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做好“五个带头”——中国经济特区历史使命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历史使命论文,努力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圳等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处于最高层次，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体制改革最超前的试验区，从80年代的“四个窗口”到90年代的“四个作用”，再到新世纪的“五个带头”，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个阶段中都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经济特区各阶段的不同使命，既是逻辑的承接，又是历史的创新。我们认为，目前经济特区实践和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真正起到“五个带头”的作用。
一、80年代的“四个窗口”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本国和本地经济的。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发展不平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但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整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要求全国各地同步开放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发展的重心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实行全国统一规划下梯次推进的办法，采取地区倾斜政策，形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而深圳等经济特区正是我国实行梯度开放战略中的突破口，成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最初结果，而开放的经济特区又成为初期对外开放的“窗口”。1984年，邓小平在考察经济特区后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是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对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的深刻揭示。
特区是技术的窗口。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力量。而这正是我国的不足之处。要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就必须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直接采用世界新科技成果，缩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能够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利用新技术革命机会来繁荣地区经济，必须具备必要限度的经济能力、智力结构、教育水平、管理能力、就业结构和某些特殊政策。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如在全国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缺乏物质、技术等条件。因此，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选择一个或几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落脚点，即选择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基地，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开放的基地”，以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这就解决了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落脚点和基地问题。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通过兴办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三资”企业，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除了在本地吸收、消化和创新外，还通过多种渠道向内地转移和推广。深圳经济特区不仅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而且为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区是管理的窗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必须有先进的管理方法。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当然，发达国家在管理上已经把经验提升为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管理科学体系，我们要研究这些理论，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但如果我们能够借助特区这个窗口，在实践中学到的管理经验将会更有用、效果将会更直接。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深圳等经济特区通过吸引外资，创办“三资”企业，成功地学到了许多适合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技术，而且被广泛地推广到内地，并为内地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
特区是知识的窗口。知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采取派出留学生和引进专家学者的方式来逐步改变我国知识落后的局面。此外，把经济特区办成知识的窗口也是邓小平和党中央的一个构想。这样，经济特区就不单纯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肩负着文化、科学、教育等多种功能。特区作为知识的窗口，主要起到“内窥外探”的作用，即通过特区可以及时地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动态及经济生产的信息。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特区既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以使人们开阔眼界、更新观念，促进中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特区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等经济特区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又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它是我国开放时间最早、开放层次最高的地区。经济特区的得失、进退或成败，其影响绝非局限于本地区，而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并为广大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舆论所关注。正如邓小平所说：“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深圳等经济特区正是这样，已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橱窗”和衡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晴雨表”。
二、90年代的“四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原来在经济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灵活做法在内地的不少地方逐步推行，并取得显著成效，于是在特区的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特区已经不‘特’，特区还要不要‘特’，还要不要继续发展的议论。1994年，江泽民就明确指出：“我认为有必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疑问和动摇。就是说，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对经济特区实行的基本政策要坚持下去；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而且要发挥得更充分。那种认为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削弱甚至可以逐步消失的看法，是不对的。”1995年，江泽民又指出，“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增创各个方面的新优势，更好发挥深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四个作用”，是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发展时期，对经济特区地位和作用的新概括。
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邓小平始终把经济特区同我国实行和扩大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他除了提出了经济特区“四个窗口”外，还特别提出经济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收，而是放”，经济特区的开放度要大些，实行开放政策也要灵活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继续发挥经济特区“四个窗口”的作用。1990年，江泽民就指出：“要求经济特区做到邓小平同志所期望的那样，充分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2000年，江泽民再次指出：经济特区要“继续充分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靠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行的，照搬西方模式更不行，必须通过体制改革，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而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正是我国从局部做起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举措。邓小平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这实际是说，通过举办经济特区，为改革探索新路子，为全国改革提供新经验。在办经济特区问题上，邓小平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经济特区本身的发展。他讲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是个试验”，蕴含着更深刻的内涵。在邓小平眼里，办经济特区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要冲破旧的思维方式，冲破旧的体制框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这是我国举办经济特区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时代赋予我国经济特区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既不可能从本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照抄照搬别人的已有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具体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取得经验，由点到面，推广全国。办经济特区，归根结底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新路子。经济特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经济区域，旧体制影响较小，束缚不多，加上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因而能超前进行体制改革的试验。同时，经济特区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是联结国内外的纽带，有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比较容易引进、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加上知识和人才比较密集，有许多条件进行各种仿效性的改革试验。改革成功了，将有利于推动全局的改革；如果失败了，影响也只局限于较小范围，不会带来全局性的影响。
深圳等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遵照党中央关于经济特区要“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和“要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的指示，利用经济特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经济等体制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试验和有益探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
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但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整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别相当悬殊，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采取梯次发展战略，因此要求全国各地同步发展、同步富裕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阶段性，其发展的重心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实行全国统一规划下梯次推进的办法，采取地区倾斜政策，先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地区示范、辐射和带动后富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上就曾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而创办经济特区，正是贯彻和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大政策”的战略性措施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突破了世界经济性特区小型化的一般模式，突破了世界经济特区结构与功能单一的模式，培植了大型化、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区域，从而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具有辐射能力的经济增长点。如果说经济特区在发展之初，主要任务是发展自己，发挥“窗口”作用的话，那么，当经济特区自己发展起来以后，就应该在对周边地区和内地发展更好起到“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深圳经济特区经过20年的发展，它从一个边陲小镇崛起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设施比较齐全、经济昌盛、市场繁荣、内外经济交流十分活跃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并通过“外引内联”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对其周边地区和内地产生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从多方面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
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伟大构想。它的提出和实施，使得香港和澳门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一国两制”的最终胜利应表现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保证和促进港澳地区的经济持续繁荣和社会长期稳定；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而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处于实现“一国两制”构想前沿的对接点，它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促进香港经济繁荣与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深圳、珠海时指出：“由于深圳、珠海毗邻港澳的这种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对于促进香港、澳门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珠海特区要继续为香港、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和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1995年江泽民在深圳又指出：“当初，我们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保证1997年香港的平稳过渡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起到更有力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十几年来深圳一直在积极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首先，有助于按“一国两制”模式解决港澳问题。香港回归以后，能否保持繁荣与稳定，能否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是港澳同胞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有助于消除人们的这一疑虑。经济特区实行灵活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三资”企业，目前深圳外资中70～80%是来自香港。这使港商切身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真正开放，感受到“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可靠的。其次，有助于促进港澳经济的稳定与繁荣。80年代以来，深港两地充分发挥相互毗邻的独特优势，加强两地经济的联系与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态势。港澳通过深圳特区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更大程度地利用内地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这无疑促进了港澳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再次，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深圳近20年来取得的瞩目成就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提高，已大大增强了港澳同胞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和热爱。不少香港同胞已由香港返回深圳定居兴业，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由于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和深港两地长期形成的特殊经济联系，使深圳对于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经济特区促进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功能和新的内涵，具有国际创新意义。
三、21世纪的“五个带头”
进入新世纪，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继续发展，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非常关键的一步。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体制转换任务还非常艰巨。在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一些地区先行先试，提供新的经验。为此，2000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经济特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继续争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地区，继续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发挥“五个带头”的作用。从“试验”到“示范”，这是历史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
“经济特区要带头加快体制创新，率先为全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探索和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制度保证。但是就全国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经济特区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实验区，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3年，江泽民就指示：“经济特区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今后特区的发展要依靠健全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素质，来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在这方面特区的改革起点应该更好一些，步子应该更大一些，并为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创造出更多的好经验。”1994年，江泽民又强调：“中央希望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力争尽可能快地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继续起到深化改革的示范作用。”2000年，江泽民再次特别指出：经济特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依法行政，深化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深入研究当代经济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可见，党中央和江泽民一再要求经济特区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加快体制创新，在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为全国创造更多的经验。深圳经济特区应该大力推进产权多元化，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培育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管理机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利益激励机制；加快政府行政体制创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管理调控机制；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特区要带头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上创造新鲜经验。”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依靠技术进步和集约发展之路。1993年，江泽民就强调：“经济特区要瞄准国际市场走势和世界新技术革命进程，尽快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促进特区经济向资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化”。1994年，江泽民又指出：“经济特区“要大力抓好经济结构调整。”“要遵照小平同志‘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要求，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要努力发展同特区总体水平相适应、为外向型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1995年，江泽民在深圳再次特别指出：“发展高新技术，深圳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也是有很大潜力的，在这方面你们应该带好头，做好示范，尽快形成自己的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起来了，就可以推动深圳的整个经济和技术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带头推动科技创新，在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上创造新鲜经验，就成为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项新的历史使命。深圳经济特区应该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教兴市战略，密切跟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大力增强核心技术和重要应用技术的创新能力，努力开拓科技创新的新领域，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形成新的经济、产业、技术优势，强占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制高点，努力把经济特区建设成为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成果转化基地、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和成果交易中心以及人才培养基地，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高科技城市。
“经济特区要带头增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加强与内地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党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兴办经济特区一样，都是为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济特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而率先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也应该支持全国其他后发展地区的发展。1990年，江泽民就指出：经济特区“要继续加强同内地的横向联系和协作，促进内地的建设和对外开放，更好地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外引内联、双向辐射的作用，把外向型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94年，江泽民又强调：“我们创建经济特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特区本身的发展和现代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要通过特区的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功能。这要作为特区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原则进一步明确起来。”“要坚持发展经济特区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这一点极为重要。它对于促进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对于维护全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希望各经济特区的领导同志，要经常研究加强特区与内地经济技术联合的措施与方法，研究如何更好地从人力、财力、物力上扶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发展，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对于特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件非常有利和大有可为的事情。”2000年，江泽民又特别指出：经济特区“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支持企业到西部投资，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继续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做好扶贫帮困工作，为逐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多作贡献。”深圳经济特区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增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合作。鼓励和引导深圳企业到西部和其他地区投资兴业，推动深圳生产要素向内地流动，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继续实施“内地—深圳—国际”三点一线战略，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贫工作；加强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
“经济特区要带头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交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创造较高物质文明的同时，能否保持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创造较高的精神文明，这是经济特区面临的又一项历史使命和又一个严峻考验。1991年，江泽民就指出：“特区要十分注意和大力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抓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1993年，江泽民又指出：“经济特区要坚持贯彻‘两手抓’的方针，不但要聚精会神地发展经济，搞好物质文明，而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要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内要为促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对外要成为宣传祖国文明和显示社会主义优势性的‘窗口’。”1994年，江泽民再次指出：“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特别明确地指出，只有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小平同志这个重要思想，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自觉地坚持两手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是对全国提出的要求，但首先是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的前沿地区提出的要求。”“必须明确，增创特区优势，既包括增创新优势、物质文明优势，也包括增创精神文明优势、思想政治优势、社会全面进步优势。”“我衷心希望，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越快，越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2000年，江泽民再次指出：“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为重要。”深圳经济特区应该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努力创建现代文明城市，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交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
“经济特区要带头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搞好党的建设，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要紧密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新路子。我们建立的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搞好党的领导，经济特区应该在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方面做出表率。1994年，江泽民指出：“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向前推进，经济特区也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特区工作的领导，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2000年，江泽民又指出：经济特区“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培养和锻炼一支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开拓前进、特别能尽职尽责的党员和干部队伍，领导干部尤其要模范地遵循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做到廉洁自律，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浸蚀和金钱美色的诱惑，努力在实践‘三个代表’方面发挥表率作用。”深圳经济特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制度；要建立健全反腐保廉预防体系，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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