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失调与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当代中国人不仅承受了极大的心灵震撼，而且人们的精神世界也经历了社会转型及其发展洪流的强烈冲击。公众的社会心理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迁：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以及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所生产的巨大经济绩效，已逐步达成共识。人们对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心理承受能力大为增强，心理反应已逐步走向理智、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心理环境已风平浪静，朝着有利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方向演进。事实上，节奏日益加快的社会，沸沸扬扬数不清的这“潮”那“热”，使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着实令不少人心生豪气，又忧虑莫名。公众社会心理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以极为深刻和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在当前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积极探索缓解和消除社会心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失调的几种具体表现
任何一种社会心态，都产生于公众的心理需求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双向互动。而公众的心理需求又具有多维性与多层次性，正是这种多维性和多层次性以及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演变，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现状心理反应的复杂性。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低层次心理需求相对普遍的满足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社会心理已变得日益纷繁复杂、难以捉摸，并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性及其自身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改革开放的深入，使人们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导向变动，使相当一部分人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危机，具体表现为：
其一，相对剥夺心理。
相对剥夺感(relation deprivation)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首先提出，后由墨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加以系统阐述，并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的行为理论。之所以说是“相对满意”或“相对不满意”，是由于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的地位做了对比。根据被选择比较基础的类别或群体的不同，人们认定的自己被“剥夺”的程度也就不同。相对剥夺感是任何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今天，为数不少的公众倾向于认为个人经济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偏低，认为两者相称的比例连年下降；多数公众认为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的经济地位偏低。[1]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公众心目中，存在着相当突出的“相对剥夺”心理。
其二，落差与攀比心理。
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的存在，使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产生了认知偏差。人们主观上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实际状况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且不说原先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固有的政治上的荣誉感与优越感逐渐失落；即使是今天在人们心目中仍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一些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也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种现实处境，使不少公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在攀比中，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自己社会资源的所失同其他阶层的所得相比。谁都承认，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改革开放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实惠。但与他人相比，却又都感到自己得益最少。这是由于打破平均主义而导致利益分配上的不均等，社会各阶层获益上的差距经过社会比较，加之自我偏爱的心理定势以及盲目攀比、怀旧失落等心理影响产生的认知偏差。
其三，保守与惰性心理。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安分守己，随遇而安，知足长乐。但这却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消极保守心理，致使他们满足于消极无为，中庸处世。同时，“看不惯冒尖的，容不了有钱的”，又导致了一种东方式的嫉妒心理，即当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去竞争、去努力超过别人，而是去拆别人的台，导致社会的普遍平庸。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人们在物质财富方面处于贫困状态，但由于大家一样穷，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也不高，尤其是长期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而逐渐养成了依赖心理和惰性心理。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富心切，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但是一经横向比较，人们心理上并无满足感，总是感到自己处于贫困之中。
其四，“今不如昔”的怀旧心理。
今天温饱问题不再是中国人的话题，而安全保障成了人们的迫切需求。社会安全环境涉及诸多方面，当前公众的不满心态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治安的恶化，二是社会生活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三是社会风气的败坏。正是在上述这种生存危机意识中，不少人产生了惧变和怀旧心理。在市场风险和生活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刺激下，一些人开始留恋起“吃大锅饭”的安稳日子；而治安状况的恶化，道德水准的下降，使得一部分人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心理在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便会形成局部性的抗拒改革的不安全隐患。
其五，短期行为与浮躁心理。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们对自身在新的社会格局中的位置似乎越来越难以理性化地加以确认，自己把握不住自己，惟恐因自己的游移不定，再一次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攀比中，一种被时代抛弃的焦虑感不断地煎熬着人们，一种急切的发财欲望催促着人们必须迅速干点什么。在这种心境中，出现了两类人：一类是左顾右盼，面临选择时，又患得患失，游移不定，始终确定不了自己究竟干点什么，只是强烈地感到自己不能再安分下去了；另一类则是连犹豫的耐心都没有了，早已急匆匆地被“经商热”、“出国热”、“下海热”等一轮轮的冲击波裹挟而去。公众中极为普遍的对应措施是行为的短期化。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面前，不再去考虑长期投资与收益，而只顾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得失。反映到消费领域，则是广为盛行的“一次性”观念。
其六，冷漠与无助心理。
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自我价值的突出，已使不少公众的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对社会问题及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利害均持观望和听之任之的态度。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冷漠化。这种冷漠心态，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转变过程发生的心态扭曲；另一方面则深刻地暴露出当前公众心态中普遍存在的无助感与受挫感，即对周围事物施加影响的无力感与无效感。这种无助感与受挫感，如果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宣泄、疏导，有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聚焦点。
二、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失调探因
人们心理困扰乃至心理疾病产生的原因，不仅包含有生物因素，而且还有心理、社会因素。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心理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代中国人的心理走向，是由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走向所决定的。
第一，社会转型导致个人的重新社会定位。
改革不仅是利益的调整，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重构。[2]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其社会转型，使人们的社会位置、地位和身份越来越多样化，人与人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同时，一些原来在社会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可能已经或正在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原来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可能获得了改变自己劣势地位的机会。在社会转型时期，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而且这种重新定位与个人的努力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改革开放前是根本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前，社会资源主要由国家来配置，僵化的体制限制了个人的努力。今天，市场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个人的努力与自己对社会资源的获取直接关联。这样就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以迫不及待为特征的心理。由个人重新定位造成的竞争精神，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但这个过程也会造成个人的焦虑、浮躁、不安、失望、沮丧，甚至铤而走险。
第二，社会转型导致利益结构的改变。
改革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利益关系的变革、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公平观念受到冲击，导致公众心理失衡。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源由国家计划进行配置，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使利益结构单一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由市场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并且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致使利益结构多元化，进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公众当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先富起来的个人致富手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怀疑心理。这种主观感受，严重加剧了公众的心理失衡。
第三，社会转型导致人们价值观的转变。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发挥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支撑起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为人们提供价值评价的标准。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或时代，都会有一些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但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价值观念往往有较大的差异。当代中国人身处新旧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境地，容易形成相互冲突、矛盾的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积极的心理因素与消极的心理因素交织并存：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低生活水平和精神压抑与近年来对外开放冲击所形成的对改革的高度热情；另一方面是长期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而养成的依赖心理和惰性心理，以及对改革风险承受能力低下的状态。这种要求改革的高动力同低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共同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心理结构。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巨大的物质利益冲破了“精神第一”的迷雾，排除了“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取向；市场经济使自立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勇于竞争、开拓创业，摒弃了“中庸无为”、“均衡保守”、“患均不患寡”的惰性心理。同时人们要求公平、平等，还要求廉洁奉公。由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存在腐败现象，公众对此极为痛恨，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第四，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失范与心理适应困难。
社会失范是指旧有的社会规范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使得社会成员处于混乱无序、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之中的状态。[3]社会失范，往往是社会急剧变迁与转型的结果。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失范状态主要表现为威权失范、角色失范、社会主导价值观混乱等方面，它使人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适应困难，加剧了人们固有的生存焦虑，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感。特别是对于那些心理承受能力低、调整应付能力不强的人来说，更容易产生心理失调。
第五，社会转型导致生活方式的更新与心理负荷的加重。
改革开放使社会变迁速率明显加快，生活方式日益更新。由于社会交往扩大和生活节奏加快所形成的高张力、高强度、高频率的刺激，降低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加之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角色的增多、人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交通阻塞、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等，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手忙脚乱地应对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由于竞争机制被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在给人们以机会充分展示自己潜能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挫折和失败。消极生活事件破坏了个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处世常规，人们被迫消耗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加以应对。此时，人们的主观体验常常是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尤其是消极生活事件作为特异性因素同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和加重有相关关系。[3]
第六，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与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相对剥夺感增强。
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尤其是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使得靠正当、诚实劳动获取收入的一些阶层正逐渐趋向于相对贫困化，由此而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与人们主观上的认知偏差不无关系，但是，更为主要的还是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信念动摇、牢骚满腹、逆反心理膨胀，已经成为当前严重困扰国人心理的社会问题。这种淤积于内心的强烈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使那些心理调适能力差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三、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的调适
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心理困扰加剧、心理健康恶化的现象，是公众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与发展失衡、错位的一种综合心理反应。我们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应视其为必然产物而任其发展，正确的态度是积极做好预防和控制工作。既要开展个体心理的自我调适，更需要进行有效的社会调适。
第一，建立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
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是使人们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和释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它应包括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和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两种主要形式。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是指设在医疗机构中，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治疗人员运用心理治疗技术、对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实施个别或集体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在我国，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很薄弱，亟待重视和大力发展。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主要是指能发挥心理疏导功能和“社会安全阀”作用的某种制度体系。当前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其他反映、采纳社情民意的制度等等。这些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正常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将平时因遭受挫折而蓄积的敌对、不满等消极情绪予以宣泄、化解，从而改变认识、理顺情绪、恢复心理平衡，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目的。
第二，建立社会心理支持系统。
人是由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组合而成的。允许身体得病，也要允许心理出问题。在美国，平均每人一生中都至少有一次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199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每百万人口中有550个心理学家，而我国1997年的调查显示，每百万人口中只有2.4个心理工作者。[4]在美国，没有心理学学位者是不能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而在我国，不少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是从普通医生、精神科医生甚至政工干部转行而来的。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个体心理健康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
第三，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人类崇尚和追求的基本信念。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失范、混乱以及社会不公平现象，是当前公众不满情绪的重要根源。它不仅直接导致公众对社会安全环境的深切忧虑，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而且还使公众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违规者的损害。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变，将会使更多的公众为求得心理平衡，加入到违规者的行列中。社会规范秩序的建构，目的在于通过加强法律化、制度化的规范建设，形成新的社会生活规则，建立严密、完善的行为约束机制，堵住社会管理的漏洞，确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规范、公平、安全的社会秩序。
第四，加强制度创新，促进利益平衡。
当前我国的制度状况与公众心理浮躁、短期行为方式有密切关系。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确立游戏规则，减少游戏过程的不确定性，使参与者对游戏中的对手的行为方式以及游戏过程的预测成为可能。而当一种制度本身缺乏起码的稳定性，令人难以适从时，它不能向人们提供明晰的关于今后社会的信息，不能使人们的长期投资获得长期的收益保障，此时行为短期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必须加强制度创新，协调当前的社会利益，增强人们行为长期化的信心。通过制度创新，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使公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第五，发挥主导价值观作用，强化理想信念。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信念，否则就不会有凝聚力。对个人来说，如果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没有规律性的观念，没有对平凡和普通常识的坚定认可，就会随“风”而倒，容易迷失方向，导致心理紊乱。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仍然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只不过这些观念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而现在的社会主义观念则是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过去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忽视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而现在的集体主义则是以承认个人利益为前提的集体主义。这样的主导价值观，必然能够有利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六，塑造现代人格，提高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
要想提高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首先，不仅要使社会成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而且要让主体意识、创造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效益意识等在头脑中扎根，使之真正能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次，要积极传播现代观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规范，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各类成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