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几个伦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伦理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将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并引发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经济生活和伦理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考察经济全球化的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需要获得伦理的解释和支持，而建立国际经济伦理新秩序将有助于经济全球化向着有序、合理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对人类整体及其长远发展究竟是福还是祸？
这一问题涉及对经济全球化的伦理评价，而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福音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它将克服局部地区范围内配置资源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和弊端，因而毫无疑问地会加速人类总体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它能够实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推动全球经济的普遍增长。因而对经济全球化应给予积极的、肯定的伦理评价。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失业增加，导致了发达国家工资水准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全球一体化的陷阱看来终于张开大口了，世界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都成了一种政策的俘虏，这种政策甚至再也不允许改变航行的路线。”（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而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人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陷阱。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把经济全球化比作“给人类带来死亡和破坏”的冷战。如此看来，经济全球化似乎成了人类的“祸水”，这是对经济全球化作出的消极的、否定的伦理评价。
如何分析上述两种不同的伦理评价？笔者认为，首先，要确立一种从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发展出发的伦理态度。用这样的视野来考察经济全球化，我们就不至于陷入“谁胜谁败”、必择其一的泥淖，而能够从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的高度来争取“双赢”的伦理效应。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而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相互的伦理关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相当有远见地看到这一点。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性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于是，“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人们从以往那种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2页。）
很显然，经济全球化推动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伦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突破狭隘的地域概念，寻求更大范围的人类发展空间，实现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和平等，是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人类伦理关系的发展图景。
其次，不能忽略对经济全球化持异议的“反对声音”。当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伦理前景抱定信心的同时，必须透过这些“反对的声音”看到在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的征程上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实际上，我们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是从总体上和趋向上而言，它并不表明在其发展进程中可以随时消除由于经济全球化自身内在的矛盾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因此，尽管有人将经济全球化看作“陷阱”存在偏执和片面，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这种“陷阱说”所揭示的伦理问题中得到启发，对经济全球化作出清醒的伦理评价：经济全球化从总体上说将推进人类整体和长远的发展，符合人类的伦理理想；但当人类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发生不同国家和地区彼此不合作的情形，并可能危及人类整体和长远的发展，对人类的伦理理想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既然冲突和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它们，并寻求解决冲突和矛盾的途径。从另一个角度说，眼前和今后出现的冲突和矛盾正是向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这一伦理理想迈进必然要遇到的，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的伦理理想是在协调和解决冲突与矛盾中不断接近于实现的。因此，从总体和趋势上说，尽管经济全球化可能在暂时和局部存在“祸”的因素，但“福”大于“祸”，“福”占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将给人类整体和长远发展带来“福音”。
二、经济全球化对利益相关各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市场经济形态中发生的，因而这种经济全球化化不能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按照经济学家的论述，市场经济也只能在理想的、纯粹的形态下为各市场主体提供一种形式上的、机会上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这种自由和平等只能意味着资本的自由和平等，如果再加上军事的、政治的条件，那么在世界市场上能够呼风唤雨的只能是那些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作后盾的国家的资本，而这些资本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全人类、全球的利益。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对于参与竞争的各个主体来说实际上并不是同等程度地有利的，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往往能占得竞争的先机，从而获取更大程度的利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样，市场经济形态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不能不意味着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关系，不同利益主体除了由交换需要产生的和谐之外，还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此外，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还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将其国内矛盾转移到世界市场或别国市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在缓和其国内经济矛盾的同时却激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因此，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游戏规则，但能够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表示认同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游戏规则尚未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范围的利益调整，如果抱守着旧有的伦理价值观念作为伦理评价的标准，显然是不适宜的。对于先富起来的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绝不希望看到经济全球化损害其既得利益，动摇其自以为稳定合理的国内和国际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保守主义的心态势必使得它们不能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角度对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调整作出道德上的让步。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它们希望有限的经济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充分的利用，并由此获得发展的机遇而从中受益；但另一方面，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它们又感到，由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牵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可以采取某些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的“特殊行动”来赢得经济发展上的“主动权”，控制世界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把它们的伦理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改变发展中国家带有本民族伦理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强权伦理”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义愤和强烈抵制。
经济全球化是在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发展程度高低不一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目标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上的优势互补，以求得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并且参与各方都能获益，共同推进现代化的顺利发展，这在伦理上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程，而是充满着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可以肯定，它将是在国与国之间不断地斗争中寻求共同发展的艰难历程，正因如此，经济伦理上的协调与商讨比简单的道德抱怨或道德义愤更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冲突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模式，不会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伦理关系的“陷阱”，而且由于客观存在着的各种伦理矛盾亟待找出解决的途径，这就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伦理上的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三、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市场规则、国际经济新秩序应以什么样的伦理原则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伦理准则中，公正是最基本的。一些人对经济全球化表示不满甚至义愤，都隐含着这样的判断，即经济全球化没有体现甚至损害了公正这一基本的伦理原则。发达国家的某些学者视过去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为公正，而经济全球化则要求发达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不能只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不能在实际经济交往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改变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的价值观念。这样一来，已经确立的发达国家视野中的所谓公正伦理关系就受到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它们对公正的世界经济环境的渴求异常强烈，对发达国家以它们的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支配世界经济交往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无疑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伦理目标。
公正的基本要求是自由与平等，在全球推行市场经济情况下，自由与平等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炫耀它是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到处强调国外市场的自由程度，并以自由程度的高低作为投资或进行贸易活动的依据。可在美国到处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实行经济交往中的自由呢？平等与自由同等重要，而不平等就意味着要侵犯别人或别国应当享有的权利。所以，在国际间经济交往活动中，不能以牺牲平等权利来为某种经济自由服务。某些发达国家常常以取消投资或缩减双边贸易来要挟别国作出损害平等的让步，从而可以“自由”地支配双边的经济交往，这是不符合公正原则的。双边或多边乃至全球的经济交往的确需要自由的经济环境，但不论国家大小、经济实力强弱，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作为经济主体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以这样的尊重平等权利的伦理观念为基础，才能塑造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自由的经济环境。
平等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从现代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起点”并不平等，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弱势地位，虽然与其内部存在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关，但重要的因素是长达几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上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交往有关。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先是凭借军事武力上的优势大肆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之后又将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迫使它们接受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市场规则，从中索取巨额利润，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完全有权利要求发达国家偿还这笔历史的旧债，发达国家从伦理上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求，在实际的国际交往和制定市场规则中也应该尊重这种“差距”的现实，由此出发，制定平等互利的新规则。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公正，不在于口头上、形式上把自由、平等、公正的调子唱得多高，而要看实际的经济交往究竟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在发达国家得利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得利并得到发展，还是发达国家的得利建立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
四、怎样对待经济全球化中的伦理差异性和普遍性？
国际经济交往的历史表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并不是一种纯经济性的过程，它常常与人类社会的不同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当我们从伦理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时，就不能不面对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尊重和协调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伦理文化传统？二是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带有普遍性的经济伦理是否存在？这两方面的问题构成了建立全球范围内普遍有效的经济交往规则和秩序的伦理基础。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在全球文化多极态势下，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只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必须充分考虑伦理文化多极化因素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只有在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伦理文化传统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才能讨论经济伦理的普遍性，换句话说，尊重是协调的前提。多种伦理文化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成果，它们根源于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文化演进过程，而且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显现出各自伦理文化的独特性，并已融进本国、本民族人民的心理和情感之中而世代相传。面对复杂的伦理文化差异性，简单地、粗暴地以一种伦理文化取代其它的伦理文化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经济交往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经济上绝对的强势力量，拥有最庞大的资本和最新的技术优势，但如果仅仅依凭这些经济能量就以为可以按照它们的设想实现经济全球化，似乎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的确需要资本的注入和新技术的支持，但这又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它们并不希望由此而改变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念，况且通过外部力量也难以改变一国的伦理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如果向别国输入本国的伦理文化，强迫别国接受；或者不顾别国独特的伦理文化背景，用强势的经济霸权来实施文化霸权，必然产生不同伦理文化间的冲突，进而给经济全球化造成伦理价值观上的障碍。因此，在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协调是最佳的选择。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考虑，相互合作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且不同伦理文化之间也绝非完全对立，总是有相互协调的伦理因素，因此，伦理文化存在差异性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种差异性能够促进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普遍经济伦理的发展。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人类不断交往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准则和规范，诸如诚实、信任、平等及互助等，它们作为“底线伦理”已被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使得人类社会能够进行广泛而普遍的交往，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达成社会生活诸领域中人们普遍遵守的伦理秩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伦理才有可能形成。其次，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活动在国际间的不断渗透，客观上需要建立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经济伦理秩序，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在当今世界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我们有理由认定，在全球性经济交往中显然已经存在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伦理规则，否则，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就不能够展开。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是，已经存在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伦理规则是否都是公平合理的？其中是否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霸权”来实施“伦理霸权”并迫使发展中国家认同和接受它们制定的经济伦理规则？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探讨的。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对建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带有普遍性的经济伦理的信心，相反，解决目前存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伦理规则中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在公正原则指导下，修正和调整旧有的不合理的经济伦理规则，补充和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有效的、合理的经济伦理规则，从而推进全球经济交往新秩序的建立。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中的伦理，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全球经济伦理新秩序就能够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所有问题和矛盾。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性问题，它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及法律等诸方面的关系，只有处理和协调好这些关系，全球经济伦理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否则，有关经济全球化伦理问题的讨论只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