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行动研究——以天津市华章里社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市论文,华章论文,为例论文,新移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1)01-0052-05
近年来，行动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运用越来越普遍。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起源于美国二战期间[1]，行动研究强调行动与研究的结合，行动者与研究者不再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都是研究的主体，共同参与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及伙伴关系。行动研究目的在于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行动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行动研究以实际中的问题为研究出发点，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问题的解决逐步调整研究的方向与重点[2]。行动研究强调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及应用性，着重对理论的反思批判及持续改进。本文试图用这种方法研究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在实践中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行动研究的过程及模式
行动研究不仅是一种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行动研究同样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步骤，具有相应的研究模式。在方法上，行动研究法最重要的是由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所构成的，自我反思的螺旋式循环(图1)。行动研究的具体步骤一般可以概括为，最初通过观察和审视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诊断；通过一定的分析制定出解决该问题的行动计划；接下来是将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观察和分析实施效果，做出效果评估，并根据实施的结果调整和修正原定计划[4]。这是一个不断总结和调整的过程，将计划、实施、效果和下一步的行动紧密结合的螺旋循环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的开放和循环性，使这种方法在进行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图1：行动研究螺旋图[3]
本研究结合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这一具体问题，从行动研究中发展实务的模式。首先分析和诊断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检视现存的华章里社区服务模式的特色与限制；第二步探索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途径，结合社会工作介入方法，设计出适合本土化的实务模式；第三步是将服务模式运用到具体的问题上，帮助和提升某一特定的群体的社会融入的能力；最后对这套实务模式做出反思及修订，以在下一阶段的实践中获得更好的效果。在此过程中，既推行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又尝试发展新的社会工作理论。整个循环过程如图2所示：
图2：从行动研究中发展实务模式
二、华章里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诊断
我们选取了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华章里作为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行动研究的试点。我们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焦点小组的方法来收集信息与数据,对于华章里社区外来农民工社会适应与融入的问题进行诊断。了解到社区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工作状况、面临的困难和基本需求，排斥与融入程度，以及这一群体对现有社区服务与管理模式的意见。并在与访谈对象频繁的互动中，逐步深入理解关于城市新移民社会排斥的问题。
(一)参与对象特征分析
首先，社区内外来民工来津时间较长，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被访者中已婚者多数是夫妻一起来津打工，至少有一个子女随同来津，这种家庭化趋势使外来人口流动性减弱，外出务工生活逐渐趋于稳定性。因此，华章里社区的外来农民工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工作生活日趋稳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具备较好的融入的客观环境。
其次，社区内外来农民工多是非正规就业，依托社区农贸市场及社区附近的旧家电交易市场，从事便民服务业，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经营，从经济收入上看，农民工生活节俭，与打工相比，自我经营收入相对高一些，因此可以保证基本生活，而且收入结余较迁出地相比高一些，支出主要包括三部分：子女教育、房租、吃饭，每月均有结余。
最后，社区城市居民与外来农民工相互接纳度较高。如前所述，被访的农民工，在来津之前都有外出打工经历，去过很多城市，最终选择留居在天津，普遍认为天津市治安环境良好、发展机会较多，而且与其他城市相比较，天津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度比较高。但是多数被访者也表示，在来津发展之初，曾有过受歧视的经历或感觉，随着时间的发展、与市民交往的增多，这种经历或感觉逐渐减少，很多被访者表示天津城市居民比较热情。然而由于自我经营，工作时间比较长，没有机会与他人交往，所以关系网络仍以同乡居多，在经营中结识很多城市居民，双方认可度、接纳度比较高，但交往表层化。总体来说，华章里社区的外来农民工，具备融入城市社区的良好的主观环境。
(二)社区工作特色
社区服务为外来人口有所调整(如暂住证的办理等)，作为社区基层管理组织居委会，对社区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工作内容丰富细致，在当地小区群体基础与社会影响较好，颇具认可度，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
街道和居委会的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开始逐渐意识到城市新移民群体超出了原有城市管理对象的范畴，对社区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他们开始逐渐思考如何将这个庞大的群体纳入工作范围，同时该如何管理和为他们提供切实且有效的服务。
(三)城市适应与融入问题诊断
1.环境对于融入的限制
城市新移民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之后，完成了地域上的流动，在城市内部他们并不倾向于频繁地更换居所，其发展也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但城市内住房条件的限制使他们的生活常处于不稳定状态。邻里交往是中国居民日常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调查的结果看，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虽同处一个社区，但是彼此之间缺少交流和互动。
2.新移民自身方面的融入问题
华章里外来务工人员普遍保险、保障意识差，抗风险能力低。他们当前的经济状况可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并略有结余。但是，一旦患有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则无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对于养老问题也鲜有长期规划。整个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意识及相关信息，不利于他们在城市中稳定的生活发展。
外来务工子女教育问题最受关注。农民工子女大多就读于社区小学，但幼儿及初高中教育滞后，教育与文化资源相对缺乏，对子女教育问题担忧和困惑。一方面，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无力给予子女教育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知之甚少，信息获取渠道有限。
城市新移民处于社区边缘游离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有居住环境的影响，更多是由于新移民缺少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意识差所造成的[5]。因此要提升新移民群体的社区参与度，协助农民工群体建立自我表达的社区空间和平台，帮助这一群体逐步建立社区归属感。
3.社区工作的局限问题
基层工作者受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很深，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体现得很明显。对农民工的城市化与市民化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因此，要在实务工作中，帮助社区工作者，逐步树立服务理念，以服务促管理，以服务达到有效管理。访谈过程中，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个人形成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我们要在个人互动具有良好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工作方法，来推动双方群体间互动。
社区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不足，缺乏专业人才和专业培训，在承担社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方面显得不足，无力顾及农民工的社区融入。社区自治组织的动员组织能力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社区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充满困惑和挑战，如何整合社区资源，改善社区服务，提高社区工作的技能与水平，迫切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三、行动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行动目标的设定
促使城市基层组织和社区组织及普通居民更多地关注外来人口，改善社区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激发农民工群体自主意识，尝试帮助建立农民工自助网络，最终建立适合社区本土文化的农民工社会融入实务模式，进而带来有关社会政策和服务的启示和改变[6]。
农民工方面的分目标：提升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逐步建立农民工自我表达的空间与平台；增强农民工各方面意识，扩展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帮助农民工深入了解相关教育政策，提升其子女教育水平和城市适应度。
社区组织分目标：充分发挥社区的动员组织能力，实现社区工作人员与农民工群体的良性互动，进而使社区组织继续推进居民与农民工群体的互动交往；逐步将农民工群体从观念意识层面纳入社区工作范围，进而推动基层管理服务体制转变；转变工作理念，树立服务观念，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二)行动研究具体计划
1.具体计划(见下表)
2.共同调整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上述计划基础上，我们将与社区工作人员、城市新移民群体共同修改探讨从现有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区支持网络及行动研究实务模式的特色：在行动介入过程中，逐步与社区农民工、居委会工作人员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共同探讨并调整问题解决的方案，并对面临的问题和即将开展的工作达成共识。农民工、居委会工作人员与研究者共同合作建立切合华章里社区特性的实务模式，通过在行动研究过程中的平等参与，不断扩充农民工的社区支持网络，增强他们的社会资本累积，协助他们与街道及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开展政策咨询与服务，丰富意见表达和信息来源的渠道，实现增能和成长。
四、行动研究实施情况
(一)初期阶段
初步建立了与农民工、社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的合作关系，宣传了此次整体研究项目，活动参与者大多表示愿意参与今后的活动，愿意配合研究工作的开展。专业工作方法受到活动参与者的好评，活动效果较好，为下一步活动计划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本完成对社区农民工出租房屋的登记，社区居委会比较全面的掌握了外来农民工情况。
(二)推进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与城市新移民家庭交流较多，双方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活动结束后，对农民工家庭子女学习成绩进行了调查，学习成绩均有所提高，而且行为、礼仪、卫生等方面均有所改善。随着交流的增多，新移民表达意愿提高，能够主动向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们说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寻求帮助；对后续的行动计划提出一些观点。
研究者对农民工社交网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关系比较亲密的是同乡，其次是工作关系结识的一些朋友，其次是居住于平房区的其他农民工。但华章里农民工尚未形成较强的关系网络，也未能挖掘出具有影响力的城市新移民领袖人物，这与其长期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图书站建成之初，农民工子女利用率较低，而且以课业辅导为主；比较而言，来书站看书的城市儿童相对多一些。图书站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增加农民工子女和城市青少年的互动、促进青少年之间的融合。但却逐步成为农民工子女固定的课业辅导教室，对于提高稳定农民工子女学习成绩，提高文化素质有较大作用。
社区小课堂活动最终未能实施，由于报名参加人数达不到小组活动最低人数要求，而且年龄差异较大，无法按照原定小组活动方案实施。最终将活动准备的卫生常识、礼仪规范等方面的宣传材料，分发至社区内农民工家庭。
农民工咨询工作站最初选址在社区与农贸市场交接的宽阔地带，人流量较大，而且农贸市场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农民工，因此环境条件较佳。由于前期持续活动，以及大学生义务家教活动的开展、晓晓书站的建立，农民工对我们及此次活动并不陌生。而且很多政策关系到他们切实的利益、未来发展等，所以对此次咨询活动，农民工群体热情很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随着工作站的稳定发展，目前已经将工作站作为固定咨询点，设置在晓晓书站。
(三)深入发展阶段
在深入发展阶段，首先我们坚持关注城市新移民最感兴趣的子女教育问题，定期开展相关讲座，不失为组织城市新移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有效方法。其次，项目初衷，建立城市新移民融入城市社区的实务模式，一方面帮助城市新移民群体建立自助组织，搭建利益表达平台。因此，社区工作人员提出让城市新移民加入社区基层组织，依托社区组织及现有城市新移民服务体系，为城市新移民自身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培养社区领袖和城市新移民群体社区主人翁意识。采用焦点小组的方法与城市新移民群体对此方案进行讨论，最终获得了社区城市新移民的支持，得以实施。然而，社区城市新移民的自助网络尚未有足够能力支持“外来打工者之家”，项目执行结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城市新移民社会自我支持网络仍有待加强。
再次，转变基层组织工作理念，形成服务意识，以服务促管理，并将城市新移民纳入社区服务管理体系。项目执行结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理念有很大转变城市新移民基本服务需求均被纳入社区服务体系。
(四)行动研究中的发现及问题
从历时一年多的华章里社区行动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突出的特点和问题。
首先，社区具备较好的资源整合能力，具有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工作基础。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于项目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这与农民工社会融入逐步成为其日常工作对象和范围有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意识到如何有效管理以及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将会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一大挑战，但是政府的政策和文件中并没有相关的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切实规定。正是这种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导向的行动研究吸引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挥了组织和实际服务作用；在反思和再调整阶段也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他们在实践中的很多经验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十分奏效，因此要保持原有的社区工作中的宝贵经验，辅以一定程度的工作方法培训，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源完全有能力充当行动研究中的积极参与者、独立的执行者以及为计划调整出谋划策。
其次，计划所设计的服务在拓展范围的同时要符合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参与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信任度随着项目实际收效的显现而得到增强。农民工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群体，资源占有的短缺性使他们极为关注投入与收益的比较，如果项目设计不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无法满足当前与自身联系最为紧密的利益，则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会大打折扣。他们最为关注子女的教育政策，尤其是初高中升学政策(小学阶段政策已与城市居民无异)；从初级阶段的活动反馈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知道此次活动，但实际参与度不高(参与家庭约占农民工家庭的8％)。很多农民工家庭认为此类活动并不能对他们有实质性帮助，反而耽误工作时间，所以没有参与。这为我们今后工作开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必须有实质性内容！随后推进阶段对计划有所调整，设立外来人口信息咨询工作站和免费家教。农民工家庭参与度明显提高(有些农民工子女由于家庭原因或时间原因，未能参与此次家教活动)，对于社区内的图书站和青少年城市融入课程则表示有时间会让孩子去。而且活动效果比较好，能够为农民工带来实质性利益的服务，尤其是针对其子女的服务，非常受这一群体欢迎。
通过咨询工作站可以看出，农民工非常关心与自己相关的各类政策制度，但缺乏信息获取渠道，所以非常积极的参与此次咨询活动。从咨询活动中也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意识、法律法规意识的缺失，而实际上这些方面将对其定居城市、融入城市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持续的服务提供，农民工表达意愿有所提高，对社区工作人员态度有所改观，相互间信任度增强。在共同探讨了活动修改方案的过程中，农民工的主动性和智慧往往能补充最初方案的不足。将农民工这个群体纳入进来，随着农民工群体对于项目方的信任度在不断地提高，他们自身的主动性也在增强，而这种增强的主动性为他们积极融入城市开启了第一步。
但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还未能挖掘出具有影响力的社区农民工领袖人物，对最终建立农民工自助网络上缺乏有效途径，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探索。
五、效果评估与反思
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居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社区农民工在互动中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并带动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同时，社会工作理念一定程度得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理解与支持，工作方法与效果获得认可和好评。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在项目实行过程中成立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并以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把华章里社区建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精品小区”，在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中吸收农民工加入，从行动研究的层面上升到推动政策改善的层面。
在华章里社区社会工作实务开展中，探索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途径与方法。首先在丰富多样的行动研究的开展中，改善农民工语言、交往、表达等基本生活技能，并结合专项行动的开展(知识讲座、职业培训、信息咨询等)，全面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交际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需要在积极的行动研究方法的实践中，不断启发农民工对自我生存现状的反思，认识潜在社会关系矛盾的能力，积极融入城市，争取平等，改变消极的“城市过客”及悲观迷茫心理，[7]实现成长与增能。
其次从子女教育、就业培训、城市生活、权益维护等现实问题入手，在外来人口较集中的社区，充分调动社区资源，包括社区文化资源(大学)、人力资源(志愿者与义工)、组织资源(居委会及其相关的共建单位)、物资资源(社区活动场所)、宣传资源(电视与网络媒体)等，举办教育培训班、学习讲座、小组活动等，提供有关职业技能、城市生活知识等培训，并组织外来人员互相交流分享城市生活与创业的经验，不断扩大农民工的社交圈和社会支持网络。在专业社工的带领下，从农民工当中不断发掘并培养社区领袖，尝试并逐步建立社区自愿组织与互助小组，更好的维护农民工在社区中合法权益，改变无资源、无组织、无能力的游离状态。通过正式及非正式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一)对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反思
华章里社区服务模式具有一定的特色。第一，尊重农民工及服务提供者的“声音”，并促进他们的投入，建立小区的互助及自助能力，协助农民工实现增能与成长；第二，能够结合社区的专业服务、正规及非正规支持网络，得到“官方”、企业及“民间”的支持；第三，能够启动社区内潜在的支持资源，发挥社区内各方面的能力；第四，尊重原有的实践智慧，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专业服务，建立本土化的实践模式。既适合社区的特质，又能提高服务水平。
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阻力与困难也同时存在，在农民工层面：生存压力较大，生活交际圈狭小，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薄弱，组织性较差，倾向于自我封闭与自我保护。在生存环境难以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农民工这种自助组织难以建立并持久作用。组织机构层面(居委会)：社区基层组织行政体制下的工作模式较难改变，缺乏专业知识与工作技能，工作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也需要过程，资源的缺乏限制着一些工作的开展，办公设备陈旧，工作效率较低。要求街道及领导单位的大力支持，力求相关的管理者对模式的认同，需要长期的互动过程，巩固合作关系。在研究者层面，研究中应尽量避免“弱势”、“排斥”的负面标签的影响，通过平等参与，增强农民工自我认同，不断去边缘化。需要研究队伍长期的深入的专业介入过程，对人力、组织和其它资源有着相应要求。农民工(弱势群体)、研究者(专业社工)、居委会(基层组织)及社区相关管理部门(政府)，需要合理处理相互之间角色关系与价值判断。对社工综合能力要求十分高，必须能够有高度的分析能力、人际关系、组织及实务技巧，并必须能够以高度专业的态度及能力，在实践中去发展富有灵活性、弹性的服务策略。此外，还需要不断地将工作模式与农民工实际融入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内容结合起来，经济、社会身份、文化和心理融入[8]都需要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与之相对应。
(二)对行动研究模式的反思
行动研究的参与方，无论是行动者还是研究者，都是行动研究的参与主体，双方是合作的伙伴关系；而社区工作方法，强调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主导者处于较主动、强势的地位，被服务方参与的主动程度不如行动研究中的那么强。行动研究是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行动与研究的目的是促进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且行动研究要随着问题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在行动研究过程中不断检视问题、阶段成果，修正甚至有可能大幅度改变行动研究目标和实施计划，因此行动研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具有连续性。
在实际的行动研究中，可以深切感受到研究的问题、对象具有特殊性，不同的地域、农民工处于不同的境遇状况、面临各异的问题，即使农民工群体在行动研究之初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同样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转化结果，因此，对于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问题的行动研究不可能有固定的同一模式。然而，行动研究的优势之一就是要综合的、灵活的运用各种工作方法和研究方式，以达到切实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之目的，因此从这一角度说，行动研究本身就不存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研究模式。
行动研究具有其特有的优势，能够及时反映并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行动研究中，也体会到行动研究的局限性，即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可操作性的服务最大程度地解决问题，但是一旦超越特定的空间、地域和政策范围，则往往无能为力。如在面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方面，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了解天津当地关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相关政策、帮助其子女实现在社区小学免费上学、帮助其子女提高学习成绩、提高其子女自信心、提高社交能力等，然而涉及中考、高考的考试地点和入学资格等问题时，我们则无能为力。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9]因此必须在行动研究的同时，进行理论政策的深入分析，推动政策的调整完善，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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