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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经历了四个时期；
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时期；
20年代至40年代末：白话“文章作法”时期；
50年代至70年代末：“写作知识”时期；
80年代至2000年：现AI写作作学的勃兴时期。
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时期
迄今为止，中国写作理论建设曾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六朝时期。那时诞生了第一篇文章学论文《典论·论文》，第一篇写作学论文《文赋》，第一部写作学专著《文心雕龙》，第一篇文体论论文《翰林论》，第一部文体论专著《文章流别论》，第一部文选学著作《昭明文选》，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后两个高潮都是在本世纪出现的：一次是本世纪初（1900—1919）；一次是80年代后期 （1987—1989）。本节所述正是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第二个高潮，亦即本世纪第一个高潮。
“理论高潮”是指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在一段时间里所达到的学术制高点。它通常表现为“集大成式”的综合。它的产生并不一定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同步，但却与文化发展、历史积淀息息相关。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凋敝，政治动荡，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令人惊奇的是，就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化巨人”：章炳麟、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刘师培、黄侃、刘麟生、林纾、姚永朴……他们带来的空前学术繁荣与当时的中国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高潮”出现的文化氛围。
从中国写作理论发展本身来看，传统写作理论已步入“成熟期”，集大成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成熟，固然意味着“生长”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达到了顶点。这是“高潮”出现的历史基础。
正是由于文化氛围与历史积淀的“合力”作用，出现了本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
这五部论著具有共同特征：
系统性。它们都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总论——分论”基础理论模式。包括《汉文典·文章典》、《文学研究法》、《文心雕龙札记》。《文章典》是“技法论——文本论——文类论——总论”；《研究法》是“总论——文类论——文本论——文品论”；《札记》是“总论——文类论——文术论——文评论”。三者主体框架是“总论——文类论——文本论”（《札记》的“文术论”），其不同是：《文章典》置“技法论”，《研究法》设“文品论”，《札记》列“文评论”。可谓“本同而末异”。一是以“创制论”为核心的技术理论模式。包括《涵芬楼文谈》、《春觉斋论文》。《文谈》是“作者论——创制论”；《论文》是“体式论——创制论”。其中“创制论”是两部论著的“核心”，所占“比重”较大。《文谈》共62篇，“创制论”43篇，占总篇数的69.3%。《论文》由“述旨”等6章组成，其中属于“创制论”的有4章，即“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占总章数的66.6%。
承传性。承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理论框架的承传性。“总论——分论”基础理论模式和以“创制论”为核心的技术理论模式都是从中国写作理论“原初模式”——《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衍化而来的。《文章典》、《研究法》中的“总论”是对“文之枢纽”的拓展；《文谈》的“作者论”——如《宗经》、《治史》、《读子》、《诵骚》等明显借鉴了“文之枢纽”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至于《文章典》、《研究法》的“文类论”、《论文》的“体式论”则是“论文叙笔”的延伸；《文章典》的“技法论”、“文本论”，《研究法》的“文本论”、“文品论”，《文谈》、《论文》的“创制论”，都是由“剖情析采”派生而来的。因为“剖情析采”就是由“谋篇论”（《神思》、《养气》、《通变》、《定势》、《熔裁》、《附会》、《总术》）、“文品论”（《体性》、《风骨》）、“文本论”（《情采论》）、“表达论”（《声律》、《章句》、《丽辞》）、“技法论”（《比兴》、《夸饰》、《事类》、《炼字》、《隐秀》）、“文戒论”（《指瑕》）、“文迁论”（《时序》）、“起因论”（《物色》）、“品鉴论”（《知音》）、“作者论”（《才略》、《程器》）组成的。
二、理论范畴的集成性。《文章典》集纳了16个范畴：性、情、质、理、意、思、度、气、骨、趣、机、势、采、调、笔、境；《研究法》汇集了20个范畴：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论文》则论述了8 个重要范畴：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范畴之精华，庶几备矣。
两栖性。它们既是写作理论专著，又是高校写作教材。《研究法》是“姚君教授北京大学文科时所编之讲义”；《论文》是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教时的讲稿；《札记》则是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文心雕龙》时的用稿。据牟世金先生说，黄氏讲《文心》，“主要是当做‘文章作法’来讲的”。而《文谈》作为教材，影响深远。到1933年它已出到13版。建国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曾在60年代初将此书印发学员参考。1987年求实出版社出版了《〈涵芬楼文谈〉选注》。《文章典》则是一部“示国民以程途”的、典型的写作理论教育著作。
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起点就是高潮。当我们研究高潮形成时，不要忘了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文章典》、《研究法》、《文谈》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研究法》、《论文》、《札记》是在北京大学接受了教学实践的“检测”。这一“馆”一“学”，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们拥有了本世纪的第一个骄傲；中国写作理论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有的学者论及本世纪的写作理论，每每从20年代谈起。莫非在文化繁荣、学术辉煌的1900至1919年期间写作理论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空白”？不是。从前面论述可知，本世纪初不仅有写作理论，而且其成就是以后几十年难以企及的“高峰”。那种完全撇开世纪初写作理论而谈20世纪第一个高潮的观点，既不符合逻辑，也违背了历史。
20年代至40年代末：白话“文章作法”时期
这个时期，白话“文章作法”终结了文言写作理论，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
这种“近代化”可以追溯到傅斯年1914年写的《怎样做白话文》。正是这篇论文，奠定了白话“文章作法”的理论基础。傅氏的“近代化”思想，主要有三点：
一、引进西方分类理念，把白话文分为形状文、记叙文、辨议文、解说文四类，形成与传统“文类论”迥然不同的“近代文体论”。
二、移植“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等，使白话文欧化。即用西方语法学、修辞学指导白话文写作。
三、“成就一种欧化用语的文学”即“理想上的白话文”是“逻辑的白话文”、“哲学的白话文”和“美术的白话文”。
傅氏思想的核心是白话文欧化。正因为如此，该时期的白话“文章作法”，像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叶圣陶的《作文论》、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夏丐尊、刘薰宇合著的《文章作法》、胡云翼、谢秋萍合著的《新著文章作法》、胡怀琛、徐国桢等4 人撰写的《文章作法全集》、沈志坚的《文章作法》、顾震白的《文章作法》等书的框架，基本上是按照傅氏的“西洋文体论——西洋语法学、修辞学”建构的，且多以“文体论”为主。因之，“异质写作文化”的大量输入成为该时期写作理论的主要特征。
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共12章，其中“文体论”6 章：“文章底构造体制和美质”、“记载文”、“纪叙文”、“解释文”、“论辩文”、“诱导文”；“语法学”3章：“选词”、“造句”、“分段”；余者有二：“导言”和“余言”。从“章”的安排看，“文体论”占二分之一，“语法学”占三分之一，全书的重点是“文体论”。
叶圣陶的《作文论》共10节：1.引言，2.诚实的自己的话，3.源头，4.组织，5.文体与写作上的区分，6.叙述，7.议论，8.抒情，9.描写，10.修辞。其中5至9节是“文体论”，占了全书内容的一半。
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共7 个部分：提纲（谈文章作用和文章种类）、记述文、记静态之文、记动态之文、记事文、论辩文、教授法。全书中心是“文体论”。梁氏重点讲解了“记述文”、“论辩文”的写作训练方法，尤以“记述文”为重中之重。
夏丐尊、刘薰宇合著的《文章作法》共6章， 除有一章讲“作者应有态度”外，余者皆为“文体论”——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等。
胡云翼、谢秋萍合著的《新著文章作法》共4 章：一是“文章作法概论”；二是“记述文作法”；三是“论说文作法”；四是“余论”。可见，该书的重点还是“文体论”——记述文、论说文（说明文、论辩文）。
《文章作法全集》是由胡怀琛、徐国桢等4人所写的8个单行本而汇成的全集。所收的8个单行本是：《抒情文作法》、《说明文作法》、《记叙文作法》、《论辩文作法》、《公文作法》、《国语文法》、《修辞方法》、《标点符号使用法》。这是一部集白话“文章作法”之大成的著作。它以“文体论”（抒情文、说明文、记叙文、论辩文、公文）为主，辅之以“语法学”（《国语文法》）和“修辞学”（《修辞方法》）。
沈志坚的《文章作法》共5章：一是“词的认识和用法”； 二是“句的作法”；三是“文章结构法”；四是“文章的修饰”；五是“各种文体的作法”。
顾震白的《文章作法》共6章：一是“开场白， 谈学习文章的意义”；二是“文章的功用”；三是“文章的种类和作法”；四是“作文的修养”；五是“作文的设计”；六是“优秀文例”。
沈、顾《文章作法》中的“文体论”都是只占一章，与20、30年代著作以“文体论”为主已有不同，这表明框架未变，但论述的中心已由“文体论”转到语法学、修辞学或文章原理（意义、功用、修养、设计）。显露了向基础理论研究转移的端倪。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时期是本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高潮期，其实不然。该时期可以视为白话“文章作法”的繁荣期，但却不是理论建设的高潮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怎样写白话文”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而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叶圣陶的《作文论》等一大批白话“文章作法”应运而生，满足了社会各界的需求，使文章不再是少数人专享的工具，成为广大民众表情达意的利器，这是功不可没的。不过，这些“文章作法”虽如汗牛充栋，但其目的是普及文体学、语法学、修辞学知识，而不是建构白话文写作理论。因此，它们都是以“体”（文体论）代“论”（基础理论）、有“学”（语法学、修辞学）无“道”（写作学之理论），局面固然繁荣，“理论”却严重匮乏，当然更谈不上“理论高潮”。
另外，白话“文章作法”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局限。在“欧化”思想指导下，它没有把“异质写作文化”与“本土写作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是“中土西化”，放弃了优秀的传统写作理论，给后人以深刻教训。
50年代至70年代末：“写作知识”时期
这个时期是“写作知识”的拓展与系统化时期。
“写作知识”脱胎于苏联文艺学的“作品构成论”，由八个部分组成：绪论（总论）、主题、题材、结构、表达方式、语言、文风、修改，俗称“八大块”。“八大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雏形期（50年代）——发展期（60年代）——成熟期（70年代）。
50年代：雏形期。该时期的代表作一是朱德熙的《作文指导》，它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写作教材；二是何家槐的《作文基础知识讲话》。后者全书由6章组成：“概说”、“主题”、“材料”、 “组织结构”、“语言与风格”、“最后的几点补充”（体裁、文风）。上述两部著作均已初具“八大块”的规模，故称这个时期为“雏形期”。
60年代：发展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写作教研室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写的《写作知识》。
《写作基础知识》由6章组成：“结构”、“主题和题材”、 “文章的组织结构”、“遣词造句和辞语”、“记叙文”、“论说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首次提出了“写作基础知识”概念，并将“记叙文”、“论说文”单列成章，从而形成了“原理——文体”写作知识体系。
《写作知识》由8章组成：“主题”、“结构”、 “叙述和描写”、“说理和议论”、“准确和简洁”、“修辞方式”、“文章的风格”、“文章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此书第一次把“表达方式”（“叙述和描写”、“说理和议论”）纳入写作知识体系中，并专置“文风”（“文章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一章，使之成为“八大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70年代：成熟期。其代表作有刘锡庆、朱金顺等编著的《写作基础知识》、王志彬、郝季光合著的《写作简论》。
《写作基础知识》的框架为：“绪论”、“材料”、“主题”、“结构”、“语言”、“叙事和抒情”、“议论和说明”、“描写和对话”、“修改”、“文风”。至此，“八大块”始定（“叙事和抒情”、“议论和说明”、“描写和对话”三章实际是一“块”，即“表达方式”），完成了写作知识体系的建构。
《写作简论》除“绪论”外，分为4编：“写作原理”、 “论说文写作”、“记叙文写作”、“文学作品的写作”。该书有三点引人注目：一是首次以“论”来命名写作，取代了“知识”，这是由“写作知识”向“写作学”提升的“过渡”、“转折点”；二是吸收了当时“写作教学和写作实践方面的新见解、新经验”，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三是“原理”（写作基础知识）与“文体写作知识”兼顾，“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并重。
由此观之，和白话“文章作法”以“文体论”为中心不同，“写作知识”主要阐明文章构成原理（“八大块”），而这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具有历史意义——转到了使一个学科能够成为学科的基础理论中（尽管“八大块”只是写作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部分），为80年代现AI写作作学的勃兴作了理论铺垫。
有的学者认为，“八大块”是“文本主义写作学”。这种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八大块”着眼点是“文本”，但每一“块”都与“人本”息息相关。试想，“主题”是谁确立的？“题材”是谁选出来的？“结构”由谁来安排？……毋须赘言，哪一“块”也离不开“人本”，“文本”中也有“人本”。如果离开“文本”谈“人本”，这种“人本”还是写作学意义的“人本”吗？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八大块”的缺陷在于静态化、平面化。这种认识也值得商榷。就拿“主题”来说，讲“主题的概念”、“主题的重要性”，这无疑是静态的、平面的；当谈到“怎样选择主题”、“如何表现主题”时，这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再如“结构”，“什么是结构”、“结构的要求”是静态的、平面的知识；“怎样结构”则是动态的、立体的知识。可见，每一“块”既有静态的、平面的内容，也有动态的、立体的内容，关键在于教师怎么讲。
以上所言不是给“八大块”“翻案”，而是感到笼统、简单、甚至粗暴地否定它有失公允，应该给它一个公正、科学的评价。现在某些学者以嘲讽的口吻奚落“八大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现他们的“新潮”、“现代”。其实他们的著作中又何尝没有“八大块”？对于这种盲目趋新的思维方式，有关学者是该好好地检讨一下。
当然，“八大块”也有“先天不足”。它更多地是从“文本”角度研究作者、创制、读者等因素，理论视野不开阔，论述力度不够。
此外，还须说明的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写作从属于政治，成为后者的工具，故而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高校，写作课的地位极高。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写作理论却日益“贫困”，教材上只剩下“大批判”之类的“文革文体写作知识”。
80年代至2000年：现AI写作作学的勃兴时期
这个时期是“现AI写作作学”的“勃起”、“兴盛”时期。
继王志彬、郝季光合著的《写作简论》之后，80年代初期又有两部以“论”命名的著作面世：刘锡庆、朱金顺编著的《写作通论》，朱伯石主编的《写作概论》，呈现了鲜明的“过渡时期”色彩。
《写作通论》是由《写作基础知识》（1979年版）改写而成的。全书共10讲：“绪论”、“材料”、“主题”、“结构”、“语言”、“叙述和抒情”、“描写和对话”、“议论和说明”、“修改文章”、“文风”。除个别提法略有改动外，主体框架未变。
《写作概论》共15章：“导论”、“主题题材”、“组织结构”、“表达方式”、“造句炼句”、“文风”、“文章修改”、“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散文”、“说明文”、“调查报告”、“评论”、“杂文”。《概论》堪称是写作知识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它沿用了北京大学的《写作基础知识》，王志彬、郝季光《写作简论》的“原理——文体”框架，立足“文本”，对“八大块”的每一“块”作了准确的阐释。
此外，李景隆的《作文法概要》也是短暂“过渡期”的代表作。它吸收了欧美、日本“作文法”的研究成果，视点由“文本”转向了“作文过程”，避免了“八大块”视野狭窄之弊。此著两版印数共计220930册，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80年代中期，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第一次亮出了“写作学”的旗帜，标示着“现AI写作作学”的“勃起”。
“现AI写作作学”的“现代”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代”（1919—1949），也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当代”（1949—2000），更不是某些以“新潮”自我标榜者的“现代”。而是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它包括三个内容：一、从现AI写作作实践中抽象出写作理论；二、以现代科学理论（如心理学、思维学、脑科学、语言学、传播学等）解释纷繁复杂的写作现象；三、对传统写作理论作“现代阐释”，对外国写作理论敢于借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全面综合。
作为“学”，它至少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二、有自己的概念、范畴；三、有严密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的有序组合）。
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正是具有“现代”特质和“学”之内涵的“现AI写作作学”。
全书由“两块”组成：“写作总论”和“写作过程论”。总论主要研究写作、文章的概念，写作学的研究范围，写作的本质、规律、特点等“根本问题”；“过程论”描述了写作的三个阶段：“准备阶段”、“行文阶段”和“完善阶段”。初步形成了宏微结合的“总论——分论”框架。
该著的主要特色是“回归传统”——把白话“文章作法”时期抛弃的传统写作理论重新捡拾起来。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陆机、刘勰等古代文论家关于“物—意—文”的论述中抽绎出了写作的本质属性——“双重转化性”。即“现实生活、客观事物向认识‘主体’即作者‘头脑’的转化”和“作者观念、感情向文字表现的转化”。
二、立足“怎样写”，吸收“传统话语”，如“聚材取事”、“命题炼意”、“谋篇布局”、“定体选技”等，凸现汉语写作的特点。
三、置专节研讨传统写作理论比较重视的“得其机遇”、“贯通文气”、“遣词造句”、“修改润色”等问题，显示了现AI写作作学的民族性。
“回归传统”不是代古人立言，而是从现AI写作作实践出发，用现代科学理论对传统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刘先生对“物—意—文”的诠释，就借鉴了苏联学者A·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理论， 从而清晰表述了写作的“双重转化性”；对“机遇”则用思维学理论揭示其奥秘：“‘机遇’或‘灵感’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功能，是人类在高度亢奋的情况下信息纷呈并相互沟通所造成的那种最活跃的、最佳的‘思维态势’。”对“文气”则从写作实践角度将之解析为“内在之气”和“外在之气”，并指出：“‘内在之气’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作者‘思路’——即思想前进的轨迹——在文章表述上的一个显现”；“外在之气”则表现为“节奏的快慢”、“气势的强弱”、“声音的抑扬”，这就撩开了罩在“文气”上的神秘面纱。
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第一版达350000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写作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第三个高潮，亦即本世纪的第二个高潮。其代表作是南京大学裴显生教授主编的《写作学新稿》和武汉大学周姬昌教授主编的《写作学高级教程》。这两部著作堪称现AI写作作学的“双璧”。
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写作学自身变革的“内驱力”，使裴先生深切感到：“振兴写作学科，必须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进而明确提出“走现代科学宏观综合之路”。这种自觉的“现代”意识、“科学”理念，“物化”为52万字的专著《写作学新稿》；而“宏观综合”成为该著的主要特征——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立足于写作学本体建构， 广泛吸收现代科学研究新成果。
裴先生认为：写作学研究不能变成某一方法或理论的具体运用或印证，而应该从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规律出发，要“立足于写作学本体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在《写作学新稿》中建立了“现AI写作作学”新的理论框架：“本质论——过程论——技巧论——文体写作论”。本质论，重在揭示写作的特点、规律，并把写作与时代、文风、读者、作者联系在一起进行“观照”；过程论，把写作过程解析为“采集——构思——表达——修改”四个环节，并指出作者需要具备的智能；技巧论，是写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写作学是技术科学。这一“块”既讲“传统技巧”，又讲“新技巧”。“文体写作论”，对不同文体的写作个性作具体阐述，克服了“重文学、轻实用”的倾向。
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写作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它与文章学、思维学、心理学、语言学、文艺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关系密切。要“积极引进现代科学成果”，“用各兄弟学科的成果来丰富自己”，“将‘拿来’的东西化解开来”。“本质论”中关于“作者素养和能力”一章，征引了心理学、思维学、脑科学研究成果；“过程论”的“表达”一章借鉴了汉语语言学、文章学的某些理论；“技巧论”则把中国传统文艺学的技法理论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学的新技巧理论兼收并蓄。确实做到了“消化、吸收”，引起了“本学科内部的变革”；而“不搞术语轰炸，概念搬家”。
二、重视传统写作理论而不囿于传统， 立足于在继承中创新。
裴先生认为：“必须珍视我国传统写作理论遗产，在前人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发展。轻视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想一切从零开始，是错误的。但在充分重视继承的同时，必须看到传统的局限，要敢于突破和创新。”《写作学新稿》的“四大块”理论框架就是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本质论”涵盖了“文之枢纽”以及《时序》、《知音》、《才略》、《程器》的内容；“过程论”、“技巧论”是对“剖情析采”（上述《时序》等4篇除外）的拓展； “文体写作论”是“论文叙笔”的“现代转换”。
书中还由郑板桥画竹过程中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生成写作基本规律：“意化——雏形化——物化”。意化，“即由‘物’（客观事物）经过人的感知，在人脑中转化为‘意’的过程”；雏形化，即“把有关意化的概念、表象等进行创造性想象孕育成内在意象、形象和雏形建构，升华为生命的‘胎儿’”，“这种升华主要指写作创造中的‘生命化’和‘整体化’”；物化，即“用书面语言把构思的成果变为文章”。“三化”是对郑氏“三竹”的继承与超越，在揭示写作活动本质上，较之“双重转化”更深入、细致（尤其是“雏形化”）。
此外，对“文气”的“现代阐释”，对“比兴”、“文眼”、“指点”、“烘托”等“传统技巧”的“操作解析”，都表明《写作学新稿》珍视传统而不囿于传统，深谙通变之道。
《写作学高级教程》是国家教委（今称教育部）确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七五”规划项目之一，是我国写作学界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和较高学术水平的部分教授、副教授集体智慧的结晶。全书526000字，由“基础理论”和“文体理论”两编组成。基础理论有9 章：“规律论”、“作者论”、“感知论”、“运思论”、“表述论”、“技巧论”、“文采论”、“读者论”、“源流论”；文体理论有14章：“诗歌写作”、“散文写作”、“小说写作”、“戏剧文学写作”、“影视文学写作”、“报告文学写作”、“杂文写作”、“文学评论写作”、“新闻类文章写作”、“经济类文章写作”、“科技类文章写作”、“行政公文写作”、“司法文章写作”、“实用文章的历史演变”。它具有三个特点：
传统与现代交织。“上编”在借鉴思维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注意吸收、融合传统写作理论的精华。第一章“规律论”“在古今学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写作基本规律用“传统话语”作了进一步概括：“物我交融转化律”、“博而能一综合律”和“法而无法通变律”。物我交融转化律，“是指物我交融之后，转化为文章的必然过程”；博而能一综合律，“是指写作主体在写作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自身多方面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去感知、运思、表达，最后构成文章的必然过程”；法而无法通变律，“是指写作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借鉴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写作之法，并加以革新、创造，灵活运用于写作实践活动的必然过程”。这三条从“写作主体与写作客体的关系”、“写作主体”、“写作主体与写作之法的关系”三个角度揭示了写作活动的固有的规律。有关专家认为，它“为现AI写作作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第七章“文采论”则主要结合现AI写作作实践，对我国传统的“文采”范畴，从它的含义、作用、表现及其要求作了翔实的阐述。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既是传统的现代化，也是现代的民族化。
由“论”的建构及“史”的描述。“上编”附“源流论”一章，清晰地描述了先秦两汉至明清的写作理论发展轨迹。尽管是“粗线条”的勾勒，可毕竟开始注意中国写作理论的纵向发展。
文学与实用并重，且以实用为主。在“下编”中，“文学文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占5章； “实用文体”（文学评论、新闻类文章、经济类文章、科技类文章、行政公文、司法文书）占6章；“边缘文体”（报告文学、杂文）占两章。从“量”上看，文学与实用并重。而置专章研究“经济类文章写作”、“司法文书写作”，拓宽了实用写作的研究视野，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相应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尤其是附“实用文章的历史演变”一章，提醒学界要重视实用文章的“史的描述”，表明虽二者并重，但以实用为主。
在“高潮”前后，还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写作学论著，写作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在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有林可夫主编的《基础写作概论》、李保均的《写作艺术论》、朱伯石主编的《现AI写作作学》、尹均生主编的《写作学概论》、张寿康主编的《文章学概论》、张寿康的《文章学导论》、孙移山主编的《文章学》、程福宁的《文章学基础》、蔺羡璧主编的《文章学》、曾祥芹、洪珉编的《文章新潮》、王凯符等编著的《古代文章学概论》等。
在文体论方面，主要有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李保均的《小说写作研究》、佘树森的《散文创作艺术》、范培松的《散文天地》、王志彬的《散文写作概说》、涂怀章的《散文创作新论》、尹均生、杨如鹏的《报告文学纵横谈》、洪威雷的《报告文学写作》、杨宗、聂嘉思主编的《中国实用文体大全》、王力、朱光潜等著的《怎样写学术论文》、周启源的《科技论文写作须知》、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等。
在操作理论方面，主要有金长民的“三论”（《写作感知学引论》、《写作运思学引论》、《写作行文学引论》）、王志彬主编的《写作技法举要》、凌焕新的《写作技法》、孙移山的《写作方法与技巧》、张得一主编的《现AI写作作技巧学》等。
可是，繁荣背后也有隐患：
一是“专著”与“教材”合一。这种撰著方式有其长处，即兼顾“专著”的“学术性”和教材的“可授性”，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如果视之为专著，则其“可授性”削弱了“学术性”，“论”不够，达不到“形而上”的高度；如果视之为教材，则其“学术性”也削弱了“可授性”，“述”不够，不具有“形而下”的可操作性。严格地说，专著与教材是有本质区别的：专著属于“论文”；教材属于“说明文”。二者只有分离，前者才能上到“天”，后者才能下到“地”。
二是合编的太多，个人撰著的太少。合编善于发挥“集团”优势，但参编者多，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书稿的质量；而个人撰者，则从观点到行文，保持一致，能清晰展现一个学者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因此，除一些重大项目需要协作外，一般宜提倡个人撰著。
三是学科范畴、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无论是“迷失本体”，还是“抱残守缺”，都极大妨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范畴的规范化、框架的系统化。“科学化”是现AI写作作学早日立于学科之林的必由之路。
此外，实用写作论著存在“格式+例文”的毛病，理论阐述远远不够；技法理论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宏观研究有待加强。
90年代至今，现AI写作作学又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集成式的著作。刘锡庆主编的《写作理论辑评》，含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外国5个分册， 旨在“摸清‘家底’，弄明‘现状’，放眼‘世界’”，为学科理论建设做“奠基”工作。金长民的《现AI写作作学基本原理》对80年代以来现AI写作作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综合，形成了“新八大块”：绪论、写作基石——外物篇、写作的主导——作者篇、写作的起点——感知篇、写作的关键——运思篇、写作的实施——行文篇、写作的结晶——成品篇、写作成品的流通——读者篇。“体现出90年AI写作作学建设的新水平”。张会恩、曾祥芹主编的《文章学教程》总结了80年代以来文章学研究成果，建构了新的理论框架：导论、本体篇、过程篇、主体篇、本质篇、史论，也是一部集成式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马正平的《写的智慧》（共5卷）、 杜福磊的《现AI写作作学理论探要》、张杰的《大学写作概论》等一批年轻学者的论著也对各自的学术观点作了系统的梳理，昭示了现AI写作作学的希望与明天。
二、实用写作研究有了质的飞跃。裴显生主编的《现代实用写作学》，打破了实用写作研究长期以来在低层次模式“格式+例文”中徘徊不前的局面，从现代实用写作实践出发，建构了现代实用写作学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特质论、源流论、作者论、分类论、模式论、方法论（上、下）；实用文体写作（上）——通用公文（上、下）、法律文书、经济文书；实用文体写作（下）——新闻宣传文体、广告启事、传记方志文体、书信日记文体、科学研究文体。由此提升了实用写作研究的学术品位，实现了质的飞跃。
于成鲲主编的中国大陆、台港澳高校通用教材《现代应用文》是两岸三地学者“中国智慧”的结晶。全书由10章组成：绪论、信函、行政公文、礼仪文书、现代企业文书、国际贸易文书、契约、广告文案、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报告书。该书第一次立足于“大中国”（不是中国的某个地区），目的是使“应用文”能“通用”于日益信息化、国际化的社会。因此，中、西两种写作文化的有机融合成为它的显著特征。
三、操作理论研究开始系统化。李保初的《创作技巧学》首次打出了“技巧学”的旗号，收录了32种文学技法，形成了“基础理论——常见技法”框架；万奇主编的《写作技法实用指要》清晰界定了技法的概念范围，对技法与技巧进行了严格、审慎的辨析，对每种技法大体依循“释义——溯源——分类——贵忌”进行阐释，建构了“原理——分论”框架，被有关专家视为“写作技法研究的新拓展”。于成鲲等人合著的《题型写作教程》以“序列题型”为中心，重在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之在“游戏”中完成写作训练；经教学实践检测，效果较好。
四、理论史研究的“零的突破”。刘锡庆主编的《中国写作理论史》是此类著述的第一部，是填补“空白”之作。它是对《写作理论辑评》分工的一个继承，俯瞰了先秦至今中国写作理论的发展历程。尽管它还不成熟，可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
潘新和的《中国现AI写作作教育史》是第一部专题断代史，也是填补空白之作。它描述了清末民初至40年代中国写作教育发展过程。资料丰赡，持论公允，线索清晰，表述晓畅，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学术功力。
周振甫的《中国文章学史》是第一部文章学史著作。它通览了先秦至清代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发展情况，表现了周先生深厚的学养。
以上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作了“历史回眸”。如果以逻辑角度审视，就会发现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有三种形态：
古代形态。集传统写作理论之大成是它的主要特征。其建构模式以《文心雕龙》为宗，有成熟的“本土话语”。但它缺乏学科的自觉意识。
近代形态。这是对“古代形态”的否定。“异质写作文化”的输入是它的主要特征。它有两种表现：一是以西方语法学、修辞学、文体论为核心的白话“文章作法”；一是以苏联文艺学作品构成论为中心的“写作知识”。“外来话语”取代了“本土话语”，这是一种幼稚的理论形态。
现代形态。这是对“近代形态”的否定。“学”的意识、“传统”的回归、“宏观”的综合是它的主要特征。它以“科学化”为旨归，初步形成了“论——史”建构模式，即基础理论、文体理论、操作理论和理论史。这是一种具有活力、充满朝气的理论形态。
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是沿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轨迹演变、推进的。拙文的“回眸”正是为了“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