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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此，他首先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多次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提出问题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阐述和解决问题，并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把这些论述汇总起来，提到规律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富有时代特色的重大发展。
一、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特别是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端的矫正物而出现的，它的意思是要以合作为基础，以公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去集体管理人类事务，尤其是要为了提高下层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所以，早期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仅限于强调社会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②，指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在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③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提出来④。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从相反的方面来论证这一思想，他们指出，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⑤
就此而论，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显然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证和强调的上述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但与此同时，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又是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伟大创举。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陆续取胜的前提下谈论问题的，因此，他们的视角就主要放在阐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劳动解放、消灭异化和分工、消灭阶级差别、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的作用上面。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突破，尔后又在欧亚拉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遇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要在生产力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再三强调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⑥；“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觉自愿的、联合起来的工人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⑦。
在列宁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曾经是相当快的，特别是和当时正经历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由于苏联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战备体制，它虽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却也具有着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缺陷和弊端，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而获得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不断下降。而在我国则出现了一种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公平，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种搞平均主义的平等乐园、实际上是共同贫困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希望赶超资本主义却没有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中本来是统一的公平与效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把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推到次要地位，而片面地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公平的情况，误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使我国经济陷于停滞状态，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的高度，大声疾呼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⑧“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⑨；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⑩。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邓小平同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富有时代特色地概括为“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11)。
有一种说法认为，表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的，应该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而且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而不是生产力的增长。
在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而自发地形成和发展的时候，无疑地，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但当社会发展进入人们自觉地改造社会时，特别在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单是生产关系就不足以完全而准确地表征社会主义的特征，因为这还只是一种要在经济方面努力追上别国人民的“不够格”(12)的社会主义；要是撇开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仅仅用生产关系去规定社会主义，就不仅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和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与基础的要求，而且还会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去片面追逐更大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导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错误倾向留下空隙；只有象邓小平同志那样，把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紧密地联结起来，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防止上述错误倾向的再发生。
至于把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同它的前提——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一对立起来，更是没有根据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13)；也才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把这一切从统治阶段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14)。所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任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说成是什么追求消费进步，是失去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纯属无稽之谈。
与发展生产力密切相连的是，邓小平同志把解放生产力也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
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强调要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生产力，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但实践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发展生产力，还需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把生产力解放出来，而这种改革，又只有以是否适应和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而不是以是否使生产关系更大更公更纯为标准，才能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以解放生产力的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5)。
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前提
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在生产关系方面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有一种说法把这些要求和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分割开来，认为既然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到公有制与按劳分配，那就说明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在生产关系上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就要求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作为前提和保证。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是不实行公有制而实行私有制，不实行按劳分配而实行按资分配，那怎么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样两个方面始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时而把它们说成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6)；时而把它们称作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两条根本原则，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7)。他强调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8)。
既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极其重要，那为什么没有被明确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的变革、公有制的实现，必须以是否适应于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私有制是剥削、异化、不平等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进行的社会化，都是适应于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特别在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要是不问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一味追求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只能招致破坏生产的结果。
实际上，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对此有所觉察。所以，毛泽东曾经主张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又搞资本主义；在分配方面，则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只是因为尔后“左”的指导思想恶性发展，致使这些正确的主张没有得到实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举世瞩目的蓬勃发展，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从实际出发，确立了这样一些方针。
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前提和保证，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根本目标之中，这样就可以既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又按照是否适应于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为准则，来确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从而使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能够涵盖包括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阶段在内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
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因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
有一种说法认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产生和发展人们收入上的差距，乃至剥削和阶级分化，因而是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矛盾的。
市场经济确实会使各企业、各个人之间的竞争激烈起来，从而在一定条件下扩大地区、个人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还会助长剥削和两极分化。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发展生产、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就能在公平、合法的竞争条件下，把由于劳动和经营的差别而带来的收入上的差别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我们还能通过使私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从属、补充的地位，使那里产生的剥削和两极分化，不致危及社会主义的整体；更其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大大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加强公有制经济，这就从根本上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20)，这就是说，“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1)。所以，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在实际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还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强调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22)。
由于邓小平同志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同时又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中，规定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这样，这种社会主义本质论就体现了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最新认识成果；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是当代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它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充满活力和生机，通往富裕和繁荣的道路，而且还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3页。
⑥《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⑧《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3页。
⑨⑩(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328、2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46页。
(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138、142、149页。
(19)(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142、14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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