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兼论中国人的信仰模式
袁方明
摘要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是农村传统文化的灵魂。民间信仰具有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等特点。国家治理不可忽视民间信仰的积极因素。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正面积极作用，通过宣介引导，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丰富节日庆典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振兴。
关键词 ：民间信仰；乡村振兴战略；信仰模式；传统文化
近期，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其重要性众所周知。民间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灵魂，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并渗透于民众行住坐卧、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整体上塑造了民众的精神世界。身处江湖之远的民间文化以其特有的品性和独特的标识，与位处庙堂之高的精英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以其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并日益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当前农村日益空心化、空壳化、空巢化和边缘化，一些地方村落共同体解体，德孝文化和诚信文化削弱，家族意识和宗族意识逐渐淡化，如何发挥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民间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引导广大农村民众与当前主流思想相适应，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民间信仰概述
“民间信仰”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姊崎正治提出。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有作为有组织的一派正统宗教居上统一并感化民心，同时，在民间又有与该正统的被组织化的宗教多少相异的信仰习惯。”[注] [日]姊崎正治：《中奥的民间信仰》，《哲学杂志》第12卷第130号。本文转引自铃木岩弓：《“民间信仰”概念在日本的形成及其演变》，《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 在他看来，“与该正统的被组织化的宗教多少相异的信仰习惯”就是民间信仰。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也认为“所谓的‘民间信仰’主要就是指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信奉的传统习俗。”[注] 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 对于民间信仰的科学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超自然力和超自然现象的一种认识和践行，其内容主要包括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民间信仰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缺乏统一信仰体系和宗教经典，属于非制度化的自然宗教及其相关信仰习俗。
毋庸置疑，民间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宗教性和民俗性。就其宗教性而言，正如美籍华人杨庆堃(C.K.Yang)先生所言，“在中国人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宗教是建立在对神明、灵魂信仰和源于这种信仰的仪式行为、组织的基础上。”[注]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就其民俗性而言，民间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不仅体现在群体性的法会、庙会、国家祭祀活动等方面，也体现在烧香、祈祷、抽签、占卜、风水、择日、测字、相面等个体性的祈福纳瑞、趋吉避凶活动方面。进而言之，民间信仰可视为广义的民俗信仰，如“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所言，“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注]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在学科界定上，民间信仰既属于宗教学的范畴，也属于民俗学的范畴，同时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有关，具有学科的交叉性和复杂性。
现代有轨电车与地铁具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有轨电车发展时间比较短，驾驶员的培训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设备与技术不太成熟，学员取得驾驶证之后，还需要进行二次培训，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通过对民众的信仰心理和信仰现状的深入分析，[注] 关于民众的信仰心理和信仰现状，可参阅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陈兴贵：《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教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天府新论》2016年第2期，等资料。目前，对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方兴未艾，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学界尤其注重对区域性、地方性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如张芳山：《民间信仰与农村稳定——基于赣州市寻乌县H村调研》，《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赵翠翠：《民间信仰的公共化困境——以浙江海滨社区的民间信仰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1期。这为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提供了学术基础。此外，相关影视作品如电影《小门神》《道士下山》《八仙的传说》，电视剧《八仙全传》《剑侠》《东游记》等，动画片《八仙与跳蚤》《天书奇谭》《女娲补天》的热映热播以及相关影评剧评的大量涌现，也反映了民众对民间信仰和民间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具有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这是中国民间信仰有别于西方信仰活动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民间信仰还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地域性、自发性、神秘性、保守性、封闭性、渗透性等特点。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其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进行分析。
首先，民间信仰可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如上文所说，本文将民间信仰视为泛宗教信仰的一种，因此民间信仰的道德也是一种宗教道德。吕大吉先生认为“宗教道德实质上就是世俗道德”。[注]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03页。 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注]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33页。 世俗道德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宗教道德规范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道德与世俗道德合二为一，如犹太教、基督教的“登山宝训”和伊斯兰教的训诫俨然就是规范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并与现实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信仰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习俗和习惯，它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内心深处，有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注] 雷春芳：《转型时期的民间信仰：现状与思考》，《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3期。 民间信仰通过编造新的家世、塑造新的形象、披上道释二教外衣的去巫化和争取朝廷的封敕或赐额、与帝王攀上关系、显灵帮助官兵打胜仗的正统化，以获得生存和发展。[注] 林国平：《去巫化与正统化：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 具有民间信仰的信教群众在不经意的潜移默化的神灵崇拜中，将自己所信奉的教义教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待人接物的准绳。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和古老的宗教系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则的基石。”[注] 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第19页。 “民间宗教是社会教化重要的途径；透过神化的个人的信仰，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仪式，以及神灵本身所具有的道德价值，支持了政治伦理价值。”[注] 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第207页。 所有的宗教都主张行善去恶，这也是人世间的普遍准则。如中国民间广泛流行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道教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主张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注] 《太上感应篇·道藏》(第2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6页。 ，《文昌帝君阴骘文》主张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欲广福田，须凭心地”“利物利人，修善修福”“常须隐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注] 《文昌帝君阴骘文》，《重刊道教辑要·星集》(第25卷)。 等广为流传的劝诫，又如净土宗主张的“口称念佛，往生极乐”，红阳教主张的“劝人学好，积德行善”[注]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8页，第378页。 ，都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内化于日常的行住坐卧之中。特别是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行善将得福报，行恶不得善果的因果报应观念以及天堂地狱观念更是在民众心中竖立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让作恶多端的人多少心存畏惧，让行善为福的人获得精神安宁。唐晓峰先生认为“某种程度上说，宗教虽是一种倒置的世界观，但却不可否认其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客观存在现实，同时更不可否认作为其存在根基的教义教理及作为其表显方式的文化样态中存在积极的、合理的价值”[注] 唐晓峰：《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对当代无神论教育的启示》，《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4期。 ，同时他认为宗教具有精神超越性、文化传承性、道德约束性和社会关怀性，这是宗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就此宗教的道德约束性而言，完全可以以民间信仰的道德律令引导并教化民众，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合理的价值”，以此提高信教民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道德水平。
其次是民间信仰的现实功利性。民间信仰的现实功利性与其世俗性有关，主要体现在祭祀者的功利性诉求及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互惠互利方面。“民俗信仰的所有活动，都是从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具有相应的功利目的。如与本人、本家、本族、本地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等。民俗信仰的实质是求吉、禳灾。”[注]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1998年，第204页。 与西方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教义意识和宗教情结并身体力行不同，中国民众对宗教抱着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无事’不登三宝殿。除了宗教节庆和‘求事’之外，一般信教大众是难得去求神拜佛的。因此，在中国信教大众中，无论是佛教的信仰者还是道教的信仰者，并不去领会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的主要内容，一般只知‘因果报应’‘积善积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宗教意识，他们并不在宗教中寻找精神支柱，而只是寻求现实愿望的满足。”[注] 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56页。 无论是穷算命，还是富烧香；无论是祈福纳吉，还是消灾解厄；无论是个体性的家庭祭祀，亦或是群体性的国家祭祀，中国民众祭拜神灵主要是出于内心之所求所愿，出于解决其人生困惑和脱离生存困境的意愿，出于现实性的功利考量，希望通过对神灵的祭拜，通过对神灵的物质性的进献(如捐款捐物)或精神性的“贿赂”(如上香许愿)而获得神灵的帮助，以解决现实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助其消灾解厄，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在“许愿-还愿”的无尽循环中，人神互利，人神共存。“到哪个寺庙去烧香并不取决于某一个宗教信仰，而是视庙里神的法力是否灵验。”[注]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97页。 是否灵验，成了民众祭拜祈祷神灵的唯一标准，造就了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原本超越性的神灵变成了现实性的名利需求。中国民众的精神伊甸园不在似有还无的天国，而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生活中。
首先是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中国信教民众的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民众将其信仰观念内化于日常的行住坐卧之中，物化于日常器物之中，如灶神、门神、床神等。这也与杨庆堃先生在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分散性特征密切有关。他精辟地把中国的信仰形态分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两大类，两者相互依赖，指出中国“宗教的元素渗透进了所有主要的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每一个社区的组织生活中。”[注]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70页。 “宗教被神学性地、仪式化地和组织化地渗入世俗团体中。”[注]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71页。 “传统的制度化价值与结构都渗透进富有超自然特征的丰富民间传说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环境充满了神圣气氛，激发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在传统世界中，神、鬼和人一起共同参与筑就了现有的生活方式。”[注]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72页。 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中国“一般人民更会把天国现世化……把现实作为理想的底稿。”[注]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0页。 因此，超越性的神灵不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圣域天国，而存在于寺庙、道观、社区、家族、家庭之中，特别是存在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人神同在，神人共居，已逝的祖先(神、鬼)与活着的人“一起共同参与筑就了现有的生活方式”，这是民间信仰世俗性的体现。
正如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所言，“所谓的‘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习俗。”[注] 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 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关乎的是广大老百姓的传统习俗、日常生活特别是生存困境及其祈求。同时他认为民间信仰的“总量可谓占据了‘中国宗教文化的绝大部分版图。’”[注] 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 张芳山博士也认为“民间信仰深入社会生活之中，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并且其内部有其内在的秩序，维护着区域的和谐与稳定。”[注] 张芳山：《民间信仰与农村稳定——基于赣州市寻乌县H村调研》，《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 这里，姑且撇开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不论，单就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度和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而言，能够达成这样一种学术共识：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民间信仰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共识的基础上，结合众多学者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大致可以对民间信仰的未来发展做出一些展望。
二、充分发挥民间信仰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民间信仰是否属于宗教信仰，目前学界尚有争议。[注] 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学术月刊》2016第11期；陈勤建、衣晓龙：《当代民间信仰研究的现状和走向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对民间信仰是否属于宗教进行了分析。 笔者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是一种泛宗教信仰。宗教属于意识形态，天然地为政治等上层建筑服务，具有进行社会控制(主要是控制社会舆论，引导、疏导民情民意)，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为一些重要的政治运动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注] 彭时代：《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0-40页。 就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来说，民间信仰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文化记忆承载的一块重要基石，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民间宗教中”[注] 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19页。 ，“中国民间信仰不仅因其记忆形象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气脉相通而传承着中国文化记忆，而且它的运作机制、所使用的信息载体以及激活、唤醒文化记忆的积极过程，也奠定了其中国文化记忆承载基石的地位”。[注] 高长江：《民间信仰：文化记忆的基石》，《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4期。 进一步就宗教与现代化社会的构建来说，两者也息息相关。[注] 四川大学闵丽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因缺乏必需的形上观念、终极性的道德规范而面临后继乏力的困境”，并为其开了药方，认为宗教与现代性社会建构具有兼容性和共生关系，“在价值诉求和社会功能方面有别于科学的宗教，亦有可能成为建构开放、多元、包容的现代社会的有益精神元素。”见闵丽：《论宗教与中国现代性社会建构的兼容性》，《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 该如何发挥民间信仰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呢？
一是从必要性角度而言，由于《立法法》对于政府规章备案后审查、审查标准和程序、审查结果处理、不同审查主体审查结果冲突协调等均没有涉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对于行政系统与人大系统备案审查工作之间的关系、审查结果的冲突解决以及协调机制等也均没有涉及，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通过统一的立法来界定明晰。统一的立法安排能够为限制行政权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协调人大系统监督和行政系统监督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法制化平台。
再次，民间信仰可以丰富节日庆典文化。民间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灵魂。民间信仰是文化记忆承载的载体，通过庆典仪式、文化语言和身体文字予以传承传播。[注] 高长江：《民间信仰：文化记忆的基石》，《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4期。 宗教信仰必须借助外在的节日庆典活动，通过教义教理的形象化具象化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民间信仰的节日庆典及庆典仪式正是宗教教义教理的形象化展示和体现。“宗教尽量利用民间俗信扩大自己的影响；民间俗众也常把世俗人情寄托于宗教信仰，通过节日活动，实现圣、俗之间的交往。”[注]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第142页。 卓新平先生认为“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认识和精神信仰，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存在和文化习俗生活，而在当下应突出关注和妥善解决的首先是后者。”[注] 卓新平：《科学宣传无神论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 民间信仰的节日庆典是一种“文化习俗生活”，如神灵的诞辰日、证成日、三元节、盂兰盆会、清明节、端午节等。在民间信仰与民间信仰节日庆典的互动中，两者各取所需，互促互进，同时，民间信仰的教义教理和节日庆典文化都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无论是什么公共宗教仪式场合，也无论是在举行庙会、求雨或是庆祝某一公众的节日，宗教都起到了一种象征共同信仰的作用，他使人们跳出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以社区的活动为目的。”[注] 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第214页。 广大信教民众走出家门，“跳出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参与到宗教节日庆典活动中，融入社区，融入社会。英国学者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中对中国台湾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专题研究，通过对台湾山街镇民众在圣诞节庆中尊崇和祭奠妈祖、仙公和尊王的分析，认为“在全部的民间仪式中，人们选择有拯救力的神以及家户来作为一种时间上的延展。”[注] [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这里“时间上的延展”就是通过民间信仰的节日庆典活动，将古老的民间信仰习俗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在历史的时间维度和地域的空间维度上予以展现出来，通过形下的生活化现实化的节日庆典活动以表征和呈现民众的民间信仰观念。举清明节的祭祀为例，清明祭祀始于唐朝，已延续千余年，看似是寻常的民俗活动，其背后起奠基性的是祖先崇拜观念。通过慎终追远，怀念先祖，祭祀先祖，以表明自己与长眠于地的已逝祖先的血脉相连。年年清明，年年扫墓，时时感恩，时时怀念。祭祀祖先“是老百姓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凝聚人心、弘扬感恩意识和家国情怀的仪式。”[注] 侯仰军：《村落庙会何以能够千年传承》，《光明日报》2018年4月28日，第12版。 清明祭祀不仅是个体性的家庭祭祀，也可以上升为国家公祭行为，如祭祀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轩辕黄帝，可以此凝聚民心，团结民众，培养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也以此丰富民众的节日庆典文化，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
其次，民间信仰可以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文，错画也，象交文。”[注]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2页。 文即纹，本义是指线条交错的图形，花纹，纹路，引申为文采、文化、文教、文章等。“明(朙)，照也。从月，从囧。”[注] 许慎：《说文解字》，第138页。 明即明亮，光明。“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周易》将“文明”二字合用，指文化光明。“文明以止”意指“文章灿明止于礼义”。[注]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75页。 一般而言，文明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和艺术等。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当前一些地方村落共同体解体，德孝文化和诚信文化削弱，家族意识和宗族意识逐渐淡化，守望相助的传统逐渐淡薄。乡村是一个天然的教化空间。新时代的乡风文明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乡风文明具有综合性特点，同时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素，涉及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民间信仰、婚丧嫁娶等方面。“当民间信仰活动将人们聚集起来的时候，人们的内心获得了认同感和归属感，虽然不能为人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人们内心的迷茫、孤独和无助在慢慢消解以后，自然而然地增加了生活上的动力和信心。”[注] 张芳山：《民间信仰与农村稳定——基于赣州市寻乌县H村调研》，《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 乡风习俗是一个地域的生活文化，是农村精神家园的底色。教化既有正面的宣介，也可以润物无声，以“民间信仰活动将人们聚集起来”，结合日常活动，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中，使人们明晓事理，并转变成民众的自觉行动，内化为民众的生活习惯，以此推动民风的淳朴，促进乡风文明的建设。此外，还可以将民间信仰与传统优秀文化融合发展。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信仰也有不适合、不适宜的部分，如求签、算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可以吸收民间信仰的精华部分(如行善去恶观念)，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理论梳理以纳入到国家意志和时代观念中，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民间信仰的未来发展
再次是民间信仰的兼容性。中国民众信仰的兼容性是其功利性、逻辑性的衍生和发展。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天上的神灵世界如同人间的现实世界，不同的神灵各怀其技，各司其职，怀揣不同目的的不同信教民众对不同的神灵予以祭拜，身怀不同功能的神灵护佑诉求不同的信教民众，两者各取所需。因此，不同的现实问题和利益诉求造就了属性不一、功能不同的神灵，体现了民众信仰的多样性和兼容性。在中国，“对于一般信教大众来说，心中并不明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来去确定自己所崇拜的神。”[注] 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第554页。 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只要是能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比如求财、求官、求子、求学、求姻缘、求健康，换句话说，只要是实用的，民众就采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态度：比如求财就去拜财神赵公明、关公；求子就去拜观世音；求学拜孔子、文昌帝君；求海运平安拜妈祖；求姻缘拜月老；等等。不同的人生诉求诉诸于不同的神灵，目的明确、对象分明。“中国宗教传统中的多神崇拜使得普通民众在不同的情况下到不同寺庙去祭拜。为了得到男嗣，人们可能会去一个佛教寺庙乞求观音菩萨、或是娘娘；但是为了祈求恢复健康，可能会祭拜供奉道教神医华佗的寺庙。”[注]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第296-297页。 由此，通过对不同宗教神灵的祭祀，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里的神灵统统进入了民众的祭拜范围，这是中国民众信仰特征之一——多神信仰。
4.3 推行安全管理有待医院全体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 住院患者护理安全已引起医疗各级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保障护理安全的实施涉及到安全环境设施建设、信息提示和图文指示等均需要其他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医院日常工作体系中的保洁员、护工和后勤保障人员等也需要进行统一、规范的安全知识培训与指导。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多部门合作。因此，推行护理安全管理，保障患者安全有待医院全体工作者的参与及努力。
民间信仰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在当今创新社会认知及社会管理的环境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注] 卓新平：《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民间信仰以阴阳五行观念为核心，包括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鬼神崇拜等，其信仰理念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寻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从根本上说，基于趋吉避凶、消灾解厄、祈福纳祥的普遍心理，民间信仰所力图解决的是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人生困境和精神困境，现实问题和人生困境如求子、求偶、求官、求财，精神困境如生老病死、人生归宿、终极关怀等。这不仅是中国民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共性的生存困境。从出生到死亡，这些问题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出现，始终伴随着人的一生。可以说，民间信仰是民众人生问题的避风港，是人生压力的缓冲地。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将会面临新的各种问题，比如青壮年大量外出带来广大农村的空心化、空巢化，老年人常年独居，得不到后辈的照顾关爱，由此引发情感焦渴和精神焦虑，感到“内心的迷茫、孤独和无助”。在此情形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越来越把情感寄托于神灵世界，为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进入传播提供了市场。总之，可预见的是，在中国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信仰不会消失，反而会对民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借鉴进化算法研究领域中将约束条件看作优化目标的约束应对策略[18-20]，本文提出将由目标Kriging模型确定的EI准则和由约束Kriging模型确定的PoF准则同时作为优化目标生成备选试验点集，再从备选点集中选取新试验点的代理优化算法。最后，通过典型算例将所提代理优化算法与已有算法进行比较，验证所提约束应对策略及算法的有效性与高效性。
民间信仰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以其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乡村振兴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正面积极作用，通过教化引导，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促进乡风民约建设，丰富节日庆典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振兴。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2—0149—06
作者简介 ：袁方明，男，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信仰与道教研究。
[责任编辑：谢雨佟]
标签：民间信仰论文; 乡村振兴战略论文; 信仰模式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