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家庭语言规划
——以苏中三市调查为例
顾祯艳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苏中三市家庭语言规划总体呈现出良好状态，开始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和潜在效益，转向更高层次的语言需求；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家庭域语言管理者整体规划的意识不至位，并且在家庭语言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单薄。
关键词： 乡村振兴；家庭语言规划；苏中三市
一 调查背景
在当代语言生活中，“语言规划”这一概念多与“语言政策”相联系，国内很多学者也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并举使用。但语言政策侧重行政行为，因此多与国家、社会等宏观层面上的范畴相联系。从现有的成果来看，绝大部分的语言规划研究和践行都集中于公共领域，对微观领域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然而，研究显示语言规划同样运作于微观层面，目前国内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至了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性，但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阙如（李英姿，2018）。
李宇明（2012）将语言生活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多位学者也呼吁同时展开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级的语言规划研究，以求能对语言生活进行有效引导和科学管理。家庭隶属于微观层级下的典型语域，对家庭语言规划进行调查研究将大大填充微观领域的语言规划，形成较为完整的语言规划体系。
病死猪眼脸水肿，耳部和尾部有一小块出血斑，阴鞘积尿；打开腹腔可见肝脏有出血斑、脾脏周边有锯齿状梗死，肾脏上布满针尖大小出血点，肠系膜胶冻样水肿，肠系膜淋巴结肿大，肠道粘膜有卡他炎症，胃萎缩，划开胃大弯浆膜下有透明的水肿液，大肠的回盲瓣处多个纽扣状溃疡，膀胱内有出血点[1]。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该战略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实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而要实现乡风文明，关键在于提高乡村文明程度。目前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文明程度亟待提高，乡村的语言生态环境中不文明、不规范、不健康、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家庭作为社会终端组织，在这一语域进行有效管理和规划对构筑乡村振兴进程中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具有基础性意义。
目前，与语言规划研究相关度最高的理论是Spolsky的语言规划理论框架。Spolsky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早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区分了语言规划相互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这一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内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但该理论的提出并非针对家庭语域，因此存在泛化和过度使用的问题。作为语言规划微观层面的家庭语言规划应遵循宏观语言规划的理论体系，但更应深入探索和扩展新的研究空间。
本文在Spolsky语言规划理论框架的参照之下，考察正处于乡村振兴进程中典型地区的家庭语言规划现状，以当前国内家庭语言规划中相对重要的三个构成要素作为展开点进行调查，即语言期望、语言教育和语言需求。
二 调查设计及结果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遵循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中“以镇带村、以村促镇”的原则，选定苏中三市52个村镇为辐射点进行问卷发放。52个村镇基本均匀分布，实现区域地理上的全覆盖。由于各个家庭内部的语言规划各具特色，规划最终达至的效果也无法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因此本研究以个案访谈法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
苏中地区是形成于江苏南北区域之间的传导纽带，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正处于亟待崛起的关键时期和特殊阶段。对于这一特定时期和地区的调查研究有利于探求家庭语言规划与乡村振兴及语言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改善乡风文明、构建和谐美丽社会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扬州、南通和泰州是苏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潜在的振兴崛起实力，符合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家庭语言生态建设的要求。
这时，陈副市长打来电话，尹爱群心头一喜，让这铁杆哥们给指点指点吧。可是话题刚冒出，就被陈副市长打断，约他到一处茶馆见面。陈副市长戴着墨镜，把衣领掀得高高的，像个地下党员。
1.不同语种学习需求
此次调查共发放700份问卷，回收680份，回收率为97.14%，其中有效问卷有632份，有效率为92.94%。相关数据通过问卷星软件录入系统，并采用SPSS等专业方法进行处理和分析。另外，通过27组个案访谈对部分调查内容进行补充研究。
通过与投入语言教育的家庭访谈，家庭语言教育的投入大部分是用以购买语言类书籍文具或者参加语言类辅导班，其目的多集中于“考试、过级、拿文凭”和“未来找个好工作”。至于其产出效益，根据访谈者的直观感受描述，除了在语言考试方面有短暂效果之外，真正实现语言能力提升的少之又少。也就是说，语言教育的经济投入在现实中收效甚微，家庭语言教育产投不平衡。
三 乡村家庭语言规划特点分析
（一） 多种因素促成语言期望
在家庭语言规划真正进行之前，家庭语域中已存在语言期望。语言期望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一个是国家层面，即政府对国民的语言期望，体现在国家语言规划之中；一个是公民层面，即公民自身的语言期望，体现在公民对自己后代的语言要求和培养上。”（王立，2008）本文所关注的是公民层面的语言期望，而家庭语境正是这种语言期望产生的最常见环境。这种语言期望或是受国家宏观语言政策影响而形成，或是受个人知识层次、生活经历和价值理想等因素影响而形成。
诸暨市镇级便民服务体系主要依靠乡镇行政服务中心提供公共服务而形成。2012年初，诸暨市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手段，按照“合法合理、高效便民”的原则，启动乡镇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其主要做法是：
此次语言期望调查针对几种在家庭语境中常见的语言变体，考察调查对象希望自身或下一代学习普通话、方言和外语的程度，按“不希望”“不太希望”“无所谓”“希望”“要求一定会”排列。数据显示，苏中三市调查对象对普通话的语言期待最高，有72.47%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自身或下一代“要求一定会普通话”，其次是外语，最后是家乡方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乡村振兴也需融入新时代深度开放的格局之中，这样的社会属性对人才的要求也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人的语言适应和运用能力。现阶段苏中乡村的开放性逐渐深化，而家长对孩子的语言期望也随之提高。这里语言期望的变化受不同语言实用价值的影响，就业前景和社会发展使人们切身感受至普通话和外语的实用价值。所以说，语言的实用价值既是一种潜在影响，也是一种需求牵引。家长正是看至了语言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巨大的潜在需求，才意识至培养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要意义，并且在自身和下一代身上寄寓了这种语言期待，以求拥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基础去适应开放的社会环境。
李耕老师签字赠我的散文诗选集名《爝火之音》。这是自谦。“爝火，犹炬火也，亦小火也”（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
不过，除了社会投射给语言的实用价值和潜在需求之外，调查对象个人的文化程度也是影响其语言期待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结果显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被调查者对于“要求一定会普通话”和“要求一定会外语”的需求呈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人口素质结构决定着语言期望的结果，从而影响语言选择。具体而言，文化程度与对普通话学习的需求呈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对自身和子女普通话学习的需求度也越高。
（二） 语言教育产投不平衡
语言教育是家庭语言规划的内核之一，也是家庭语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主体部分，与语言教育直接相关的便是教育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家庭语言教育的投入应包含经济投入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付出成本等，而产出指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等。此次调查在语言教育投入方面选取了最直观、可量化的经济投入成本，但产出很难量化，因此以访谈的形式加以补充。
统计显示，苏中三市大部分乡村家庭并未对语言教育进行投入，而近21%的被调查者家庭语言教育的具体经济投入成本表示不清楚。在具体可察的家庭语言教育经济投入数据中，“2千元以下”和“2千—5千元”占比较大，分别为8.7%和6.9%。
在排除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情况下，家庭语言教育经济投入与家庭的经济情况直接挂钩，经济收入的高低客观限制了语言教育的投入。针对家庭语言教育经济投入和家庭经济情况之间的关系，这里将调查对象的经济收入和语言教育的投入情况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分析。
2) 对于双风管系统，可根据每个房间设定的温度实时调节2种不同温度的空调送风混合比例，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房间的个性化控制精度是这4种方案中最高的。缺点是每个房间都会存在冷热风的混合，造成能量损失，在送风量基本不变、部分负荷下，风机能耗依然很大，总的能耗要高于另外几种方案。
数据显示，在苏中乡村地区对母语教育的需求比外语更强烈，学习普通话的需求达78.16%，而学习外语的需求仅60.28%。这一现象与苏中乡村地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和振兴进程中的特殊定位有关。语言在当下社会已经不单单是交流工具，更成为人们谋求职业和薪酬的一种重要能力资源。调查对象对不同语言经济价值的感知成为其学习需求的牵引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激励是影响苏中地区家庭语言规划需求的重要因素。经济振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苏中地区调查对象对普通话学习的需求较为强烈。至于外语学习需求比普通话低，可与调查对象的就业地域倾向和职业定位选择联系起来。关于就业地域倾向的数据显示，调查对象更倾向于“长期留在本地就业”，占比超70%，仅有19.62%的对象希望去外地发展、1.42%的对象希望海外发展。对于这样尚未形成全球性人员流动的地区，在语言经济性原则指导下，外语习得并非必要，因此外语需求不如普通话。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已经与个人发展和经济增长挂钩，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从语言上实现脱贫致富可进行深入研究。
为保证通道N-1安全约束，并避免交直流环流两个条件，可得出柔直系统有功功率区间为[188 MW,402 MW]。
（三） 语言需求呈现多样化
语言需求指言语者在语言使用方面因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是内外环境客观作用下的心理反应。语言需求间接指向现阶段家庭语言规划的空缺之处，为指导家庭语言规划奠定基础性资料，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此次调查对现阶段苏中三市乡村家庭在语言方面的需求进行了诸多方面的考察，涉及至对不同语种学习的需求、各项语言能力习得的需求和家庭语言教育咨询指导的需求。
问卷内容的构成以语言期望、语言教育和语言需求为三个主要部分，其中，语言期望具体化对各种语言变体学习的期望程度，语言教育具体化为投入与产出问题，语言需求具体化为对不同语种学习、语言能力习得及家庭语言规划指导的需求。
数据显示，除了无收入和1万元以上收入群体，其他群体在家庭语言教育上的投入与个人月收入成正比例关系。其中需要说明的是，1万元以上收入人数仅有15个，因此不列入有效数据中；无收入群体中大部分都是退休老人，而家庭语言教育投入多由子女承担，与退休老人个人收入的关系并不紧密。总之，此项交叉分析可以说明，经济情况确实是影响家庭语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客观条件上直接限制了投入的可能和多少。
2.各项语言能力习得需求
西洋哲学-讲师为费诺罗萨。参考斯宾塞(译者注：Herbert Spencer)《世态学》和摩尔根(译者注：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讲授社会学，并以施瓦格勒(译者注：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哲学史》(英语抄本)为教科书，讲授近世哲学史与康德(译者注：Immanuel Kant)哲学等。
关于各项语言能力习得的需求，调查中涉及至的有基本听说能力、书面阅读能力、写作应用能力、日常生活语言沟通能力以及网络语言交际能力。其中，调查对象对书面阅读能力和日常生活语言沟通能力的需求较为突出，分别达至54.27%和51.42%。这反映了调查对象对语言能力要求的提高和语言素养的提升，其语言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本听说能力，而是上升至书面阅读能力，甚至是语言表达能力。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因人口结构、劳动力价值、资源配置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平衡带动了各地人员的频繁流动，乡村开始出现城镇化趋势。城镇化的需求不仅是针对区域发展而言，更应落实至人的城镇化，语言能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减少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距离，增强其自身身份的认同度。而如何更加准确、快捷地在短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如何更加精致、深入、形象地进行表达，这些正是更高层次语言素养需求的表现。
3.家庭语言教育咨询指导需求
对于家庭语言教育理念和方法咨询的需求，调查对象并未显示出特别的意愿倾向，数据显示，22.15%的调查对象需要家庭语言教育方法咨询，而家庭语言教育理念咨询的需求仅有19.46%。结合此次访谈内容可知，大部分调查对象对家庭语言教育这一概念并不了解，因此呈现出顺其自然、无所谓的态度，这指向苏中地区语言教育场域固化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不论是普通话教育还是外语教育，在输出渠道上学校教学都是占绝对优势的，达68.2%和69.94%。这也说明，苏中乡村地区的语言教育基本都是通过教育体系渗透的，而在家庭场域中即便存在语言规划，也多是无意识、不自觉的。可以说，苏中地区家庭语言规划的内部驱动力还未被真正调动起来，语言教育输出渠道单一是当下苏中乡村地区语言生态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乡村语言生态建设应在宏观层面上构建多元化的语言教育框架、在微观层面上加强家庭成员语言规划的意识，从而实现在教育层面的乡村振兴。
四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苏中三市家庭语言规划总体呈现出良好状态，开始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和潜在效益、转向更高层次的语言需求；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家庭域语言管理者整体规划的意识不至位，并且在家庭语言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单薄。
目前，大部分家庭语言期望的形成或语言教育的投入是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同时牵引的结果，家庭语言规划的内部驱动力还未被调动起来。因此，家庭域中负责教养的成员需树立起积极的家庭语言规划意识以及对多种语言变体准确的价值认知，同时根据各自不同的家庭模式对每个成员进行具体个别化的语言规划。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教师每五年一周期的继续教育学习，在教师的专业成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课程则是教师继续教育这个宏大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开展教师继续教育活动、实现教师继续教育目标的载体，更是统整“碎片化”教研活动、提高教师职后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节点。区域教师培训机构的使命之一是立足教师的专业发展，不断完善“研修一体”课程体系，开展教师研修课程创新的实践研究，提升研修的专业化水平。
此次调查家庭语言规划所显示出的问题不仅指向家庭内部规划者语言意识的淡薄，更直接指向苏中乡村地区现阶段家庭语言规划领域源头的空缺。没有人来研究，没有人来指导，缺乏自下而上压力的考量，导致这一领域存在数量少、质量差、隐性大的问题。因此，相关文化部门和语言机构需要重视并严肃对待这一现象，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家庭语言规划进行指导。比如，将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价值和可行手段渗透进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或者专题性讲座系列之中，使群众在生活中多渠道、多样化地接触至这一方面的知识和指导。
参考文献
[1] 李英姿.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语言战略研究 ，2018，3(01)：58-64.
[2] 李宇明.论语言生活的层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05)：1-10.
[3] 王立.语言期望与中小学生的语言成长[J].语言文字应用 ，2008(04)：35-42.
本文引用格式： 顾祯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家庭语言规划——以苏中三市调查为例[J]. 教育现代化 ，2019，6(41)：170-172.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41.071
基金项目： 本文是扬州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当代家庭代际关系下的语言规划”（项目编号：x20180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顾祯艳，女，汉族，江苏昆山人，江苏省扬州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