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乞丐产生的原因
王学斌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乞丐数量明显增多，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频发的天灾人祸，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不良社会风气的推动以及传统行乞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大量乞丐产生。考察这一时期的乞丐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晚清时期这一特殊群体和晚清社会的认识，为今天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 晚清时期；乞丐；产生原因
俗语谓“民以食为天”。乞丐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极端贫困人群，处于衣食无着的状态。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文明古国，曾有过繁荣的汉唐盛世，但贫困仍然长期伴随着这个国家，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滋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群——乞丐。中国历代都有乞丐，但与其他朝代不同，晚清时期乞丐群体的形成还有一定的特殊性。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剧烈变革和现代化转型时期，各种内忧外患促使广大劳动人民赤贫化，并迫使许多人不得不靠行乞为生，频发的天灾人祸造成农村自然经济破产，清政府为赔款和新政而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土地兼并严重，加上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催生大量乞丐。此外，行乞文化的流行则是当时乞丐产生的原因。关于近代的乞丐问题，已有学者做过许多研究①，而关于晚清这一特殊时代乞丐形成的原因，却较少有人进行详细论述。本文拟对晚清最后十年乞丐不断产生的原因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期对近代乞丐问题的研究有所助力。
一、天灾人祸是乞丐产生的直接原因
清末，由于人口不断增多，使得人地矛盾日益严重，而当时频发的各种天灾人祸则加速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其中“天灾”是指水、旱、蝗、风、雹、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馑死亡。而“人祸”主要指兵灾匪患带来的社会动荡，它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然灾害频繁是中国一个基本国情，古籍中也充满“水旱频仍”“饥馑荐瑧”之类记载。据统计，“从公元前18世纪到1937年，中国有记录的重大自然灾害达5，258次之多，其中大多是水灾、旱灾、蝗灾和雹灾，平均每 8 个月 1 次”[1]（51）。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各种自然灾害只增不减，这些灾荒每次都给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自春至秋持续干旱，兼有被雹、被霜、被冻之处，受灾厅州县多达六十余处”[2]（665）。这些灾害造成物价飞涨：“菽粟腾贵，斗麦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荕面六、七十文，且非止此也。荕葱三十文；每荕菜一二十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3]（94）晚清的最后十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达到上百次，而这些自然灾害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动乱对生态的破坏引起的，即“人祸”。人祸与天灾向来相互纠结，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是指在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之际，必然是饥荒和瘟疫流行之时。清末的各种战争与动乱多如牛毛，较大规模的战争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再加上中间连续不断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和土匪对乡镇的劫掠，都给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尤其是日俄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别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宣布“中立”，任由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相互争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战争期间，“俄人每于扼要地方，节节挖壕沟，砌炮台，添筑马路、车路，任意占毁民地”[4]（420），东北地区居民惨遭杀害，战区内赤地千里，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在逃难路上成为乞丐。此外，清政府的腐朽使各地土匪猖獗，不断对民众勒索抢劫，上海的《申报》对此就有大量报道，如1904年对抓获扬州地区土匪的报道：“前者上宪以扬州府属邵伯各乡镇时有枭匪贩私设毒、拒捕伤官，白昼横行，目无法纪。因札派新胜水陆各营管带徐宝山都戎督率师船驰往剿办，都戎甫至，各匪即闻风远逃。迨四处侦查，仅获甲乙丙丁等数名。解送扬州交地方官收禁讯办，四月二十日都戎已返京江矣。”[5]面对接连不断的兵燹天灾，清末的城市贫民和农民毫无抵抗力，只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到外地寻找一条生路。
天灾人祸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合力摧垮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广大农民纷纷破产，逃离世代生活的乡村，成为流民。中国流民现象大规模出现，并见之于文献记载，始于汉代。《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元封四年中，并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6]（2768）这是历史上有关大规模流民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自此以后历朝历代有关流民的记载，史不绝书。清末，大灾发生后，往往会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灾民外出谋生。流民的生活非常凄惨，俞樾在《流民谣》中说：“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归？欲归不可田汙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 吁嗟乎！ 流民何处是乐土。 ”[7]（492）他们抛开田宅家什，离开故土，迁徙他乡，一般说来，他们就此丧失了产业，也没有了职业，因此在他们中间便逐渐转变为“无恒产”“无恒业”的流民乞丐。总之，清末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了流民和难民不断产生，他们又成为乞丐大军的后备力量。可以说，天灾人祸造成的农村破产危机为近代乞丐繁衍的经济原因。
二、清政府的苛政是乞丐产生的政治原因
所谓统治阶级的苛政，“是指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的暴虐统治，其具体做法表现在执法、用人、安民、军事、理财等各个方面”[8]（6）。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都认为，百姓无家可归、国家贫困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昏庸腐败，不行仁政。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就曾说：“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这种看法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施行仁政的积极态度。但是，历代王朝也不乏对百姓横征暴敛的记载，尤其是到了王朝末期，由于政治腐朽，统治者贪得无厌，对百姓竭泽而渔，搜刮无度，沉重的徭役和各种税收负担让许多中下层市民和普通农民迅速破产。而清末政府对民众的搜刮，则更多地体现在对外赔款和政府“改革”中。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大都以战败割地赔款而告终，而这些赔款最终都摊派到中下层百姓身上。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除了要承担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外，还要承担许多因地方“教案”纠纷等原因产生的赔款。在国库财政不能负担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加征各种税收，这些税收使民众负担陡然加重。而这一时期推行新政的各项费用，同样也以捐税的名义加到了民众身上，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甚至连鸡鸭鱼肉等“日用寻常饮食之物”都有捐税[9]（355）。随着“预备立宪”的逐步展开，捐税种类更大幅增多，如办巡警的“警捐”，办学堂的“学堂捐”，有的地方还以办理户口调查、地方自治名义敲诈百姓。有人揭露当时四川的情况说：“新捐者，庚子和议之后所加，比旧捐又增多，每岁于正粮、津贴、捐输外，又征至百万上下……综而计之，正粮外增五、六倍。”这样无物不捐，而且捐上加捐，农民无力完纳，“其无产可破者， 至鬻子以相应”[10]（505）。同时，一些军阀、官僚、地主、商人乘机大量兼并土地。据载，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家，在辛亥革命前占田四百顷，其他大小官吏也分别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所谓“一邑之中而拥田万亩者有焉，千亩者有焉，百亩者有焉，数千亩，数百亩，数十亩者有焉。家无一亩之地者，十之七八”[11]（4）。土地的日益集中使得地租剥削也相应加重，地租率不断提高，应该交一石的粮食，实际必须交一石六七斗才能符额足数。
高利贷借款的现象在清末也十分普遍。高利贷是一种非法借贷，即按高出正常利息数倍的利息将钱借给急需之人。这种借贷方式在农村一直十分热门。农村粮食出产率较低，许多农民家庭一年的生产甚至不能满足一年的口粮。一般农民在每年的青黄不接时会向富裕的地主借贷，到产粮季节再还，情况较好的年份还能以借抵还，但清末农村受各种因素影响，收成较好的年份很少，很难及时还贷，只能不断续借，如此恶性循环，农民的债务越来越重，导致深陷高利贷的泥沼不能自拔。城市中，通常多是做生意、赌博、吸毒之人借高利贷，但因其利息奇高，利上加利，很少有人能按时还清，许多人由此变卖家产，沦为贫民。
与此同时，一些贪官污吏还克扣清政府发放给难民、乞丐的赈灾钱粮。据清代马俊良《说郛》记载，每当一地发生水旱灾害时，自督抚以下各级官吏都要筹款救济灾民，领救济钱粮的大都是乞丐一类的贫民，情况稍好的人家一般不会去吃救灾款。但有谁会想到总督还要吃救济款？但这样的事实确实存在，首开此例的便是清代总督奎俊。而当时震动全国的“杨翠喜案”更揭示了清朝统治的腐败，以至于锡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痛斥：“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性情夸诈，遇事欺蒙。以监司大员承办屯垦，竟敢营私舞弊，捏报浮支，实属辜恩溺职。”[12]（943）将倪嗣冲革职后“勒追赃款”达两万零九百多两。苛捐杂税的压迫，各级官吏的贪腐，使大量挣扎于贫困边缘的下层民众最终丧失土地，甚至卖儿鬻女，流落街头，不得不靠行乞为生，使间歇性和职业性乞丐的数量不断增加。
三、不良的社会风气是乞丐产生的社会原因
如果说大部分下层民众沦为乞丐确系生活困顿、百无一计之举，那么在清末的乞丐队伍中也有一批人是在乞丐文化作用下皈依其中的，即他们成为乞丐并非因为贫困，而是认同乃至羡慕乞丐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与行为方式。乞丐消极的文化特征为社会中众多的好逸恶劳者、消极无为者、玩世厌世者、落魄失意者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提供了一种感情诉求空间，也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正如一首乞丐歌谣所表现出的：“不用费力不操心，只拜竹竿不拜神。不怕偷来不怕盗，只有肚皮没纹银。”[20]（237）乞丐文化的影响力不仅指乞丐文化本身的整合作用与社会影响力，还表现为中国近代社会主流文化对乞丐现象的宽容与体谅，它使乞丐群体获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从而使乞丐大军源源不断地产生，乞丐被社会接纳，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因而乞丐问题似乎不成为“问题”，故乞丐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正是在这种认同、接纳以至宽纵乞丐的文化态度影响下，乞丐的社会身份逐渐被合法化，甚至乞丐的角色形象被一些人理想化。
清末赌博之风盛行，也是造成乞丐产生的社会因素。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不乏赌博爱好，麻将、牌九等都是传统的赌博工具。到了清末，西方的一些新型赌博方式，如轮盘赌、赛马、彩票等传入中国，更加助长了民众的赌博之风。清末赌博的群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地痞流氓，五花八门的赌博也是随处可见，饭店、旅馆、商号，甚至家庭、路边，几乎无处不赌。1904年《申报》曾报道：“苏州省垣东路警察总巡钟尧阶大令于本月某日因公诣抚辕，瞥见辕门外有人席地赌博，喝令差人上前驱逐赌徒，中有某甲出言不逊，大令闻之勃然震怒，饬差拘住候审。是日，适逢衙参之期，文武各官次第齐集，闻之，皆向大令代为缓颊，大令不从，立将甲带回研讯之。余饬启数百板，荷以巨枷，发抚辕前示众。”[16]赌徒竟公然在巡抚辕门前赌博，并对抗警察，当时赌博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清末最大众化的赌博，便是买彩票，因为彩票的发行得到清政府的默许，奖金丰厚，并冠以各种筹款名义，因而许多幻想一夜暴富的人争相购买。如湖北武昌，“每一大街，长不过二百码，而售彩票者，竟有四家；凡彩票之店，装饰华丽，颇动人目”[17]。但实际上彩票是一种变相赌博，许多贫民希望通过购买彩票获得大奖而摆脱贫困生活，结果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中奖，许多人“一击不中，赫然发奋，质妻鬻子以谋再举——及累买不中，则愤心生，必欲得之而后已；再不得，则惧心生，非得而翻本则不可以已”[18]。如此往复，最终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只能上街行乞。
乞丐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除外力的推动作用之外，行乞文化与行乞风俗则是吸引部分人成为乞丐的另一因素。乞丐文化包含了极为庞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是出自赤贫化的经济根源，而是导源于“精神贫困”、心理变态等社会与文化原因。由于“乞丐现象一经产生，便获得了主流文化的某种默许和宽容，乞丐现象、乞丐行为因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文化外衣，与此同时，乞丐的生活、哲学、逻辑等在社会中得以传播，并感染影响着其他社会群体，其他社会群体或阶层在乞丐文化影响下，每当遭到社会打击和人生挫折时，自愿或被迫改变他们原来的社会身份与文化，当此之际，乞丐生活与文化就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选择”[19]（29）。乞丐产生以后，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与乞讨生活相适应的独特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些共同构成了乞丐文化的主要内涵，并使乞丐行为呈现出系统的文化面貌。乞丐作为社会体系中的边缘分子，其文化的边缘性和“另类”特征，在主流文化不能全面覆盖的社会空间中，发挥着其独到的“文化张力”。
总而言之，作为学校管理者，面临拓展性课程的挑战，不仅要有驾驭新的课程形态的信心，还要有创造新的课程体系的勇气。通过解决课程实施中的一个个难题，使学校不但能够顺利开设拓展性课程，并且能不断提高课程品质。任课教师好比是驾驭课程的司机，既要驾驶好国家课程，又要驾驭好拓展性课程，从而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搭建崭新的舞台。
却听哧的一声，一圈白烟冲上高空，随即有啸叫音传来，白色烟雾慢慢降落，居然在半空变成一座石拱桥。随后是两声轻响，一蓝一红两团火花带着啸叫音升上去，升到桥顶，变成两把伞。随后又是一声响，两粒火啸叫着直窜上去，分别升到伞下，噼啪炸开，一粒变成青色人影，肩宽腿长，是个男子，一粒变成粉色人影，婷婷袅袅，是个女子。
取灰渣粒径以60～100目，温度20℃，染液的pH值为6.5，按1.3试验方法对染液进行处理。改变灰渣投放量，测定灰渣对不同染料染液的脱色率见图4。
四、传统行乞文化是乞丐产生的文化原因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战败，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大量鸦片流入中国，鸦片种植渐成本土化趋势，烟土盛行，毒祸蔓延。当时中国许多省份都种植鸦片，尤以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为最。据1897年赫德估计，“四川鸦片产量为12，000担，云南80，000担，贵州 40，000 担”[13]（3963）。 至 1906 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四川生产的土药已增至238，000担，云南为78，000担，贵州约为48，000担，三省鸦片产量总计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而山西、陕西、甘肃的鸦片产量仅次于云、贵、川三省，达到 114，000 担[14]（457）。大量鸦片种植的结果，是对农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严重的破坏，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衰败。受种植罂粟的影响，鸦片吸食日益普遍化，瘾君子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地方的农民因鸦片种植广泛，价格便宜，因而也自种自吸。如陕西作为19世纪6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罂粟种植大省，因种而吸的情形更是十分严重。该省的宜川县，“老少奔波，男女争嗜（鸦片），始而城镇，继而乡村，始而富豪，继而贫窭”[15]（92）。 鸦片的种植与吸食不仅使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破产，贩运到城市后也使许多城市市民沉溺其中。尤其是清末的上海，作为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也是鸦片贩卖的重要集散地，其鸦片危害也最严重。许多上海中下层市民乃至上层家庭都因为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沦为乞丐。虽然清政府在其统治末期采取了大规模的禁烟措施，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因吸毒而沦为乞丐仍是清末乞丐的重要来源之一。
近代中国乞丐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除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方面的因素，不良的社会风气也推动了乞丐的产生。清末，由于社会动荡和外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减弱，民间盛行抽鸦片、赌博、高利贷等，许多平民因此破产而沦落街头。
清末的赌博、鸦片、高利贷等不良社会诱因组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使许多城乡民众家庭破产，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乞讨的道路。
五、余论
乞丐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群体，历代王朝都有其存在的身影，但乞丐的产生与延续也受王朝演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晚清乞丐的形成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显要比前代复杂得多，一些新的因素，如鸦片的毒害、列强的入侵、自然经济的解体等都对乞丐的产生乃至膨胀起了刺激作用，而这些促使乞丐产生的新的因素，则是晚清特殊时期的产物。因此，要改造、消除乞丐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必须了解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改造导致乞丐形成的相关社会政治经济的“硬件”和文化诸要素等“软件”，尤以“软件”为核心，其中最关键的即人的素质。要在发展经济、加快社会建设的同时，改造国民性、消除乞丐现象及文化影响，全面提高人的文化道德素质，即“致人性于全”，如此，乞丐问题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目前，除了飓风网以外，集团还有与之配套的线下综合实体店、合道科技、富日制造、智峰物流，以及正在规划中的产业园等项目，以“飓风”之态，线上线下齐发力。
注释：
①关于近代乞丐问题的阐述和研究，主要有《文史精华》编辑部所编《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周德均的《乞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邵雍的《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任吉东、毕连芳的《弱者的武器：近代中国城市乞丐的生存文化》（《历史教学》2007年第3期）；黄召凤的《论近代中国乞丐职业化的特征及影响》（《安顺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等。
药事管理层（B3）主要是从医院药学部角度出发，考虑合理用药管理C6、药品采购供应管理C7、药品储备管理C8等几个方面对药品费用的影响。随着医改的进一步深化，医院药学部的职能从药品供应型向临床服务型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药学部已经成为监督临床合理用药、控制药品费用增长的主要部门之一[6]。而药品采购、供应及储备是医院药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7]，如基本药物储备适宜、无违规采购等都直接影响着医院药品费用。这些指标源于药学部日常工作范畴，有具体的量化依据，可以较为清楚地打分，易于采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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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7/C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161（2019）03-0014-04
收稿日期： 2018-10-09
作者简介： 王学斌（1992-），男，山西省朔州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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