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截至目前已有近约六十本《论语》英译全译本或节译本；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汉语文言文的英译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文言文自身风格的遗矢。笔者在钱钟书先生“化境论”为标准对辜鸿铭先生和韦利(Arthur David Waley)先生两个《论语》英译译本进行研究，以期为今后中国典籍外译文本提供翻译策略和方法经验。
关键词：《论语》；化境论；英译
一、《论语》英译现状：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作，极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论语》在世界上影响之广，离不开中外译者的努力，其英译文本是西方读者了解五千年东方文明古国思想文化的重要途径。据记载，最早对《论文》进行翻译的可追溯到公元16世纪由意大利传教士玛丽窦翻译的《四书》拉丁文本（1594年）[1]裴化行(1995)，不过遗憾的是该译本已经流失。而第一部英文译本是有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在1809年出版（实际上是半部，只含《论语》前十篇的翻译，）到1861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8—1897）出版译注《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第一卷（包括《大学》《中庸》《论语》)。被称为没有到过中国的中国通的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在1938年出版译注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一直以来儒家经典的英译工作都是西方所垄断。号称“清末怪杰”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学贯古今，学博中西，他认为欧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曲解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于1898在上海出版了他的《论语》英文译本，的辜鸿铭先生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人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参考对象，对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意义深远。林语堂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于1938年在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的《孔子的智慧》一书，是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部重要译作。纽约时报曾评述到：“有史以来，中国人直接用英文写中国，有两位最成功的，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林语堂。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论语》作为一部中国儒家典籍代表，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因此，无论从时间或是文化背景上看，西方当代的语言学或翻译学都不一定能够对《论语》英译研究中的某些现象做出准确的解释。然而，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在进行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时，其译中国译者的入语表达形式是不能与英语母语者所比拟。
截至目前已有近约六十本《论语》英译全译本或节译本，中国知网中关于《论语》相关翻译研究约为一千篇/部左右。其使用或探讨翻译方法不同，译文形式不同，但文章也好，译著也罢，能成为经典之作必然有其独特之处，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都有其短板，笔者主要以“化境论”视域下对辜鸿铭先生及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先生的《论语》英译文本进行解读，分析本国译者与外国译者的译文是如何体现“化境”的目的。
三、何为“化境”
钱钟书（1910年-1998年），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著有《围城》《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中文作品，而且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在这些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来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独特见解——“化境论”。然而，关于翻译理论标准的见解并没有著书立说，只有在其书《林纾的翻译》和《管锥编》中有提及。这些为之不多的论述，形成了“化境说”的思想。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先生就曾写道：“《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2]钱钟书(2001.1)
从这一角度来看，化境是指语言转化成一种意境，让读者看到文字以外的境象，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好的文章有优美的语言就会给人美的享受，同样也会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钱钟书先生曾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3]钱钟书(2001.1)
“化境”的核心是化。钱钟书先生认为“化”有三层意思。“一化”即文字的转化；将外国文字转为本国文字。“二化”即文字的归化；要将外文的意思用本国文字自然而流畅地表达出来，不能由于语言习惯的差异而让读者有翻译的痕迹。“三化”即化境；即“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依然故我”。[4]钱钟书(2001.1)笔者对于化境的理解“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对化境论最好的概括。
为了更好的体现“化境”的效果，笔者选取《论语》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段，从选词方法这个层面具体分析怎么翻译才算是达到“化境”的境界，如何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境界。
四、《论语》英译译本选词层面上的“化境”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阐释学视阈下，认为译者是在对于原著理解的基础之上，尽最大可能用译入语对原著进行阐述，西方译者都不一定能够对《论语》做出准确的理解。而英语非母语的国内译者，虽然对原著理解上没有偏差，却在译入语表达上，多多少少和英语母语国家译者有些差距。那么在这两个不平衡的量之间，我们选取“化境”来作为衡量工具。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也，亦不可行也。”
辜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In the practice of art,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e spontaneity.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rt held by the ancient kings it was this quality in a work of art which constituted its excellence; in great as well as in small things they were guided by this principle”
Waley译：Master You said,“In the usages of ritual it is harmony that is prized; the way of the Former Kings from this got its beauty.Both small matters and greats depend upon it.If things go amiss,he who knows the harmony will be able to attune them.But if harmony itself is not modulated by ritual,things will still go amiss.”
例句是孔子其弟子有对“礼”的阐释，表达了儒家传统中君子为人处世的基本信条，和国家以“礼”为原则的治理体系建设。其意思是说：礼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要以和为贵。古圣先王传下来的为政之道，礼，讲规矩，不能乱。但在用时，应当以和为贵。即是制礼用和。礼由先王所制立，历代虽有增损，但以用和为最美。”Waley译，按照译入语语言文化用语习惯，没有采用晦涩的词句来阐述句子的内含，而是用浅显通俗的英文表达了句子本意，降低了阅读难度。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但对于“礼”的理解，辜与Waley在选词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纵观全文，Waley译本中对于“礼”的翻译都为ritual，而辜译“礼”为“Art”,那么，孔子眼中的“礼”为何物？
传统的中西方文化由于体系、经济形态、维系社会的基础、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治国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概言之，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为礼治，即以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强调政治社会化、政治伦理化；西方传统的治国模式为法治，即以统治者亦必须执行和遵守的、与伦理分离的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它是远古时代人们祭神求福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续、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开放性的行为规范。《论语》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用的，可见，孔子的“礼”的思想贯穿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孔子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他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制度，也希望人人以礼调和社会。那么，“周礼”又是什么呢？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5]张晋藩(2011)
经查阅陆谷孙英汉大词典，Ritual有以下解释:1.(宗教等的)仪式；2.（宗教等）仪式的举行；3.程序；仪规；礼制；礼仪书；4.例行公事；老规矩；习惯。Art有以下解释:1.美术（指会话、绘图和雕塑）；2.艺术（包括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等）；3.[总称]美术（作）品；艺术（作）品；4.一门人文科学；5.技术，技艺；6方法；诀窍；本领；7人工（指与自然相对而言）；8.狡诈；狡诈的行为；9[常做]奸计；诡计；狡诈的行为；10.<古>学问，知识。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周王室日益衰微的春秋时期，孔子号召的“礼”即是“周礼”是恢复“礼乐制度”。辜译本中，辜对“礼”字的理解更多是归类于“礼术”，即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会让译入语读者晦涩难以理解。而因此，笔者认为Waley译本更为地道些，也更符合“化境”躯壳换成了译入语，而原文精神依在。
由此可见，waley译本与文言文更加相符，没有偏离原文主旨，而译入语读者获得的信息与原著作者想表达的信息是一样的，译文所表达出来的语境效果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得出，Waley译本体现了“化境”。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辜译：Confucius remarke,“A wise and good man,in matters of food,should never seek to indulge his appetite; in lodging,he should not be too solicitous of comfort.He should be diligent in business and careful in speech.He should seek for the company of men of virtue and learning,in order to profit by their lessons and example.In this way he may become a man of real culture.”
Waley译：The Master said,“A gentleman who never goes on eating till he is sated,who does not demand comfort in this home,who is diligent in business and cautious in speech,who associates with those that possess the Way and thereby corrects his own faults— such a one may indeed be said to have a taste for learning.”
例句是孔子对于何为“好学”的阐述，表达了儒家对于人生态度上的朴素追求。其意思是说“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要求丰盛，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辜译本中对“君子”的英译为 “A wise man and good man”,“一个聪明而又良善的人”；在Waley译本中对“君子”英译为“Gentleman”,那么何为“君子”呢？“君子”作为一个文化负载词，从中西方文化对比角度分析看，东方儒家的“君子”和西方英美国家的“Gentleman”都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都视高尚道德修养为评判人格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东方儒家的“君子”是民族文化的内化的产物，“君子”更注重道德内化修养和自身精神文化的丰盈，而西方英国“Gentleman”是民族外化的产物。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斯蒂威尔指出，英语中的“绅士”一词最早出现于1413年，当时国王亨利五世颁布了一道法规：在上诉或控告的过程中，都需要陈述被告的财产和地位。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新词汇来代表在骑士和男爵家庭中的年轻成员，以区别于那些有头衔的兄弟姐妹。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首次出现了“绅士”一词。
我们可以把“Gentleman”理解为以物质财富为基础，具有高尚人格的一类人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按照西方英国“Gentleman”的标准来评判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那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复圣”颜回，一定不够“Gentleman”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君子”一词的英译上，辜译更胜一筹，笔者猜想，辜在翻译时，或许也曾对“Gentleman”进行考究，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语言文化中并没合适的单词来表达文化负载词“君子”。
五、结语
钱钟书先生所提倡的“化境论”绝不是空泛的概念，虽然在翻译实践时，要想达到“化境”绝非易事，但“化境”并非一个模糊晦涩难以企及的一个标准。两位翻译家的译著都堪称经典，文章对两位翻译大家的译著从选词和翻译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位翻译家的译文的对比，可以看出两位翻译家在选词上各有千秋，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在翻译方法上，Waley译本更偏向直译，虽然译文忠实通顺，大部分的译文满足了“信”于源语言译文，但与辜译本相比较，辜译本倾向于意译，是目标语读者可以像中国读者在读原著一样，产生同样的共鸣，这也就体现出“化境”的最高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文章从“化境”的角度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其目的并不是使两个译本一决高下，也不想去指出谁对谁错，而是在两个译本中对比赏析，在今后中国典籍文化外译实践时，以期启发译者。
参考文献
[1]裴化行.玛丽窦神父传[M]管震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1.1
[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1.1
[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1.1
[5]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辜鸿铭.辜鸿铭英译经典：论语（中英双语评述本）.中华书局,2017
[]韦利.大中华文库·论语.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9.
作者简介：孙万里（1996.01—），男，山东曲阜人，MTI在读研究生，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MTI专业，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论文作者:孙万里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23
标签：化境论文; 论语论文; 译本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论文; 周礼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4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