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变局”与“日本风险”及其外溢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日本论文,变局论文,效应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3)06－0003－(13)
2010年以来，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发生了许多中国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这些事件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并深刻地意识到，一股来自于海上的“日本风险”①正与日俱增。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成功地将“日本风险”用制度框架加以约束和化解，将之降低到最小限度。但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东亚地区发生时代巨变之际，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实施起“重返亚太”战略，试图扶持和启用日本来“再平衡”中国，但美国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对日本力量的过度倚重和滥用，无异于打开了东亚地区的“潘多拉盒子”，让“日本风险”如“黑烟似地飞出”，再度扩散到地球上。
如今，“日本风险”不仅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巨大障碍和风险，而且其外溢效应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加速，也对地区稳定和全球正义构成了实际上的挑战与威胁。
一、“东亚变局”与日本的战略反应
亚洲地区充满了活力，正迅速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亚洲在过去几十年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个地区经历复兴，人们重新解放思想、观念焕然一新的故事。亚洲向着恢复此前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作用的方面发展，势头如此强劲，几乎不可阻挡。尽管这种转变也许并非总是无懈可击，但是亚洲世纪即将出现，世界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1]而在欧洲人看来，“过去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轴心’，如今太平洋成为‘世界历史的轴心’。美国内部发展也在加速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不断增加。这种不可阻挡的地理活力将把欧洲挤到边缘。欧洲必须适应转变，以便更新跨大西洋关系。”[2]
东亚地区不仅充满了活力，而且几大政治进程在东亚地区交叉重叠地出现也使东亚地区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变数。一是中国的迅猛崛起，二是世界中心加速向亚洲转移，三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或亚洲战略再平衡，四是以海权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陆权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对峙已开始由近东、中东向远东由远而近地推进过来，并在东亚地区重新浮现。我们所身处的东亚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而且是一场自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一场基于海权与陆权的对峙、较量和博弈、能改变每个国家甚至是每个个人命运的时代大转型。“全世界即将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力量转移之一。”[1]
如果说第一次大变局是发生在近代中国衰落的背景下，以主权(丛林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海权对世界(东方)的扩张的话，那么这次的大变局则是发生在中国强势崛起的背景下，以全球主义、区域主义、国家主义为复合主题的西方海权向东方的转移(而非扩张)，也即以美国为代表、以海权为重要内涵的世界重心的战略东移。如同19世纪西方海权向世界的扩张，会给地区秩序和格局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一样，这一次的东移，也同样会给地区秩序和格局造成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并导致地区秩序和格局的重组。
如何理解这场大变局或转型的真正含义？这场大变局如何变以及怎样变。非常值得思考。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仅全球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加速转型，而且也推动着大国关系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体系的转型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正在将世界格局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有人说是新一轮的海权与陆权的对立，有人说是半冷战、温战或凉战，也有人说是无极时代(G0)或多极时代等等。
从东亚地区看，在国家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复合型博弈的宏观大背景下这场大变局的新旧转换存在着两个基本转向，一是退回到冷战时期，重走老路；二是进入积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区域性全球治理的新时代。这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转向，在其背后存在着拉动转向或推动转向的各种力量和各种变数。相互交织，错综复杂。
善于利用外部环境的变化为自己谋取发展契机的日本，对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历来有着非常敏锐的战略嗅觉。日本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经验和沉痛失败教训的老牌的帝国，不仅预感到东亚将迎来一场大变局，而且依据其对传统国际政治的独特理解和习惯性的冷战思维方式，还从中国迅猛崛起与美国战略东移中敏锐地嗅出了新一轮的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即将上演。历史经验告诉日本这无异于是一个能让日本重新崛起的巨大的战略机遇。近代的日本抓住了这一机遇，一跃为世界五强之一；二战后日本也因抓住了美苏对立的机遇，成功奉行吉田主义路线，使经济从一片废墟中奇迹般地崛起，成为持续近四十年冷战时期的最大赢家。现在，深陷经济下滑漩涡达二十年之久、虽使出了浑身解数却始终难以走出长期萧条的日本，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霖实难掩其内心的狂喜和激动。
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当这场东亚大变局悄悄降临或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日本表现得异常兴奋和活跃，尤其是对美国“重返东亚”的战略，日本的战略反应十分强烈且异常——予其以超越寻常的关注和令人费解的巨大的支持，并以超过美国的热情和想象力，赋予这一战略以日本式的解读和内涵。
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善于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与西方进行巨大幕后政治交易的日本，已开始悄悄地启动新一轮的对外战略。名义上日本是在紧密配合美国的远东战略。不遗余力地牵制中国，编制对华包围网，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暗中则在为海权和陆权的对立推波助澜，诱使中美两个当今的超级大国走向对立，走向冷战，甚或是走向战争，似乎是想将东亚大变局拉回过去，拉回到传统的冷战时期。日本的战略企图也逐渐清晰：意在营造一个新冷战局面，通过充分发挥自己“东方之锚”的作用从西方超级大国那换取丰厚的战略回报，试图再次从中攫取滋补其经济的巨大安全红利。
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于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诸多“日本因素”正在不断地转化成“日本风险”，并成倍数地急剧上升。“日本风险”在多个层面的迅速外溢，不仅威胁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南海和整个东亚地区，而且还波及全球。有中国学者提醒世人：“要小心日本成为21世纪的亚洲祸水。”[3]
二、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日本风险”
我们面对的日本，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一度崛起，但之后连续失去了两个十年，在迎来第三个十年时又因遭受到复合型灾害的重创开局十分不利的日本。为此，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显得焦躁不定而不知往何处去。现在，日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难道真的要在这条下坡路上一点点地坠落下去吗？还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重整旗鼓？当然，我们必须选择后者，日本不能依靠战后成功崛起的美丽故事过活，必须在各种领域寻找“突破口”。[4]
为寻找战略“突破口”的日本，显得异常的骚动和不安宁，日本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开始引起了世人的担忧。美国里彭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拉蒙·科卢西说：“日本和墨西哥，这两个美国盟友，尽管结盟理由很不同，所处国际环境很不同，但都面临一个问题：不稳定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陷入经济和社会动荡，害怕美国选择中国或实施战略收缩政策而抛弃它。日本就是个典型例子，见证了一旦美国总统失去强有力的全球领导力时将会发生什么。”[5]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宏观层面深刻揭示了日本的不稳定性的由来，他指出：“中国崛起、中东爆发、欧洲艰难脱困是现在最重要的3个全球趋势。在20国集团毫无成效的背景下，这三股趋势的结构性输家就是日本、以色列和英国三个国家；在如今地缘政治秩序变化中受到最直接和有害影响的国家。三国现在处境类似。原因有三：它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现在不那么重要了；它们就处在当今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周边，却无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主要的国内问题(政治、社会、历史等)使它们很难对全球秩序带来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6]布雷默将这三国比喻为“三角帆三国”。②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日本的“不稳定性”正不断地演变成一种政治风险，并具有很强的消极性和破坏性，这种具有很强的消极性和破坏性的力量正以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领域迅速而大量地释放着，不仅对内侵蚀和改变着日本的国家性质，而且对外还严重地腐蚀与破坏着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并不满于现状，怒目于战后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日本风险”已演化成了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一股非常可怕的“政治风险”。
东亚大变局的到来，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冒险与投机的机会，使等待已久的日本迅捷地捕捉到了一个能改变日本“国运”的“战略突破口”。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大幅度地提升了作为美国盟国和西方重要成员的日本的地缘战略身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官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并让日本领导人把这一同盟视作在该地区应对其他安全突发情况、而不只限于日本领土防御的工具。这一加深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以继续。”[7]而从主观上看，进入战略危险期的日本会迅速调整对外战略，试图进一步地强化与海权的联盟，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靠拢海权，并以海洋文明为准则，大海为平台，突入新一轮的海洋扩张期。这一时期的日本为此往往具有很大的战略投机性、冒险性和进攻性。日本将东亚变局视作一次绝佳的战略良机紧抓不放，并对美国重返东亚战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进行夸大化地诠释和为一己私利的“过度利用”，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和东亚局势的动荡。
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整体上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以往的重经济向重政治和军事、价值观等方向转换，这种转化不是一时的，也不是战术层面的，而是长期的，战略层面的，内含着很深的战略考量，有着十分隐蔽的外表和非常清晰的内涵。2012年12月安倍在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说：“5年来亚洲安保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化日美合作的原因由此前的防卫朝鲜逐渐向海洋活动渐趋活跃的中国倾斜。“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个地球仪，我们应当在全球性的视角下审视日中关系。”[8]
纵观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不难发现其历史作用与角色正在悄然发生着截然相反的两面性转换：如果说前三、四十年日本总体上还是扮演了正面的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机遇、一个推动力的话；那么随着东亚局势的变化，在当下以及后三、四十年里，急于寻求“突破口”的日本很有可能会走上一条铤而走险的冒险道路，开始在格局转换中扮演其独特的历史角色，发挥“战略搅局者”和“麻烦制造者”的消极破坏作用，“日本因素”将因此而悲剧性地从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转变为阻碍乃至是要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风险”。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随着日本寻找到了战略突破口，“日本风险”开始飙升，日本对华战略的冒险性、挑衅性和破坏性也不断地显露：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中日搁置已久的钓鱼岛问题上突然大肆炒作，公然将钓鱼岛国有化，两国关系迅即跌入历史冰点；国内各种战前的因素经长期发酵开始乘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井喷式地沉渣泛起，反华的右倾力量加速集结且日益壮大，渗透到社会和政界的各个方面，左右着日本的对华态度；为历史翻案，对东京审判提出质疑，而安倍本人则从高喊“侵略定义未定论”，否定“村山谈话”精神，从身穿戎装登上新型坦克和战机，再到纵容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拒签日内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议共同声明；高调举行“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日相带头振臂高呼天皇万岁；公布新宪法草案，明订日皇为国家元首，而不只是国家的象征；加快修宪扩军、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步伐，军国主义有可能会死灰复燃；酝酿发展超出“自我防卫”范围作战能力的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联合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一同对抗中国；通过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战略构想，推行“价值观外交”和富有进攻性的战略性外交等，打造包围中国的地缘政治网络；积极修订自身防卫政策；发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报告多处点名中国，凸显对中国“军事以及海洋扩张”的深刻不安；不遗余力地参与西方围堵中国的游戏，在中国周边不厌其烦地制造矛盾，并无中生有地制造各种诬陷中国的事情，利用媒体丑化和破坏中国形象，小动作不断，连续制造中国和西方的矛盾与冲突等等。而隐藏在这一系列战略行为背后的日本的“战略企图”也已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在这样的形势下，日相安倍晋三不断在中日之间搞事，制造紧张局面、战争危险，是对美国添烦添乱。美国要特别小心研判日本目的何在？是不是有意拉美国下水，拿美国当枪使？”[9]
来自于海上的“日本风险”正在与日俱增、快速地形成，日本的不确定性、消极性和危险性的日积月累正在将日本变成一个具有很强进攻性和冒险性的高风险的国家，日本已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并已成为这一人类伟大事件的反动力量。如何管控好“日本风险”，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③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重大课题。
三、“日本风险”在区域层面的溢出效应
从东亚区域层面看，日本在拼命地制造亚洲的紧张局势。日本外交在东亚大变局中的“战略搅局”作用日益凸显，不仅其“麻烦制造者”的面目愈加暴露，而且极富冒险性和好战性的外交战略更具咄咄逼入的进攻性和挑衅性，其试图制造对立和冲突的战略企图也更加明显外露，“日本风险”正加速向东亚区域层面外溢。美国《侨报》指出：“安倍已经由‘麻烦制造者’疾速向‘威胁制造者’升级，这几乎在国际媒体中间达成共识。”[10]
首先，日本安倍内阁上台以来，在亚太、中东等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试图编制对华战略包围网，将东亚区域演变为“逐鹿中原”的战场。安倍自2012年12月上任以来绕开中国频频出访，已经出访了16个国家，其中东盟10国中就有7个(并很快就要访问另外三个国家)。提出“东南亚外交五原则”，呼吁构建日美澳印“民主安全菱形”，以合作和援助为诱饵，大搞“价值观外交”，与印度建立更密切的安全联盟关系。从其战略构想看，无非是几年前无果而终的日本“自由与繁荣之弧”政策的翻版，仍旧企图构建从东南亚、南亚到中亚、中东欧的反华统一战线。[11]2013年7月27日安倍在结束了参院选举后的首次外访的记者会上说：“我们重新启动了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我们将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基础，推进能够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的战略性外交。”[12]
其次，日本还大动作不断，每个动作都和亚洲的未来密切相关。不难发现，东亚地区出现的三大热点问题——钓鱼岛、朝鲜半岛、南海，都与日本的“战略搅局”难分难舍，日本不断地在这些问题上制造事端，制造麻烦，挑拨离间，引发对立甚至是冲突，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突兀亢奋的“战略搅局”之偏激行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危险源，导致“日本风险”加速向地区层面的外溢。“香港亚洲周刊刊文称，今天的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已走到错误而危险的道路上，日本在美国纵容下，已成亚洲最大麻烦制造者。”[13]
1.染指钓鱼岛危机。中日关系危机是由钓鱼岛问题引起的，而钓鱼岛危机又是日本一手制造的④。目前，危机的性质已远远超出了钓鱼岛本身，迅速地外溢成了区域热点和全球焦点问题。日本正在借助钓鱼岛危机大做文章，欲将中美两个大国关系一点点地往冲突边缘拖。日本的防卫态度正发生着显著变化，行走在放弃外交、选择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边缘。日本“2012年版白皮书曾表示，‘通过在建设防卫力的同时展开全方位外交努力等各种措施可以确保和平’。而2013年的白皮书已删去这一表述，仅称‘单靠外交努力等非军事手段无法杜绝遭受侵略的可能性’。这种变化令人担忧。”[14]
日本还不断地加强其在东海方向的兵力部署。不仅在钓鱼岛动武的底气逐渐增加，而且已开始做更大规模海空冲突的准备。首先，日本正在考虑如何让海上自卫队介入，以与海上保安厅一气驱逐中国巡视渔政船。其次，将战役背景至少立足在日本西南诸岛，以及东海的更广阔海域。一旦钓鱼岛发生冲突，日本甚至可能对中方的“春晓”、“天外天”等东海油气田群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更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一直试图暗中拉美国下水，改变美国所谓“中立”的立场。自2013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行政管辖钓鱼岛的单边行动以来，美方在钓鱼岛问题立场上明显倾向日方。6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票通过了一份决议案，谴责中国主张对钓鱼岛周边及南海拥有主权并加强示威活动。《日本经济新闻》披露：“为了促成这一决议获得通过，安倍首相7月中旬委托日本政府高官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等人传递了信件。首相很少致信海外国家领导人以外的人士。”[15]美国参议院7月29日通过了该决议。日本“战略搅局”之阴柔之细密，可见一斑。另据媒体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日前在与记者共进早餐时透露，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苏联那样，将精锐部队轮流部署在中国周边，以包围中国。[16]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西方主流媒体认为：“眼下这里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首度出现了两个主要核大国发生碰撞的局面，尽管中东局势动荡，但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是东中国海上的一连串岛礁。中国、日本和美国在这里陷入对峙局面，而这种感觉与冷战颇为相似。”并呼吁“华盛顿不应该对安倍采取赞许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会把华盛顿拖入与中国的对抗。1914年，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沙俄调动军队，与奥匈帝国订有条约的德国也采取了同样的举动，因此产生了灾难性后果。”[17]
日本正在利用钓鱼岛问题将中美逼上摊牌的悬崖。而一旦因“擦枪走火”日本打响了第一枪，钓鱼岛很有可能演变为中美冷战冲突的第一个战场。
2.染指朝鲜半岛危机。冷战虽已结束，但半岛的冷战局面并没有结束，三八线还在，南北对峙还在，大国博弈还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还在等等，半岛依旧还是东亚安全最敏感的地方，依旧是亚洲的火药桶，是最容易导致冷战卷土重来的地缘政治的前沿。
历史上看，每当日本步入战略扩张期时，都会染指半岛，当下的日本正处在新一轮的海洋扩张期，朝鲜半岛会因此而失去宁静。日本虽无法主导半岛的基本走势，但却可以躲在大国关系背后作为影子杀手进行暗中搅局，以挑起朝韩、中美、美俄等冲突，将半岛演变为中美新冷战的第二战场。
如在朝核“六方会谈”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显然已经软化，要与朝鲜妥协，而双方已经到了直接谈判的程度，但安倍却无视朝鲜半岛趋向缓和的大局，非要从中作梗，强硬地重提朝鲜特务绑架日人的旧案，并以偷袭的方式对半岛缓和进程进行干扰。⑤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威廉·白塞克(William Pesek)2013年5月27日在《日本时报》(Japan Times)撰文称，日本是最需要与邻国搭建桥梁的，但是它的政府却仍然专注于狭隘的问题，加剧区域的不满情绪。在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统一战线上，日本似乎要做一个搅局者，这对这个国家而言绝非明智之举。
日本政府在朝鲜半岛搅局的做法，还得到了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与强烈呼应，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韩运动⑥。韩国专家称，日本极端分子的反韩行为，甚至可以被视为日本挑起战争的前奏。[18]
3.染指南海危机。南海问题本是涉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六国七方”的领土之争；然而，由于南海海域内外各方战略利益在南海地区重叠碰撞，加之冷战后区域外大国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汇集，致使南海海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南海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曲折，其中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虽然日本在南海与中国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日本一直对南海极为关注。2010年当美国对中国南海问题表示“关切”后，日本也开始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并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已经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选择与中国进行直接对抗。安倍晋三刚当选为日本首相，就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以与势力日渐增强的中国抗衡。安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时评说，日本必须成为可以遏制中国进犯的一个“民主安全菱形”的组成部分。他写道，“中国试图把它对争议岛屿周边水域的管辖制造出既成事实”。南中国海“似乎注定要变成‘北京湖’”。很快，人民解放军海军新建造的航空母舰就会成为司空见惯的景象——用来吓唬中国的邻居是绰绰有余了。安倍写道：“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仍在持续的争端意味着，日本外交政策的最高当务之急必须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19]
外媒在分析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时指出：“日本最近在东南亚的举动表明，它可能寻求创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以此在东海和南海地区遏制中国。安倍正筹划一场更大的博弈，旨在建立一系列地区战略关系，日本在其中既是合作伙伴，也是赞助国。该计划的理念很简单：进行联合项目合作，向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国家提供坚决支持；作为回报，日本期待这些地区合作者在日中领土争端中向日本提供外交上的支持。换句话说，安倍构想了一个新的地区‘中心辐射’模式，日本处于中心位置。”[20]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战略搅局”的目的，首先，要将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的国家纳入其对华牵制的总体战略之中，试图将历史形成的领海争端问题演变成当下日本为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竭力牵制中国的一大战略问题。其次，日本拉东南亚相关国家联合对华，试图形成东海、南海两翼策应之势，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增加筹码，分散压力。第三，要联手美国共同主导东亚安全局势。第四，试图将南海问题演变为中美冲突的新战场(第三个战场)。就美国而言，这种情况似乎是在未得到白宫或国会授权批准的状况下发生的。五角大楼现在将其全球战略建立在空海一体战概念的详细计划之上。也就是说，一旦南海或其周边区域出现坏兆头，美国陆军和空军将通过对中国发动全面的陆地和空中进攻来捍卫驻守在该地区的32万美军。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伊·埃齐奥尼说：“美国正在为与中国爆发战争做准备，这个重大决策迄今并未得到白宫和国会的全面审议。”[21]
“日本风险”在区域层面的加速外溢，正成为导致区域矛盾丛生，局势动荡，冲突加剧的重要根源之一。“日本在处理同东亚邻国关系上正日益显露出‘麻烦制造者’的面目，企图通过人为制造领土海洋争端的紧张局势，为日本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提供借口……任何人都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一个真正具有历史责任感的领导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对历史诚实、对未来负责的领导者。”[22]
四、“日本风险”在全球层面的溢出效应
“日本风险”在全球层面的外溢，主要表现为日本右翼政治家正集体为历史翻案，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鼓吹“慰安妇必要论”、要学习纳粹修改宪法的做法、侵略行为不定论、参拜靖国神社等。“日本风险”的非正义性、非道义性和反人类性等诸多丑陋的一面在不断显现。
笔者曾在《“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一书中对制约日本新国家主义未来走向的诸因素进行过分析，认为日本是带着沉重的“历史镣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的特殊国家，“历史问题”不仅是日本永远也绕不过的坎，而且更是日本回归“普通国家”和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制约因素。[23]目前，日本政要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地口出狂言，发出的各种“令人作呕”的声音，已开始让美国深度不安，让世界万分震惊和愤怒。
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2013年5月13日声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招募”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的制度“对维持军队纪律而言有必要”(日本维新会的共同党首石原慎太郎也宣称“军队和卖春是附属物关系”)。此言一出，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其厚颜无耻、令人作呕，对女性尊严的亵渎、极度严重违反人权。柏林历史学者塔尔马斯5月14日表示，这就好比德国有政客为纳粹建立集中营残杀犹太人辩护，说“集中营是有必要的”。[24]然而，桥下彻本人依旧理直气壮地在“推特”上反驳称，美英法德等国“都曾利用过当地女性”，“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应反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一名日本政坛人气正旺的年轻市长在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引发了一场口水战。有评论认为，在历史观问题上，安倍与桥下的区别仅仅是没有说出口。
日本政客一直是历史观的麻烦制造者，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历史观的“修正”议题。2013年4月23日，安倍首相在国会答辩时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这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连日本最亲密盟友美国都看不下去了，美国国会最近的报告指出：“虽然安倍首相是日美同盟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在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历史认识问题上，他能否正确对待令人存疑。”2013年4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更是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可耻”。[25]
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则早就常态化了。尽管二战的受害国中国和韩国屡次对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和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和反驳，但日本照常我行我素，无视中韩的抗议声浪。安倍在2013年5月14日对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再度辩解称，“中韩存在很多误解。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吗？去了就立即明白。那里是安静的慰灵场所。”而日本副首相、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则表示，“不向为国捐躯的人表达敬意和感谢是不合理的”，“安静地去参拜就行。无须只在战败的日子去参拜”。此外，安倍还身穿军服在镜头面前向国人和世人频频作秀，张扬其“富国强军”的战争情怀。韩国《文化日报》报道称，安倍5月12日在访问宫城县航空自卫队时，坐在编号为“731”的训练机座位上，而这让人联想到日本进行细菌试验的“731部队”。[24]美国主流媒体也对安倍试图修宪、扩军以及以民族主义眼光修改二战历史的行为表达了担忧之情。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文称，安倍“必须停止揭开二战伤疤的行为”，包括不参拜靖国神社、不把预算资源分流到施展军事实力上来。[26]
“日本风险”在国际层面的加速释放和外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达到了让世界惊讶得瞠目结舌和无比愤怒的程度。2013年7月29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就修宪一事发表演讲称，“日本在修宪方面可学习德国纳粹当时的手法”。麻生表示：“修宪不应在狂躁或者疯狂的舆论氛围下进行，而是应该先让舆论回归理性，再完成修宪。”麻生在演说中以二战前的德国为例，称希特勒政权正是在被称为世界上最为民主的魏玛宪法体制下诞生的。麻生高呼：“魏玛宪法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纳粹宪法，日本是不是该学习这样的做法呢？要先让国民冷静下来，得到国民认可后再进行改变。修宪不应在喧嚣的舆论氛围下完成。”[27]
麻生太郎发言所流露出的喜爱纳粹的倾向是对全人类的公然挑衅。日本每日新闻社前驻德国记者村田信彦表示，在德国赞扬纳粹的行为按照刑法将以“煽动民众罪”被判罚3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奥地利，“煽动罪”将被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学习纳粹手法”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恶劣的话将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波兰科学院政治事务研究所亚太中心主任、著名东亚问题专家瓦尔德玛尔·加克教授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邪恶的一幕。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否认侵略历史，这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世界都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值得世界各国人民高度警惕。麻生太郎的言论，是对全人类的公然挑衅，更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极大威胁。国际社会应强烈谴责，积极采取行动，同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联手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扩张。”[28]7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此谴责：“日本主要领导人公然声称要效仿纳粹推动修宪进程，这不能不引起亚洲近邻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展走向的关注和警惕。”
此外，以具有强烈制华反华色彩的“安倍外交学”为基础的“安倍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遵循冷战逻辑的产物，其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异军突起无疑是一种战略豪赌，其最终结果不仅有可能葬送日本经济的未来，而且实际上已在严重地损害周边国家利益，损害整个东亚经济的利益(可能再次引发东亚经济危机)，并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风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3年8月1日发布的年度全球系统重要性国家风险评估报告显示，日本旨在实现经济复苏的大胆计划有失败的可能，这是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源之一。[29]
“日本风险”在全球层面加速外溢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五、未来走向与选择
以下四大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风险”的未来走向，也是对我们在面临“日本风险”时持何种态度、做何种选择的重大现实考验。
其一，全球性经济危机与中国的崛起
“日本风险”本质上乃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国际政治领域蔓延与滋生的畸形产物；“日本风险”也是国际体系转型中“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一场世纪大博弈。要从根部铲除“日本风险”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关键是要以全球的力量和智慧去克服和战胜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中国的崛起是人类21世纪的伟大事件，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在21世纪的狭路相逢，对人类来说不啻是一件天大的幸事。人类在克服和战胜经济危机的历史中，很少有能够战胜经济危机的历史记录，但中国崛起进程中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不仅为人类战胜危机增添了强大的信心，而且也丰富了对险恶的经济危机进行全球治理的内涵。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崛起进程之间在赛跑：中国的崛起速度如果快于经济危机爆发的速度，那人类将免于危机的灾难，“日本风险”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经济危机爆发的速度大于中国崛起的速度，那么包括“日本风险”在内各种由经济危机引发的风险就很有可能随着经济危机的总爆发而肆虐全球，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痛苦。
为此，确保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从对经济危机进行全球治理的宏观视域看，也是人类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最大政治追求，是上帝赐予人类战胜危机免坠苦难之渊的法宝。如何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来确保中国崛起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战略优势，不仅关系到中国和人类的整体安全与发展，而且还间接地关系到类似于“日本风险”之类的各种政治风险是否能被有效管控和彻底根除的大事。为此，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来说务必摆脱冷战式思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不是威胁，而是人类战胜百年未遇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一大法宝，是确保世界经济发展繁荣的一大历史机遇。为此，对中国的崛起应该更多地给予呵护和支持，而不是打压和遏制。对日本来说，作为中国的邻国有着近水楼台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则更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而不是作为战略投机的“打劫对象”——即为图一己之私利而进行战略搅局，试图挑起东西冲突，靠从西方和中国冷战式的战略对抗中攫取的超额“红利”来摆脱困境，重拾日本，再次强大。
其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均势效应”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要在亚太地区进行再平衡，其重建平衡的战略含义应该是，既无法容忍中国在亚洲的“一强独大”，也不允许“日本风险”过度肆虐，破坏地区的均势格局。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战略诉求就是要维持现状，因为只有确保现状才能确保建立在既有亚太地区格局与秩序基础上的美国的最大利益。为此，美国会竭力维持亚太地区的“均势效应”，任何破坏这一战略底线的做法，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
在制衡中国崛起的初期阶段，“日本风险”的形成对美国来说也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容忍性，甚至还会被美国所期待，得到美国的纵容、鼓励和暗中扶持。但一旦“日本风险”不受约束地超越了底线，破坏了美国为维持现状而建立起的战略均势状态，美国就会采取打压和削弱日本的做法，从扶持日本变强转为防范“日本风险”因失控而可能引发地区的灾难。美国利用其掌控的各种强大的国内外资源在调控中日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均势格局，确保其再平衡后建立起的“均势效应”的长期化。
但确保“均势效应”长期化的关键不只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取向，似乎是更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能力。也即只有在态度和能力高度一致的情况下，美国才有可能对各种关系和力量进行收放自如的战略调控。但当下处在相对衰弱的美国是否真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对此不仅美国自己心生疑虑且忧心忡忡⑦，而且一些地区和国家也抱有一种怀疑甚至是不信任的心态，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因此受到挑战和质疑。最让人担心的是，一旦美国真的失去了对“日本风险”的实际控制能力，那么失控的“日本风险”就会成为下一场噩梦的开始。对此美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国际社会是可以通过中美之间加快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因美国战略能力的相对衰退和不足而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混乱。两个大国通过建立在战略互信基础上的战略合作，是完全可以实现对全球责任的分担和对各种风险的共同管控与治理(其中自然也应包括“日本风险”)。为此，加快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应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实现中美大国关系在全球层面的高度和谐与默契，形成互补的战略均衡态势，才能真正确保大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安全，才能有效地管控包括“日本风险”在内的各种时代风险和危机。
其三，对日绥靖态度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日本风险”的增大与个别大国的纵容和一些“不记前仇”、功利性地利用日本力量制衡中国的亚太国家对日绥靖态度有关。对日纵容和绥靖，正在宠坏日本，使其忘乎所以，陡增的“日本风险”正成为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来源。
日益显露出其反人类倾向的“日本风险”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加速外溢，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和不安，并受到各种批评和指责。如在“8.15”临近之际，一场针对安倍政府的国际阻击战打响，从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到美国媒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对日本右倾化的担忧在国际社会大量存在。“日本首相安倍一身西装，敞着外衣阔步前行，肩膀上扛着一艘航母，身后帝国军旗高高飘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12日刊登这样一幅大漫画，警告日本对亚洲和平是一种危险。《华尔街日报》同日警告，美国新任驻日大使可能发现将不得不应对东京与北京的军事冲突，而美国将被拖入任何可能爆发的冲突。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刊文称，日本二战以来最大战舰“出云”号下水，加剧了东北亚的政治紧张。[30]此外，国际社会日前对桥下彻“慰安妇合理”言论和麻生太郎“学习纳粹修宪”言论的严厉指责、美国著名导演对日本的批评⑧等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可以预想，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旦悄然形成，就可以联手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来共同遏制“日本风险”，以防其失控暴走。因此，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将是人类管控“日本风险”的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风险”的未来走向。
其四，民主制度下的国内和平力量与好战力量间的博弈
战后美国为日本所精心打造和设计的一套民主制度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运行，如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值得期待。日本既然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当一种声音变强，一种力量坐大时，在其内部就应该产生某种反制的声音和力量来与之相抗衡，以防日本政治偏离时代主航道而步入歧途。
日本的国家成长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应该具有相当的理智，是可以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小泉时代狂飙突进式的新国家主义政治进程曾不可一世，但最后还是被民主制度所颠覆和化解，并没有让其走向最后的独裁。当国家很快从狂乱中恢复理性后，政治家们便会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此刻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是在安倍作为继任者在其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的后小泉时代提出的，这是对小泉时期十分凌乱的中日关系的一种大胆的拨乱反正。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内部力量的制约是最为有效的制约力量，也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日本国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值得期待的，因其具有很强的自我制衡与约束作用的，能将背离民主和平主旨的各种危险因素通过制度力量有效地加以过滤和化解，暴走于日本政坛的“安倍主义”作为一个十分冒险而又可怕的新国家主义政治进程，最终很有可能被国内民主政治制度所终结。
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一道天然的防火墙。有着战前痛苦记忆的日本国民，战后曾受过现代民主政治的洗礼，加之战后长期生活在“和平宪法”下并享受着“和平宪法”带给他们的长久和平与安宁，对民主与和平有着非常深刻而独特的理解。日本国民强烈的和平愿望和反战诉求，是开明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们的雄厚的社会基础，国内爱好和平的统一力量可以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携手，来共同防止“日本风险”向地区和全球外溢，并最终将其彻底降服。
［收稿日期］2013－08－14
注释：
①笔者最初是在2012年参加的一次国内研讨会上提出“日本风险”这一概念的，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国而言，认为日本已经变质，正在从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利的“日本因素”变质为今天乃至是今后对中国和平崛起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的“日本风险”。笔者后又参加了许多场学术研讨会，在与同行切磋中逐渐认识到“日本风险”不只是对中国而言如此，对东亚地区安全和全球正义而言也同样存在，为此这一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扩大。目前，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虽还未给出严格而精确的界定，但本论文对“日本风险”及其外溢效应的尝试性阐述，应是对这一概念内涵最直接诠释。
②近来，人们开始认为指代日本、以色列和英国的“三角帆三国(JIBs)”已成国际社会的不安定要素。这是因为日以英分别暴露于亚洲、中东和欧洲的地缘政治风险之下，和周边国家摩擦不断。在美国霸权产生动摇的背景下，亲美三国显然已失去方向，成了地区稳定的隐患。“三角帆三国”的说法由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提出，J、I、B分别是日本、以色列和英国英文名称的首字母。他认为，在领导国家缺位的“G0时代”，这三国无法在各自的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③德国新闻电视台2013年2月13日评论称，日本正在打造一张包围中国的地缘政治网络，加上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中国的崛起遇到越来越多障碍。
④日本政府于2012年9月10日下午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全体内阁成员会议，决定从“岛主”手中以20.5亿日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购买”钓鱼岛，并敲定钓鱼岛“国有化”方针。
⑤2013年5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腹”饭岛勋飞抵平壤，而此时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戴维斯开始了对韩中日三国的访问，以求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有人说饭岛勋在平壤的出现，是对戴维斯的“珍珠港袭击”。
⑥2013年2月起，以日本右翼团体为主的势力，几乎每周末都在位于新宿的韩国城示威挑衅，并且规模越来越大，言行越发暴力极端。6月22日下午，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名古屋、北海道等地举行了全日本反韩大游行，大肆宣扬排外主义。在位于东京涩谷的一个公园内，日本右翼分子的反韩集会举着形形色色的标语牌，高呼刺耳的“韩国人滚回去”、“与韩国断交”、“消灭韩国”等侮辱性口号。
⑦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013年8月2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2013年7月31日公布的《战略选择与管理评估》报告显示，根据美国国会要求未来10年美国国防开支将削减5000亿美元，海军的航空母舰将从现在的11艘减至8～9艘，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从现在的18.2万人削减至15万人，空军的一些战斗机与轰炸机中队也将解散，而陆军可能会削减到38万人。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帮办的塞思·克罗普西担心这样一来，美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将衰落。
⑧据2013年8月8日日本共同社报道，正在日本长崎市进行访问的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于8月8日参加了日美大学生交流活动，并指责日本教科书没有写入本国负面的历史事件。他批评日本政府无视历史，没有对二战的反思，因此不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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