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理论建设的教训及启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启示论文,教训论文,理论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3)05－0009－06
苏联共产党①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有着88年②的建党史和74年的执政史，拥有“1900万党员和40万基础组织”[1]78－85，但就是这样一个顶着辉煌历史和庞大身躯的老革命党，在外无战争、内无革命的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苏共的亡党固然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苏共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还是没有做好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在具有灵魂性、基础性、先导性的理论建设方面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主要是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随着实际国情、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实现持续创新和与时俱进。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153“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312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但是，特定阶段的理论有其时代局限性，因而始终保持理论的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变得尤为关键，否则理论就会脱离实际，阻碍实践的发展。列宁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正是他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教条主义理解，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但是，历史并没有留给列宁太多时间，在他去世以后，跟着他一起沉睡的还有苏共理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导致苏共从一个充满生机和创造精神的革命党逐渐陷入封闭僵化、停滞不前的泥沼，这样的蜕化从本质上削弱了苏共的先进性、战斗性和执政合法性，最终亡党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本文从党的建设角度分析、总结苏共理论建设的失误及其启示，对于我们党加强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建设的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并进行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生搬硬套
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443因而“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681，他还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669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建设的根本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创新。但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遗忘了前人的告诫，苏共的理论创新逐渐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
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也犯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在执政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凝固化，具体表现在：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马列主义理论作扭曲的抽离，简单条条化为几个原理、几个观点来指导复杂纷繁的具体实践；把生机勃勃的、负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以钦定教科书的形式固化，并以此作为评价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论断，有些甚至是预测与猜想都视作不可违背和更改的真理；把苏联模式奉为唯一正确、具有普世价值的永恒模式，不准或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修正主义。1938年，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教程》一出版，苏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凡是党史方面、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一律要以《教程》的提法为准，进行改正和澄清，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5]199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又亲自指导编辑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把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直接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律”，使社会主义变成僵化的固定模式。很明显，客观条件一直在变化，而理论却落入了“刻舟求剑”的尴尬。
由于后续领导人粗鄙的理论水平以及长期积累的诸多未解问题，苏共在理论建设上的教条化错误积重难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而后理论界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错误，但赫鲁晓夫的意图并不是要突破斯大林模式，而是借此完成“非斯大林化”而树立自己的权威。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试图改变苏联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但赫鲁晓夫不顾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指责马林科夫的想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并不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言论，声称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甚至“在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6]11，似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条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教条主义作风已经达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理论建设仍是换汤不换药，以其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仍然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只愿对其进行隔靴搔痒式的小修小补。纵观苏共的整个执政史，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苏共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教条主义之风。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7]90其后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又声称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8]10。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表明，苏共片面地把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做建成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却完全忽视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竟然又提出了苏联要“在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口号，他不但没有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思想，反而将其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967年，勃涅日列夫推出了自己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危害不仅在于其仍然具有冒进夸张和不切实际的特点，而且在于当时官方对“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证和阐述都是从抽象的纯理论出发的，严重脱离了实际国情，刻意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教条化对理论建设的危害是巨大的，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1969年的书中就感叹道：“近50年来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却停滞了。从整体看，马克思主义落后于现实形势的发展。”[9]48由于教条主义对理论建设的极大束缚，苏共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基础理论始终没有创造性的突破和发展，理论无法与时俱进，从而失去了理论的先导性和科学性，失去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性和凝聚力。
二、理论建设的一元化：领袖个人垄断理论的创造权，过度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唯一性，抹杀非官方思想
一个政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全党充分发挥党员个体的聪明才智，通过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从不同的考量角度对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产生不同的见解和认识，这些个体的、还不成熟的认识经过相互碰撞、印证、启发、借鉴、融合，使整个理论创新充满生机和活力，共同推动理论的发展。但在斯大林高度集权的党政模式形成后，其呈现在理论建设上的显著特点就是片面而过度地强调一元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垄断对马列主义的发明权、解释权，成为理论的唯一创造者，导致权力产生真理、权力裁决真理、权力支配真理的恶果。在斯大林上台后，他在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同时，也逐渐独揽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权和解释权，“初期还比较好，到斯大林取得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斯大林骄傲了，不谨慎了，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10]21。加之个人崇拜的歪风盛行，到30年代后期，斯大林已经被塑造为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最伟大”的理论家，被称为“天才导师”、“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有人还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等各种献媚的说法[11]146－150。由此可见，斯大林的言论成了判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标准，对于斯大林的一切结论，别人只能学习或是进行论证，这使得斯大林的某些不科学的观点，诸如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理论等，紧紧地束缚着理论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观，“新政府依然承袭斯大林的等级制原则，坚持只有党的领导才能解释苏联共产党历史，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12]69但当时的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些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明显错误的诸如“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和平主义”、“阶级斗争消亡论”、“全民党”等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却只能肯定，不能批评。钳制和压抑理论界的还有勃列日涅夫超越发展阶段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对此揭露道：“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集中全力去论证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而完全忽略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的新时期。”[13]14
其次，苏共中央提出的官方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而其他一切与“正统”理论相违背的理论都是错误的，甚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或是异端学说而遭受政治打击和迫害。30年代初期，苏共中央领导集团针对托洛茨基、季若维也夫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全面否定，在哲学界和经济学界分别开展了对德波林和布哈林的批判，都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与官方“正统”理论相背离。在学术界，二战后出现了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确切地说，从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年至1943年外，几乎未曾间断过。”[14]223在所谓的批判运动中，官方将学术分歧上纲为政治问题，并以逮捕、流放等阶级斗争的方式对个体予以惩戒，例如40年代末，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不相一致，于是经济学界开展了以瓦尔加为对象的经济学大批判运动。这样的蛮横做法使得理论创新所必需的怀疑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荡然无存，学术界万马齐喑。尽管赫鲁晓夫时期有过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15]43。到勃列日涅夫时，情况已经到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地步，根本无力扭转，只能维持现状。
罗莎·卢森堡③说过：“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16]503苏共在理论建设方面片面强调一元化倾向，看似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保持民众在思想上与苏共的高度一致，实则是人为去除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个人意见交锋和不同思潮论争，扼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禁锢理论创新的动力，同时在客观上导致国家和民族在“思想上的退化”以及“文化和智力上的贫困”[17]192。试想，没有竞争，如何成长？没有对手，如何进步？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手上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元化的理论建设致使官方理论严重老化僵死，在面对各种新思潮时毫无免疫力和战斗力，以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中溃不成军。
三、理论建设的封闭化：完全断绝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幻想在“无菌世界”中保持理论的“纯洁性”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成立后就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和敌视，二者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在苏联解体之前就从未间断过，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更是其中的重头戏。由于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对立，苏共意图人为地创造一个“无菌世界”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这样闭门造车的做法必使其理论建设陷入封闭化。
早在革命胜利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④就主张在“纯粹的实验室”环境中，创造避免其他阶级污染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14]227。1925年苏共又发动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提出了诸如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维护“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纯洁性”等极端口号。事实上，这些教条做法极大地损害了苏共的理论建设，因为要求形而上学的“纯粹”和“纯洁性”使苏共下意识地排斥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污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与外界隔绝。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名义下，不仅拒绝一切来自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还拒绝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甚至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打成“伪科学”，在大学里取消这些学科，甚至对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斥之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这样的“批判”完全丧失了科学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主观武断的地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更是变本加厉，提出了所谓的“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主张清除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把反对“世界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重要题目[14]207。受大环境影响，理论工作者在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和剥削本质的同时，根本没有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一分为二的分析，他们眼里也只有资本主义消极因素，只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抗关系，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可取之处，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合作、借鉴的关系，这样对资本主义不符事实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过度夸张的颂扬一样空洞无力，一样缺乏信服力，最终的结果是使苏共陷入越来越封闭的状态，理论创新始终缺乏新鲜的外来营养。
对于苏共理论建设的封闭化，我们可从如下两个主要层面去认识：一是苏共领导集团自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达到完美状态，这种脱离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诱使苏共的理论建设主动趋向封闭化。二战后，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是完美至善的观点。他说：“苏维埃社会制度已证明出它是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能力更稳固的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优于任何一个非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18]21这个观点经过舆论宣传使整个国家甚至包括斯大林之后的几代领导集体陷入对社会主义的盲目崇拜之中，他们教条化地迷信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完美化，甚至达到了普世价值的层面，因而对于“放出道德恶臭的东西”[19]112的资本主义，苏共还有何理由向它学习呢？全面否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紧张对立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进行“和平演变”的客观压力迫使苏共的理论建设被动趋向封闭化。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最现实最危险的“假想敌”，苏共领导集团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召开的历次苏共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上，都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并且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20]。这种始终存在的敌对关系必然加剧了苏共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极端排斥心理，使其已经不可能再具有向资本主义世界学习的理性和开放态度。
在长期封闭化环境里培育出来的理论，犹如笼中之鸟、温室之花，丧失了同外界特别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同台竞争而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苏共的腐朽理论在面对外部世界五彩缤纷、五花八门的文化思潮时显出弱不禁风的本相，其中某些所谓的“理论精英”不仅不能披挂上阵，甚至不乏倒向西方思潮的俘虏者。
四、苏共理论建设的教训对中共的启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曾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21]116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始终把握大局，科学地回应并解决了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保障。但具体来说，受传统体制、历史习惯的影响和束缚，我国当前的理论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而探析苏共理论建设的失误，重要的不是得出一个结论，更重要的应该是从苏共理论建设的失误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弄清楚哪些问题我们应该避免，哪些东西我们应该扬弃，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理论建设提供有益启示。综上而言，主要启示有三方面：
首先，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理论建设的开拓创新，实现理论与时俱进。毛泽东就曾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2]109因为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理论也必然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前人的理论不可能回答当代以及之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纵观苏共的执政史，凝固僵化而又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是阻碍苏联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桎梏。中国共产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觉地把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从陈旧的观念、落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不断更新对时代特征、国际局势、具体国情的认识和分析，主动在日新月异的实践中完善、调整、发展和创新理论，始终坚持理论的与时俱进，从而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其次，要在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既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要容许一定程度的思想多样性。苏共的绝对一元化，完全窒息了理论交流和争锋的氛围，使理论界犹如一潭死水。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23]272当前社会利益复杂化，人们思想渐趋多元化，巩固主流思想阵地变得尤为迫切，但多样化的思想并不一定全是消极因素，其中必有合理之处，因而应对的科学方法不应纯粹是行政手段上的“堵”和“禁”，若中国共产党能把“非主流”思想引导得好，充分发挥其微妙的“鲶鱼效应”，反而能有效地促进官方主导理论的发展。
最后，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合作，有选择有鉴别性地学习其先进的理论文化，以取长补短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结论和公式构成的狭隘、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富有自我更新、自我批判能力的开放的科学体系。列宁就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4]299而苏共在理论建设上的封闭化无疑是罔顾了列宁的告诫，最后自食其果。中国共产党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面已经发展数世纪，并在绝大多数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必须放弃狭隘的关门主义，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大胆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对社会主义发展有益的优秀成果，博采众长，学贯中西，塑造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收稿日期：2013－07－22
注释：
①苏联共产党先后使用过不同称谓，本文为行文之便统称为“苏联共产党”或简称为“苏共”。
②苏共的诞生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算起。
③德国国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④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一些领导人所形成的思想派别，主张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建立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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