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联体中亚五国民族关系多元化格局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刍议论文,独联体论文,格局论文,五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告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中亚国家历来民族众多，宗教成分复杂，不同民族汇聚中亚，其民族语言、宗教习俗、历史传统、文化教育程度等诸方面又差异较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民族关系呈现多元化的格局。
一、在政治上表现为大民族主义倾向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为稳定本国的政局，都十分重视各民族间的和睦团结，强调本地民族和非本地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并通过制定法律，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然而，由于民族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日益高涨，中亚五国的大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历史上沙俄征服中亚后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强制地阻挡了帝国内一切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①]，曾引起中亚各民族的激烈反抗。又由于苏联的集权专制统治在民族政策上造成的失误，解体后各国大民族主义情绪全面公开化。他们以“国家的主人”自居，对非主体民族采取歧视态度，盲目排外情绪强烈，一时间造成中亚各民族间关系紧张，暴力冲突时有发生。据原苏联《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透露，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地，都曾发生过俄罗斯人和操俄语的其他民族居民遭受歧视、威胁、侮辱乃至解雇、驱赶和殴打事件。随着中亚时局的发展，这种盲目排外情绪在中亚国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与此同时，具有大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和社团组织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在中亚各国活跃起来。据统计，在哈萨克斯坦的1140个社团中，势力较强大，影响较严重的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有“阿拉斯”（“民族独立”）党、“热尔托克桑”（“十二月”）党以及“阿扎特”（“自由”）民族运动等，其参加者大都是哈萨克族人。他们坚持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反对俄罗斯人参政，并不顾当局的禁令，公开进行不利于民族和睦活动。另外，该共和国的“共和党”和“国大党”也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其他中亚国家也有类似的民族主义组织。乌兹别克斯坦的“别尔利克”（“统一”）运动就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中亚国家大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不仅违背了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大大刺伤了各民族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其结果必然引起中亚民族间反目和社会动荡。
中亚国家的大民族主义情绪除了表现在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不和睦外，在同源民族内部之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部族民族主义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与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之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部族对立情绪。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关系更不容乐观，部族间矛盾已趋公开化。彼特罗夫和斯米尔尼亚金在《关于议员选举区域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土库曼斯坦的同源民族间存在着政治倾向方面的差异”，在土库曼族内部，“帖金人不服从约姆特族的书记；约姆特人也不服从帖金族的书记”[②]，双方潜藏着日益激化的部族对抗情绪。上述现象都是中亚大民族主义思潮蔓延的恶果。
中亚国家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民族主义思潮，各国领导人在思想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都一再强调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内各民族和睦高于一切。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更加强调公民和谐与民族和睦思想。他曾明确指出：“只要国内少数民族强大起来，国家就会强大起来”[③]。为此，吉尔吉斯斯坦还制定了少数民族法草案，以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但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各种矛盾，防止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各国都没能制定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往往采取应付、调和的办法，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报道，哈萨克斯坦政府公开号召境外的哈萨克族回到他们的“历史故乡”。哈萨克斯坦的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归独立自决的哈萨克族所有”；土库曼斯坦宪法规定，“保护土库曼族的民族价值和利益并加强其主权是国家基本法的宗旨”；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乌兹别克族一族执掌国家权力的经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④]。中亚各国政府的这种“国家权力归单一民族”的作法，无疑是对非主体民族公民的一种歧视和排挤。俄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亚国家独立后“提高民族自我意识的行为变成了相当原始的民族主义”[⑤]。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大民族主义的泛滥，给民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
苏联解体后，中亚独立国家纷纷出台施政纲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改造国家所有制，逐步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但由于中亚经济长期滞后于原苏联其他共和国，靠苏联中央财政补贴过日子，对其他共和国的经济依赖性较强。中亚国家独立后，其经济运行机制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社会生产直线下降，使该地区商品奇缺，供应紧张，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倒退。在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面前，各国都缺乏宏观和长远的经济利益构架，表现出短视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他们往往过多的考虑本民族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商品分配、住房、就业等方面偏袒主体民族，人为制造民族关系不和的裂隙，引起非主体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的不满，大批俄罗斯人外流。据报道，在塔吉克斯坦，截至1992年，出走的俄罗斯人约达40万人，1994年又有10万人迁走。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也出现大批俄罗斯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的外流现象。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统计，1989—1993年，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减少了近20万人，乌克兰人减少了近4万，德意志人减少了34.4万。1994年，哈萨克斯坦移居国外人口超过40万人，其中，俄罗斯人为25万人，占57.2%。在吉尔吉斯斯坦，出走的俄罗斯人已占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人总数的一半，仅1994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迁出达5万人。在乌兹别克斯坦，自成立主权国家起，乌兹别克斯坦的250万斯拉夫人已迁离了50多万，其中，1994年就有10万俄罗斯人离境。在土库曼斯坦，1994年，5万俄罗斯人出走[⑥]。据俄官方预测，到1996年，“俄罗斯的难民人数可能高达400—600万人”[⑦]，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中亚地区。这些非主体民族的大量迁离，给停滞不前的中亚经济雪上加霜，许多工矿企业和农庄因俄罗斯人等民族的严重流失，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原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在中亚国家的人口比重相当大。据统计资料表明，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37.8%；在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人占21.5%；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人占7.6%；在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人占8%；在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人占10%[⑧]。这些中亚俄罗斯人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他们大多居住在中亚国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并在国家行政、企业管理、科技、文教、医疗卫生等方面占据重要岗位。工业领域的俄罗斯人就业比中亚主体民族人多两倍以上。他们在中亚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勤劳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抱偏见的俄国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等的存在，对于工业和农业以及本地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做出很大的贡献”[⑨]。但是，中亚各国独立后，在反俄情绪的浪潮压力下，迫使大批俄罗斯人外流，其中大都是水平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教员。
中亚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在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上也显得过于盲动和操之过急，触动了中亚民族间尘积多年的土地纠纷的隐患，造成对立双方不断发生流血冲突。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工业化程度较高外，其他四国均以农业为主。由于该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据原苏联学者统计，在最近100年来，本地人口增长了10.5倍，而可耕地只增加1.5倍[⑩]。在封闭落后的传统思想束缚下，中亚“农村人口外流的强度几乎没有增加”，“同时城市对移民的容纳量，在劳动力资源高度增长的影响下，也急剧地变小了”[(11)]。诸如此类的因素造成中亚农村大量劳力的过剩，又不能及时转化到城市的工业领域中去，因而，失业率上升。据原苏联报纸报道，中亚没有工作的、有劳动力的男子达659万（其中乌兹别克斯坦为460万人，哈萨克斯坦为100万人，塔吉克斯坦为44万人，吉尔吉斯斯坦为32万人，土库曼斯坦为23万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6%—30%[(12)]。中亚严重的失业现象，潜伏着社会不安定和民族矛盾的升级，土地问题成为该地区影响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据报道，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的奥什地区，由于一小块土地的纠纷，导致了流血事件，据官方统计，有320人死亡[(13)]。中亚国家的土地私有化迟迟未能实行，也主要是各国政府害怕一旦全面推行土地私有化后，大批富裕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会占有大量的土地，很可能导致其主体民族生活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中亚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根本上制约了中亚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中亚经济走出低谷和人民安居乐业都将带来消极的不利影响。
三、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复兴的伊斯兰教与泛突厥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中亚五国都是伊斯兰教国家，五千万人口中有三千五百万人信仰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放开了对宗教的限制，大批清真寺开始修复和新建。据原苏联官方统计，截至1990年底，中亚各地的清真寺已由两年前的160座增加到5000座；仅塔吉克斯坦一国的清真寺就已由两年前的17座增加到2870座[(14)]。这种现象在中亚各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信教人数也在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教派的涌现。它们四处活动，掀起了一股伊斯兰教的狂潮。一些教权主义者乘机打起伊斯兰教的旗号，公开煽动民族分裂，使混乱的中亚民族关系又增添了几分危机色彩。受这种狂潮的影响，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中亚兴起，主张中亚各国应效法“伊朗模式”，建立政教合一的政体，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从内容上看，该主张既不利于中亚各国当前的改革进程，又违背了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把中亚各民族拉回到中世纪时代。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政治动荡，经济不景气又使人们在失望、悲观之时更容易依附宗教。所以，“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不仅在信徒们的灵魂中，而且在生活实践中也仍然保持着几乎是原封不动的状态”[(15)]。处在这种迷途状态下的人们，为填补内心的空虚和保持心理的平衡，开始转向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中寻找安慰和寄托，其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在中亚五国，塔吉克斯坦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最深。由于塔吉克人与伊朗人同属伊朗语民族，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首先在该国兴起。塔吉克斯坦政府起初对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助长了原教旨主义势力的膨胀。他们组建“伊斯兰复兴党”，频频向政府发难，使塔吉克斯坦的政局几度濒临危机。随着原教旨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其影响已波及到中亚其他国家，导致中亚民族关系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它引起了中亚各国的普遍关注。中亚五国领导当局对这一思潮加以警惕和抵制。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穆塔洛夫明确表示，原教旨主义不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该国政府“将尽力扼制这一潮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一再表示，他要使吉尔吉斯人免遭“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多次表示，他们对原教旨主义“不信任”，“要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抵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反复强调，他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出现原教旨主义”，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引导中亚诸国不受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伊朗的影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16)]。目前，原教旨主义在中亚国家的政治、社会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短时期内不会对民族关系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导致中亚民族关系紧张和社会动荡。
正当中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泛滥之际，泛突厥主义思潮接踵而至。泛突厥主义强调在中亚各国建立一个“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体”的世俗伊斯兰教国家，即所谓政教分离的“土耳其模式”。它在中亚的出现，不同程度地遏制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强劲势头，打破了伊斯兰教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对中亚的民族关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一，中亚是个多民族地区，除主体的突厥语民族外，还有伊朗语、斯拉夫语等许多非突厥语民族。过分地渲染突厥语民族在中亚社会中的作用，人为地在突厥语民族与非突厥语民族之间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种族鸿沟，造成各民族间心理和感情上的不信任，从而把中亚民族关系引向畸形发展的轨道。其二，中亚又是个伊斯兰教地区，片面地强调泛突厥主义，也会引起其他非突厥语穆斯林民族的反感和恐慌，甚至激起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作为挡箭牌，抵制泛突厥主义的扩张和渗透，其后果必将加剧中亚穆斯林民族间的敌对情绪。因此，在这个中亚穆斯林地区，宗教和种族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慎重看待伊斯兰教与泛突厥主义间的关系，对于维护中亚稳定，保持各民族间的和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四、在文化上表现为各国主体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在当下的国际多元化政治格局中，影响族际间民族关系的文化民族主义现象日趋活跃。它们片面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企图通过复兴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剔除外来文化的影响，以纯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受这一潮流的影响，中亚国家独立后，为强化各国主体民族文化意识，中亚国家都先后制定了《语言法》等各项法律措施，宣布“在今后几年内所有公文处理将逐步过渡到用本民族语言，大中小学教育也将只用本民族语言”[(17)]。其目的在于加强各国主体民族文化的主导性，使其朝着更有利于各国国情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中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沙俄和苏联的长期统治，俄罗斯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亚各主体民族的文化载体里，并与中亚文化融为一体，表现出相融性和互补性的特征。
无庸讳言，俄罗斯文化早在沙俄时代就已进入中亚。十月革命胜利后，为改变中亚贫困和落后的面貌，苏联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中亚的经济、文化建设。苏联还通过开办学校，发行书报等方式推广俄罗斯文化，提高中亚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到苏联解体前的近七十年的实践表明，俄罗斯文化在中亚得到了长足发展。它不仅深入到中亚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中亚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推动了中亚本土文化的全面更新。正如美国学者玛丽·马托西安所指出的，“在所发生的苏维埃的文化合并中，俄罗斯文化是主宰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俄罗斯化了。然而，这一俄罗斯化的过程并不是苏联措施的核心。少数民族所遭到同化的，与其说文化在形式上的俄罗斯化，不如说它在内容上的苏维埃化”[(18)]。因此，中亚国家独立后，在大力发展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俄罗斯文化在中亚文化载体中的作用。倡导本土文化，但不盲目摈弃一切俄罗斯文化，而是取俄罗斯文化之长，补本土文化之短，逐步地将中亚从以俄罗斯文化为主体过渡到以中亚本土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外来文化的轨道上来。这一方针取向，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文化与中亚本土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也防止了一些人企图利用否定俄罗斯文化之机，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眼下，在中亚虽有一些抵制俄罗斯文化的情绪，但俄罗斯文化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传媒体，被中亚各民族所广泛接受。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率先作出姿态，打算以法律的形式将俄语定为本国的“第二国语”[(19)]，以缓和本国民族关系的紧张局面。所以，中亚本土文化中的俄罗斯因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对中亚各民族产生影响。
总之，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这是新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关系的必然产物。我们希望中亚民族关系朝着有利于中亚各民族平等、和睦、团结的方向迈进。
注释：
①《世界通史》选编的《英法德俄历史—1830—1917》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44页。
② ⑩ (13)[俄国]罗塔里《中亚是否能爆炸？》转自《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3年第1期。
③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1991年12月1日第48期。
④ ⑤ (17)参见《国际资料信息》1996年第3期，第23、23、24页。
⑥季志业《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转自《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10期。
⑦[俄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5年第4期。
⑧参见哈斯木·霍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0页。王沛：《中亚四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244、18、300页。
⑨[英国]乔弗雷·辉勒《殖民主义和俄国》，载THE POLITICAL UARTERLY VOL,XXIX（1958）。
(11)[苏联]雷巴科夫斯基：《苏联人口七十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版，第80页。
(12) (14)参见《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3期。
(15)[波兰]扬·杜比茨基《土库曼斯坦的不忠分子》第16—17页，纽约，1954年。
(16)刘庚岑《浅谈中亚当前的形势》，转自《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2期。
(18)[美国]迈克尔·刘金《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年7月版，第73页。
(19)参见《国际资料信息》，1995年第7期，第9页。
标签：原教旨主义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哈萨克斯坦总统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伊斯兰教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