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贤祖与唐代文学_汤显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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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还魂记》(以下简称《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主要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在当时的时代思潮中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以及他的艺术创造才能,而这一切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又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即主要以《牡丹亭》为例,探讨汤显祖的创作与唐代文学的关系。

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一个“情”字上。

众所周知,《牡丹亭》歌颂了人特别是青年男女的真情、至情,揭示了情与理的矛盾。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

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情与法的矛盾。汤显祖在为朋友李季宣所作的《青莲阁记》中说:“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嬉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汤显祖认为,他所处的明代是“有法之天下”,其特征是“灭才情而尊吏法”。这种天下,不许人们有热情,有幻想,不许人们施展自己的才能,只许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而唐代却是“有情之天下”。这样的天下重才,故李白的才气方可凌厉一世;这样的天下重情,故唐明皇、杨贵妃方可共浴华清而嬉游广寒。汤显祖对明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对唐代社会的描述则染上了一层理想的色彩。当然,这正反映了他的向往与追求。

汤显祖这里提到“唐人受陈隋风流”,而陈隋风流又来源于魏晋风流,所以汤显祖对魏晋风流也是肯定的。如据陆机《吊魏武帝文》序,曹操临终时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对于曹操“分香卖履”的举动,有不少人斥之为虚伪。汤显祖却不这样看。他在《十咏·魏王分香》一诗中写道:“事业易委谢,恩爱难销沉。虞歌与戚舞,英雄同此心。”在《铜雀伎》一诗中也写道:“吴起张巡总为名,到头才识此中轻。若言铜雀分香假,泣向虞兮亦世情。”汤显祖此处除曹操外,还提到了四位历史人物。吴起妻为齐人,吴起欲率鲁军伐齐,故杀妻以求将;张巡当睢阳被围粮尽之时,为安定军心,杀爱妾以飨军士。这两位是无情的代表。项羽垓下被围之时,对虞姬歌而泣下;刘邦使戚夫人为舞,己为楚歌。这两位是有情的代表。汤显祖同时人陈继儒在《范牧之外传》中也赞扬了刘邦、项羽之情:“汉高、项羽英雄绝世,剑锋淬人,眼不为眨。乃心销神枯,终不能断虞、戚之爱。夫二公赖有此举,小足破俗,不然,项羽一倔强老卒,隆准公一村亭翁故态耳。语云:‘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世无真英雄,则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这说明,英雄应当多情,在晚明已经成为一种引起人们共鸣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这种认识,在唐人那里也可以发现同调。晚唐罗隐《邺城》诗云:“台上年年掩翠蛾,台前高树夹漳河。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铜雀台》诗云:“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只合当年伴君死,免交憔悴望西陵。”前一首说英雄亦自多情,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后一首从姬妾这一面来说,虽然换了一个角度,但强调情感却是一致的。

安史之乱以后,诗歌中的盛唐气象已成历史,而情感的表现却渐趋细腻。如李商隐诗,人称“义山最工为情语,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非义山其谁归”《唐诗快》),“深情丽藻,千古无双,读之但觉魂摇心死,亦不能名言其所以佳也”(《唐贤小三昧集续集》评《无题》诸作)。这些评语,如移来作为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的评论,也是很恰当的。特别是晚唐诗人吴融的一首《情》:

依依脉脉两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

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

这首诗运用新巧的比喻,对于复杂、细腻、难以言传的情作了绝妙的描摹。细玩其意,可以发现它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与《牡丹亭》剧中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第一出《标目》)、“全无谓,把单相思害得忒明昧”(第十八出《诊祟》)、“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第二十出《闹殇》)、“生生死死为情多,奈情何”(第二十七出《魂游》),极为神似。这神似就似在情的复杂、细腻、难以言传上。

人的情感如此复杂、细腻、难以言传,那么,要写出言情佳作,作者本人也必须是多情的。这可以举白居易为例。陈鸿《长恨歌传》引王质夫语云:“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王质夫的眼光是对的。白居易正因为既“深于诗”,又“多于情”,所以能创作出《长恨歌》这样传诵千古的言情佳作。

正是鉴于唐代及其他时代作家的成功经验,汤显祖对于情在创作中的作用有着足够的认识。他在谈到诗歌(实际上包括整个文学艺术)时说: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动摇草木,洞裂金石。(《耳伯麻姑游诗序》)在谈到戏剧的起源时说: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在汤显祖看来,自上古之世,人类便有歌有舞,后来更演化出载歌载舞的戏剧。歌舞与戏剧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因为它们都基于人类抒发情感的需要。汤显祖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说自己的戏剧创作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即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使自己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和丰富的想像,从而孕育出戏剧作品。焦循《剧说》卷五载:“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至‘赏春香还是旧罗裙’句也。”按“赏春香”句为《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中春香的唱词,表现的是春香对杜丽娘的思念之情。这则传闻的可靠性无法证实,但汤显祖在戏剧创作过程中充满激情,却是毫无疑问的。晚年家居,汤显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戏剧活动之中。汤显祖敬慕的僧达观曾经对他一再加以劝诱,可是汤显祖仍然坚持自己的情理观。他在《寄达观》中说:“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白居易晚年作有《不能忘情吟》,苏轼晚年作有《朝云诗》,都是不能忘情的表现,汤显祖觉得自己的心与白、苏二位是相通的。逝世前两年,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他写道:“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这正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自己一生戏剧活动所作的无怨无悔的总结。

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个“奇”字和一个“神”字上。

所谓“奇”,是指情节构思的新奇;所谓“神”,是指人物刻画的传神。在这两方面,唐传奇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唐传奇的作者中,沈亚之说他写作《湘中怨》是因为“事本怪媚”,李公佐说他写作《南柯太守传》是“稽神语怪,事涉非经”,沈既济说他写作《任氏传》既是“志异”,又是“糅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从他们的这些说法以及他们的作品本身来看,唐传奇比起六朝志怪,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演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不仅追求故事情节的“奇”,而且追求人物刻画的“神”,人物情感与性格的表现更加突出,更加成功。如沈亚之的《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皆以华艳之笔,叙恍忽之情”;《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元稹的《莺莺传》“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故亦可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其立意与《枕中记》同,而描摹更为尽致”(以上评语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汤显祖对于唐传奇极为熟悉和喜爱,对于唐传奇在情节构思、人物刻画方面的成就有着充分的认识,这反映在他为《虞初志》、《续虞初志》、《艳异编》所作的序言和评语中。其中谈及故事情节的,如“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点校虞初志序》),“奇物足拓人胸臆,起人精神”(《月支使者传》总评),“虎媒事奇,便觉青鸾彩凤语不堪染指”(《裴越客传》总评),“恍忽幽奇,自是神侠”(《贾人妻传》总评),“此等传幽异可玩,小说家不易得者”(《刘景复传》总评),“神僧巧算,思味幽玄”(《一行传》总评),“咄咄怪事,使人读之闷叹”(《崔汾传》总评),“奇诞之极”(《裴沅传》总评),“真所谓弥天造谎,死中求活”(《松滋县士人传》总评),“传甚奇谑而雅饬闲善,所谓弄戏谑者也”(《却要传》总评),“亦复可喜可愕”(《吕生传》总评),等等。谈及人物刻画的,如“抚事怆情,杂记中惟此为本色。何必搜冥斗艳,始足脍炙人口”(《紫花梨传》总评),“展玩间,神踽踽欲动,如昨日事,所以为妙”(《独孤遐叔传》总评),“剑侠传夥矣,余独喜《虬髯客》、《红线》,《昆仑奴》为最,后人拟之不可及”(《昆仑奴传》总评),“酷肖是时情状”(《任氏传》眉批),“画出动人模样”(《李娃传》眉批),“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小小点缀亦佳”(《虬髯客传》眉批),等等。

对于唐传奇在情节构思、人物刻画这两方面的艺术经验,汤显祖在自己的戏曲创作中都有所借鉴。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写道:“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根据这一题词以及现在掌握的材料,人们普遍认为,《牡丹亭》的题材来源主要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此外作者还参考了《搜神后记》中的《李仲文女》、《冯孝将子》,《列异传》中的《谈生》。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这样说尚不够全面。汤显祖在《续虞初志》的《许汉阳传》总评中写道:“传记所载,往往俱丽人事。丽人又俱还魂梦幻事。然一局一下手,故自不厌。”这说明汤显祖所熟悉的此类故事远不止以上数则,他对这些故事深有研究,对于它们的个性了如指掌,在创作中也是有所参考的。

第一个故事是《郑琼罗》,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写丹徒女子郑琼罗遭市吏子逼辱,绞颈自杀,冤气40年不散。她夜闻段生抚琴,前来攀谈,倾诉冤情。故事中还记有郑琼罗所作的四句诗:“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末句汤显祖写入《牡丹亭》第五十五出《圆驾》,作为集唐下场诗中的一句。《牡丹亭》第二十七出《魂游》写夜间阴风萧飒的气氛和杜丽娘鬼魂闻声徘徊的情态,很可能受到这一故事的影响。

第二个故事是《张云容》,见裴铏《传奇》。写唐开元中杨贵妃侍女张云容得服申天师所予绛雪丹一粒,天师云其死后一百年,遇活人精气,便为地仙。萧凤台、刘兰翘也是当时宫女,死后葬在张云容墓侧。义士薛昭得天师指示,在兰昌宫遗址得遇这三位美女,并与张云容同居。不久发掘坟墓,张云容果然复生。《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中春香唱“恨兰昌殉葬无因,收拾起烛灰香烬”,便是用的这一典故。更重要的是,杜丽娘之魂得男子精气而复生,与张云容故事极为类似。

第三个故事是《华州参军》,见温庭筠《乾子》。写华州参军柳生与崔女不期而遇,一见钟情。崔女不愿按婚约嫁给表兄王生,而与柳生结合。官府将崔女判归王家。几年后,崔女又与柳生私奔。王家又告到官府,将崔女要回,柳生则被流放江陵。柳生日夜思念,而崔女竟来相会同居。其实崔女早已死去,来者为其阴魂。王生闻讯赶到柳生家中,崔女忽然失踪。王柳二人发掘崔女之墓,发现崔女容貌如生,所施粉黛亦焕然如新。故事中崔女的信念是“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她生生死死始终不渝地追求柳生,与“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暝,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在精神上无疑是相通的。又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如王家旧仆见到崔女鬼魂时又惊又疑的心态,与《牡丹亭》第四十八出《遇母》中杜夫人与春香见到还魂后的杜丽娘时又惊又疑的心态,在写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牡丹亭》的描写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

第四个故事是《画工》,见于逖《闻见录》。写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美人图,依画工所言,呼美人名“真真”百日,昼夜不歇,美人遂活,与赵结合,生一子。后赵误听人言,心生疑忌,美人遂携子复入图上。《牡丹亭》写杜丽娘自留画像于人间,后来柳梦梅对画频呼其名,杜丽娘遂得复活,显然受到本篇的影响,因为《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中并无此情节。《牡丹亭》第十四出《写真》杜丽娘唱“虚劳,寄春容教谁泪落,做真真无人唤叫。堪愁夭,精神出现留与后人标”,用的正是《画工》的典故。第二十六出《玩真》(俗称《叫画》)更是依据故事中的“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而加以进一步渲染,极写柳梦梅对杜丽娘画像“玩之、拜之,叫之、赞之”,对于表现柳梦梅的痴情,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出中柳梦梅唱“向真真啼血你知么?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动凌波,盈盈欲下,不见影儿那”,亦直用此篇典故。

第五个故事是《离魂记》,为唐陈玄祐所作。写张倩娘与爱人王宙被迫分离后,相思成病。她的灵魂跋山涉水,追上王宙,与他同居五年。后因思念父母之情难释,返回家中,灵魂与躯壳又合而为一。元郑光祖杂剧《倩女离魂》即本此。倩女灵魂追赶王宙,与杜丽娘灵魂寻访柳梦梅,有着相通之处。还魂后,灵魂躯壳合而为一,也是相同的。《牡丹亭》第三十六出《婚走》中柳梦梅唱“似倩女返魂到来,采芙蓉回生并载”,第四十八出《遇母》中春香唱“论魂离倩女是有,知他三年外灵骸怎全”,都是用的这一典故。

对于以上的故事,汤显祖都是烂熟于心,写作时都能随手拈来,不露痕迹,成为他本人独特性艺术创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用事用典。

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个“丽”字上,这就是惊人的文采。

唐诗的语言是最美的,《牡丹亭》的语言也是最美的。吕天成称汤显祖“丽藻凭巧肠而濬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曲品》),茅渶称其词“雅丽幽艳,灿如霞之披而花之旖旎矣”(《题牡丹亭记》)。当然《牡丹亭》词藻的艳丽不同于骈俪派的靡缛堆砌,克服了他的早期作品《紫箫记》语言上存在的这种缺点。王骥德认为汤显祖的语言特色是丽,所谓“婉丽妖冶,语动刺骨”,但是丽得恰到好处,“其妙处,往往非词人工力所及”。所以他说:“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曲律·杂论下》)而唐诗的语言正是浅深、浓淡、雅俗各得其宜,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们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汤显祖把唐诗中有益的养料吸收了,融会了,成为他自己富有特色、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牡丹亭》从唐诗中吸收养料的例证随处可见,这里只谈谈他的集唐诗。

《牡丹亭》中的集唐诗,包括每出后面的下场诗及部分出中的诗,共69首,计选入127位诗人(其中含无名氏一)的276句诗。其中引用较多的是:杜甫13句,韩愈10句,韦庄9句,李商隐、曹唐各8句,白居易、王建各7句,李白、刘长卿、元稹、司空图各6句,刘禹锡、张祜、杜牧、罗隐、韩偓、谭用之各5句,王维、钱起、卢纶、许浑、陆龟蒙、罗邺各4句,柳宗元、张籍、朱庆余、薛能、李山甫、曹松、罗虬各3句。

涉及的127位诗人中,除沈佺期、杜审言、王维、李白、杜甫、岑参等少数初、盛唐诗人外,绝大部分为中、晚唐诗人,特别是晚唐诗人占的比重更大,达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的创作在初、盛唐所占的比例较小,到中唐才发展起来,到晚唐在数量上达到了高峰。而集唐诗用七言律绝,因此多用中、晚唐诗特别是晚唐诗,这是可以理解的。像晚唐诗人谭用之,现存诗仅一卷,全为七律,而汤显祖用他的诗达5句之多。杜甫虽是盛唐诗人,但他在七言律诗的创作上不仅用功多,而且水平高,所以汤显祖用杜甫的诗远远超过用李白的诗。

第二,为使集唐诗的风格与《牡丹亭》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汤显祖必须较多地选用唐诗中的清词丽句。从这一点来说,选用中、晚唐诗特别是晚唐诗也是最为合适的。

前人尝言:“晚唐古诗寥寥,五律有绝工者,要亦一鳞片甲而已。唯七言今体,则日益工致婉丽,虽气雄力厚不及盛唐,而风致才情实为前此未有。盖至此而七言之能事毕矣。”(《中晚唐诗叩弹集例言》)这“工致婉丽”四字,可以概括晚唐七言律绝的语言特色。

以汤显祖选诗较多的几位晚唐诗人为例,李商隐诗“高华典丽,音韵缠绵”(《唐八家诗钞例言》),韩偓诗“香奁秀丽,别自情深”(《唐诗韵汇》),韦庄诗“典雅绮丽,风致嫣然”(《诗学渊源》),谭用之“善为丽句”(《网师园唐诗笺》),都具有“丽”这一基本特点。

特别难得的是,汤显祖还从一些存诗很少的作家那里,甚至一些笔记小说里,发现清词丽句,用于集唐诗之中。

考虑到汤显祖写作《牡丹亭》的时候,不仅《全唐诗》尚未问世,连作为《全唐诗》编纂基础之一的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亦尚未问世,而且唐诗浩如烟海,写作时不可能一一临时查找,因此汤显祖对唐诗的熟悉程度特别是运用自如的程度就更加令人惊叹了。

集唐诗,有的学者认为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其实用得恰当与否,要作具体的分析。用得恰当的集唐诗,对于表现人物的感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牡丹亭》第三十出《欢挠》中杜丽娘、柳梦梅共念的一首:

(旦)自然无迹又无尘(朱庆余),

(生)白日寻思夜梦频(令狐楚)。

(旦)行到窗前知未寝(无名氏),

(生)一心惟待月夫人(皮日休)。

此诗承上柳梦梅白“姐姐,你来的脚踪儿恁轻,是怎的”而来。第一、三句可以理解为杜丽娘向柳梦梅解释:既然是来幽会,自然要轻手轻脚,不便张扬;也可以理解为杜丽娘的内心独白:我既然是鬼魂,自然是来无影去无踪。第二、四句是柳梦梅向杜丽娘表达日夜相思的殷切之情。柳梦梅是直抒胸臆,一吐为快,杜丽娘是话中有话,半暗半明,二人的不同处境、不同心理,在这四句集唐诗中表现得恰到好处。

第三十二出《冥誓》中杜丽娘念的一首:

拟托良媒亦自伤(秦韬玉),

月寒山色两苍苍(薛涛)。

不知谁唱春归曲(曹唐)?

又向人间魅阮郎(刘言史)。

此前,在第二十八出《幽媾》、第三十出《欢挠》中,杜丽娘、柳梦梅的人鬼情缘已经经历了一个过程。现在,杜丽娘正在考虑向柳梦梅说明情况,表白真情:“奴家虽登鬼录,未损人身。阳禄将回,阴数已尽。前日为柳郎而死,今日为柳郎而生。夫妇分缘,去来明白。今宵不说,只管人鬼混缠到甚时节?只怕说时柳郎那一惊呵,也避不得了。”杜丽娘向柳梦梅念的这首集唐诗,正反映了她此时甜蜜与感伤杂糅、疑虑与憧憬交织的复杂心态,对于丰富人物形象是不可缺少的一笔。

作为下场诗的集唐诗,也有它的作用。如果写得好,运用得恰当,它就会像“临去秋波那一转”,给人留下历久难忘的回味。如第十出《惊梦》杜丽娘念的下场诗: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

间梅遮柳不胜芳(罗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

回首东风一断肠(韦庄)。

姹紫嫣红的园林春色,牡丹亭畔的爱惜温存,给青春刚刚觉醒的姑娘留下了甜蜜的回忆,也留下了无限的惆怅。这首下场诗不但是戏剧情境的延续,而且对于第十二出《寻梦》来说,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伏笔。

《牡丹亭》是一首诗。这是在晚明时代风潮的鼓荡下汤显祖内心激情的诗化表现,也是他孜孜不倦地向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包括唐代的文学艺术遗产汲取营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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