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经济投入与产出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经济发展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是社会经济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经济环境、技术水平、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和提高，包含了物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基本内容，中心现象体现在投入与产出两个相互关联与平衡的经济变量上。
一、台湾经济投入要素的变化
经济投入要素是指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消耗。台湾经济增长是各种经济要素投入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可计量的常规投入物，即用于生产的经济诸要素的增加；另一是非常规投入物，即生产和管理技术的进步。
（一）常规投入要素的变化
在常规投入物中，劳动力增长较为稳定。在1952-2002年间，台湾劳动力从306万人增至997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39%，其中就业人数从293万人增至945万人，净增652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37%；失业人数从13万人增至52万人，失业率从4.4%提高到5.2%，增加0.8个百分点。相对说来，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快，同期从50万和79万人增至333万和541万人，分别净增283万和462万人，平均每年递增率均为3.9%；农业就业人数从164万人减至71万人，净减93万人。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加，不仅源于社会人口的增加，而且表现为就业结构的调整，即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力供应从早期总量过剩转为结构性失衡，即高级技术人才和初级劳工两头缺乏，中间技术人才相对过剩。要维持经济产出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生产和服务领域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的投入。
在经济要素中，投入增长最快的是资本，在1952-2003年间，从26亿元增至16898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3.5%，其中固定资本从19亿元增至1724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3%。进入21世纪，台湾资本形成出现大幅下滑趋势，1998年最高峰时一度达22265亿元，至2003年下降了24.1%。资本形成依行业分，固定资本投入增长最快的是制造业(16.2%)，其他依次为“政府”服务业(15.8%)、建筑业(15.7%)、水电气业(15.2%)、运输通讯业(15.1%)和商业(12.5%)等；依资本形态分，机器设备投入量最大（占总额的50%）；其次是以建筑物形态出现的不动产，包括住宅、非住宅用房屋和其它营建工程等（占总额的40.0%）；依购买主体分，增长最快的是政府和民间部门，平均每年递增15.2%和14.5%，而公营企业资本形成相对缓慢，平均每年递增11.2%。从投资总额看，民间部门是台湾资本形成的主体，占61.5%；“政府”部门和公营企业分别仅占24.6%和13.9%。随着公营企业民营化趋势日益加强，台湾资本构成继续朝民营主导的方向发展，资本投入主要依赖民间资本力量，公共投资的角色退居次要地位。
土地资源在经济投入诸要素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既为农业生产提供劳动对象，又为工商业、交通运输以及其它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和人们居住提供场地。台湾土地面积有限，除了三分之二，约200多万公顷的保护地外，岛内只有三分之一，约100多万公顷的土地可供工农业生产之用。可见，岛内土地投入总量增加空间不大，但是，在结构上，土地利用发生较大变化。大量农地因生产建设需要不断释出，逐步转化为工商用地。土地的劳动生产力在无法随意增加面积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增加投入要素才能逐步提高。在工业化带动下，城市周围地带、交通沿线以及滨海地区不断开辟为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工商用地大量增加，而农业用地日益减少，其中耕田从1952年的53万公顷减至2002年的43万公顷，减少10万公顷。随着经济发展，台湾工商业用地、公共建设用地、游憩及新市镇用地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影响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非常规投入要素的变化
以非常规投入物形式出现的生产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以较少的常规投入物产出相同的产量，或以相同的常规投入物产出更多的产量。据台湾有关方面测算，经济起飞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速度为4.3%，即生产技术进步使经济总产出以4.3%的年均增速成长。换言之，1960-1972年工业化高潮时，在10.2%的经济增长率中，有42%的成长归功于生产技术进步①。这种技术进步具有中性技术发展的色彩，即技术改良既不偏于多用劳力（提高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也不偏于多用资本（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而在劳力边际生产力与资本边际生产力之比不变的特定比率下实现。
台湾技术进步基本上是走技术引进之路。在以“引进为主”的策略下，台湾从技术合作中不断获取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成熟技术。早期起步阶段时，主要是利用美援资金引进一些二流的生产技术；从6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加速推进，利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淘汰劳力密集型产业的机遇，着重引进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纺织、电子、塑胶等轻型加工和装配技术；70年代在劳力相对过剩时代结束后，一度大力引进资本密集型之重化工业技术，但两次能源危机改变了台湾技术引进的方向，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工业技术成为80年代以后台湾引进和发展的重点。1980年在新竹建立的科学工业园区，主要利用优惠和便利条件吸引海外先进生产技术。至2002年，台湾累计核准与外资的技术合作案上万件，绝大多数集中在技术密集制造业，其中电子、化学、机械、金属四大行业即占四分之三。技术合作对象以日本为主，约占一半以上；美国次之，约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是欧洲发达国家。
在大力引进技术的同时，台湾经过消化、吸收和创新，逐步开发和确立自己的高科技产业。目前，台湾正在发展的高科技项目，包括电子资讯技术、自动化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以及航太技术等，投入的研发经费从1980年的106亿元新台币增至2001年的205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2%，其中90%用于“实用型”应用技术研发。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0.65%提高到2001年的2.16%，上升了1.5个百分点②。可见，台湾技术进步从以引进和合作为主，逐步走上外来移植与自力研发并重的轨道。
二、台湾经济产出数量的变化
经济产出是经济活动的结果。经济要素的不断投入及技术改进，必然引起经济产出在量上的大幅增加。在1952-2003年间，台湾GNP从172亿元新台币增至10.2万亿元，平均每年实际递增8.0%。以美元计算，至2003年，台湾经济总产出为2959亿美元，平均每一劳力产出3万美元，人均产出1.3万美元。如果进一步对经济产出进行分解，大致有三种形态：
（一）生产形态的变化
经济产出从生产形态看，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产值的增加，但并不意味三大经济部门同时增长。其中工业生产增长最快，从1952年的34亿元增至2002年的30208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5%，经济起飞时期(1960-1973)递增率更高达20%。这显示经济发展首先是工业化。然而，80年代以来，工业发展速度明显趋缓，增长率降至个位数，说明工业生产“引擎”的转速有所减慢，逐步淡出经济成长“主导者”的角色。在工业生产中，增长最快的部门首推水电燃气业(15.5%)，制造业表现也不逊色(15.1%)，建筑业增长速度略慢(12.6%)；相对而言，矿业及土石采掘业增长较慢，70年代中期以来，大都呈负数。
服务业在经济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期产出从83亿元增至6532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3%，尤其是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它产业，逐步代替工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推动者。在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属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工商服务(15.6%)，其次是运输通迅业(14.7%)，其他依次为批发零售及餐饮业(13.8%)、“政府”服务业(13.7%)。随着台湾经济逐步迈向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将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尤其是社会服务业、生活服务业以及新兴服务业③。
相对说来，农业产出增长较为缓慢，在经济成长中的角色日趋淡出。不过，在经济起飞前，农业也曾发挥支持工业、稳定经济的作用。50年代台湾农业增产一度表现较好，平均每年实际增长6%；60年代以后，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明显放缓；80年代以后趋向停滞状态，尤其是近年随着农用土地不断释出，农业增长率更转为负数，产出呈下滑趋势。
（二）分配形态的变化
经济产出从分配型态看，最大当属民间收入，占83.8%以上；次为“政府”收入，约占10.5%左右；企业收入比重最小，仅为5.7%。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家庭及民间非营利机构收入，从1952年的133亿元增至2001年的73448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1%，其中受雇人员报酬和民间财产收入分别从62亿和71亿元增至47966亿和25482亿元，增长14.5%和12.8%。80年代之前，前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后者；之后，后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前者。这显示台湾民间财富从早期分散于劳动者开始转向集中于有产者。
在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增长也较为明显，1952年为25亿元，至2001年增至9168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2.8%。“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间接税净额，同期从18亿元增至6233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2.7%；而企业直接税增长明显快于间接税，平均增长14.9%，约从2.7亿元增至2478亿元；“政府”财产收入增长速度略低，平均约为9.4%，即从3.5亿元增至285亿元；企业罚金收入自80年代以来有所增加，从1981年的26亿元增至2001年的17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9.9%。此外，在要素所得中，公司及准公司企业的储蓄同期从5.4亿元增至4385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4.7%。
（三）支出形态的变化
经济产出从支出型态看，可分为消费和积累两大项，其中前者包括民间与“政府”消费，后者包括投资、出口净额及海外要素所得净额等。
消费开支一直是台湾经济成长的最大动力。在1952-2003年间，消费总额从156亿元新台币增至74480亿元，平均每年名义递增13%。以人均消费水平衡量，同期从1834元增至34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1%。消费支出在早期成长较慢，50年代增长率只有6%左右；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增长率达到两位数；21世纪初期，增长速度回落到较低水平。在消费开支中，民间消费开支是消费的主体，带动了台湾80%以上的经济生活。在民间消费中，增长较快的是交通与通迅、教育与文化娱乐、水电与房租等项支出；相对说来，食品消费、服饰及日用品等非耐用消费品、家庭器具及设备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长较慢。
从积累过程看，经济活动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不断扩大，金额从1952年的15.9亿元增至2002年的2534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9%；人均积累量从186元增至11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3.7%。积累的不断膨胀在早期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经济起飞前后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在1952-1973年间一直保持年均23.8%的增长率；其后增长速度虽有所放缓，但积累速度仍然快于消费支出。
从投资与积累的关系看，早期投资明显大于积累，两者之间的比例在1952年时为1.67:1，其差额通过净进口与外国资本弥补；之后随着产出增加，积累扩大，两者比例逐年下降，至1965年降为1.16:1；步入经济起飞阶段后，积累开始超过投资，并逐步拉大差距，至1987年比例缩至0.67:1的历史最低点；90年代两者比例有所回升，至1998年提高至0.95:1，大致持平，但在21世纪初期又逐渐下滑，至2002年再次回落至0.68:1。除投资外，积累余额主要是由出口净额及海外要素收入净额构成。台湾商品及劳务输出净额自1971年从入超转为出超后，不断扩大，至2003年达7098亿元新台币；海外要素所得净额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自1983年转为盈余后，不断增加，至2003年达3338亿元，加上净出口合计超过1万亿元。这显示台湾积累的扩大，除了产出增加外，相当一部分是由商品和劳务净出口增加和对外投资盈余带来的。可见，台湾高储蓄率为资本形成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构成了经济起飞和转型的基本条件④。
三、台湾经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具有一定的数量规律性。台湾经济成长与决定它的诸项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变量关系，即通过不断的资本积累与集中，实行扩大再生产和大规模工业化，促进经济产出快速增长。
（一）经济产出与资本投入的关系
台湾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增殖型的经济循环流。它表现为投入－产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效率（即产出／投入）的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投入的增大，经济产出规模逐年扩张，生产总量以1996年币值计算，从1952年的2100亿元新台币增至2003年的10万亿元⑤，平均每年递增8%；而每年产出增加量从19亿元增至178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9%。相对说来，资本投入量更大，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高出产出增加量3个百分点。这就决定边际资本生产率呈上升趋势。同期资本系数，即技术不变和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率（资本形成额／产出增加量）从1.37上升至9.47，提高了8.10点，其中以1974年的20.75为历史最高点；固定资本系数（固定资本形成额／产出增加量）也从1.00上升至9.66，提高了8.66点，其中以1974年的17.79为最高点，平均约为3左右。可见，台湾资本系数，即加速效在总体上有所提高。
（二）储蓄与生产的关系
在台湾经济增殖系统中，主要有两个增殖元素，即储蓄与生产。它们之间的关系用数学模型表示，可以归结为哈罗德－多玛模型，其公式为经济增长率＝储蓄／资本系数。在这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高度简化为三个经济变量，基本含义是：经济均衡增长要求“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储蓄。它表示在资本系数既定的情况下，有保证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倾向或收入的绝对水平。台湾家庭储蓄倾向（家庭储蓄／家庭可支配收入）从1952年的0.03提高到2002年的0.16，上升了0.13点；边际储蓄倾向（家庭储蓄增量／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量）除个别年份外，大致在0.3线上摆动。
在一定的储蓄率下，如果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经济产出就能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率。在一定的增长率下，如果投资需求与储蓄供给基本相等，经济产出就能在增长中保持均衡。如果有外资投入，增长率将更高。具体说来，由于储蓄率和资本系数共同决定经济均衡增长，为了达到一定增长率，要么提高储蓄率，要么提高资本生产率，或者两者共同提高。从台湾现代经济发展进程看，工业化时期高速的产出增长率主要是通过提高储蓄率与引进外资实现的；在经济转型期，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通过降低资本生产系数或提高资本生产率来达成。
（三）经济产出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除了强调资本因素外，还有一种把经济系统中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也考虑进去的经济增长模型，即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P=A·La·K(1-a)。这一模型旨在说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采用这一计量方法测定台湾生产力，即通过生产程序将各项要素投入转化为可资利用的产出效率，使生产函数更能有效说明经济增长现象⑥。根据统计资料，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生产函数进行估算，测定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在1952-2003年间，按平均速度计算，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约为30%左右；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约为20%左右；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达50%以上。可见，台湾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由于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所致，还有相当部分得归因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当然，这里的技术进步因素是一种综合的概念，包含了广义的范畴。
四、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
台湾经济在结构上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以不同速度增长而产生的质变过程，主要说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后，整个经济系统发生改变。
（一）生产结构的变化
生产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经济各部门以不同速度增长，导致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台湾生产结构调整的突出表现是农业与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发生明显位移，农业在经济中的结构比重不断下降，日趋萎缩；工业地位显著上升，成为起飞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服务业结构变动呈上升趋势，制造业结构相对下降，又成为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台湾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格局，即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工业主导，再转向服务业主导的阶梯式传递，说明经济发展呈现出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发展趋势⑦。
台湾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32.2%降至2002年的1.9%，下跌30.3个百分点。在1961年以前，农业一直是生产部门的主导产业，结构比重在27%以上，高于同期工业生产比重；1962年农业生产地位首次让位于工业后，结构比重直线下滑，1968年跌至20%以下，1978年又跌至10%以下，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农业生产更趋萎缩，1989年结构比重已不到5%，2002年再跌至2%以内。可见，台湾农业结构比重微乎其微，生产地位已不显重要。这一结果是台湾生产结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直接反映。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台湾工业生产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比重从1952年的19.7%攀升至2002年的31.1%。60年代以前，台湾工业生产的地位还次于农业，结构比重在25%以下；其后在工业化推动下，生产地位快速提高，1962年以28.2%的比重超过农业(25.0%)后，第三年便迈过30%的门槛，1972年又超越40%的关口，至1986年创下47.1%的新高点。这显示工业生产是60-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生产地位开始逐步让位于服务业，结构比重逐步回落，至1993年降至40%，2003年再降至30%，比最高峰时减少17个百分点。这反映台湾经济发展已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
服务业在台湾生产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结构比重均在45%以上，1952年为48.1%，至2002年升至67.1%，增加19个百分点。80年代中期以前，服务业比重大致在45%～48%之间摆动，变化幅度不大；其后表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1988年突破50%，1995年又突破60%，21世纪初期接近70%，10多年增加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快速提升，说明经济结构向后工业化迈进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形态逐步向高层次的生产和服务产业转化。
生产结构的变动主要是由于各业成长速度不同所致。在1952-2002年间，各业对经济总成长的贡献率，以服务业为最高，达7.2%；工业次之，约为5.2%；农业最小，仅有1.0%。经济总成长归属于各业的百分比，依三次产业划分，分别为：第一产业占7.5%，第二产业占38.8%，第三产业占53.7%，呈倒“金字塔”型。
（二）支出结构的变化
支出结构的变化，是指决定GDP内容的各项目以不同速度增长，导致支出结构相对变动，主要表现在消费、投资及净出口等三大方面。台湾经济支出变动的突出表现有两点：一是消费结构比重呈递减趋势，投资结构比重有所提高；二是商品及劳务贸易从大幅逆差转为巨额顺差，结构比重从净入超转为净出超。这一现象说明：在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产出增加，收入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平均储蓄倾向呈递增趋势，投资在高储蓄率下逐步扩张。
台湾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91%降至2002年的76%，减少15个百分点。消费结构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民间消费比重下跌所致，同期从73.8%降至62.8%，其中最低时曾一度降至1986年的47%；“政府”消费从17%降至13%。台湾总体消费结构在1956年以前一直在90%线上，之后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1966年跌至80%以下，1972年再降至70%以下，下滑趋势加快；80年代消费结构比重回落势头有所趋缓，在1989年以前，大致在60%～70%之间摆动，其中1987年一度跌至60.8%的历史最低点；90年代消费结构比重又见提高，逐步回升到70%以上。从消费倾向看，台湾民间平均消费倾向（民间消费／民间收入）从1952年的0.97降至2002年的0.85，其中1986-1987年的0.71为最低点；同期民间边际消费倾向（民间消费增量／民间收入增量）则大致在1的水平线上摆动，其中最高一年为1988年的1.32，最低一年为1986年的0.40。
在储蓄增加的支撑下，决定生产的投资在支出结构中的比重有所提高，同期从15%上升至17%，增加约2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本支出从11%提高到17.5%，增加6.5个百分点，存货大致在1%～3%之间摆动。资本形成比重在1960年以前一直在20%线下，最低时为1955年的13.3%；其后在高储蓄率的支持下，逐步攀升，1975年越过30%的高水平线，至1980年创下33.8%的最高点；从80年代起，开始出现回落，至1986年跌至17.1%的谷底，90年代又见回升，达到20%以上。
随着加工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商品及劳务贸易在支出结构中的比重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从1952年的8%上升至2003年的58%，增加约50个百分点；进口依存度同期从14%上升至51%，增加37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出口比重增加比进口多出13个百分点。进出口结构的非同步变动，导致净出口比重从负数转为正数，即从1952年的-6.1%转变为2003年的7.2%，净增13.3个百分点。在1970年以前，台湾净出口除个别年份（1964、1966年）略有盈余外，大部分时间结构比重为负数，其中1954年的-8.3%为最低点⑧。从70年代起，净出口结构比重由负转正后，呈扩大趋势，除个别年份（1974、1975和1980年）外，大部分为顺差状态，1971年为2.5%，至1986年大幅提高到19.3%，增加16.8个百分点。至90年代，巨额出超的异常现象得到缓解，净出口比重逐步回落。
台湾支出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增长幅度大于消费增长。在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各个支出项目中，消费对经济总成长的贡献率最大，平均高达9%；投资次之，为3%；净出口约为1.4%。经济总成长归属于支出各项的百分比分别为：消费占67.2%，投资占22.4%，净出口占10.4%。
（三）收入结构的变化
收入结构的变化，是指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不同速度增长，导致分配结构相对调整与变动，主要表现在劳动报酬、财产报酬和混合所得三个方面。50多年来，台湾收入结构出现质的变化，劳动者工薪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并从次要地位转居主导地位；财产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从主导地位退居次要地位；混合收入比重一度有所提高，后转趋下降。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台湾收入分配情况总体趋于改善。
在1952-2002年间，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比重从38.2%提高到54.8%，增加16.6个百分点。50年代薪资报酬比重基本上在40%的线下，60年代起开始上升至40%线上，但仍在50%以下摆动；80年代越过50%关口后，继续向上攀升，至1992年达到57.7%的最高点。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显示台湾财富分配趋向工薪阶层，受雇者报酬有较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90年代中后期，劳动收入比重转趋下降，至2002年下跌约3个百分点。
财产收入比重基本呈下跌趋势，1952年高占45.8%，50年后已跌至29.5%(2002)，下降16.3个百分点。60年代以前，财产报酬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最高时一度达到48.8%(1953)；其后比重一路走低，至1976年降至30%以下，80年代初跌至24.4%的谷底；以后20多年间，比重虽有所回升，但基本在25%～30%线上摆动，变化不大。财产收入以民间财产收入为主，结构比重从1952年的44%降至2002年的28%，下滑16个百分点，其间以1981年的20.9%为最低记录；同期“政府”财产收入从2.2%降至1%，下滑1.2个百分点，跌至谷底，其间最高时一度达4.5%(1972)。财产收入比重普遍下降，显示财富分配结构发生变化，说明台湾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近年来，财产收入比重又出现升高趋势。
混合收入比重变动相对不大，发展趋向呈倒U型，其间以1953年的15.1%为最低点，之后开始缓慢攀升，1968年越过20%，1980年达到24.5%的最高点，其后比重有所回落，逐步跌至20%以下。混合收入主要包括间接税净额、营利税、企业储金、企业民间转移以及企业罚锾等项目，其中前者占绝大部分。间接税净额比重大致在10%左右摆动，其间以1969年的18%为峰顶，而以2002年的7%为谷底，落差约11个百分点。
台湾所得分配结构的变动，主要是由于各项收入增长速度不同所致。在1952-2002年间，在三大类收入中，以劳动收入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最高，达6.7%；财产收入次之，为4.0%；混合收入居后，为2.7%。台湾经济总成长归属于收入各类的百分比依次为：劳动收入占50%，财产收入占30%，混合收入占20%。可见，劳动者收入是推动国民收入快速成长的主导者。
从台湾经济结构变动趋势中可以看出，生产结构调整呈现出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再过渡到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格局，支出结构调整表现为消费支出比重递减、资本支出比重递增的发展态势，收入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社会财富从集中转向分散再趋集中的U型变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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