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李德的行踪和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行踪论文,李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德，自称德国人，护照上的姓名是奥托·布劳恩，自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也叫过华夫。
李德于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当军事顾问。1933年10月由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1935年，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遵义时，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为紧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从此李德结束了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那么，李德在遵义会议后的行踪和表现如何呢？
据陕西省郑生寿主编的《国际友人在延安》一书记载的史实如下：
遵义会议后， 李德先随红一军团行动， 后又随中央纵队行动。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编为左、 右两路军后，李德就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 月初被派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去任教。此间，当他得知陈昌浩妄图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随张国焘南下并分裂红军时，曾上前拦住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并且把李特从马上拉下来，硬要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也不得把部队拉走。李德此举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了。”9月12日， 俄界会议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李德为编制委员会主任。他随陕甘支队艰苦行军，克服了路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李德在事实的教育下，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胜利。”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李德随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不久，他参加了红军参谋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军事学校。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后，李德对毛泽东所作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内容很不理解，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同时进行国外帝国主义力量和国内反革命力量的战争是必要的”这句话“是一个宗派的、冒险的口号”。这是由于他一贯奉行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顽症所致。李德又于1936年1月在列席军委会议时，反对我军的东征战略方针， 硬把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的目的歪曲为“毛有意地想引起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为一方，以国民党和日本为另一方的冲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此后，就不再邀他列席此类军事会议了。此后，他写信给中共中央，竭力反对我军东征计划。当东征胜利回师时，他于1936年5月5日，应邀列席中央政治局在延川县太阳寺召开的一次会议，不得不为阻止我军东征一事作为了自我批评。
以后，李德先后在红军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在红军学校任教期间，他协助建立和训练了一个骑兵团。1937年1月， 他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住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距毛泽东的住处仅有五分钟的路程。他在此处住了两年多，直到回莫斯科为止。此后，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抗大讲述战术课。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为军事研究会委员，担任该委员会下设编委会主任。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他又反对毛泽东关于坚持统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1937年2月，李德曾向王明提出回苏联的要求。 因当时苏联正在搞清洗，王明提醒他，若此时回苏，有被流放和枪杀的危险，使他打消了回苏的念头。李德觉得既然暂时回不了莫斯科，就准备留在中国。于是，在1938年的某一天，他向陈云提出请求，希望将自己转为正式党员，以便参加中共党内生活。不久，此请求便得到满足，编在红军后方司令部活动，主要目的是在这里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其名义职务仍是顾问。此后他又活跃起来了。
1938年8月30日，李德奉共产国际之命，随周恩来、邓颖超、 毛泽东同机飞回莫斯科。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时间最长的军事顾问。 离开延安后，1941年到1948年他在苏联克拉克斯戈尔斯克任教，在卫国战争中负责政治工作。后回民主德国，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李德陆续发表反华文章，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群众斗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革命和建设，进行公开的歪曲和攻击。1969年再次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连续在《地平线》周刊上发表《从上海到延安》一文，借回忆录之名歪曲史实，攻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1973年，他把前几年发表的有关回忆录加以整理补充，写成《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发表，书中用大量篇幅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奥托·布劳恩退休时定居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4年8月15 日病故，终年73岁。苏联《大百科全书》称他为“德国和国际共运的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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