子路初见篇》。《类聚》十九。《御览》四百六十五。《乐府诗集》八十三。《诗纪前集》一)
这首《去鲁歌》前半部分“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就是骈句。
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二还有不少例子。《忼慨歌》(《诗纪》云。一作《楚商歌》)
孙叔敖碑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临卒。将无棺槨。令其子曰：优孟曾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卒後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忼慨商歌曲曰云云。涕泣数行。王心感动。即求其子而加封焉。
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碑”作“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隶释》三。《风雅逸篇》六。《诗纪前集》二。逯案：《隶释》所载孙叔敖碑，立于后汉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里包含多重骈句。第一对联句为九言骈句。第二对联句为不严格对仗的长联隔句对。“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碑作卖)薪”，出联为七、五、四、五句式，对联为六、五、五、九言，是属于意对而句不对者。第三对联句为五、五单句对。《楚狂接舆歌》：
《论语》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史记》“谏”下有“兮”字)来者犹可追。(《史记》“追”下有“也”字)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篇》。《史记·孔子世家》。《御览》五百七十。《诗纪前集》二作《接舆歌》)
这首著名的《楚狂接舆歌》应为当场口诵之作。“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从过去与未来的不同时间视野对比写出，深具忧患哲理，后来屈原、陈子昂的诗作都受其影响。《杨朱歌》：
(《列子》曰：杨朱之友曰季梁。疾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季梁谓杨朱曰：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杨朱歌曰云云。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天其弗识。人胡能觉。匪佑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列子·力命篇》。《诗纪前集》二)
这里也是通篇的骈偶，可以称得上完全的骈文了，虽然篇幅很短小。它全用四字句、联句对与隔句对交替。《河上歌》：
(《吴越春秋》曰：楚白喜奔吴。吴王阖闾以为大夫。与谋国事。吴大夫被离问子胥曰：何见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与喜同。子不闻河上歌乎。)
同病相怜。同忧相捄。(《吴越春秋》作“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因复俱流。(《诗纪》此下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谁不爱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数句。案：此已非歌诗本文，不应阑入，今删。《吴越春秋》四。《诗纪前集》二)
这一例句由两组骈句构成。前一组为四言句，后一组为八言句。对仗音律和谐，比喻寓言深刻。可以看出，早期的民间的骈偶也句式丰富，表现生动。
又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三所收的例子。《黄泽谣》：
(《穆天子传》曰：天子东游于黄泽。使宫乐谣云。)
黄之池。(《类聚》作陀。《诗纪》云。一作陀)其马歕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歕玉。(《御览》误作“王”)皇人受(《初学记》作“寿”。《御览》同)谷。(《穆天子传》五。《初学记》二十九。《御览》八百九十六。《诗纪前集》三。又《类聚》四十三引“沙”、“玉”二韵)
这里是三/四/四的隔句对形式，属于长联句了。
以上分析的文本案例都是口语形态的骈偶之词，也是启蒙时期的骈文。可以看出，骈文的基本元素和形态在最早的民间中就已经存在。也就是说，骈文的产生得益于民间存在骈偶的审美观念。在口头创作的骈偶的产生可能与人们的记忆的便易、联想的记忆有关。因为，正反的联想可以有助于加强记忆，强化内容的寓意。偶词的运用可以避免词语的丢失。这种民间存在的美是天然的，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7]只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钱基博在《骈文通义·原文》中说“文之用偶，出于天然。”[8](p480)这里所说的“出于天然”不仅是刘勰所说的对“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的模仿，也包含了骈偶具有民众的天然基础的意思。
二、早期的骈体文本的形态的口头化色彩
其实，在远古时期到先秦时代的一些文章就可视为骈文的初始形态。这些文章可以说与中国文学的产生同源。虽然我们看到的文本，不完全是最初的形态，经过记载者的整理，但在中国古代尊从先王的文化背景下，一般是不会随意改动先人的哲言的。所以，在《全上古三代文》钩稽的早期文本应该是相对完整的原貌。我们从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早期骈文的雏形的民间形态的影子。《全上古三代文》卷一所引黄帝之文，当为早期初始形态的骈文雏形。《丹书戒》：
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闻过。祸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战。(《路史·疏仡纪》：“黄帝用作戒於丹书。”又《韩非子·杨权》引末五语)
可以看出这段戒书的文辞作过修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闻过。祸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是一联隔句对，虽然从字数上看不是很工整，但内容很对应。“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这也是一个隔句对，为四言的隔句对。可以看出早期的骈文雏形的古朴特点。
而帝颛顼之文《丹书》也是具备早期的骈文雏形：
敬胜怠者强，怠胜敬者忘。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大戴礼》：“武王践祚，召师尚父而问焉，曰：‘昔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书之言云云。’”案：“昔帝”各本作“黄帝”，今从官聚珍本。《学记》疏云。检《大戴礼》，惟云“帝颛顼之道”，无“黄”字)
这篇《丹书》则是较严整的骈文了。前两联为五言骈句，后两联为四言骈句，中间用“凡事”两字为转折。通篇以正反两方面立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再看夏禹之文，《禹禁》：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
《夏箴》：
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周书·文传篇》引《夏箴》。孔晁曰：“夏禹之箴戒书也。”)
《簨簴铭》：
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鬻子》：“夏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为铭於簨簴。”又见《淮南子·汜论训》，作“以待四方之士为号”云云，小异)
从以上三篇来看，早期的文章往往具有相似性的句法结构。这种结构往往与骈偶和排比结合起来。这种古人造句的可复制性是与口头创作密切有关的。下面这篇誓词也明显表现了这一特点。
商汤之文《与诸侯誓》：
汤即天子之位，与诸侯誓曰：“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雌胜雄，谓之乱，而人弗行。故诸侯之治政，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周书·殷祝》)
这篇誓词具有口头创作的特点，也是显示出早期骈文的古朴。前半部分是用三、四、四的结构，中间采用的是三、三、四的结构，第二句省略了“即”。下面这篇“伊训之文”也是这样：
从谏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荀子·臣道》引《书》。杨倞云：“《书》，《伊训》也。”)
这是两组骈句组成的文章。前一骈句为五、五式结构，后一骈句为四、四式结构。都是从对比角度立论的。
从上面的例证分析说明，在上古时期即已存在普遍的骈偶风尚。说明骈偶是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文化选择。正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骈偶的广泛积累和普遍认同，才在后来由量变的积累变为质变的飞跃，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骈文”这一文体。
清人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古人本不分骈散，东汉以后骈文之体格始成。”“骈文萌芽于周秦，具体于汉魏。”[9](p89)早期还没有“骈文”的自觉意识，所以，才形成了后人所说的骈散不分。但这并不能否定初始形态骈文的客观存在，正如尚未出生的胎儿其生命的器官和各种人的形态都已具备，不能因为还没有“人”的自觉意识，就否认其作为“人”的存在。关于骈文的形成时间，学术界还没有完全的统一意见。或者以为在秦汉之际，或者以为在两汉时代，或者认为在东汉以后建安之时，或者认为在东晋以后，宋齐之时。之所以认识有别，是因为对“骈文”及“形成”的内涵理解不同。
以上分析说明，骈文的产生和形成不是在文章的发展以后脱离实用而变为纯美的文字，而是在文章产生之初就是建立在民间广泛的骈偶意识基础之上的。只是后来文人的推动，强化了文章的骈偶化，并在对仗之外增加了对声律、典故、藻饰的追求，从而变为蔚为大观的六朝骈文，成为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文学的代表。骈文生成于民间这一命题正说明骈文在中国文化土壤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