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创新体系，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该体系中最灿烂炫目的部分。深入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有关问题，不仅对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而且对指导中国21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历史性思考
市场经济强调利益趋动，主张分散决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则一反这类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的论断，并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这一理论的诞生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我们已熟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极其谨慎的表态中，曾指出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这一构想，一直被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经典，并用于各国实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弊端，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新的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将探索之路指向了商品货币关系，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市场经济的问题。如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在建立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创立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南斯拉夫的自治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理论、科尔内的由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等；毛泽东则承认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等等。这些理论虽然总体上没有超出计划经济的框架，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彻底性、战略性和实践性上均有差距，但这些向着市场经济方向的探索实践及其理论，对一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大政治家来说，却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计划经济在多国而不是一国受挫，已经不能用计划经济体制推行过程中缺乏经验、制度不完善或操作不当等来解释。它足以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各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因此，企图用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和完善的办法来克服其弊端的思路是不现实和不明智的。邓小平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第二，社会主义各国不约而同地把新体制的探索对准了商品货币关系并指向市场经济，促使邓小平冷静、客观地审视人类过去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传统看法。在认识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同时，他便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国家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可能性。这时，他的丰富的社会经历为他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帮助。
早在1938年至1947年，邓小平与刘伯承开辟和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就在太行区实行了一种能融合各种积极因素、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含有计划因素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所有制看，有公营、私营、合作经营、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从资源配置看，有计划成分（如军工生产、机关和军队的自给性生产及各种抗灾活动等），但主要是市场调节；从分配看，有实物配给的部分，但大量的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实现，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太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有如下启示：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有效性和作为手段的可利用性等品质，能为社会主义所用。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参与领导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亲眼目睹广大农民作为对计划经济的抗争，在高层领导不赞成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国较多省搞包产到户，以及发展集市贸易、民间市场、“地下工厂”和乡镇企业等做法，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搞市场经济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表明了人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选择上的人心向背，表明了人们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的历史性选择。这就为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提供了市场主体方面的最重要条件。正是这些历史经验的历程，成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和探索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支持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和试办经济特区，拉开了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序幕。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战略性思考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既蕴涵着他对社会主义各国探索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性思考，又是结合中国实际做出的战略性决策。
1979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运行已经二十多个年头，其弊端为：(1)社会资源配置主要依靠行政部门和计划指标来实现，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低效配置。(2)国家计划直接管理企业，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3)强调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调节，结果供需脱节、产品严重短缺。(4)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企业和职工没有生产积极性。这种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造成了政治体制的相应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处于封闭、迷信、守旧、不思进取、教条主义盛行、一切从本本出发的僵化状态。这一切构成了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再到思想意识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相互关联、不断强化的稳固结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稳固结构。
面对传统体制，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战略性思考。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端及其在社会主义各国实践中的失败，使邓小平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就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6年后，当我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即将把改革引向城市的时候，邓小平又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邓小平关于改革是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0页。）的改革观，深深地影响着邓小平对改革目标的选择。因为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选定在“商品经济”上，其认识和行动上的阻力会少得多。因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熟悉的语言，斯大林的有限商品论，毛泽东的价值规律论等观点为人们接受商品经济做了理论铺垫。但对市场经济，则长期以来把它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物予以绝对的排斥。邓小平之所以要舍易求难，将改革目标锁定在市场经济上，是出于他深层次的战略性思考。
尽管从事物的本质属性观察，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就其各自的内涵而言，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则是相对于统制经济而言的。商品经济概念强调劳动产品的交换特性，而市场经济概念强调资源的配置方式，因此，用来概括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改革目标确定为商品经济，结果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即把改革的任务限定在产品的商品化上，而保住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等深层问题搁置起来，把改革引向改良之路，使改革半途而废或导向失败。只要回头看一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崭新概念，人们照样可以把它纳入计划经济框架内加以解释，以便退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便可知把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目标的局限性了。而如果我们把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人们就很难对市场经济做出主观色彩很强的任意解释，从而将市场取向的改革引入改良之路。因为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通用语言，具有特定而公认的涵义，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这意味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方位的否定，是必须在打碎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后才能实现的战略目标。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是对我国传统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唯一正确选择。
第二，1979年，我国面临多重的改革任务，既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涉及思想观念的变更。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在选择改革目标模式时，自然对这三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内在联系、改革内容、目的要求和适用措施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思考，其成果反映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两篇著名讲话中。在这全局性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选择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蕴含了他对我国多重改革任务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和解决这多重改革任务的战略安排。
首先，市场经济强调分散决策，自主经营，会形成对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高度集权和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弊端的共同冲击，使改革形成的合力朝一个方向冲刺，以利于动摇乃至打碎传统体制的稳固结构，而避免由于改革目标选择不当，致使方向不一致而造成的改革力量的相互抵消。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人们民主、平等意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有利于形成经济、政治、观念的递进式改革的推进顺序，有利于对传统体制诸方面弊端的各个击破和改革的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避免四面出击而引起过大的社会震动，以利于改革目标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顺利实现。
再次，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的推进，必然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发生革命性变革，进而引起传统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实现政治体制的制度创新和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人们观念的根本变革，最终实现邓小平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意图。
第三，邓小平早在1978年10月就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页。）1984年，他又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不论是先行者英国，还是后来者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都是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把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做“世界公民”（注：《邓小平画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沿着这一思路，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必定充分考虑最大限度地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考虑到世界经济中的通常做法和通用语言，以免造成经济对接的困难。这正是邓小平舍易求难，不选商品经济而选市场经济为我国改革目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是在列宁、斯大林著作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频繁使用的概念。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则将他们的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在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时，仍沿用我们熟悉的语言，用商品经济来表达，除了上文已分析的极有可能将改革引入改良之途外，还会带来与世界经济交往及思想交流上的困难，从而延缓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时间，丧失世界经济运作中可能出现的对中国有利的各种机遇，拖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尔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预见性。正是基于将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考虑，并在理论上弄清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后，邓小平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他的这一战略性思考，已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事实证明是极具智慧和极富远见的。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邓小平1979年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到1992年南方谈话再提市场经济的13年间，尽管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断，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却始终指引着中国的改革开放。1992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邓小平13年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多次谈话精神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终于集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的共同智慧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定，结束了这一问题上旷日持久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为大踏步地推进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已进入21世纪，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的原创性理论，仍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在1979年11月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就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邓小平这一深刻见解告诉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从理论上弄清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在具体方法上的“相似”性问题，以利于更大胆有效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如当前，要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规范和成熟的操作方法来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运作，对历史遗留问题，用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办法，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要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要提高市场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运作的程度，减少政府行政部门的不适当干预，以保持市场中介组织的中介性和独立性，使其更好地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服务；要打破国有经济对电信、银行、医疗等行业的垄断地位，放宽行业准入条件，让民营经济尽快进入这些行业，以形成这些行业的竞争格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便从体制上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地方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以应对加入WTO后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等等。
第二，邓小平意在中国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除了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方法上的“相似”性外，还带有自身特点，其中重要内容为“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佳形式。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自身运作，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甚至贫富差距的扩大。它虽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锅饭”、低效率形成猛烈的冲击，大大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生产力，但随着收入分配上平均主义问题在一些地方、行业中的逐步解决，这种逐渐形成的贫富差距的负面效应在一些地方、行业中日渐显现。如何在效率优先前提下更好地兼顾社会公平，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步减缓在一些地方、行业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越来越应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早有预见。他在1990年就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并大致设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眼下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取向的改革力度，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步伐，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为消除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的有效的方法，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中加速推进。如各级政府要动员各方力量，广开就业门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脱贫；要努力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投入，根据下岗职工的实际生活困难情况，将他们中的特困户列入低保对象，并根据财力情况增加低保对象，逐步实现应保尽保；努力做好社区在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方面的工作，缓解贫困人员在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压力，提高他们的脱贫信心，使他们早日走上致富之路，等等。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